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抗旱防汛
第一节 抗旱
旧社会，每遇天旱，官吏及乡民多以迷信办法，祈天降雨。清代与民国年间，县城内修筑“风云雷雨山川坛”，乡村则兴建龙神庙，祈雨之风极盛。遇天旱少雨，官吏或“香头”即率众于坛、庙及湾塘处，焚香烧纸，磕头祈祷，央求“雨神”开恩，美其名日：“朝潭取水”、“设坛打醮”，等等。尽管花样繁多，用心良苦，但结果常常继续干旱不雨。到头来，难免农业歉收。但有些有见识的农民，在天旱时，汲井塘之水，浇灌菜园。民国初年，在北部涝洼区，有人借台田沟洫之便，挖掘水坑，提水点种棉花等。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教育人们破除迷信，兴修水利，抗旱保收。每当旱情出现，各级政府即组织群众，利用一切水源，动用所有水利设施，浇灌农田。50年代初期，主要靠打土井，用拔杆、辘轳、水桶等提水浇地；中期始用人力或畜力车水抗旱；末期，始用锅驼机、柴油机、汽油机等为动力，配水泵扬水灌溉。60年代，着力开发水库灌区，大搞自流灌溉。70年代末，始用喷灌机喷灌。80年代，每遇特大干旱，则各种水利设施并举，战胜干旱，夺取丰收。
1981年，县境内降雨量为252.5毫米，仅为多年平均雨量的40％；20厘米以内的土壤含水率年平均值不足8％，长期处于作物凋萎湿度以下。夏季开始，库水均处死水位以下，塘坝和拦河闸坝蓄水全部干涸，河水断流，地下水位平均下降3至5米，有3000多眼机电井无水。有200个大队16.5万人、1.9万头牲口饮用水紧缺；县城有的单位用汽车外出运水。是年10月23日至1982年2月27日，滴雨未落，地表水愈加贫乏，地下水位再度下降。1983年，旱情持续发展，水源极度贫乏。在特大干旱面前，全县党政军民，各行各业，投入一次次抗旱夺收战斗。三年内，新打机井3860眼、大口井4610眼、土井13.9万眼、手压井5.9万眼，将水泵下卧的机井3700眼，挖方塘1348座，建拦河截潜流工程236处、拦河闸2座、地下水补源工程1处，在河道和沟洫中套挖蓄水沟长2840公里。抗旱高峰期，全县出动22万人，汽车、拖拉机448辆，马车、地排车4089辆，提水机械7900台、9.4万马力，输水管带60万米、水桶6.3万担。三年来，每年浇地100万亩左右，夺得粮、棉生产好收成。
第二节 防汛
旧社会，每逢洪水暴发，人们便误为“行龙走蛟”所致，便面水而祈，或抛食物于水中，央求“神灵”保佑。唯有一些聪明居民，自发地护堤保岸。
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带领全县人民破除迷信，建水库、浚河道、挖沟洫、筑堤防，治理水患。自1950至1985年，于每年5月底或6月初，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和部署防汛工作。每年皆组织防汛常备队员百多人，抗洪抢险预备队员4至6万人，排涝预备队员8至10万人。备有草包、麻包、木桩、铁丝、大绳、竹杆、救生器材、照明器材等大宗防汛物资以及步枪、手榴弹等报警物品。县运输部门的车辆，在汛期由指挥部随时调用。各电话线路首先保证防汛联络，邮电部门还备有防汛电台。
1971年8月9日中午，县境内平均降雨164.7毫米，部分地区达300毫米。主要河流决口18处，冲垮小水库、塘坝43座，淹地78万亩；12处公社的480个大队受灾较重，120个村被水包围。全县党、政、军、民出动14.5万人，奋战三昼夜，决口全部堵好，积水大部排出。
1974年8月13日晚，突降暴雨，日雨量达145.4毫米，潍河漫溢。水西公社大圈等7个大队共1332户、6778人，被洪水围困达36小时。有的村内水深3米，灾民吃不上饭。党中央和国务院派来飞机，空投熟食和救生器材。解放军某部指战员和医护人员250人，分乘八辆汽车投入抢险；全县18处公社及厂矿、机关等单位共3万余人参加抢险救灾。灾后，政府拨发救灾款以及布匹、棉花、衣服、煤炭、棉毯、席子等物资，帮助受灾大队迁建村庄，重建家园；并发给种子、肥料等，扶持其恢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