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口变动
1161年(金大定元年)，全县约为]．1万户，4．9万人。1578年(明万历六年)1．2万户，5．5万人，418年间只增加了6000人。从1712年(清康熙五十一年)起，规定增丁不加丁口税。1723年(雍正元年)，将丁口税摊入各地田赋，不再单独稽征。自此，县内人口变动有了记载。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有3．3万户，13．5万人。1876年(光绪二年)，人口发展到1 7．7万人，平均每年增加512人。民国时期，招远经济有所发展，人口增长幅度较大。1919年为20万人。1933年增加到37．3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 2万人。日军侵占招远期间，人口呈下降趋势。1945年底，只有341897人，比1933年减少31103人。1949年，全县人口为38．92万人。
自然变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口迅速增长，到1957年人口增加到41．8万人，自然增长率平均每年为17．7‰，其中1954年为26．3‰，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1957年开始进行计划生育工作，人口生产有所控制。1959～1961年，由于自然灾害和工作失误，造成生活困难，人口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升高。1961年自然增长率只有1．3‰，为建国后人口生育的低谷。1962年，由于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人口出生率大幅度回升，出现了补偿性增长。到1963年出生率高达45．9‰,自然增长率为29.5‰，是建国后最高的年份。1963年底,县计划生育工作委员会成立，加强了计划生育工作。到1966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至21.5‰。“文化大革命”初期，计划生育工作受到干扰破坏，人口生产失去控制。1970年，出生率达31. 9‰，自然增长率为22．6‰，全县净增人口1．1万人。1971年后，恢复和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人口增长率逐渐下降，1985年为4．07‰，15年间平均每年自然增长率为9．15‰。
机械变动 解放前，由于战争、灾荒，招远人下关东(去东北三省)去他乡的为数甚多。20世纪20～40年代，共外流他乡10万人以上。旅顺口的“刁家窝铺”，就是当时城西史家刁姓迁居之所，现有50余户，200余人，接近于现城西史家村的规模。1952～1960年，为支援边疆建设，县先后4次动员群众，迁往新疆、黑龙江、辽宁等省。1952年，306名妇女去新疆工作；1954年4月，又有300名女青年去新疆；1959年8月，1700人去黑龙江垦荒和充实军垦农场；1960年5月，697户3390人迁居辽宁省辽阳市。后来又有几次小规模的移民活动。
县内人口迁出多于迁入。迁出迁入最多的是1960年，迁出19361人，迁入14062人；迁出迁入最少的是1965年，迁出484人，迁入363人。从1953—1985年有记载的27年中，全县共迁出240689人，迁入203511人，迁出比迁入多37178人，平均每年迁出8914人，迁入7537人，迁出比迁入多1377人。
第二节 人口分布与密度
1949年，全县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282人。1985年为396人，比全省平均每平方公里少99人，比全市少32人。丘陵每平方公里为403人，山区每平方公里为230人，平原每平方公里为505人。
附 招远籍华侨、华人和港澳台胞简况
招远籍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台胞，多是因为家境贫穷，流落他国，也有少数经商到国外定居。1947年国民党军队从招远撤逃时，部分随国民党去台湾，有的再由台去他国定居。
1985年，招远籍华侨、华人和港澳台胞共有1313户，3693人。其中华侨、华人398户，1633人，分布在英国、美国、法国、缅甸、委内瑞拉、巴拉圭、沙特阿拉伯、朝鲜、乌拉圭、玻利维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荷兰、南朝鲜、巴西、加拿大、苏联、哥斯达黎加等20个国家；港澳同胞115户，460人；台湾同胞800户，16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