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1月初，中共招远县委在全县发动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以清除打击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五种反革命分子为主要目标。1951年4～5月，运动达到高潮，1953年运动全部结束。东良村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主要是配合上级，查获对人民欠下血债的反革命分子。对国民党重点进攻胶东解放区时的还乡团人员，进行重点查获。经查，刘德绪隐姓埋名逃到沈阳，在公安人员前去缉拿时，刘德绪服毒自杀。隋好廉在南京被公安局逮捕，后死在监狱。张维汉也逃到外地，因为没有人命案，未做深入查找。
1955年7月至1957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运动波及东良。
50～70年代，被列为专政对象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由专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监督管制。1958年后，一部分右派分子也被放到农村由群众监督改造，故亦称"五类分子"。东良村对"四类分子"的监督改造，根据上级政策，采取10个社员包1个改造对象的办法，主要包政治教育、包监督劳动、包预防破坏。改造对象要作出保证，定期向农业社和生产大队汇报本人思想和表现。在政治上，地主分子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富农分子除个别表现不好者外，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反革命分子依法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坏分子视其表现而定。对"四类分子"每年评审一次，表现好的可变为社员或候补社员；表现不好或有轻微违法的，给予批判斗争，也可由候补社员降为监督生产；构成犯罪的依法处理或改为社会管制。随着整风反右、肃反、社会主义教育和清理阶级队伍一系列运动的开展，部分东良籍在外工作的人员在运动中受到冲击被定为右派或坏分子，下放回村，个别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破坏分子，被定为坏分子监督劳动，所以东良村的四类或五类分子，不同时间有不同的数量。1963年统计，全村各种四类分子共35人，其中，男15人，女20人。在四类分子中，富农分子17人，经监督改造评定，监督生产4人，管制生产1人，升为正式社员1人，评定为非社员11人；所谓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2人，监督生产1人（右派刘绍棠，1978年平反），管制生产1人；定为坏分子3人，监督生产1人，管制生产2人；地主分子13人，升为正式社员5人，监督生产5人，非社员3人。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四类分子在人民公社中受到歧视，其子女在入学、当兵、就业等方面均没有资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对社教运动中补定的"四类分子"绝大多数恢复原来的成分和身份，右派分子也由有关部门按政策纠正和妥善处理。1979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东良村四类分子逐步摘掉帽子、改变成分，地主富农子女的家庭出身一律改为公社社员，结束了四类分子及其子女长期受歧视的生活。
第二节 镇压反革命和监督改造四类分子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1月初，中共招远县委在全县发动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以清除打击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五种反革命分子为主要目标。1951年4～5月，运动达到高潮，1953年运动全部结束。东良村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主要是配合上级，查获对人民欠下血债的反革命分子。对国民党重点进攻胶东解放区时的还乡团人员，进行重点查获。经查，刘德绪隐姓埋名逃到沈阳，在公安人员前去缉拿时，刘德绪服毒自杀。隋好廉在南京被公安局逮捕，后死在监狱。张维汉也逃到外地，因为没有人命案，未做深入查找。
1955年7月至1957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运动波及东良。
50～70年代，被列为专政对象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由专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监督管制。1958年后，一部分右派分子也被放到农村由群众监督改造，故亦称"五类分子"。东良村对"四类分子"的监督改造，根据上级政策，采取10个社员包1个改造对象的办法，主要包政治教育、包监督劳动、包预防破坏。改造对象要作出保证，定期向农业社和生产大队汇报本人思想和表现。在政治上，地主分子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富农分子除个别表现不好者外，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反革命分子依法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坏分子视其表现而定。对"四类分子"每年评审一次，表现好的可变为社员或候补社员；表现不好或有轻微违法的，给予批判斗争，也可由候补社员降为监督生产；构成犯罪的依法处理或改为社会管制。随着整风反右、肃反、社会主义教育和清理阶级队伍一系列运动的开展，部分东良籍在外工作的人员在运动中受到冲击被定为右派或坏分子，下放回村，个别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破坏分子，被定为坏分子监督劳动，所以东良村的四类或五类分子，不同时间有不同的数量。1963年统计，全村各种四类分子共35人，其中，男15人，女20人。在四类分子中，富农分子17人，经监督改造评定，监督生产4人，管制生产1人，升为正式社员1人，评定为非社员11人；所谓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2人，监督生产1人（右派刘绍棠，1978年平反），管制生产1人；定为坏分子3人，监督生产1人，管制生产2人；地主分子13人，升为正式社员5人，监督生产5人，非社员3人。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四类分子在人民公社中受到歧视，其子女在入学、当兵、就业等方面均没有资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对社教运动中补定的"四类分子"绝大多数恢复原来的成分和身份，右派分子也由有关部门按政策纠正和妥善处理。1979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东良村四类分子逐步摘掉帽子、改变成分，地主富农子女的家庭出身一律改为公社社员，结束了四类分子及其子女长期受歧视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