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学宫、书院
招远县学宫是明清时期县内最高学府，也称儒学、官学或县学。因设于文庙内，又称庙学或学庙。
学宫学生称童生、生员(生员也称“秀才”或“相公”)，分三等：一等廪生，二等增生，三等附生。明洪武时，统一确定府、州、县生员学额，招远县学宫学额为廪 生20员，增生20员，附生岁科两试各取12员，武生岁试取12员。
学宫内设掌教(主讲)3人、分教2人，学署训导亦常训导诸生，有的知县也常去学宫视察。
学宫生员平日有月课(即月考)、季考，最主要的是岁、科两试。清时岁试由省学政主持，以六等试诸生优劣。一等前列者，视廪生缺额，按名次充补，然后再补增生。一二等者县府赏给花红纸笔，三等如常，四等挞责，五等则廪生、增生递降一等，附生则降为青衣，六等黜革。科试是选拔参加科举的生员，由学政主持，也分六等，但一般只置三等：一二等为科举生员，可以参加乡试，中试即为举人。
1871年(清同治十年)，知县赵敏功在城北门里以东创建罗峰书院，延聘名师，召集有志有识之士，钻研学问，以适应科举之需。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集众讲解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以研究儒家经籍为主，间议时政。清末废科举，罗峰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并附设师范传习所，培训师资。
第二节 私 塾
明清两代，私塾为民间主要学所，除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外，兼为科举做准备和补习。清末，县内私塾有塾师自设的学馆，富豪之家设立的家塾，以祠堂、庙宇的地租收入或捐款举办的义塾(亦称义学)，更多的是联户、一村或数村自筹经费开办的书塾。
私塾以尊孔读经为宗旨，墨守陈规、师道尊严、体罚学生现象严重。学生年龄不一，程度各异，每个私塾一般只有1个教师，实行大复式教学，采用注入式教法，无学制规定，无一定教学计划和具体要求。课程设置大致有两类：启蒙课本，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日用杂志》等；为科举考试作准备的课程，有“四书”、“五经”等。此外，有的还选读《女儿经》、《孝经》、《幼学琼林》、《千家诗》、《古文观止》、《唐诗合解》等。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在城内设劝学所，倡办学堂。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县令贾景德上书省府，呈请在县内创办城乡各项小学堂，并制定《招远县开办城乡四十八社各项小学堂章程》。要求200户以上的村庄必须设学堂1所，小村可数村联合设立或就近附入大村就学。有条件者可设两等小学堂(即初、高等)或农工商学堂。贫寒子弟不能入全日学堂者，可入半日学堂。官立初等小学堂不收学费。
私塾历史悠久，影响颇深，民国初期，乡村私塾仍比比皆是。1915年5月，省教育厅李视学视察招远县教育状况报告中指出：“惟该县风气闭塞，小学虽一百七十余处，私塾尚有六百余处之多，故各学校学童不甚发达，而私塾改良者绝少，应亟设法整顿”。1 0月，全县私塾仍有470余处。为此，省教育厅发布指令，要求胶东道转饬招远县解散有关私塾。1919年4月，全县尚有私塾400余处。抗日战争胜利后，私塾逐渐消亡。
附 科 举
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国家按一定科目举行统一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也叫开科取仕。清朝，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之前，必须参加童试。招远县童试每年1次，在学宫或试院内举行，由知县主持，中者称童生，始得参加府试。府试每两年举行1次，录取者称生员(秀才)，也叫进学。
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三级，即乡试、会试、殿试。乡试在省城举行，它是进入仕途即科举选官的第一级，3年1次，由于秋季举行，又称秋闱，中者称举人。会试于乡试后次年春在京城礼部举行，又称春闱，中者称贡士。殿试是皇帝主持的考试，中者统称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一甲中的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
清朝，各县秀才有定额，招远县每年为12名。据不完全统计，1406(明永乐四年)～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全县中举者70人，中武举者19人。招远县明清两代共考取进士14人，武进士6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