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远地处渤海南岸，胶东半岛西北部，境内多山地丘陵，既有海拔759米的罗山，又有面积10平方公里的毕郭大洼，还有狭长的近海冲积小平原，是古代东夷人重要聚居地。
东夷文化从距今8300年前的后李文化起，历经北辛文化（距今约73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年）、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年）、岳石文化（距今约3900年），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在漫长的史前阶段，东夷人靠他们聪颖智慧的心灵和勤劳灵巧的双手，制造出了精美实用的骨器、石器、陶器、玉器等生产工具和生产用品，在原始农业的基础上，兴起了家禽饲养业和酿酒业。早在龙山文化时期，东夷人就进入阶级社会，并出现了国家，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夷从人负弓，东夷人是一个善射的民族，《淮南子》记载："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羿上射十日，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这个射日的英雄羿，便是东夷人的领袖之一。
北辛文化时期（前54004400，新石器文化早期），招远已有人类活动可考。境内发现后大里、羊家等北辛文化遗址。此外2002年夏季，在距离东关村3公里左右的开发区街柳村西曾发现一处面积约５平方米的北辛文化时期灰坑，清理出土１件捏塑法制作的陶圈足、２件蘑菇状把手和１件磨制对钻的双孔石镰，以及部分陶片。陶片多为红褐色夹砂，少数黑褐色，素面，可辨器形的有陶碗、陶罐等，说明这一时期城东河流域（今称金泉河，界河上游的主要河段）已经有了人类聚居。这一时期，先民的石器和陶器的制作工艺比较成熟、农业生产初具规模。
活动于胶东半岛上的东夷人，当时被称作莱夷。《尚书7禹贡》记载："莱夷作牧，厥匪檿丝。"说明先民此时已经掌握了养蚕和丝织技术。岳石文化时期（前1900前1500），招远发现的遗址遗物较多，明显多于龙山文化时期。与东关村毗邻的罗峰街道大曹家村也曾发现这一时期的石斧、石刀、石钺等器物。这一时期，石器、骨器等有所发展，石器农具及大型容器的应用和增多反映出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这些发现，说明这一时期今天的招远城一带和胶东其他地方一样，村落已经显著增多，人口有了较大增长，在人口压力增大的形势下，实用主义占了上风，器物走向朴素简约和大型化。
大约商代（约1600前1046）晚期，莱夷人就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史称莱国。到西周初期，国力已经非常强盛，所以敢于同姜太公争国。《史记7齐太公世家》云：武王封师尚父于齐营邱，东就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邱。营邱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当时，今东关村一带并不是发达之地，根据考古发现，此一带应该有村落形成，但远离城镇。公元前567年，齐灭莱，莱国并入齐国版图。公元前221年，秦王灭齐并天下。秦亡，西汉高祖六年（前201），高祖置曲成县，此地的居民以农桑为本，农耕经济已经得到较大发展。
三国开始，历经三国争战及魏晋时期，西晋灭亡后，华北地区战火纷飞，掠夺与屠杀不断，经济受到严重摧毁，中国北方民相徙绝。在此情况下，曲成县先是分为东西曲成两县，又于北齐天保七年（556）省并入掖县，属光州东莱郡。东关之地属光州东莱郡掖县，离县治60余公里，更为偏远荒凉之地。唐武德六年，在今招远县城处设立罗峰镇，属莱州掖县，东关村此时已经明显有了村庄雏形，在紧邻镇治的地理环境下，经济逐步得到发展。
根据《招远县地名志》记载："东关村位于招远县城东门外，招城东河西岸，故称东关。古教军场设此。唐置罗峰镇时，苗、尹两姓在此地居住。明万历年间，李氏七世祖李商由本县后花园迁入，其余姓氏多系商民。"地名办公室监制的村碑记载："唐置罗峰镇时，苗尹两姓定居东门外，故称东关，明万历年间，李氏七世祖李商由后花园迁入。崇祯年间，王姓由诸城坝山王家迁入。清康熙年间，孙、于两姓相继入居，1945年定名为东关"。唐置罗峰镇时，仅为掖县一个镇，虽然此时经济比较发达，但并无城池，此时苗、尹两姓定居东门外之说实属无稽。苗姓目前在东关村已经绝后，但根据传统地名苗家胡同，可推测苗姓为东关地面原住民之一，起码在李氏迁入前已经形成苗家胡同。地名志又记载，明永乐年间，苗姓在此定居，取名苗家胡同。目前的尹姓，流传仅十余世，显然是明以后移民而来，不是土著居民。村中流传说法，应该苗唐两姓在此定居，唐姓在新中国成立前还有兄弟二人，因参加革命离村，新中国成立后村中已无唐姓。但这些均不可考。李姓七世祖的迁入，也与实际情况不符。
唐置罗峰镇时，罗峰镇的地域范围基本上是今天招远市的地域范围，今东关村的位置，基本上是罗峰镇的中心区域。罗峰镇没有城池，镇治周围有松散的民居，应该多为在镇中经商的商民。所以，这一时期的居民其实并不是固定的，变化性较大。
南宋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1130）九月，金太宗册立刘豫为大齐国皇帝。翌年，刘豫升罗峰镇为招远县，治所为罗峰镇（即今招远市的招远城）。罗峰镇升而为县，东关地域邻近县城，经济发展有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商民逐步增多。
城墙是旧时农耕民族为应对战争，使用土木、砖石等材料，在都邑四周建起的用作防御的障碍性建筑。招远置县之时，正是宋金争战之时，为了防御，置县后即在县治建土城。金朝末年，山东、河北一带义军纷纷起事。当时，山东旱灾、蝗灾连年发生，沂州、密州、莱州、莒州、潍州等五州尤甚，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杨安儿、李全等人发动的红袄军起义，招远在内的莱州一带，先被义军所得，又被金军攻下，复又归于南宋，期间反复征战，人民死难无数。加之蒙古贵族入侵，造成这一带民生雪上加霜。所以，此期这一带的居民，流动性较大，几乎不可能有土著居民长期居住，作为商民聚居的东关地面，随着战争的拉锯，民众流动性更大。
南宋宝庆三年（1227），蒙古军占领山东。经过金末农民抗金斗争及金朝对农民义军的残酷镇压，以及蒙古军对山东的大举进攻和屠城，山东一带原来稳定发展的局势受到极大破坏，人口急剧减少，就招远一县，从金大定年间的户籍万一千有奇，到元大德年间"板荡之余，户不满千，城无百家之聚"。元朝末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农民起义日益频繁，仅至正元年，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农民起义就达百余处。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元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大农民纷纷响应。连年战争，拔地屠城，所到之处，民众十亡七八，以至于"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招远置县初期所修的土城，规模简陋，防御性能差，极易遭受破坏，在元末纷乱的战事中损毁。根据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当时招远一县户口不满千户，城周围不够百户人家，当时的东关村地面，人口急剧减少，应该形不成村落。
明朝建立后，历任知县多次修缮城墙。明洪武十年，知县王明善重建因战乱损毁的城墙，到正德六年，知县申良又进行加固，并建城濠。城墙周长二里左右，高二丈四尺，设三个城门，东曰盥泉，南曰通仙，北曰望海。嘉靖二年，知县罗锦增修东南门，曰云路。万历丁丑年，知县田九邱又重新修缮，同时重修城濠，引东南泉水，环城流注。崇祯十一年，通判王一龙，知县屈允元重修石城。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明时招远县城已经有了正式的城墙，正式区分了城里关外。现在东关村的地面，当时被称作东门外，有二圣庙、观音堂和演武场。宋元及明朝初年，由于连年争战，民多流亡，明初开始了大规模移民山东，招远在这一时期涌进大量移民。所以，明朝以后，东关地面的人口应该有了显著增加。从东关村目前所有的姓氏看，明中后期及清初是人口迁入比较繁盛的一个时期，目前在东关村各姓的世系最长20世左右，按一世20年推算，应该在400年左右。
按《招远市村庄简志》和《招远县地名志》记载，明万历年间，李氏七世祖李商由后花园迁入，其他姓氏多系商民。但据《李氏族谱》考证，该支李氏原居玲珑台上，前四世不可考，故创修家谱时，以五世海公兄弟4人为一世，其下各有分支。海公迁居后花园，其子月公（二世）迁居邑城内。至九世志杰、志实、志选兄弟迁居东门外苗家胡同，即今天东关村的小猪市街。据此推算，海公系李氏迁居东关村应在明末清初。明公系李氏为清道光年间由十四世玉昆、玉璞、玉海兄弟从李家台子迁居东关村。另一支李氏迁入时间，据其家谱记载，明末由四川迁招远汤东沟，三世迁东关，也应在清顺治或康熙年间，与海公系李氏的迁入相差无几。
李姓海公系迁入，家谱记载的地址为苗家胡同。据此可以判定，清初李氏迁入前，今东关地盘原居民为苗姓，此一区域多为商民临时居住，不成村落，唯苗氏居住已久，形成苗家胡同。这也和地名志关于明永乐年间已形成苗家胡同的记载吻合。这时候，应该还没有东关村这个称呼。
据东关诸城支王氏谱书记载，该支王氏一世祖王教约明朝崇祯年间由诸城坝山王家村迁入招远城，定居在东门外东南角一隅。后子孙繁衍众多，在街南北建房居住，形成街道，称为南坝街，后人也俗称坝上。从此记载看，这支王氏进入东关地面，应该略早于李姓，其居住地为南坝一带，当时还比较荒凉，后来才形成南坝街。
尹姓传为唐置罗峰镇时已居此，但其世系也只能推及明末清初，以前已不可考。考氏虽然人丁不太兴旺，但据考为明嘉靖年间迁入。孙姓也为东关村原驻民，虽没有家谱可考，但据目前所传世系推算，也应该在清初迁入，与村碑记载的清康熙年间迁入相符。赵姓一支在明末清初由石对头迁入。
清朝中期，各姓和谐发展，人口比较稳定。清朝后期及民国初年，东关一带已经发展为招远主要的商业区，各种字号的商铺遍布，有的坐商慢慢在东关买房居住，成为东关的一员。如清朝光绪年间，莱州赵家疃的赵姓赵礼兄弟随父到招远城东门里做生意，后赵礼落户于东关村，为东关村另一支赵氏。清朝末年，城南楼里头崔瑄因参加县考落榜，定居东关。
据以上姓氏迁入时间和迁入史看，多为在此经商，入住于此。《招远县地名志》记载，清初，县城分设南、北、东三关，东关多商贾聚居，南关设粮市、鱼市二街，北有北关街，是南北交通要道。由此可见，东关村落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商业的逐步发达。
清朝及民国初期，招远的工商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奠定了现代工商业的基础，东关一带商民云集，虽受战乱影响，但坐商显著增多，东关街、南坝街店铺云集，除二七招远大集外，东关街上每月初八和二十三赶小集，苗家胡同每月初十和二十五赶小集。由于经济相对繁荣，人口逐步增多，当时没有完善的户口制度，有些在此经商的商民，逐步在此买房或盖房定居。如：招远南乡今夏甸镇薄家村薄恒德（后更名薄希文）20世纪30年代在招城做生意，为了方便，于1942年在东关购买房产一处，举家迁入，定居于此。城南孙家庄孙祥会1939年到招远城南坝街开小饭馆后定居东关，成为东关村另一支孙姓。齐山镇半壁店村孙端一，1935年15岁时到东关街上横掌刘家人刘玉湖开的鞋铺当学徒，40年代初期结婚生子，在东关定居下来。1932年此地曾建立东关镇，说明这里经济比较发达。1945年9月，在抗战取得全面胜利的形势下，招远县调整为9个区，县政府正式确定东关为一个行政村，称为东关村。三四十年代南坝街洋铁铺打造的洋油桶上，标识为"招城南坝街"，说明当时东关并不是一个行政村的概念，东门外、南坝街、苗家胡同均是自然形成的聚落点。东关村成为行政村后，正式有了户口概念。此时，原籍招远北关西村宋盛裕一家原在东关街二圣庙为住庙道士，因庙宇拆除，全家落户东关。原籍西坞党村的迟芹，新中国成立前夕到东关村为其姥爷唐希尧养老，落户东关。
20世纪50年代，又是姓氏增多的一个主要时期。1953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在城区做买卖的商户划为城厢联村，包括当时城区8个村的商户。1956年成立高级社时，对区划进行重新调整，将城厢联村的商户，以其所在的位置划入相应的村，同时调整插花地，将住房坐落在别村地盘上的住 户调入其所在地村庄。如半壁店村人姜茂同，新中国成立前后在东关街做面食生意，1956年成立高级社时，划入东关村，同时将其次子姜玉仁落户东关。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原属南关东村的任桂枝，因房屋与东关插花，划入东关村。1958年，城东王家大沟村杨书金、李桂英夫妇落户东关。20世纪50年代，郭桂福娶东关村李氏海公系十四世李蕊之女李培英为妻，到东关为其岳父养老，落户东关。1959年，大秦家杜家沟村于志远、李桂英夫妇，携带女儿于淑美、儿子于春志到东关村买房子落户。原籍毕郭南泊子的温立功，50年代末娶东关考清春为妻，遂落户东关。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人民公社时期，人口发展相对稳定，迁入迁出姓氏较少，迁入的主要原因为买房和娶妻入籍。如，原籍纪山公社下院村的王仁增，因在城关公社武装部工作，1973年12月在东关村买房子，将妻子徐桂枝、儿子王少平、女儿王少华户口迁入东关大队。
20世纪80年代，东关村村办企业快速发展，为引进人才促进企业发展，允许有技术的人员到东关村落户。如1986年建设包装材料厂时，与横掌赵家赵军家的家庭作坊合作，将其户口迁入东关。东关村建设黄金机械厂时，先后招聘刘进道、李遵、姜瑞成，进厂工作，均将户口落入东关。这些人享受东关村的福利待遇，视同东关人。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部分在县城工作的工作人员或者因家属农转非，或者为避免农村户籍管理上的麻烦，将家属户口协调迁入东关，不享受东关的福利待遇，被称为空挂户，全村先后有十几户迁入。
随着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1999年招城镇撤销，改建三个街道办事处，东关村划入泉山街道管辖，原东关村委会撤销，改设东关居民委员会，真正意义上的村级组织已经不复存在，东关村成为城市的一个居民区，经济组织也早已经演变为金城集团，但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和旧村未进行大面积拆迁，居民居住区域分散，所以管辖形式上仍作为一个村管理。2015年末统计，按照以户定姓的原则，全村的姓氏20个（含个别空挂户），共248户820人，其中20户以上的有：李姓54户183人，王姓49户161人，孙姓40户127人，于姓23户85人。
第二节 建置
招远地处渤海南岸，胶东半岛西北部，境内多山地丘陵，既有海拔759米的罗山，又有面积10平方公里的毕郭大洼，还有狭长的近海冲积小平原，是古代东夷人重要聚居地。
东夷文化从距今8300年前的后李文化起，历经北辛文化（距今约73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年）、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年）、岳石文化（距今约3900年），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在漫长的史前阶段，东夷人靠他们聪颖智慧的心灵和勤劳灵巧的双手，制造出了精美实用的骨器、石器、陶器、玉器等生产工具和生产用品，在原始农业的基础上，兴起了家禽饲养业和酿酒业。早在龙山文化时期，东夷人就进入阶级社会，并出现了国家，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夷从人负弓，东夷人是一个善射的民族，《淮南子》记载："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羿上射十日，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这个射日的英雄羿，便是东夷人的领袖之一。
北辛文化时期（前54004400，新石器文化早期），招远已有人类活动可考。境内发现后大里、羊家等北辛文化遗址。此外2002年夏季，在距离东关村3公里左右的开发区街柳村西曾发现一处面积约５平方米的北辛文化时期灰坑，清理出土１件捏塑法制作的陶圈足、２件蘑菇状把手和１件磨制对钻的双孔石镰，以及部分陶片。陶片多为红褐色夹砂，少数黑褐色，素面，可辨器形的有陶碗、陶罐等，说明这一时期城东河流域（今称金泉河，界河上游的主要河段）已经有了人类聚居。这一时期，先民的石器和陶器的制作工艺比较成熟、农业生产初具规模。
活动于胶东半岛上的东夷人，当时被称作莱夷。《尚书7禹贡》记载："莱夷作牧，厥匪檿丝。"说明先民此时已经掌握了养蚕和丝织技术。岳石文化时期（前1900前1500），招远发现的遗址遗物较多，明显多于龙山文化时期。与东关村毗邻的罗峰街道大曹家村也曾发现这一时期的石斧、石刀、石钺等器物。这一时期，石器、骨器等有所发展，石器农具及大型容器的应用和增多反映出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这些发现，说明这一时期今天的招远城一带和胶东其他地方一样，村落已经显著增多，人口有了较大增长，在人口压力增大的形势下，实用主义占了上风，器物走向朴素简约和大型化。
大约商代（约1600前1046）晚期，莱夷人就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史称莱国。到西周初期，国力已经非常强盛，所以敢于同姜太公争国。《史记7齐太公世家》云：武王封师尚父于齐营邱，东就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邱。营邱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当时，今东关村一带并不是发达之地，根据考古发现，此一带应该有村落形成，但远离城镇。公元前567年，齐灭莱，莱国并入齐国版图。公元前221年，秦王灭齐并天下。秦亡，西汉高祖六年（前201），高祖置曲成县，此地的居民以农桑为本，农耕经济已经得到较大发展。
三国开始，历经三国争战及魏晋时期，西晋灭亡后，华北地区战火纷飞，掠夺与屠杀不断，经济受到严重摧毁，中国北方民相徙绝。在此情况下，曲成县先是分为东西曲成两县，又于北齐天保七年（556）省并入掖县，属光州东莱郡。东关之地属光州东莱郡掖县，离县治60余公里，更为偏远荒凉之地。唐武德六年，在今招远县城处设立罗峰镇，属莱州掖县，东关村此时已经明显有了村庄雏形，在紧邻镇治的地理环境下，经济逐步得到发展。
根据《招远县地名志》记载："东关村位于招远县城东门外，招城东河西岸，故称东关。古教军场设此。唐置罗峰镇时，苗、尹两姓在此地居住。明万历年间，李氏七世祖李商由本县后花园迁入，其余姓氏多系商民。"地名办公室监制的村碑记载："唐置罗峰镇时，苗尹两姓定居东门外，故称东关，明万历年间，李氏七世祖李商由后花园迁入。崇祯年间，王姓由诸城坝山王家迁入。清康熙年间，孙、于两姓相继入居，1945年定名为东关"。唐置罗峰镇时，仅为掖县一个镇，虽然此时经济比较发达，但并无城池，此时苗、尹两姓定居东门外之说实属无稽。苗姓目前在东关村已经绝后，但根据传统地名苗家胡同，可推测苗姓为东关地面原住民之一，起码在李氏迁入前已经形成苗家胡同。地名志又记载，明永乐年间，苗姓在此定居，取名苗家胡同。目前的尹姓，流传仅十余世，显然是明以后移民而来，不是土著居民。村中流传说法，应该苗唐两姓在此定居，唐姓在新中国成立前还有兄弟二人，因参加革命离村，新中国成立后村中已无唐姓。但这些均不可考。李姓七世祖的迁入，也与实际情况不符。
唐置罗峰镇时，罗峰镇的地域范围基本上是今天招远市的地域范围，今东关村的位置，基本上是罗峰镇的中心区域。罗峰镇没有城池，镇治周围有松散的民居，应该多为在镇中经商的商民。所以，这一时期的居民其实并不是固定的，变化性较大。
南宋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1130）九月，金太宗册立刘豫为大齐国皇帝。翌年，刘豫升罗峰镇为招远县，治所为罗峰镇（即今招远市的招远城）。罗峰镇升而为县，东关地域邻近县城，经济发展有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商民逐步增多。
城墙是旧时农耕民族为应对战争，使用土木、砖石等材料，在都邑四周建起的用作防御的障碍性建筑。招远置县之时，正是宋金争战之时，为了防御，置县后即在县治建土城。金朝末年，山东、河北一带义军纷纷起事。当时，山东旱灾、蝗灾连年发生，沂州、密州、莱州、莒州、潍州等五州尤甚，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杨安儿、李全等人发动的红袄军起义，招远在内的莱州一带，先被义军所得，又被金军攻下，复又归于南宋，期间反复征战，人民死难无数。加之蒙古贵族入侵，造成这一带民生雪上加霜。所以，此期这一带的居民，流动性较大，几乎不可能有土著居民长期居住，作为商民聚居的东关地面，随着战争的拉锯，民众流动性更大。
南宋宝庆三年（1227），蒙古军占领山东。经过金末农民抗金斗争及金朝对农民义军的残酷镇压，以及蒙古军对山东的大举进攻和屠城，山东一带原来稳定发展的局势受到极大破坏，人口急剧减少，就招远一县，从金大定年间的户籍万一千有奇，到元大德年间"板荡之余，户不满千，城无百家之聚"。元朝末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农民起义日益频繁，仅至正元年，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农民起义就达百余处。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元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大农民纷纷响应。连年战争，拔地屠城，所到之处，民众十亡七八，以至于"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招远置县初期所修的土城，规模简陋，防御性能差，极易遭受破坏，在元末纷乱的战事中损毁。根据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当时招远一县户口不满千户，城周围不够百户人家，当时的东关村地面，人口急剧减少，应该形不成村落。
明朝建立后，历任知县多次修缮城墙。明洪武十年，知县王明善重建因战乱损毁的城墙，到正德六年，知县申良又进行加固，并建城濠。城墙周长二里左右，高二丈四尺，设三个城门，东曰盥泉，南曰通仙，北曰望海。嘉靖二年，知县罗锦增修东南门，曰云路。万历丁丑年，知县田九邱又重新修缮，同时重修城濠，引东南泉水，环城流注。崇祯十一年，通判王一龙，知县屈允元重修石城。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明时招远县城已经有了正式的城墙，正式区分了城里关外。现在东关村的地面，当时被称作东门外，有二圣庙、观音堂和演武场。宋元及明朝初年，由于连年争战，民多流亡，明初开始了大规模移民山东，招远在这一时期涌进大量移民。所以，明朝以后，东关地面的人口应该有了显著增加。从东关村目前所有的姓氏看，明中后期及清初是人口迁入比较繁盛的一个时期，目前在东关村各姓的世系最长20世左右，按一世20年推算，应该在400年左右。
按《招远市村庄简志》和《招远县地名志》记载，明万历年间，李氏七世祖李商由后花园迁入，其他姓氏多系商民。但据《李氏族谱》考证，该支李氏原居玲珑台上，前四世不可考，故创修家谱时，以五世海公兄弟4人为一世，其下各有分支。海公迁居后花园，其子月公（二世）迁居邑城内。至九世志杰、志实、志选兄弟迁居东门外苗家胡同，即今天东关村的小猪市街。据此推算，海公系李氏迁居东关村应在明末清初。明公系李氏为清道光年间由十四世玉昆、玉璞、玉海兄弟从李家台子迁居东关村。另一支李氏迁入时间，据其家谱记载，明末由四川迁招远汤东沟，三世迁东关，也应在清顺治或康熙年间，与海公系李氏的迁入相差无几。
李姓海公系迁入，家谱记载的地址为苗家胡同。据此可以判定，清初李氏迁入前，今东关地盘原居民为苗姓，此一区域多为商民临时居住，不成村落，唯苗氏居住已久，形成苗家胡同。这也和地名志关于明永乐年间已形成苗家胡同的记载吻合。这时候，应该还没有东关村这个称呼。
据东关诸城支王氏谱书记载，该支王氏一世祖王教约明朝崇祯年间由诸城坝山王家村迁入招远城，定居在东门外东南角一隅。后子孙繁衍众多，在街南北建房居住，形成街道，称为南坝街，后人也俗称坝上。从此记载看，这支王氏进入东关地面，应该略早于李姓，其居住地为南坝一带，当时还比较荒凉，后来才形成南坝街。
尹姓传为唐置罗峰镇时已居此，但其世系也只能推及明末清初，以前已不可考。考氏虽然人丁不太兴旺，但据考为明嘉靖年间迁入。孙姓也为东关村原驻民，虽没有家谱可考，但据目前所传世系推算，也应该在清初迁入，与村碑记载的清康熙年间迁入相符。赵姓一支在明末清初由石对头迁入。
清朝中期，各姓和谐发展，人口比较稳定。清朝后期及民国初年，东关一带已经发展为招远主要的商业区，各种字号的商铺遍布，有的坐商慢慢在东关买房居住，成为东关的一员。如清朝光绪年间，莱州赵家疃的赵姓赵礼兄弟随父到招远城东门里做生意，后赵礼落户于东关村，为东关村另一支赵氏。清朝末年，城南楼里头崔瑄因参加县考落榜，定居东关。
据以上姓氏迁入时间和迁入史看，多为在此经商，入住于此。《招远县地名志》记载，清初，县城分设南、北、东三关，东关多商贾聚居，南关设粮市、鱼市二街，北有北关街，是南北交通要道。由此可见，东关村落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商业的逐步发达。
清朝及民国初期，招远的工商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奠定了现代工商业的基础，东关一带商民云集，虽受战乱影响，但坐商显著增多，东关街、南坝街店铺云集，除二七招远大集外，东关街上每月初八和二十三赶小集，苗家胡同每月初十和二十五赶小集。由于经济相对繁荣，人口逐步增多，当时没有完善的户口制度，有些在此经商的商民，逐步在此买房或盖房定居。如：招远南乡今夏甸镇薄家村薄恒德（后更名薄希文）20世纪30年代在招城做生意，为了方便，于1942年在东关购买房产一处，举家迁入，定居于此。城南孙家庄孙祥会1939年到招远城南坝街开小饭馆后定居东关，成为东关村另一支孙姓。齐山镇半壁店村孙端一，1935年15岁时到东关街上横掌刘家人刘玉湖开的鞋铺当学徒，40年代初期结婚生子，在东关定居下来。1932年此地曾建立东关镇，说明这里经济比较发达。1945年9月，在抗战取得全面胜利的形势下，招远县调整为9个区，县政府正式确定东关为一个行政村，称为东关村。三四十年代南坝街洋铁铺打造的洋油桶上，标识为"招城南坝街"，说明当时东关并不是一个行政村的概念，东门外、南坝街、苗家胡同均是自然形成的聚落点。东关村成为行政村后，正式有了户口概念。此时，原籍招远北关西村宋盛裕一家原在东关街二圣庙为住庙道士，因庙宇拆除，全家落户东关。原籍西坞党村的迟芹，新中国成立前夕到东关村为其姥爷唐希尧养老，落户东关。
20世纪50年代，又是姓氏增多的一个主要时期。1953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在城区做买卖的商户划为城厢联村，包括当时城区8个村的商户。1956年成立高级社时，对区划进行重新调整，将城厢联村的商户，以其所在的位置划入相应的村，同时调整插花地，将住房坐落在别村地盘上的住 户调入其所在地村庄。如半壁店村人姜茂同，新中国成立前后在东关街做面食生意，1956年成立高级社时，划入东关村，同时将其次子姜玉仁落户东关。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原属南关东村的任桂枝，因房屋与东关插花，划入东关村。1958年，城东王家大沟村杨书金、李桂英夫妇落户东关。20世纪50年代，郭桂福娶东关村李氏海公系十四世李蕊之女李培英为妻，到东关为其岳父养老，落户东关。1959年，大秦家杜家沟村于志远、李桂英夫妇，携带女儿于淑美、儿子于春志到东关村买房子落户。原籍毕郭南泊子的温立功，50年代末娶东关考清春为妻，遂落户东关。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人民公社时期，人口发展相对稳定，迁入迁出姓氏较少，迁入的主要原因为买房和娶妻入籍。如，原籍纪山公社下院村的王仁增，因在城关公社武装部工作，1973年12月在东关村买房子，将妻子徐桂枝、儿子王少平、女儿王少华户口迁入东关大队。
20世纪80年代，东关村村办企业快速发展，为引进人才促进企业发展，允许有技术的人员到东关村落户。如1986年建设包装材料厂时，与横掌赵家赵军家的家庭作坊合作，将其户口迁入东关。东关村建设黄金机械厂时，先后招聘刘进道、李遵、姜瑞成，进厂工作，均将户口落入东关。这些人享受东关村的福利待遇，视同东关人。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部分在县城工作的工作人员或者因家属农转非，或者为避免农村户籍管理上的麻烦，将家属户口协调迁入东关，不享受东关的福利待遇，被称为空挂户，全村先后有十几户迁入。
随着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1999年招城镇撤销，改建三个街道办事处，东关村划入泉山街道管辖，原东关村委会撤销，改设东关居民委员会，真正意义上的村级组织已经不复存在，东关村成为城市的一个居民区，经济组织也早已经演变为金城集团，但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和旧村未进行大面积拆迁，居民居住区域分散，所以管辖形式上仍作为一个村管理。2015年末统计，按照以户定姓的原则，全村的姓氏20个（含个别空挂户），共248户820人，其中20户以上的有：李姓54户183人，王姓49户161人，孙姓40户127人，于姓23户8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