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变动 自然变动指因出生、死亡而出现的人口变动。建国以前，村级没有人口统计制度，人口经过长期自然发展，和平年代经济发展，人口增长较快，战乱和困苦年代，人口自然增长缓慢。虽然建国后已经建立了人口统计制度，但由于年代久远，村级资料保存不力，1988年前很少有确切的可利用的人口出生死亡记录。1962年，迎来建国后第一个生育高峰，全村生育人口85人，成为年生育人口最多的一年。是年，全村死亡37人，其中正常死亡27人，不满周岁的婴儿死亡10人。1963年，全村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42‰。196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62‰。1966年后，人口自然增长率多年保持在2‰以下。
从1988年以后的统计资料看，1998年前，人口出生数多于死亡数，这也是人口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以1988年为例，这时期正处一个生育高峰，当年出生73人，仅次于1962年。是年死亡18人，因自然变动增加人口55人。1999年后，总体上看，人口向老龄化迈进，死亡人数略多于出生人数，2005～2007年基本持平。2010年，出生和死亡数量差距较大，年内出生7人，死亡26人，因自然变动造成人口少19人。这也是有资料记录的人口出生最少的年份。
机械变动 机械变动指人口的迁入和迁出。建村以前漫长的历史时期，各姓氏逐步迁入，以明朝洪武年间居多。但是，各姓氏的迁入虽然有的相对集中，但迁入却很少有规模迁入，人口的增长往往是迁入后长期的繁衍生息造成。土地改革时期，有些外来扛活打工的人员，落户到东良村，这一时期人口迁入相对较多。建国以后人口的迁入主要是青年结婚女方户口的迁入，另有女青年招的上门女婿、军人复员退伍、在外工作人员离退休回乡、外地人员务工落户等等。进入21世纪，东良村制定政策，没有儿子的老人，均可接收其一个女儿全家到东良村落户，以便照顾老人，这一时期迁入人口较多。
建国前人口的迁出，往往是因生活所迫外出谋生，有的一人流落他乡，有的举家搬迁。民国时期，长期战乱，东良地处交通要道和滨海平原，受战乱影响较深，外出谋生人员较多。当时东良村外出学徒打工的年轻人高达六七百人，多数家族都有外出谋生者。当时刘云官次子刘兰庭在长春开设的宾宴楼影响较大，经常招用东良村青年，村子流行的说法是："住上宾宴楼，说媳妇不用愁"。另外，因参军参政离开村子的也较多。建国以后，除人民公社时期因为大跃进、大轰隆造成个别人员外出务工（时称"盲流"，意为盲目流动）外，迁出人员主要是女青年出嫁、青年当兵和上学等。据统计，1961～1962年，东良村流出人口10人，其中女6人，男4人，主要流往东北三省。
从1988年后辑存的资料看，多数年份迁出多于迁入，这里面出嫁女儿和迎娶的媳妇相对平衡，军人征收入伍和复退相对平衡，但大中专学生入学后户口迁出便很少迁回，这是迁出多于迁入的主要原因。2006～2010年4年，迁入多于迁出，这主要是出嫁女儿全家迁回东良照顾老人所造成的。1992年，全村迁入38人，其中男8人，女30人，女子明显高于男子，主要原因是婚嫁造成。在迁入人员中由本乡镇迁入25人，其他乡镇迁入5人，这30人中男3人，女27人，明显看出娶亲因素。由外县市迁入5人，其中男2人女3人，外省迁入3人，全为男姓，这说明距离远了，人口迁入受婚姻影响较少，迁入主要原因是军人复退。是年迁出人口56人，其中男15人，女41人，女性多于男性的主要原因也是婚姻。特别是迁至本乡镇其他村的18人，男性只有2人，女性16人，明显说明这个问题。而迁至其他县市、其他地市和外省的，明显男性多于女性，这说明主要是大中专学生入学和军人入伍。2000年，全村迁入9人，其中女性7人，主要是婚姻迁入，男性2人皆是省外迁入，原因是军人复退；是年迁出35人，其中本地市变动19人，女性18人，主要婚姻原因；迁出地市的15人，男13人，说明这部分变动主要是升学和参军。2010年，全村迁入33人（男10人女23人），迁出8人（男1人女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