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反动党、团登记
1947年，招远、招北两县政府通令反动党团成员到公安部门登记。1950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初期，县公安局对国民党、三青团进行全面调查登记。共登记国民党员229名，三青团员84名。
第二节 取缔反动会道门
招远的反动会道门，主要是黄天党，正名“大乘皈依门后天道”。主要有董文耀、王升贵、昌选三大干支。会门头子用“真言”、佛品等统治、欺骗会众，榨取钱财。他们制造谣言，破坏共产党的工作。有的借传教杀人、强奸妇女。
1940年，县公安局即开始劝会徒退会。1947年，土改复查中，结合反对迷信，劝会徒退出会门，令会首到区公所登记。1949年8月，张贴了省政府关于取缔会门的布告，宣传会门的罪行，开始缉拿反动会首。
在“镇反”运动中，把取缔会门列为重点，逮捕67名反动会首，其中11名罪大恶极者判处死刑。到1953年，219名会首到公安局登记，2．4万会众退出会门。
附 案 例
董文耀，男，招远县小董家村人。1912年参加普济佛教会，1915年开法传教。被捕前为普济佛教会东会二会主，直系干支分布于招远、黄县、蓬莱、栖霞、掖县、莱阳、烟台等，领导开法师200余名，会众8万余。该犯利用卖“全场大号”等佛品骗取大量钱财。1939年在董犯家中“过场”，收现洋14万元。该犯长期破坏共产党的中心工作。共产党发动参军时，他说：“入会的青年不能杀生，打枪要往天上打”。土改时，他破坏说：“人家身上的肉，割到自己身上长不住，今世得一万，来世还百万”。1947年土改复查时，该犯畏罪外逃。1952年被黑龙江省铁骊县公安局逮捕，解回招远。1954年被处决。
第三节 镇压反革命
1950年7月，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县公安局全面开展了对反动党团登记和取缔会道门工作。10月10日，中央发布《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的指示，招远镇反运动进入高潮。1951年6月，开始适当收缩镇反范围，转入搜捕残敌、清理积案和管制反革命分子阶段。到1953年镇反运动结束，共判处76名反革命分子死刑，死缓2名，有期徒刑183名。
附 案 例
任利元，男，招远县东李格庄村人。1935～1945年，历任国民党政府乡长，伪政府乡长、九区联合办事处主任，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此间，亲手杀害抗日军民8名。日军投降后逃至高密，组织还乡团，任招远县流亡政府自卫大队副、大队长。1947年随蒋军返回招远，指挥杀害共产党干部23名，率队下乡抢劫公粮1．5万余公斤。在黄县杀害干部群众7名。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隐瞒身份，参加解放军，历任炊事员、班长、管理排长。1952年，被逮捕解回招远，判处死刑。
第四节 肃清隐藏反革命
1956年1月，在全县机关、群众团体、厂矿企事业等单位12770名人员中分4批开展肃反运动，1959年6月结束，共清查出反、坏分子174名，刑事犯罪分子13名。
第五节 监督改造地、富、反、坏分子
1956年，开始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四类分子)实行规划入社，通过群众评审，分为正式社员、候补社员、监督生产和依法管制几种类型。杜家乡共有四类分子118名，确定为正式社员48名，候补社员48名，监督生产16名，依法管制6名。
规划入社后，按照“几个好人夹一个坏人”的原则，建立监督改造包夹小组。包夹小组实行三包(包教育、包改造，包劳动)一保证(保证其订出劳动守法保证书)。在监督改造中，实行月考、季评、年升降的改造制度。通过改造，1959年，正式社员比1958年增加281名。1979年2月，为全县1172名四类分子摘掉“帽子”，为98名错划、错戴的平反。1983年，四类分子全部摘帽。
第六节 打击刑事犯罪
1983年，党中央发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指示，中共招远县委成立了严打指挥部，公检法成立联合办公室，对流氓团伙分子、流窜作案分子、杀人犯、放火犯、爆炸犯、投毒犯、强奸犯、抢劫犯、重大盗窃犯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予以严厉打击。通过重点整顿，深挖犯罪，挖出1个9人流氓团伙和3个盗窃团伙，抓获一大批犯罪分子，其中团伙成员占38％，强奸犯占10％，盗窃犯占48％，抢劫犯占1．5％，纵火犯占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