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表《五·一六通知》到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中国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6月，招远县委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派工作组进驻招远一中、二中，指导运动开展。8月后，在机关、农村、工厂、学校以至社会各界广泛发动群众，建立红卫兵组织，九曲蒋家村红卫兵组织，以王登志、迟孟学等为首领。随后，各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九曲蒋家村周围，“文化大革命”最先在周边学校中开展，当时在周家庄子学校读书的王德明等参与到北京进行串联，接受毛主席检阅。是年10月27日出生的村民张某某，家人给起的乳名为“串联”，足以说明当时红卫兵大串联的形势。
大串联的同时，红卫兵组织运用大字报、大辩论等形势，开展对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揭发批判。这期间，九曲蒋家大街上张贴出几张大字报，主要针对党支部书记王金城，斗争所谓的当权派。同时开展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全村所有的宗谱、旧书全部被当作四旧搜出或献出，在礼堂前的院子里集中烧毁。10月，村里红卫兵组织成立造反指挥部，参与县和公社的造反派组织，称为“八八派”。
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和动乱时间。3月5日，招远造反派组织联合夺取县委县政府大权，成立革命委员会，4月初，阜山公社造反派组织联合夺取公社党委、管委大权，成立公社革命委员会，随后，九曲蒋家村红卫兵组织也开展了对当权派的斗争，原支部及其他领导班子成员都“靠边站”，支部委员、各生产队的队长都受到一定冲击，民兵连长迟学信因为在自己门前多开了一点菜园（种了几棵果树和黄烟）被批斗，自我检讨过关。4月，原定的夺权大会因为大雨没有召开，但随后进行了权力交接，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取代原党支部和大队管委会，掌握大队一切权力。这时期，各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一种时尚称谓，九曲蒋家村民张某某是年6月出生，取乳名“联合”，说明这一时期九曲蒋家村红卫兵组织及各界人员实行了联合，成立了九曲蒋家革命委员会。
“文化大革命”中，推行一系列左倾路线，大搞阶级斗争、政治挂帅，开展忆苦思甜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等活动。步起林作为贫协主任，具体参与管理学校，按时到公社开会，向学校传达上级精神，给学生讲解阶级斗争的任务，要求学生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在开展忆苦思甜活动中，全村集中在大礼堂吃忆苦饭，经常召开社员大会，让苦大仇深的群众上台诉苦，迟进善的母亲控诉旧社会逼得她要饭吃、孩子养不起被迫送给伪军家属养活的历史，张洪雨控诉其父亲被鬼子捅死、自己年幼无法耕种、贫寒交加的历史，王登臣的母亲控诉旧社会逼得她到黄县给地主当奶妈的历史。这一时期个人崇拜达到鼎盛，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王登志被评为县里学习毛选积极分子，参加县里的学毛选积极分子报告团，巡回作报告。同时，家家挂毛主席像和红太阳，社员吃饭前要做“首先”，要“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这期间，推行所谓的“政治挂帅”，大搞阶级斗争。1971年3月，只有21岁的青年社员迟学福因为生活困难，在“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时，偷偷地把永远健康说成“永远吃糠、永远吃糠”， 经招远县公安机关军管组批准，定为反动言论、批斗教育，结果胸前被挂上写有“反革命分子”的大牌子，被拉到栾家河、周家庄子等村进行游斗。
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后，各级党组织逐步恢复并发挥作用，1969年12月，九曲蒋家大队党支部重新成立，政治形势稍处稳定，经济形势也逐步好转。但是，在大环境下，全村根据上级部署，结合斗、批、改，开展了所谓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和一打三反等活动，但是除整党建党发展一批党员外，其他活动对村里影响不大。
党支部恢复后，积极带领全村人民开展农业学大寨活动，战天斗地，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农业学大寨运动早在1964年就已经开展，因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一度受到影响。1969年党支部成立后，支部书记王金龙带领全村把农田基本建设推向新高潮，当年整理滩田30亩，并且规划5年内下河整地40亩。到1978年，全村平整土地达到300多亩，90%的旱地变成水浇地，粮食亩产量过千斤大关。
这一时期，生产秩序基本恢复，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形势下，政治和经济上的“左”倾错误得不到彻底纠正，1970年后，先后深入开展了批陈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九曲蒋家大队也紧跟形势，靠演节目、出活报剧、标语、大字报和广播喇叭等对群众进行教育和宣传。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大前提下，以采金为主的传统工副业受到打击和排挤。1975年底，又深入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推行所谓穷过渡，取消生产队核算，由大队统一核算。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全村群众在大礼堂集会，召开追悼大会，群众都戴白花，深切悼念伟大领袖，开会期间年轻人王登林在外无意放了一个鞭炮，被无限上纲进行揪斗，但后来没有形成结论。
1976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此后，九曲蒋家大队党支部带领群众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反革命罪行，持续到1978年下半年结束。但是，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继续肯定“左”倾理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内抓纲治国，并提出“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严重束缚了对“文化大革命”中“左”倾错误的纠正。1978年5月后，全党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两个凡是”的干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恢复实事求是基本路线，进行一系列拨乱反正。1979年4月19日，在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大形势下，迟学福反动言论一案经招远县公安局复审，认为原定性不当，予以纠正，改为错误言论。在生产上，这一时期逐步探索小段承包、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等办法，直至1982年全面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此，九曲蒋家村和全国其他农村一样，摆脱政治运动的影响，以经济建设为主线，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以黄金采选为主的工副业生产，迅速发展为全县经济建设的排头兵和领头雁。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
从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表《五·一六通知》到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中国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6月，招远县委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派工作组进驻招远一中、二中，指导运动开展。8月后，在机关、农村、工厂、学校以至社会各界广泛发动群众，建立红卫兵组织，九曲蒋家村红卫兵组织，以王登志、迟孟学等为首领。随后，各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九曲蒋家村周围，“文化大革命”最先在周边学校中开展，当时在周家庄子学校读书的王德明等参与到北京进行串联，接受毛主席检阅。是年10月27日出生的村民张某某，家人给起的乳名为“串联”，足以说明当时红卫兵大串联的形势。
大串联的同时，红卫兵组织运用大字报、大辩论等形势，开展对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揭发批判。这期间，九曲蒋家大街上张贴出几张大字报，主要针对党支部书记王金城，斗争所谓的当权派。同时开展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全村所有的宗谱、旧书全部被当作四旧搜出或献出，在礼堂前的院子里集中烧毁。10月，村里红卫兵组织成立造反指挥部，参与县和公社的造反派组织，称为“八八派”。
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和动乱时间。3月5日，招远造反派组织联合夺取县委县政府大权，成立革命委员会，4月初，阜山公社造反派组织联合夺取公社党委、管委大权，成立公社革命委员会，随后，九曲蒋家村红卫兵组织也开展了对当权派的斗争，原支部及其他领导班子成员都“靠边站”，支部委员、各生产队的队长都受到一定冲击，民兵连长迟学信因为在自己门前多开了一点菜园（种了几棵果树和黄烟）被批斗，自我检讨过关。4月，原定的夺权大会因为大雨没有召开，但随后进行了权力交接，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取代原党支部和大队管委会，掌握大队一切权力。这时期，各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一种时尚称谓，九曲蒋家村民张某某是年6月出生，取乳名“联合”，说明这一时期九曲蒋家村红卫兵组织及各界人员实行了联合，成立了九曲蒋家革命委员会。
“文化大革命”中，推行一系列左倾路线，大搞阶级斗争、政治挂帅，开展忆苦思甜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等活动。步起林作为贫协主任，具体参与管理学校，按时到公社开会，向学校传达上级精神，给学生讲解阶级斗争的任务，要求学生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在开展忆苦思甜活动中，全村集中在大礼堂吃忆苦饭，经常召开社员大会，让苦大仇深的群众上台诉苦，迟进善的母亲控诉旧社会逼得她要饭吃、孩子养不起被迫送给伪军家属养活的历史，张洪雨控诉其父亲被鬼子捅死、自己年幼无法耕种、贫寒交加的历史，王登臣的母亲控诉旧社会逼得她到黄县给地主当奶妈的历史。这一时期个人崇拜达到鼎盛，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王登志被评为县里学习毛选积极分子，参加县里的学毛选积极分子报告团，巡回作报告。同时，家家挂毛主席像和红太阳，社员吃饭前要做“首先”，要“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这期间，推行所谓的“政治挂帅”，大搞阶级斗争。1971年3月，只有21岁的青年社员迟学福因为生活困难，在“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时，偷偷地把永远健康说成“永远吃糠、永远吃糠”， 经招远县公安机关军管组批准，定为反动言论、批斗教育，结果胸前被挂上写有“反革命分子”的大牌子，被拉到栾家河、周家庄子等村进行游斗。
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后，各级党组织逐步恢复并发挥作用，1969年12月，九曲蒋家大队党支部重新成立，政治形势稍处稳定，经济形势也逐步好转。但是，在大环境下，全村根据上级部署，结合斗、批、改，开展了所谓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和一打三反等活动，但是除整党建党发展一批党员外，其他活动对村里影响不大。
党支部恢复后，积极带领全村人民开展农业学大寨活动，战天斗地，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农业学大寨运动早在1964年就已经开展，因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一度受到影响。1969年党支部成立后，支部书记王金龙带领全村把农田基本建设推向新高潮，当年整理滩田30亩，并且规划5年内下河整地40亩。到1978年，全村平整土地达到300多亩，90%的旱地变成水浇地，粮食亩产量过千斤大关。
这一时期，生产秩序基本恢复，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形势下，政治和经济上的“左”倾错误得不到彻底纠正，1970年后，先后深入开展了批陈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九曲蒋家大队也紧跟形势，靠演节目、出活报剧、标语、大字报和广播喇叭等对群众进行教育和宣传。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大前提下，以采金为主的传统工副业受到打击和排挤。1975年底，又深入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推行所谓穷过渡，取消生产队核算，由大队统一核算。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全村群众在大礼堂集会，召开追悼大会，群众都戴白花，深切悼念伟大领袖，开会期间年轻人王登林在外无意放了一个鞭炮，被无限上纲进行揪斗，但后来没有形成结论。
1976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此后，九曲蒋家大队党支部带领群众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反革命罪行，持续到1978年下半年结束。但是，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继续肯定“左”倾理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内抓纲治国，并提出“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严重束缚了对“文化大革命”中“左”倾错误的纠正。1978年5月后，全党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两个凡是”的干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恢复实事求是基本路线，进行一系列拨乱反正。1979年4月19日，在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大形势下，迟学福反动言论一案经招远县公安局复审，认为原定性不当，予以纠正，改为错误言论。在生产上，这一时期逐步探索小段承包、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等办法，直至1982年全面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此，九曲蒋家村和全国其他农村一样，摆脱政治运动的影响，以经济建设为主线，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以黄金采选为主的工副业生产，迅速发展为全县经济建设的排头兵和领头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