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事纪略

二、要事纪略

辛亥革命寿光活动经过

辛亥革命在寿光的活动始于1902年，县人任象益首先鼓吹革命，先后倡办县立高等学堂、师范学堂、巡警学堂和乡立初等学堂，向学生讲述革命道理，宣扬民主，做革命启蒙工作。1905年，孙中山组成同盟会后，本县进步青年赵魏、李曰秋、牟师夏在青州中学参加同盟会，王麟国、张读唐、吕涤源等在陆军军官学校入会，于是县内会员发展渐多。1906年，县内会员拟设同盟会本部，被青州知府勒令解散。1908年，复在青州中学设立同盟会机关倡导革命，为山东巡抚发觉，屡遭搜捕，会员转入秘密活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在外地的同盟会员纷纷回籍密谋响应。陆军军官学校学生王麟国、张读唐、吕涤源等由北京潜至济南，联合省城会员在省咨议局开会，迫使山东巡抚孙宝琦于11月13日宣布山东独立。24日，孙按清内阁总理袁世凯令取消独立，并下令捕杀会员。本县会员在吴家庙子、冉家庄子两学堂集会，议决发动武装起义。各县会员领袖亦先后到来，以寿光为鲁东革命中心，在吴家庙子树起“独立之国”大旗，成立同盟会本部，内设宣传、交际、军事、劝募4股。1912年1月7日，同盟会员赵魏等人赴青岛总机关集会，议定由赵魏、王长庆（即王永福，斟灌人）、邓天乙（广饶人）为领导，率千余人化装乘火车西取青州满营。1月18日至青州车站，赵魏被满营侦探瑞增暗杀，同行张冠文等4人也在潍县被捕入狱。鉴于青州满营已有戒备，王长庆、邓天乙遂率众东下，经安丘，于1月31日一举攻破诸城，宣布独立，王长庆被推为司令。未几，清兵巡防营调兵向诸城反扑，城内劣绅王少令为内应，激战一夜城破，东埠乡宋家庄子人赵玉璋、张建桥乡东七村人李凤官等180人牺牲，王长庆、邓天乙等撤走。清兵包围吴家庙子学堂，捕去同盟会员牟师亮等多人。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南北议和，同盟会员公开活动。本县会员赵化溥、王麟国、周廷弼、张天鸣等在济南参与省同盟会工作。推张读唐回寿光成立同盟会寿光分会，会址设于寿城同文书院，选出正副会长各1人，随即改造旧县署。由同盟会推选有才能的人员组成县自治会，内设总务、民政、财政、司法诸科，并设有义务侦探队，负责同盟会的保卫工作，吕家庄人吕耿光任队长。各级自治会均接受同盟会的指导。同年4月，孙中山被迫去职，袁世凯窃取政权，打击革命力量。袁系寿光县知事勾结驻潍袁军，密谋镇压革命。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与袁系政府日益冲突。
1913年3月，袁世凯暗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反革命面目毕露，反袁斗争日炽。7月，孙中山通电讨袁，二次革命爆发。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理事徐镜心、蒋冼凡组织“山东移垦交通公司”，以召集赴东北三省发展垦务为名，秘密组织反袁。寿光设“公司支部”，李曰秋任理事长，多数国民党员潜伏其中，从事反袁活动。寿光国民党人赵文庆、刘德明、牟师夏去青州密谋讨袁，事泄被捕，为袁系山东都督靳云鹏杀害。袁系寿光县知事徐德润密调潍县袁军来县内，将张读唐等21名国民党人逮捕，解往潍县袁军旅部。旅长马良倾向革命，鞫讯后准保获释。李曰秋去青岛组织反袁，事泄潜迹回乡，袁军侦探跟踪追捕，将李押送济南被靳云鹏杀害。同期，王长庆在济南被捕，囚于监狱，翌年1月3日越狱逃脱，1915年在烟台复被捕遇害。1914年7月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继续进行反袁斗争。同年，县革命党人赵化溥在济南被袁军逮捕，后解回寿光囚禁，至袁世凯倒台始获释。1916年县革命党人赵中玉、陈巍堂组织民军反袁，攻占潍县，旋撤出，夏金甲、赵寿安死难。同年，革命党人吴大洲、邓天乙、吕子仁、薄子明率民军攻克周村、高密，既而又与赵中玉、陈巍堂联络拟攻济南，未成。至此，辛亥革命在寿光结束。
寿光华工赴欧参战始末

1914年，帝国主义为争夺殖民地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奥、土、保一伙为“同盟国”，英、美、法、意、日、俄一伙为“协约国”。双方在欧洲展开殊死争斗。1917年，中国北京政府应美、英要求对德宣战。加入“协约国”一方，议定“以工代兵”，提供10万以上劳工，做战地服务。

劳工来源采取招募方式。1917年英国人在青岛设立招募华工总处，在坊子、张店、济南、威海设4个办事处。应募条件是：男性，年龄20～30岁，体检合格，个人自愿，家庭同意。生活待遇是：华工出国后，国内每月发安家费银币10元由家属领取，在国外每月工资10元，发给华工本人。衣、食由雇用国负责，待遇与士兵同。服务期限暂定3年，如有因病、因伤死亡，按规定给予抚恤金。
当时寿光连年灾荒，兵匪横行，民不聊生。部分贫困村庄的青壮年为生计，争赴坊子报名。经检查有3000多人条件合格，遂签订雇用合同。这批劳工先在坊子集结，然后赴青岛上船，经日本横滨，渡太平洋，经夏威夷到旧金山。复乘火车经芝加哥到纽约，再上船渡大西洋至伦敦。然后渡英吉利海峡到巴黎，听候调用。翌年另一批则经中国南海、新加坡、印度洋、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至马赛下船到达目的地。
寿光赴欧华工多分配在法国里昂工作。其工种有开挖、装卸、搬运、木工、钳工、铸工、制药、耕作、战地通讯、医疗救护、商店营业等十几种。法国根据每个人的健康情况、文化程度等分配任务。当时战区工作虽较紧张、艰苦，但生活待遇尚属优厚。食大米饭和黑面包，有罐头佐餐。每人每年棉、单衣各两套，外加皮大衣、呢大衣、皮帽、皮靴各一。住伞形帐篷。时有游艺会举行。
1918年底，德国战败投降，欧战结束。寿光去法华工于1919年回国。3000多人中牺牲约200人，留居法国50余人。
此次中国劳工赴欧，收获良多。一是因华工报酬由雇用国支付，其收入对家居穷乡僻壤农民来说，可谓经济小补。二是有志者学到了本领。如王学书潜心耕作，专攻园艺，在法获农学博士学位。三是为中国争得了战胜国地位，打破日本妄想取代德国强夺青岛的企图。四是华工以勤劳勇敢、智慧、谦逊的品德赢得法国人民的赞扬。与法国人民结下深厚友谊。1988年法国政府在巴黎建立了“中国劳工纪念碑”，上面用中法两国文字镌刻着：
“公元1916年到1918年，14万华工，在法国参加盟军抗战工作，有近万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抗战胜利后，其中3000人从此定居法国，在巴黎、里昂车站附近形成第一个华人社团。”
军阀混战为害寿光纪事

民国期间，军阀混战达十几年之久，给全国人民造成极大灾难。在寿光为害最烈的时期是1927～1930年，人民惨遭涂炭。
1923年，直、奉军阀大战后，奉系占领华北，张宗昌为山东督办兼直鲁联军总司令。张为巩固其军阀统治，大肆征粮、备武、扩军，采取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手段大刮民财。1927年初，奉系寿光县长贾月印预征军事特捐，其名目达十几种之多。1928年4月，国民党政府北伐军进占济南，张宗昌北逃，日本出兵干涉，控制济南、青岛和胶济铁路，阻北伐军东来，济南以东地区大乱。奉系军阀散兵自立旗号，争夺地盘，寿光深受其害。县知事贾月印逃走。张宗昌溃军一六三旅旅长刘荆山、副旅长王子修（均寿光人）率残部进占寿城，号称“鲁东民军”，各界公推县人李云峰为临时政务维持会长，为“民军”筹办粮饷。时朱泮藻（寿光人，清末统领，袁世凯执政时封为将军，此时他承包北海盐务，掌握盐务营武装）亦想独占寿光，自拉队伍成立陆军第二军，与刘荆山争衡。其一师由原寿光保安队组成，单梅五任师长；二师由广饶警备队组成，原总队长刘振吉为师长；三师由惯匪张来友搜罗散兵、土匪组成，张任师长。因其部队空有编制，并无实力，每师仅二三百人，难与刘荆山争斗，即与驻广饶奉系溃军黄凤岐部勾结驱刘。8月14日，黄部攻破寿城，刘军败走，黄凤岐部据寿城，朱泮藻部分驻四乡。黄委徐中杰为县长，征临时军费19万元。朱部在各村镇大肆勒索，农民不堪其苦，组织“红枪会”自卫。10月，以泊头村为首的各村“红枪会”组织数千人，围攻驻上口村张来友部，激战一天，双方互有伤亡，张来友撤走。1929年2月，张来友与黄风岐联合向“红枪会”反扑，兵分两路：西路攻入泊头村，烧杀5天，杀害群众83人，烧毁房屋300间，财物被抢劫一空；东路经东毕家、南仉庄，沿途抢掠烧杀，最后打进赵家辛章，杀死农民40余人，有全家被杀绝者，民房多遭烧毁。4月，国民党军孙魁元旅进攻寿城，激战一天，黄凤岐败走。孙魁元委张承先为县长，20天征临时军费22万元。5月，军阀张志诚部自广饶进占寿城，关闭城门大掠七昼夜，抢劫钱肆银币17.8万元，店铺掠空砸毁，杀害居民10人，肆意强奸妇女，其兽行令人发指。6月，国民党政府军四十六师范熙绩部击败张志诚，占据寿城，派兵四乡剿匪。张志诚部东去平度，其部属任天顺、何明亮等复回寿光，大掠回河口，杀死农民7人，抢去银币2000元，牲畜全被牵走。该部又西犯六区张家庄，农民据围墙自卫固守，后被攻入杀害136人，财物劫掠一空。7月，山东省府委于信忱任县长。1930年7月，海匪窜入羊角沟，占据20天，搜刮财物40余船，绑架商民80人。8月，晋军张荫梧部攻入寿光，与国民党军在高阜营子发生激战，县长于信忱投降，晋军遂占寿城。其部沿县境南部继续向东进击，沿途大量索筹粮饷。当月，晋军西撤。9月，韩复榘委张贺元任寿光县长。此后，境内军阀混战始渐平息。
寿光抗日战争始末

抗日战争历经八载，战火遍及全国。寿光人民不畏强敌，同仇敌忾，对日军展开了英勇抗击。抗战开始，县内兴起两支抗日军队：一支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另一支是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后者于抗战中期与日军妥协，积极反共。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抗战，付出巨大牺牲，终于取得最后胜利。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中共寿光县委依据上级指示，立即部署组建抗日武装。先后在牛头镇、王高、南河、崔家庄、胡营等地组织抗日游击队。12月29日，各地游击队齐集牛头镇举行起义，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马保三任指挥，红军干部韩明柱为副指挥。1938年2月5日，八支队在寿光城南后三里伏击日军，毙敌官兵3人，缴获汽车1辆，长短枪各1支，指挥刀2把，首次打击了日军气焰，振奋了人民抗日斗志。3月下旬，部队奉命进军胶东，6月回师西进，7月南过铁路，到鲁中开辟抗日根据地。八支队离开寿光后，中共寿光县委继续组建独立团等地方抗日武装。
1938年1月9日，日军一部1000余人自广饶进犯寿光，国民党寿光县长宋宪章组织县卫队及乡农学校学生约600人在城西布防，被日军击散，逃至县境东北部西方吕一带。日军在寿城住宿一夜，翌日东去潍县。宋宪章无意抗战，将武装交二区乡农学校军事主任张景月带领，自己只身逃走。张景月遂以抗日为招牌，收编寿光、潍县、益都一带国民党地方武装，拉起队伍，称“山东抗日义勇军鲁东第一支队”。6月进驻寿城。10月，国民党省政府将张部改编为“山东省保安第十五旅”，张任旅长，控制了寿光南部地区。1939年1月21日，日军铃木联队及伪军一部约1000人自益都进犯寿城，张景月弃城逃走。23日，日军侵占羊角沟。2月11日进攻侯镇，与张部马成龙营激战一天，马营乘夜退走。同月，日军包围十五旅刘寿隆团于北台头，激战竟日，刘团夜间突围。3月，日军追击十五旅至潍县，在蔡家栏子发生激战，日军受挫。敌酋震怒，调汽车80辆，集中大批步骑兵，对十五旅展开围追堵截，反复“扫荡”，十五旅化整为零，纷纷插枪潜伏。7月，日军在寿城成立伪县府、维持会、新民会等组织，并设宪兵队、宣抚班、警察所、警备队、清乡队等敌伪武装，计500余人。在稻田，田马、侯镇、羊角沟、胡营、丰城、王高、南河、道口、高湛等20多处村镇和交通要塞设立据点，在各区成立伪区公所、“维持会”、“新民队”等组织，不断四处烧杀、“扫荡”。同年夏秋之交，十五旅重整旧部，先在上口、东堤，继在尚家庄、垒村一带修筑据点。国民党省政府委张景月为“十四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此后，张景月与日军开始暗中勾结，共同反共防共，残害抗日军民。
1939年2月，中共寿光县委组建寿光独立营，5月扩大为独立团，赵寄舟任团长，张海邦任政委，同日军展开艰苦的斗争。4～5月，先后在牛头镇、半截河、王高与南河之间、口子村南河坝、袁家桥、阳河等地伏击日军，使敌多次受创。至1940年，在寿光北部的六、七、八、九区及五、十两区的一部建立抗日根据地，成立抗日民主政府及职工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自卫团、儿童团等抗日救国组织，发动群众挖抗日沟、扒公路、割电线、埋地雷、站岗放哨、传送情报、筹军粮、做军装制军鞋、随军抬担架等支援抗日战争。日军为消灭抗日武装，于1941年连续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治安强化运动”，疯狂屠杀抗日军民，仅牛头镇一村，被杀群众即有89人，烧毁房屋千余间。为打击日军气焰，八路军三旅九团（原寿光独立团）借青纱帐掩护，在东北河伏击日军，一举歼敌30余人，缴获战马4匹、步枪10支、重机枪1挺，军民振奋。1942年6月，日军第六旅团纠集潍县、青岛、惠民等地日伪军5000余人，对清水泊根据地进行合围“扫荡”，八路军清河军区杨国夫司令员指挥部队英勇反击，歼敌60余人，日军被迫撤退。10月，日伪7000余人再次包围清水泊根据地，清东独立团陷于重围，激战一天，终因众寡悬殊，独立团伤亡200余人，日伪此次“扫荡”后，留驻大批兵力，大挖封锁沟，设立多处据点、碉堡，根据地被封锁、分割，抗日斗争进入最困难阶段。1943年，昌潍独立团重新收复清水泊地区，寿光抗日根据地再次恢复和扩大。
1939～1942年，在抗日军民与日军作殊死苦战时期，张景月部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妄图消灭人民抗日武装。为此，中共寿光县委于1939年9月、12月分别在张家庄、口子村与之谈判，坚持团结抗日。张景月毫无诚意，继续制造摩擦，袭击抗日根据地，屠杀抗日军民。1939年10月，张部突然偷袭驻牛头镇、小码头的寿光独立团，遭反击后退去。1940年3月，张景月亲率部队进入邢家茅坨杀害抗日群众52人。5月，张部2000人进犯王高村，被击退。8月，袭击抗日民主政府弥东办事处，杀害干部群众8人。1941年，张部在益都七区东朱鹿村将中共清东地委李寿岭等12名同志活活烧死。5月，又将该村7名抗日军人家属杀害。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抗日军民对张景月的反动暴行进行了反击。1940年1月，在袁家桥消灭其1个大队。2月，在刘家河头全歼其1个营。6月，在尚家庄一带进行反摩擦战达月余。9月，击退其进犯臧台的徐振中部，打击了张部反共反人民的气焰。
1943年，日军迫张部投降，张拒绝受编。1月7日，日军出动2000兵力围攻尚家庄一带十五旅据点，张部据守一天，夜间撤走，略有损失。4月5日，张店日军第六混成旅团长奥村率日伪军8000余人，配以飞机、坦克，对张景月部展开再次进攻，一举攻破尚家庄、临泽、垒村、孙云子、田柳庄阵地，张部主力被歼，其参谋长唐锡嘏以下800名官兵被俘，500人阵亡，余者溃散。张景月乞和投降，令孟祝三、刘协唐、苗思九团各抽1营，于7月间受编为日伪保安总队。国民党省府委任张景月为“山东省保安第三师师长”。张部公开投敌后，大量搜刮牛皮、铜元资敌，日军则送给张景月军用卡车数辆。此后，张部与日军配合，疯狂地进犯抗日根据地。同年冬，日伪一部进犯十区挑沟子根据地，昌潍独立团伏击，歼敌20余人，缴获步枪十余支。翌年5月，张部马成龙团进犯寿潍抗日根据地，昌潍独立团迎头痛击，马团死伤惨重，狼狈溃逃。同期，张部与日军迭次联合进袭各根据地，均被抗日军民击退。
1944年，日军已是强弩之末。7月，伪军王道部1600人在丰城反正，投向人民。8月，日军先后从羊角沟、侯镇等据点撤走，张部进驻，只留一小队日军龟缩寿城。
1945年，各抗日战场捷报频传，抗日武装力量壮大，反攻时机到来。4月15日，渤海军区部队与县内抗日武装配合，展开讨张战役。寿光万名民工、民兵踊跃参战支前，在军区杨国夫司令员指挥下，连续攻克张部王高、羊角沟等14处日伪和张景月部据点，歼日伪军2000余名。5月13日始，又连克侯镇等据点34处，歼敌2200余名。8月13日，攻克张部主力据点田柳庄，歼敌2549名，张景月部副师长孟祝三、团长马成龙被俘，张部主力大部被歼，残部逃往昌乐附近。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7日，抗日军民乘胜攻克寿城，全歼日伪军500余名（伪军一部起义），其中击毙日军34名，生俘1名，35名日军无一逃脱。至此，寿光全境解放，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土地改革

在封建、半封建制度统治下的寿光，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多被地主占有。地主、富农占全县总人口6％，控制全部土地的21％强；贫农、下中农占总人口53％，仅占全部土地的33％。贫农、下中农人均土地不足1亩，还有许多一寸土地没有的雇农、佃农。极少数封建地主操纵着大量土地，孙家集镇高阜营子村大地主张善田，一家占地2000多亩（土改时尚有土地1300余亩），每年存粮几千石，霉烂者不计其数，多数农民则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南柴乡张家屯村，400余户，土地近6000亩，地主占了70％；全村有49户常年讨饭，200户给地主扛长工、打短工赖以为生。
地主剥削农民的方式主要有3种，一是地租，二是放高利贷，三是雇工剥削。地租又分为长期租、短期租、合种地、典种地、死租活佃5种。长期租一般不定年限，按土地好坏确定地租数量，一般是“麦六、豆四、秋一石”（此指大亩），占粮食产量的60％以上，一遇灾年交租后便生活无着。短期租，一般地力较好，租价很高，租期一季或一年。合种地是地主出地，农民耕种，收获粮食按“五·五”分成，个别地主占六成。农民典种土地，必须交典金，典金为地价的50～60％，土地所有权仍属地主，典期一般1～3年。在典期内，农民耕种收入归己。死租活佃是农民租种土地，不管年景如何，地租不变，每年每亩交租一石五斗（此指大亩），为死租；如佃户触怒地主或其他原因，地主可随时抽回土地，是活佃。高利贷分放钱、放粮两种。贷期分一年、半年、一季、一月不等，贷期越短，利率越高。放钱利率一般月息5分，高者达10分。粮贷一般春借1斗，夏还3～5斗，甚者借一还十。雇工分为长工、短工和杂工。长工一般雇佣时间为1年；短工多在大忙季节雇佣，短则几天，长者几旬，管吃不管穿，工价最低；杂工主要从事看茔、祀堂、园林等，多数不给报酬，只给少量土地耕种，不收地租。
以上这种封建剥削制度，是中国贫穷落后的主要根源。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提出“土地革命”的口号，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团结各阶层抗日，暂改为“减租减息”，建国以后，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彻底进行土地改革。
寿光县的土地改革始于1946年。大规模的土改运动，主要在1950年进行。抗日战争时期的1942年，在北部抗日根据地内曾进行过“减租减息”，因形势恶化未深入展开。
1946年春，寿光北部老解放区开始土改。县、乡、村逐级召开会议，宣传土改政策，动员地主、富农献田。由于没有充分发动贫雇农和注意团结中农，致使部分地、富献田后暗中制造恐怖，威胁群众，抵制土改。中央“五四”指示下达后，纠正了右的倾向。村村召开斗争大会，面对面地揭发地主阶级压迫、剥削贫苦农民的罪行，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嚣张气焰。运动高潮期，部分区乡曾出现“左”的倾向，错斗中农3450户，有的地主恶霸被乱打乱杀，羊角沟还没收了部分私营工商业、渔船、盐滩等。党和政府察觉后，很快予以纠正。1947年秋，国民党发动重点进攻。土改工作在“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的战争环境中进行。二、三、五、七区的部分村庄一度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地主、恶霸乘机组织还乡团反攻倒算，杀害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土改成果遭到严重破坏，运动陷于停顿。
1948年春，国民党军队溃退，中共寿光县委重新发动群众，开展反倒算斗争，夺回土改胜利果实。时隔不久，为战胜严重灾荒，支援解放军南下，转向发动群众，开展生产救灾，土改工作暂停。
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中共寿光县委组织干部深入学习，结合本县实际，讨论了华东和山东省土改实施方案，培养土改干部280名。1950年11月，成立寿光县土地改革委员会，组建了2个巡视组，分赴各乡村指导土改工作。各区遵循“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制定土改计划，组织工作队伍，宣布干部纪律。各区工作队于11月底进村，培养贫雇农积极分子，建立农民协会，领导土改斗争，运动迅速展开。各村锣鼓喧天，群情沸腾，纷纷召开批判斗争大会，清算地主恶霸的罪行，并没收地主的土地、农具、牲畜及多余的粮食、房屋，分配给劳苦大众。运动结束前，全县复行检查，纠正错划成分，清查漏划地主。随之查田定产，确定地权，颁发土地证。
寿光南部（寿南县）是新解放区。1950年10月开始土改，翌年6月结束，历时8个月。一般经历了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划分成分、没收和分配土地、复查总结等阶段。
土改运动中，寿光、寿南两县共划出地主3103户，富农3451户，中农59070户，贫雇农63558户，小土地出租者100户，其他123户。斗争不法地主997人，恶霸154人，反动富农215人，逮捕地主富农582人，罪大恶极处以极刑者232人。共没收地主、富农土地141151.79亩（其中非耕地9790.06亩），房屋22313间，粮食867.3万斤，耕畜2711头，大型农具37123件，水车766部，大小车1060辆，有66584户、291783人分得土地，各阶层土地占有状况发生重大变化。贫雇农每人占有耕地由土改前的不足1亩增加到2.1亩，中农人均占地由3.2亩降为2.8亩，富农人均占地由7.8亩降为2.5亩，地主人均占地由12.3亩降为2.8亩。
土改后，翻身农民热烈响应党的号召，纷纷制定农业增产计划，购置农具、牲畜等生产资料，踊跃投入爱国增产运动，粮食产量很快超过战前水平。
社会主义改造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本县北部革命根据地一带，由于大批青年参军、支前，农村劳动力缺乏，出现一些自愿结合的季节性、临时性互助组，有的逐渐变为常年组织。至1949年上半年，加入互助组的农户达17616户，占全县总户数的15％。
建国后，县政府本着“积极领导，稳步前进”、“自愿互利”的原则，发动农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到1952年7月，互助组发展到7615个，参加农户52315户，其中常年互助组1744个。下半年，中共寿光县委举办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骨干训练班，培训骨干2885名，充实农村干部力量。年底，常年互助组增加到5773个，连同季节性互助组入组农户占全县总户数的80％以上。
1952年冬，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下达，寿南县在城南徐家庄、寿光县在道口区七里庄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示范。初级社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收益按土地、劳力分配，耕畜、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以租借形式付给报酬。社的规模一般在20～30户。1954年春，初级合作社发展到99处，入社农户1452户、7022人。1955年增加到509处，入社农户20630户，占全县总户数的15.1％。1955年秋，县委制定“寿光县农业合作社发展规划”，全县掀起声势浩大的合作化运动。不到半年时间，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发展到2357处，其中高级社7处。入社农户达91629户，占全县总户数的66％。
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初，通过升级、并社，建立起851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户数133551户，占全县总户数的90％。高级农业合作社分设生产队，队下设生产组。土地及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统一核算，粮食按“人六劳四”（六成按人口，四成按劳动工分）或“人七劳三”分配，现金收入按工分分配。社员拥有少量自留地，用以种植蔬菜等。劳动力合理分工，集体使用。高级社的普遍建立，使农村生产力从小农经济的束缚下解放出来。1956年，全县粮食总产46610万斤，比1949年提高100.2％；棉花总产268万斤，比1949年提高396％。90％以上的农民增加了收入。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建国前，本县无大型工业，仅有分散的个体手工业从事编织、铁木、缝纫、榨油、酿酒、绳经、陶器和修理等。1951年，政府首先组织部分手工业者，为国家加工订货。不久，成立一批手工业生产小组。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又着手试办了岳庄铁业合作社，北洋头、刘家河头席业合作社，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集体所有。1953年1月，南邵木业合作社、呙宋台铁业合作社、稻庄铁业合作社和马庄绳经合作社相继成立。随即，召开全县手工业代表会议，推广典型。当年，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12处。1953年下半年，贯彻“边巩固，边发展”的方针，对原有的合作社（组）进行整顿巩固。1955年底，组成“寿光县手工业生产联合社”。国营商业、银行、财政等有关部门在原材料供应、手工业产品推销、贷款等方面给予扶持，在税收及国家清仓物资的低价拨付等方面予以照顾。年底，手工业合作社发展到19处，社员2425人。
1956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和山东省委提出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制定了“寿光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规划”。实行老社扩大，小组转社，以社带组。是年12月，社会主义改造推向高潮，手工业合作社发展到58处。1957年1月，手工业生产小组全部转为合作社。1958年，在原有合作社的基础上，办起规模较大的稻田工艺品合作工厂、寿光县木业合作工厂、岳庄铁工厂、寿光印刷厂、羊角沟造船修配厂、羊角沟铁工厂和寿光合作砖瓦厂等。1959年1月，这些工厂又转为县营大集体企业。
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建国前，本县有少量的农村商业资本家和富农兼商业者，主要分布在几个集镇。为数较多的小商小贩，遍及广大农村。建国后，政府对其执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1953年冬，取缔粮商粮贩，组织部分私商实行联营（合作经营）。1954年，本着“先安排后改造、安排改造相结合”的原则，着重对棉布、屠宰等业的商贩进行整顿。全县66户棉布商，转为务农的46户，继续留用经营者20户。屠宰商167户，动员大部分转向农业，27户保持自营。1954年底统计，县内共有私营商业3264户，从业人员3710人。
1955年，贯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改造”的方针，调整商业网点，供销社普遍开展对小商小贩的批发业务，许多私商成为供销社的经销户。同年7月，县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对私营商业改造的决议，供销社经销户发展到1128户，代购代销122户，联营户增加到122户，其他合作形式的61户。自营者减少到1059户，占总私商户的42.8％。12月，成立“寿光县私商改造领导小组”和“寿光县私商改造办公室”，对主要农产品和部分土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年底，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相继实现商业公私合营，市民隆重集会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鼓舞了本县私营商业者。从1956年1月25日开始，私营商户纷纷递交申请书，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月28、29日，羊角沟，城关的私营商业者走上街头，敲锣打鼓，鸣放鞭炮，举行社会主义改造祝捷大会。2月，完成申请报批工作。6月底统计，全县纯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经营者2552人中，除530人未经批准仍维持自营外，2022人被批准纳入各种改造渠道，占私商总数的79.23％。其中，过渡到供销社的677人，为供销社经销的762人，代购代销的436人，公私合营的17人，其他合作形式的130人。1956年下半年开始，县政府对接受改造的个体商户进行清产核资、人事安排和工资确定工作，加强对私商从业人员的思想教育，注意个别困难户的扶持，进行商业网点格局调整。改造工作结束后，掀起以业务为中心的劳动竞赛，改善经营管理，改变经营作风，经营品种和商品零售额大有增长。
整风反右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6月，中共寿光县委成立整风领导小组，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相继开展整风运动。各系统召开动员大会，号召党员并鼓励党外人士，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对县委在执行党的各项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8月20日至9月12日，县直机关、学校参加整风的770人，共写出“大字报”30931张，鸣放意见万余条，涉及农业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人民民主专政、党群关系以及生活福利诸多方面。其中多数意见基本正确，县委作出诚意检查。也有少数意见失之偏颇，县委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耐心予以解释。但有极少数人，肆意夸大县委工作中的失误，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文艺团体”，严重干扰整风运动的进行。于是，县委按照上级党组织部署，12月底转向反右派斗争。对借机整风攻击党的领导、诋毁党的政策的人展开斗争，将其划成右派分子，并按情况轻重分别作出处理。
1958年3月，整风运动转入整改阶段。掀起反浪费、反保守的“双反”运动和横扫“三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五气”（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的高潮。3月24日，县委召开誓师大会，要求领导干部要“引火烧身”，主动作自我批评。会后，各部门以团支部为核心，成立青年突击队和清查小组，查仓、查帐、深入揭发。仅7天左右的时间，就写出大字报4257张，提意见46456条。其中，浪费方面的13112条，保守方面的8 811条，“五气”方面的10229条，建设性意见4528条，其他方面9776条。揭发各种铺张浪费共59.8万元。继而，制定整改方案，掀起大整、大改高潮。县直机关改变8小时（日工作时间）以外不办公的制度；供销社门市部延长营业时间；县医院取消假日期间科室停诊的陈规；县委、县人委领导干部走出办公室，深入基层，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等。与此同时，在教师队伍中开展以“兴无灭资”为中心的向党交心、自觉革命运动。
整风运动对改进领导作风很有积极作用。但在反右斗争中，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把许多尖锐而正当的批评视为恶毒攻击，使反右派斗争犯了严重扩大化错误，有471名知识分子（内有教师389名）错划成资产阶级右派。还有不少虽未戴上“右派帽子”，但因具有所谓“右派言论”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批判斗争。这一“反右”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党中央、国务院早有察觉。1962年开始，陆续对被错划为右派的人分别进行摘帽、甄别和平反。1979年后，彻底进行改正。截至1981年，全县共为460名错划右派分子落实政策，占总数的98％。其中，因右派问题失去公职的390人，除已故者均予妥善安置。内有227人重新安排了工作，32人办理了退职或退休手续，30人恢复了党籍，生活困难的得到必要的补助。“右派分子”遗下的9名孤儿得到适当的安抚。其他11人，也陆续落实了政策。
人民公社化

1958年8月，毛泽东发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指示，9月10日，本县第一个人民公社——红旗公社（城关）成立。9月13日，县委印发“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规划”。9月中旬，星火（上口）、卫星（南河）、灯塔（王高）、先锋（马店）、东风（稻田）、东方红（纪台）、太阳升（田柳）等21个人民公社一轰而起，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成立初期，推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统一经营；实行“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公社为团，社下“生产片”称营，行政村称连，村下生产队称排。生产上搞“大兵团”作战，动辄组织“生产战役”、“生产会战”。村村办起公共食堂，粮食集体存放，盲目推行“吃饭不要钱”。全县“五风”（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风）泛滥，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大搞“一平二调”。以协作为名，无偿调拨劳力、资金、财物。不顾具体条件，强令种植一律。无根据地下达“高指标”、“大计划”，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违反科学的口号。造成人心混乱，经济失调。
1959年4月，中共寿光县委贯彻中共中央郑州会议精神，整顿人民公社。将三级（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所有改为以生产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清理公社成立以后的各种帐目，对无偿调拨或占用的财产进行了部分退赔。但是，当时并未认识到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是“左”倾错误，仍在肯定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谈论整顿。有的还不加区别地强调“气可鼓而不可泄”、“持续大跃进”等等，使“左倾”错误未能得到纠正。加之自然灾害的影响，导致农业生产连续大幅度下降，农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群众生活陷于严重困难之中。
1960年底、1961年初，开始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指示信》（即12条），整风整社，对“平调”物资进行清理和退赔。县退赔平调基层单位和社员群众的各种财物价值159.9万元，占县级平调总数的64.8％；公社退赔217.5万元，占社级平调总数的41.3％；生产队退赔464.9万元，占生产队平调总数的71％。1961年底，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进一步算帐退赔。中共寿光县委提出，宁可“倾家荡产”，也要全部“还债”。仅在县召开的一次公社活动分子会上，即落实退赔实物185186件，折款113252元；并退兑现金39499元。至1961年底，退赔工作全部结束。1962年11月，贯彻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60条）和《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将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和收益分配。县委规定，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家畜和家禽等，可以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自留地按耕地5％的比例划出，全县共72589亩。劳动实行工分制，年终按劳分配。通过调整，理顺生产关系，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文化大革命”期间，“左”的倾向再次抬头，正常生产秩序遭到冲击。全县自上而下批判“三自一包”（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四大自由”（放债自由、剥削自由、雇工自由、买卖自由）、“工分挂帅”，取消了社员自留地。家庭小副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强行割掉。有的地方还过渡到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劳动大集中，无偿平调，分配上搞平均主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得到纠正。1984年4月，取消人民公社组织形式，改为乡镇建制。
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十年动乱”中，寿光人民深受其害，至今谈虎色变，渴望动乱局面不再重演。
寿光十年动乱过程，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966年6～8月。中共寿光县委根据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组织工作组分赴部分文化教育单位，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当权派及部分知识分子，名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知识界首先遭到冲击和迫害。
1966年9月至1967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下达到县。中共寿光县委被指控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工作组撤销。各学校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停课闹革命，进行全国大串连，到处“破四旧”、“立四新”（指思想、文化、风俗、习惯）。古建筑被砸毁，古书籍被焚烧，古墓葬被挖掘，知识分子和当权派被抄家。继之是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公社、生产大队，纷纷成立“战斗队”，揪斗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游街示众。全县政令难行，陷入无政府状态。
1967年3月至1968年2月。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进驻寿光。1967年4月1日成立“三结合”的县革命委员会。至5月，未被结合的“造反派”，起来攻击县革命委员会是“三凑合”，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砸烂。此股势力得到上一级权势人物支持，猖狂一时。“支左”部队被调回，县革委会被冲垮。不久，“造反派”内部又为争权夺利分裂为两派，大打内战，高音喇叭对骂，频频发生武斗，且上下串连，扩大势力，社会秩序大乱。
1968年3月至1971年底。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再次进驻寿光。1968年3月25日，第二次成立县革命委员会，由解放军一方任县革委会主任。混乱局面稍趋平稳。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县革委会先后开展“三忠于”活动以及“清理阶级队伍”、“斗、批、改”、“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一系列运动，制造不少冤假错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才予以平反。
1972～1974年。县、社两级党的领导机构相继恢复。行政、司法职能部门陆续建立、健全，行使职权，社会秩序趋向正常。虽有“批林批孔”运动的干扰，但未引起大的动乱。
1975～1976年。全县形势好转。掀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高潮。只因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大搞“割资本主义尾巴”，生产建设积极性继续受到压抑。曾刮起一阵“反击右倾翻案风”，因不得人心，未掀起大波。1976年10月6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消息传来，全县人民额手称庆，欢呼“十年动乱”结束。
农业学大寨运动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穷山村，新中国建立后，人民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改造自然和发展生产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1964年，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农业学大寨运动遂在全国展开。
1964年冬，中共寿光县委提出“学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变寿光自然面貌，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口号，成立治洼指挥部，设于北洛公社，以治理北洛洼为重点，兼及北部侯镇、道口、官台、台头等公社的碱洼治理；南部地区则以整地改土、打井修渠、扩大水浇面积为重点。经过大干一个冬春，挖排水沟8051条，修条田20万亩，台田1300亩，修筑灌溉渠道868条，增打机井297眼，使全县机井总数增至714眼，有效井灌面积扩大到11万亩。
1965～1966年，农业学大寨更加深入发展。县委向全县提出“远学大寨，近学下丁家”的口号，多次组织基层干部前往黄县下丁家大队参观学习，以下丁家为榜样，连续两冬一春，动员二三十万劳力，采取安营扎寨、干部社员吃住在一起的办法，大干农田基本建设，先后对县境的36处涝洼、15处埠岭坡地进行治理。同时，对地上和地下水源进行大力开发利用，到1966年底，全县机井总数增加到1844眼，有效井灌面积发展到35.8万亩，并先后建成引弥稻改工程及杨庄弥河拦河东西引水干渠，使官台公社的5万亩荒碱变成亩产四五百斤稻谷的良田，上口、五台、侯镇、北洛、古城、田柳、南河、王高、台头、官台10个公社的部分耕地得到灌溉。
1967～1970年，农业学大寨运动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把农业学大寨引向“推行大寨记工法”、取消自留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错误方向，致使全县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陷于停顿。
1971年，县委确定城关公社曹家大队为全县学大寨的先进典型。该队从农业学大寨开始，即以大寨为榜样，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在改造自然和发展生产方面取得巨大成绩。“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不为动乱所干扰，继续坚持整地改土、打井修渠，使千亩高洼不平的坡地实现井灌配套的园田化，农业生产获得连年增产。于是，县委提出了“远学大寨，近学曹家”的口号。之后，各公社先后树立自己学大寨的样板队。从此，全县学先进、赶先进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再度开展起来，各项农田水利建设工程重新上马。到1973年，县境中部和南部的洼地已大部治理，大片坡地得到了整平，北部碱洼地继续进行条台田建设。全县机井总数增加到8012眼，有效井灌面积扩大到85.2万亩。此期，还有计划地疏挖一批排水干支沟系统，使抗旱和排涝能力增强。1974年8月，遇到严重的洪涝灾害，上游益都、昌乐的大量客水涌入县境，多年建设的排水系统和洼地条台田发挥出抵御洪水的效能，使洪涝灾害减轻到最低限度。
1974年，各级党委力排“左”的干扰，带领群众继续坚持学大寨。县抽调240名干部组成学大寨工作队，深入侯镇、台头公社的后进队，解决学大寨不平衡的问题。同时，按照抗大旱、防大涝的要求，提出“沟、渠、林、田、路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旱、涝、碱、潮综合治理”的方针和具体实施方案。是年，全县组织20余万劳力，大干一个冬春，新建高标准条田11万亩，整平土地29.6万亩，疏挖、排水干支沟300余条，完成土方2682万立方米。
1975～1978年，中共中央先后两次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工作会议，本县农业学大寨进入新的阶段。此期，县每年抽调六七百名干部组成学大寨工作队，进驻城关、前杨、寒桥、田马、稻田、丰城、侯镇等公社，帮助干部群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经过连续4年的大干，县境120余万亩适宜井灌的耕地，基本实现了沟、渠、林、田、井、路配套的园田化，北部轻碱耕地实现条田化，重碱地区建成部分条台田。1977年，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连续5个月降雨不到20毫米，全年降雨量只及常年的一半，在大旱面前，万眼机井战胜旱灾，夺得丰收。是年全县粮食亩产达615斤，总产68369万斤。到1978年，全县配套机井达到13116眼，井灌面积增至105.32万亩，建成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田80余万亩。粮食丰收，向国家交售粮食10480万斤。十多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使寿光县的自然面貌和生产条件发生巨大变化，为以后农业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经济体制改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首先进行的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1980年，本县试行“联产计酬责任制”，将土地按人口、劳力承包到户或组，实行“五定一奖”（定土地、定劳力、定产量、定成本、定工分，超产奖励）。还有些大队推行“小段包工”，把农活核定工分，承包给社员，初步改变分配上“吃大锅饭”的现象。1982年，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亦称大包干），将土地使用权承包到户。生产计划的安排，大中型机械使用，水利、农田基本建设等仍由生产队统一管理，生产费用由承包户自负，完成征购任务和上缴集体提留后，所余粮、钱全归承包户所有。年底，推行“大包干”的生产大队发展到877个，占生产队总数的98％。1983年全部实行“大包干”，并给农民以更多的生产自主权。一些技术、资金条件较为优越的农户开始向专业户发展。1983年底，有经济作物种植、水产养殖、家禽饲养等专业户55160个，占全县总农户的26.3％，还出现了3660个经济联合体。联合体是由许多农户自愿结合，集资入股，从事专项生产、供销或服务性的经济组织，经营项目主要有联合加工、联合养虾、联合养鸡等。
1984年初，进行土地调整。本着“大面不动，个别调整，群众自愿，民主协商”的原则，将士地按劳力比例承包改为按人口承包，并留出一定数量的机动地。土地使用期由3～5年延长到15年不变，北部盐碱地区定为30年不变，并规定在一定时期内少交或免交税金、提留，后代有经营继承权等。全县统一发放土地承包经营证。林木果园由农民或专业队、联合体承包，一般定为15年不变。承包经营进一步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村经济取得大幅度增长。1984年农业总收入60345万元，粮食总产85395万斤，多种经营37230万元，人均收入444元，全县涌现出65个年产“双万斤粮户”和不少“万只鸡”、“百只羊”等饲养大户。
1985年取消了对粮食、棉花、生猪等29种农产品的派购政策，并放开价格。1987年后，逐步改变人口平均包田，把耕地分为“口粮田”和“责任田”两类，口粮田按人口承包，责任田由劳力承包，鼓励生产条件优越的农户扩大经营规模。
寿光县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于1987年以后进行。主要的措施有。
横向经济联合 工业企业为增强市场竞争能力，积极发展协作关系，开展横向联合，1988年9月，以县内燃机配件厂为“龙头”，建立了“山东省寿光县毛纺机械联合制造公司”，成员厂共17个，多为本县乡镇机械企业，亦有潍城区等地有关企业。10月，成立“山东寿光齐宝麻纺机械集团”，县纺织机械厂为“龙头”厂，有成员厂30个。
企业拍卖、兼并、承包和租赁 1987年3月，长期亏损的县第二砖瓦厂拍卖给岔河乡，成交额44万元。县服装厂改为服装总厂二分厂。4月，县内燃机配件厂兼并染织厂。1989年造纸厂兼并无线电元件厂。1988年1月，工艺品二厂承包了张建桥乡服装厂，承包期3年。1987年，商业局、县联社系统的小门店开展租赁业务，至1988年底，商业系统的租赁门店有19个，县联社系统2个。
企业承包经营 1987年3月至1988年6月，有79家县属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土产公司、制鞋厂、拖拉机配件厂、商业综合公司、塑料厂、饮食服务公司、捕捞公司、第二运输公司、第一建筑公司、织袜厂等10家企业采取公开招标、评委评分、投信任票相结合的方法，选择承包经营人，承包期3～4年。承包人全权组织生产经营，按本企业完成规定经济指标的情况接受奖罚。同时，不少企业还实行厂长负责制（厂长治厂，党委书记协助工作）、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和厂长离任审计制。1988年，县属大多数企业实行职工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进一步体现多劳多得，企业间工资差别开始拉大。
推行股份制 1984年，上口镇南邵一村五金厂变雇工为股东，每股1500元，成为本县第一家股份制企业。1988年下半年，全县逐步推行股份制，累计股金额6156万元，其中乡镇股份制企业487家，股金2791万元。股份制企业中，成员“风险共担，利害均沾”，增强职工对企业的责任感，增加企业投资来源。
优化劳动组合 1987年11月，60家县工商企业采取优化劳动组合措施，精干劳动队伍，淘汰不合格成员，压缩非生产性人员，充实生产第一线。采取“将点兵”、“兵选将”的办法，分步分批进行。组合后，出现881名富余人员。通过办理退离休、兴办第三产业和停薪留职等渠道进行安排。
此外，还建立和改进市场机制。1986年6月，县人民银行改为金融行政管理部门，从外地引进大量资金，开展金融市场业务，实行银行间的资金拆借。1987年4月，县城市信用合作社开业，主要负责城镇集体企业、个体户的存贷业务。1984年8月，本县第一家蔬菜专业批发市场在城区九巷村建成，被《中国农民报》称之为“江北第一家”。1987年3月，县技术开发中心设技术市场，开展技术交易，促进科学技术商品化，为生产服务。同年8月，县生产资料市场开张营业。主要为乡镇以下企业提供服务。该市场设钢材、木材、煤炭、建材、汽车、轻工化工原料和废金属回收等7个专业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