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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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
舜，因其曾为有虞氏部落首领，故又称虞舜。姚姓，相传其目中有两个瞳子，所以又名重华。《孟子·离娄篇》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诸冯，在诸城城北五公里处，村头有舜祠；村中曾有一古井，名曰“舜井”，相传舜曾饮于此；村北有土阜，名曰“历山”，据说舜曾耕于此。
舜之父目盲，名曰瞽叟。舜母早亡，其父续娶继室，生子名象。“父顽，母嚚，弟傲。”“瞽叟爱后妻子”，继母与弟亦视舜为眼中钉，三人“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尽管处境凶险，但舜“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舜因而成为史上著名的“二十四孝”之首，二十岁时即以孝行减免于天下，堪称仁孝之典范。
舜三十岁时，有一次帝尧让四方首领推荐可用之人，大家皆举荐虞舜，言其才堪大用。于是尧决定对舜进行试用和考察。尧“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在舜的教化和影响下，“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尧九男皆益笃。”“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尧让舜掌管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五种礼教，百姓均按五教行事；让其用五教整饬百官，百官皆遵制守法。让其在国门外招待来使，国门肃穆庄严，各方诸侯和宾客皆十分钦敬。尧让舜进入山林川泽，遇到暴风雷雨，舜仍能前行，不迷失方向。尧乃知舜足以授天下。此时尧已年迈，遂让舜代行天子之政，舜时年五十岁。
摄政后，舜每五年巡视天下一次，各地诸侯每四年朝见一次。舜向天下宣告自己的政令，察明各地的政绩，根据功绩大小赏赐车马服饰。舜立天下为十二州，派人疏各地的河流。他用图画的方式公布刑法，用流放的办法减免五刑，用鞭子作为官府的刑具，并规定罪犯可以用金钱来赎刑。对偶然过失犯罪的予以赦免，对怙恶不悛的施以重刑，并告诫施刑者务必小心谨慎。舜对各项重大事务一一进行妥善处理。惩办放纵作恶的共工、三苗；诛杀劳民伤财、治水无功的鲧，起用鲧的儿子禹负责治水；放逐浑沌、穷奇、梼杌、饕餮等四个凶恶的家族。于是帝都四门大开，再无作恶之人。尧之子丹朱不贤，不堪重任，因而尧去世前将帝位传给了舜。
舜六十一岁即天子之位。他广开言路，令地方首领评议天子的品行。广施恩德，偏远的部族纷纷前来归顺。疏远谗佞之人，注意选贤任能，让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益、彭祖等人掌争讼、礼化、畜牧、农业诸事，舜每三年对其考核一次政绩，考核三次后决定升迁或罢免。舜划定九州的疆界，各州皆以当地特产前来进贡。舜执政时，疆域方圆五千里，延伸到遥远的不毛之地。四海之内，无不感戴帝舜的功德，“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舜即位后，“载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谨，如子道。”“封弟象为诸侯。”舜之子商均不成器，舜遂将天子之位禅让给了治水有功的禹。
舜年老后，一次到南方巡视，娥皇、女英随行。二妃逗留于湘水。舜不幸卒于苍梧之野，葬于九嶷山。二妃闻听舜崩，悲恸大哭，泪水哭干，继之以血，血泪洒在竹子上，将竹染得点点斑斑。后来二妃投水殉夫，双双化为湘水女神，从此湘水洞庭君山上生长一种著名的特产--“斑竹”，又名“湘妃竹”，上面的斑痕据传为湘妃的血泪化成。
公冶长
公冶长(公元前519～前470)，名长，字子长，春秋齐人。为孔子弟子，孔门七十二贤士之一，孔子的女婿。自幼家贫，勤俭节约，聪颖好学，博通书礼，德才兼备。鲁君多次请他为大夫，但他一概不应，而是继承孔子之志，教书育人，终生治学而不仕，成为著名文士，深为孔子赏识。
相传公冶长能通鸟语，并以此无辜获罪。孔子说他“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并“以其子妻之”。长婚后，生有二子，一曰子犁，早亡；一曰子耕。
公冶长墓，坐落于诸城锡山子东南麓，封土为圆锥形，高三米，底径十米。墓上方原建有公冶长祠，明弘治六年(1493)始移建于墓前。清乾隆《诸城县志》载有公冶长墓与祠的平面图，并有自明正德十年(1515)以来三次修缮的情况记述。今祠已毁，墓尚存。山下有近贤村(原名公冶场，今称先进村)，相传为公冶长故里，村内藏有公冶氏祖谱。
唐开元二十七年(739)，玄宗追封公冶长为莒伯。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真宗追封其为高密侯。南宋咸淳三年(1267)，度宗诏令以“高密侯”从祀孔子。明嘉靖九年(1530)，世宗封公冶长为“先贤公冶子”。
梁丘贺
梁丘贺，字长翁，琅邪诸县(治所在今诸城乔庄村东)人。西汉时今文《易》学“梁丘学”之开创者。先从杨何弟子太中大夫京房受《易》，后更事田王孙。宣帝时，召为郎，以筮事有应，任太中大夫、给事中，至少府。贺为人小心周密，为宣帝所信重，与施雠、孟喜、京房同被列为学官。其所开创之《易》学，对后世影响甚大。
贺传子临。宣帝时临亦入朝说《易》，为黄门郎。甘露(公元前53～前50)中，曾奉使问诸儒于石渠。临学精熟，专行京房法。宣帝选高材郎十人从临讲，并由临代五鹿充宗为少府。
《汉书·艺文志》之《易》类载：“《章句》施、孟、梁丘各二篇。”今佚。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周易梁丘氏章句》一卷。
贡禹
贡禹(公元前124～前44)，字少翁，琅邪(治所在今诸城)人。西汉经学家、政治家。
贡禹始事赢公治《公羊春秋》，学成于眭孟。以明经、洁行著闻。宣帝时，征为博士、凉州刺史，后因病去官。复举贤良，为河南令，岁余，又去官。元帝初即位，征禹为谏大夫，数虚己以问政事。是时年岁不登，郡国多困，贡禹乃上疏言节俭爱民之意，常引《春秋》、《论语》以立论。元帝善其忠，乃下诏令太仆减食谷之马，水衡减食肉之兽，省宜春下苑以与贫民，又罢角抵诸戏及齐三服官，并升禹为光禄大夫，时禹年已八十岁。顷之，遂上书“乞骸骨”，愿“及身生归乡里”。元帝不许，复令禹为御史大夫，列于三公。数月后，卒于官。
自禹在位，数言得失，书数十上，要皆归于扶本爱民，节俭利国。元帝多采纳之，民因之亦受其惠。禹临终前数月，尚奏请罢郡国庙，定汉宗庙迭毁之礼。卒后，元帝追思其议，下诏施行。
诸葛丰
诸葛丰(生卒年不详)，字少季，西汉琅邪(治所在今诸城)人。其故里葛陂，约在今普庆村南。
丰以明经为郡文学，以特立刚直名世。贡禹为御史大夫，除丰为属，举侍御史。元帝擢为司吏校尉，刺举无所避，京师为之语曰：“间何阔，逢诸葛。”言丰为司隶校尉，执法严正，害人者遂久阔而不相见也。元帝嘉其节，加丰秩光禄大夫。时侍中许章以皇帝贵幸，淫奢而不守法规，其属下犯事，牵连及之。丰具文弹劾，方欲奏其事，适逢许章私出，丰遂举节令其下车，欲逮捕之。章逃入宫门，乞哀于天子。于是元帝收回丰节。丰不胜愤懑，上书求“赐清宴”，不许。是后所言益不被用，丰遂上书言其对谗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忠臣沮心、智士杜口之担忧。又以丰常于春夏间逮治犯人，而汉朝惯例春夏不杀人，因而在位者多言其短，元帝复徙丰为城门校尉。丰上书告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元帝谓丰“告案无证之辞，暴扬难验之罪”，免丰为庶人。后卒于家。
丰之后人迁居阳都，多有显者，诸葛亮即为其中之一。
师丹
师丹(？～5)，字仲公，西汉琅琊东武(今诸城)人。初从匡衡学《诗》，被举孝廉为郎。元帝末，征为博士。成帝初，出任东平王刘宇太傅。丞相翟方进、御史大夫孔光推荐师丹“议论深博，廉正守道”，征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历任少府、光禄勋、侍中等职，甚受尊重。成帝时，外戚王氏专权，师丹屡次得以升迁。成帝末，立定陶王刘欣为太子，师丹任太子太傅。
哀帝即位，师丹以太子太傅迁左将军，赐爵关内侯，领尚书事。不久，代王莽为大司马，封高乐侯。月余，迁大司空。哀帝虽得力于王氏才做了皇帝，但他不愿继续受王氏控制，即位后不断削弱王氏势力，同时重用自己的外戚丁氏、傅氏。对此，师丹颇有异议，他认为，哀帝应充分尊重成帝在世时的安排，少所变更，才能体现孝道。师丹公开反对为哀帝生父刘康、生母丁姬和祖母傅太后加尊号，反对大封丁、傅二氏和罢免王氏成员，因而得罪了暗中操纵哀帝的傅太后，遂逐渐被哀帝疏远。
为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师丹等提出抑兼并限奴婢的建议，史称“限田之议”，主要内容为：王侯吏民占田不得超过三千亩；奴婢数目，诸王限二百人，吏民不得超过三十人等等。该办法遭到外戚丁氏、傅氏和权臣董贤的反对，因而未能实行。后来，依附丁、傅而位至丞相的朱博再次明确要求追究师丹反对为丁、傅两后加尊号的罪责，师丹被免为庶人，遣返故里。
平帝即位，王莽秉政，王氏重新用事，师丹被赐爵关内侯。元始三年(3)，朝廷再度表彰师丹不屈服于丁、傅势力的“忠君”精神，封师丹为义阳侯，食邑两千一百户。不久，师丹去世，谥节侯。
伏湛
伏湛(?～37)，字惠公，琅邪东武(今诸城)人。东汉经学家。湛九世祖胜，字子贱，即所谓“济南伏生”。高祖孺，武帝时讲学东武，遂移家于此。父理，曾学诗于匡衡，由是《齐诗》有“匡伏之学”。理为当世名儒，以《诗》授成帝，为高密王刘宽太傅。
湛性孝友，少传父业，教授数百人。成帝时，以父任为博士弟子。五迁，至王莽时为绣衣执法，使督大奸，迁后队属正。更始帝刘玄立，以为平原太守。时天下大乱，而湛独晏然，教授不废。尝谓妻子曰：“夫一谷不登，国君彻膳；今民皆饥，奈何独饱?”乃共食粗粮，分其俸禄以赈乡里，寄食其家者至百余户。其门下都管欲鼓动伏湛乘机起兵，湛斩之。于是平原一境咸赖以安。
光武帝刘秀即位，知湛乃名儒旧臣，征拜尚书，使典定旧制。建武三年(27)，代邓禹为大司徒，封阳都侯。时彭宠反于渔阳，光武帝欲自征之，湛以“京师空匮，资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边外”为由谏之，帝乃不亲征。同时，徐少等万余人据富平，东汉官兵连攻不下，光武帝知湛素为青、徐之人所信，遣湛往招，徐少等即日降。后坐事免官。建武六年(30)，徙封不其侯，遣就国。建武十三年(37)夏，朝廷再征，未及就位，于光武帝接见时，即因中暑病死。
湛以礼乐为政化之首，颠沛犹不可违。其为人，笃信好学，守死善道。髫发励志，白首不衰。经为人师，行为仪表，甚为时人所推重。
湛有三子：曰隆、曰咸、曰翕。隆字伯文，少以节操立名，仕郡督邮。光武拜为太中大夫，使持节招降青、徐二州郡国，为割据齐地的张步所杀，光武谓有苏武之节。翕嗣不其侯爵，先后传子光、孙晨、曾孙无忌。
湛弟黯，字稚文，通晓《齐诗》，改定章句，作《解说》九篇，位至光禄勋。无子，以湛兄子恭为嗣。伏恭(前6～84)，字叔齐，少传黯学，以父任为郎。建武四年(28)，出为剧令，视事十三年，治绩尤异。太常试以经学，名列第一，拜博士，迁常山太守。敦修学校，教授不辍，由是北州之人多习伏氏之学。明帝永平二年(59)为太仆，四年(61)拜为司空。在位九年，以病乞归。章帝元和元年(84)卒，年九十。
伏无忌
伏无忌(生卒年不详)，琅邪东武(今诸城)人，伏湛玄孙，献帝伏皇后曾祖。东汉经学家。
伏氏为儒学世家。无忌能传家学，博物多识。顺帝时，为侍中、屯骑校尉。永和元年(136)，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朝廷所藏“五经”及诸子百家、艺术之书。元嘉(151～153)中，桓帝复诏无忌与黄景、崔蹇等共撰《汉记》；无忌又自采集古今文献，删著事要，号曰《伏侯注》。其记事，上自黄帝，下尽汉质帝。是书唐时犹见，今已佚。现存《伏侯古今注》为辑佚本，但仍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无忌女为顺帝贵人，子质，官至大司农。孙完，配桓帝女阳安公主。完子典，嗣官屯骑校尉；女寿，为献帝皇后，后被曹操所杀。
伏寿
伏寿(?～214)，琅邪东武(今诸城)人，大司徒湛之八世女孙。父完，深沉有大度，袭爵不其侯，为桓帝驸马。完初为侍中，迁执金吾，复拜辅国将军，仪比三司。以政在曹操，自嫌尊戚，乃上印绶，拜中散大夫，寻迁屯骑校尉。建安十四年(209)卒。
伏寿于献帝初平元年(190)入掖庭为贵人，兴平二年(195)立为皇后。献帝东归许昌，时曹操专权，内外多被诛杀。寿目睹此状，心怀畏惧，乃与父完书，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完不敢发难。至建安十九年(214)，即伏完死后五年，事情泄露。曹操大怒，逼迫献帝废去伏后。策下之日，曹操派兵入宫收捕伏后。伏后藏匿夹壁中，被搜出，披发跣足，状甚凄惨，献帝竟不能救。伏后顾谓持节策诏之郗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遂被下暴室，以幽囚而死。
伏寿主持后宫凡二十年，与献帝患难与共，颇称贤后。死后，其兄弟及宗族被牵连而死者凡百余人，母樊盈等十九人流放涿郡。
苏轼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
苏轼为苏洵之次子(长子夭折)，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与弟苏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后任凤翔府判官。神宗熙宁二年(1069)，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遭排挤，于熙宁四年(1071)被命通判杭州，熙宁七年(1074)改知密州(治诸城)军州事。苏轼知密州时，正值蝗旱相仍、民不堪命的灾荒之年，经常为不能减轻灾害而内疚。他在《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中写道：“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为了让百姓活下去，他主张及时救灾，坚持如实报告灾情，要求减免赋税，反对“坐观不救”。他亲自带领僚属下野捕蝗，并以米奖励捕蝗之人。他在常山凿雩泉，建雩泉亭，并亲率僚属前往祈雨。久旱得雨之后，他高兴无比，即赋《次韵章传道喜雨》一诗，表达他急农夫之所急、喜农夫之所喜的真挚感情。
尽管反对王安石变法，但苏轼目睹民不聊生的现实和新法的某些效益，逐渐改变了对新法一概反对的态度，而从救国救民的愿望出发，有条件地执行新法，尽量利用新法的积极方面，给百姓以某些好处，并断然抵制了害民的“手实法”。苏轼的思想由保守转为改良。
苏轼勤于政事，精于察访，密州遍布其足迹，且每有感触必吟诗作文以抒情怀。他对密州的民情、军事、政情十分了解，一遇变故即泰然有方。《宋史·苏轼传》载：“有盗窃发，安抚司遣三班使臣领悍卒来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诬民，入其家争斗杀人，且畏罪惊溃，将为乱。民奔诉轼，轼投其书不视，曰：‘必不至此’。散卒闻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
知密州两年，苏轼广泛接触现实生活，加深了与劳动人民的感情，丰富了艺术创作实践，创作诗、词、赋、记等凡二百三十首。其作品题材多样，从咏史抒怀、抨击时弊、关心民生疾苦到山水景物、题画酬赠，无所不包。他的豪放词风亦形成于此时。《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江城子·密州出猎》、《江城子·乙卯正月三十日夜记梦》、《超然台记》、《盖公堂记》等名篇为世人广泛传诵。苏轼深爱密州的山山水水，密州的许多自然风光皆成为其笔下的生动素材。“半城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前瞻马耳九仙山，碧连天，晚云间。城上高台真个是超然”等诗句，生动地描绘了密州美好的自然景色。
熙宁九年(1076)十二月，苏轼罢密州任，改知河中府，他在《留别雩泉》诗中写道：“举酒属雩泉，白发日夜新。何时泉中天，复照泉上人。二年饮泉水，鱼鸟亦相亲。还将弄泉手，遮日向西秦。”表达了对密州大地、密州人民的浓厚感情。行前作诗赠新任知州孔宗翰：“朱轮未及郊，清风已先驰，何以累君子，十万贫与羸。”希望其为密州人民解除苦难。后来，密州百姓先后在超然台上建苏公祠，塑苏公像，修慕贤亭，以表敬仰与怀念之情。
赵挺之
赵挺之(1040～1107)，字正夫，北宋密州诸城人。神宗熙宁年间举进士。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兴学校，赵挺之被选为登州教授，后为棣州教授，元丰末年迁为德州通判。任德州通判期间，积极推行“市易法”，时黄庭坚监德安镇，谓：“镇小民贫，不堪诛求，若行‘市易法’，必致星散。”二人各执己见，公文往来不绝，士人传为笑谈。
哲宗即位，赐士卒缗钱，知州贪而不按时给，士卒怨怒，持木棍拥进府门。知州躲藏，左右尽走，独挺之坐于堂上，问明情由，立发库钱，并处治了为首者，士卒才安定下来。
哲宗时期，召试馆职，擢赵挺之为秘阁校理。时苏轼为翰林学士，谓：“挺之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岂堪此选？”极力反对赵挺之任职。挺之升为监察御史后，即弹劾苏轼，言苏轼有“民亦劳止”之语，是为诽谤先帝神宗，苏轼因而被贬为杭州知州。继而，挺之亦遭劾，被贬谪为徐州通判，不久改知楚州。
后，挺之入为国子司业，先后任太常少卿、吏部侍郎，除中书舍人、给事中。一次，挺之奉命出使辽国，辽主轻视之，称病未能亲宴，使近臣在馆驿接待，礼属同诸国。挺之据理力争，方使辽主正其礼遇。徽宗即位后，挺之被迁为礼部侍郎。建中靖国元年(1101)，拜御史中丞，并任钦圣后陵仪仗使。时人任伯雨言：“挺之始因章惇进，既诌事蔡卞，及蔡卞黜责，又谄事曾布，出入门下，殆无虚日。”
时权相蔡京得势，对哲宗初期执政的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元祐党人”加以窜逐或监管，并由徽宗书其名姓，勒石为碑，立于朝廷端礼门。挺之因排斥元祐党人不遗余力，很得蔡京赏识。崇宁元年(1102)五月，挺之由吏部尚书拜尚书右丞，八月进为尚书左丞。崇宁二年(1103)四月，任中书侍郎。崇宁三年(1104)九月，再拜门下侍郎。崇宁四年(1105)三月，由左相蔡京力荐，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居相位后，挺之看出蔡京居心叵测，便与之争权，多次上书皇帝，奏陈蔡京奸恶，并请求辞官以避蔡京。同年六月，徽宗罢蔡京为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留京师。
崇宁五年(1106)二月，挺之乞归青州，将入辞，恰彗星出现，徽宗思过，旬日之间尽除蔡京所施诸法，并召见挺之，曰：“京所为，一如卿言。”徽宗因挺之奏蔡京援引私党，布列朝廷，又建四辅，非国家之利等等，加挺之特进，仍为右相。
崇宁初年，蔡京首兴边事，用兵连年不息。徽宗谓大臣曰：“朝廷不可与四夷生隙，隙一开，祸事不解，兵民肝脑涂地，岂人主爱民惜物意哉!”挺之退谓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将顺。”此时辽使来宋，要求宋将“元符和议”后所收复之地还夏，挺之上奏徽宗，力主和好。徽宗准奏，还熙宁年间所取之地，宋夏通好。
徽宗大观元年(1107)一月，蔡京复相，罢赵挺之。未几，挺之病逝于汴京。赠司徒，谥“清宪”。
赵明诚
赵明诚(1081～1129)，字德甫，北宋密州诸城人。为宋徽宗时尚书右仆射赵挺之第三子。自幼随父居汴京，就读于太学。工于书画，精研金石，喜藏文物古籍，知识渊博。著有《金石录》，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金石学家。
北宋崇宁元年(1102)，赵明诚与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结婚，两人情趣相投，志同道合，致力于收藏文物书画。崇宁三年(1104)授鸿胪寺少卿。大观元年(1107)因父罢官、病逝，明诚遂偕清照到青州寓居，收藏、整理金石书画满房屋十间。重和二年(1119)出任莱州知州，仍“竭其俸禄，以事铅椠”，每日案牍之余，常因整理《金石录》忙碌至深夜。自大观二年(1108)至宣和三年(1121)，明诚曾四游仰天山，三访灵岩寺，一登泰山顶。或题名，或拓片，获得大量碑文资料。经过多年广泛搜集和研究考证，在妻子李清照帮助下，赵明诚完成了《金石录》的写作。这是一部继欧阳修《集古录》之后，规模更大、更有价值的研究金石之学的专著。著录所藏金石拓本，上起三代下及隋唐五代，共两千种。《金石录》凡三十卷。前十卷为目录，按时代顺序编排；后二十卷就所见钟鼎彝器铭文款识和碑铭墓志石刻文字，加以辩证考据，对两《唐书》多作订正，为研究古代金石学必资之书。
靖康二年(1127)金兵南侵，明诚借赴江宁奔母丧之机，携走文物十五车，余皆为金兵攻陷青州时所焚。南宋建炎三年(1129)三月，明诚调任湖州知府，因御营统制官王亦谋变，涉嫌罢官去池阳暂住。不久除嫌，仍奉旨知湖州。八月，赴任途中病逝于建康。
张择端
张择端(1085～1145)，字正道，又字文友，东武(今诸城)人。自幼好学，就读于东京，后入皇家翰林图画院，专事绘画，尤擅城郭、舟车、屋宇、桥梁、市肆等，为北宋末年杰出的现实主义画家。其作品大部失传，唯《清明上河图》、《金明池争标图》保存至今，被誉为神品。
《清明上河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是中国古典艺术宝库中的稀世之珍。作品主要表现“汴京盛时伟观”，以北宋都城汴梁的清明节盛况为题材，以高度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了北宋盛时东京汴梁的人情物态。
徽宗宣和年间，北宋王朝已岌岌可危，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导致农民不断起义，辽、金、西夏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连续入侵。在这内忧外患、危机四起的时代，张择端创作《清明上河图》，其意并不在于粉饰太平，而是期望以“汴京盛时伟观”的画面，唤起人们的爱国心，并且告诫为人君者、为人臣者“宜以此图与无逸图并观之”，表达了黎民百姓要求一个兴盛的国家、安宁的社会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