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全国形势空前良好，但是由于改造过激，工作过粗，导致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1958年1～2月，招远县委召开县、区、乡、社和农村党员参加的整风会议，要求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帮助县委整风。随后，县委根据鸣放出来的问题，对"右派"和接近"右派"的人进行排队，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重，把大量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反右斗争出现严重扩大化。东良村在外工作人员2人被打作右派，遣返回村劳动，1978年后全部平反。
1960年，招远县将在整风反右中被定为右派分子的100多人统一安排到东良后海丛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时间一年左右。
1960年6～12月，招远县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指示》，领导开展了农村的"三反"运动。运动中，区里派干部驻村帮助工作，所有干部办学习班，要求干部做检查和退赔。办学习班过程中，由于干部存有抵触情绪，出现体罚现象，工作组在村中找出几个青年，晚上将干部关到屋子里，熄灭油灯，把干部围在中间，用拳头捣过来捣过去，称为"碰球".
1963年10月，中共招远县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关于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在全县掀起以"四清"（清帐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为重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1月又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强调放手发动群众，迫使干部"洗手洗澡"（以清理贪污、挪用公款 公物、多吃多占和退赔为主要内容），交待四不清问题。运动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农村经济管理等问题起到一定作用，但是由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前提下开展，犯了扩大化和极端化错误，使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当时，工作组进驻东良村，工作组领导在大会上发言："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谁干谁贪"，要求干部温水"洗澡"，逐一过关，检查问题。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因布置和检查工作而没有出整工，在记工册上记零工的，一律当做多吃多占，予以退赔。到1964年2月，大队干部交待所谓贪污5人，贪污实物折款119.5元，贪污布票16.5尺；交待多吃多占人数7人，交待多吃多占粮食107.5公斤，其他实物折款5.25元，多占劳动日125个（每个劳动日按10个工分计算）；交待受贿人数2人，受贿款数22元。生产队干部交待贪污64人，交待贪污现金36.35元，贪污实物折款168.99元，贪污布票18.5尺；交待多吃多占人数37人，交待多吃多占粮食217.5公斤，其他实物折款187.3元，多占劳动日496个；交待受贿人数11人，受贿金额30元。全大队共有44名干部进行了退赔，退赔粮食562.5公斤，退赔现金226.35元，布票35尺。4月，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后，参加会议的干部有7人回村新交待多吃多占劳动日84个，未参加会议的干部有20人交待贪污现金9元，实物折款79.08元，12人交待多吃多占粮食5公斤，多占劳动日84个。在这种形势下，一大批干部受到错误打击，积极性受挫，生产队干部连续多年出现伸腿辞职的现象。
第四节 整风反右、社教和四清运动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全国形势空前良好，但是由于改造过激，工作过粗，导致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1958年1～2月，招远县委召开县、区、乡、社和农村党员参加的整风会议，要求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帮助县委整风。随后，县委根据鸣放出来的问题，对"右派"和接近"右派"的人进行排队，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重，把大量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反右斗争出现严重扩大化。东良村在外工作人员2人被打作右派，遣返回村劳动，1978年后全部平反。
1960年，招远县将在整风反右中被定为右派分子的100多人统一安排到东良后海丛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时间一年左右。
1960年6～12月，招远县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指示》，领导开展了农村的"三反"运动。运动中，区里派干部驻村帮助工作，所有干部办学习班，要求干部做检查和退赔。办学习班过程中，由于干部存有抵触情绪，出现体罚现象，工作组在村中找出几个青年，晚上将干部关到屋子里，熄灭油灯，把干部围在中间，用拳头捣过来捣过去，称为"碰球".
1963年10月，中共招远县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关于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在全县掀起以"四清"（清帐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为重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1月又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强调放手发动群众，迫使干部"洗手洗澡"（以清理贪污、挪用公款 公物、多吃多占和退赔为主要内容），交待四不清问题。运动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农村经济管理等问题起到一定作用，但是由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前提下开展，犯了扩大化和极端化错误，使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当时，工作组进驻东良村，工作组领导在大会上发言："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谁干谁贪"，要求干部温水"洗澡"，逐一过关，检查问题。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因布置和检查工作而没有出整工，在记工册上记零工的，一律当做多吃多占，予以退赔。到1964年2月，大队干部交待所谓贪污5人，贪污实物折款119.5元，贪污布票16.5尺；交待多吃多占人数7人，交待多吃多占粮食107.5公斤，其他实物折款5.25元，多占劳动日125个（每个劳动日按10个工分计算）；交待受贿人数2人，受贿款数22元。生产队干部交待贪污64人，交待贪污现金36.35元，贪污实物折款168.99元，贪污布票18.5尺；交待多吃多占人数37人，交待多吃多占粮食217.5公斤，其他实物折款187.3元，多占劳动日496个；交待受贿人数11人，受贿金额30元。全大队共有44名干部进行了退赔，退赔粮食562.5公斤，退赔现金226.35元，布票35尺。4月，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后，参加会议的干部有7人回村新交待多吃多占劳动日84个，未参加会议的干部有20人交待贪污现金9元，实物折款79.08元，12人交待多吃多占粮食5公斤，多占劳动日84个。在这种形势下，一大批干部受到错误打击，积极性受挫，生产队干部连续多年出现伸腿辞职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