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州港位于县城北，原系天然港湾。汉元封二至三年(前109～108)，汉武
帝出师朝鲜半岛，其水师船只大多经过此地，不少丝织品、铜器、铁器亦从
此地装船经海路运往朝鲜半岛和日本。三国时期，通往海外的航线基本形成。
魏国同朝鲜半岛诸国及日本交往，其一条海上通道即是从蓬莱出海沿庙岛群
岛到旅顺、鸭绿江口，沿朝鲜半岛南下，过济洲海峡、对马海峡，经下关，
过赖户内海，到达九州。南北朝时期，航路可通南北：向南绕山东半岛，入
长江口，到达南京；向北沿庙岛群岛，经旅顺，到朝鲜半岛诸国和日本。隋
唐时期，海外贸易活动已十分活跃。唐神龙三年(707)，登州治所由牟平移至
蓬莱后，定名登州港。从登州港通往朝鲜半岛诸国、日本的航线已形成两条：
一条从登州港出发，渡渤海海峡到辽宁旅顺口，再沿辽东半岛到鸭绿江口，
然后沿朝鲜半岛南下，过对马海峡到日本；另一条从登州港出发，经八角、
芝罘，再横渡黄海，到朝鲜仁川，然后沿朝鲜半岛南下，过对马海峡到日本。
登州港陆路与山东东西大道相连，直通长安，朝鲜半岛诸国及日本的来华商
贾、使者大都由登州港登陆。隋唐的使者、僧人、商贾也大都经山东东西大
道到登州港登船出海。登州港成为海、陆交通枢纽。隋代日本4次派使者到
中国， 中国派使者去日本，皆经登州港。唐代先后5次于登州港迎送遣唐使。
是时，登州与广州、 扬州、交州并称"四大口岸"。
宋庆历二年(1042)于登州港处修筑寨城(时称"刀鱼寨")，常屯重兵，教习
水战，限制商船出入，登州港商业活动逐渐萧条。
元至元十九年(1282)至天历元年(1328)，南粮北调，登州港成为海运漕粮
的重要港口，舟船出入，络绎不绝，每年经运粮食二三百万石。
明初禁海，但官方海运不受禁，登州港军港地位突出。洪武九年( 1376)，
环"刀鱼寨"筑城墙，称之水城。城内登州港湾(亦称"小海") 呈南北走向卡腰葫
芦形，南宽175米，北宽35米，南北长655米，水深4米余， 南端振扬门为陆
地唯一通道，北筑水门通向大海，港湾周围筑有防波堤、平浪台、码头等海
港建筑。水城除城墙外，还建有敌台、炮台、水闸、护城河等军事防务设施。
登州港不仅为明朝水师驻守的要地，而且成为明初饷辽海运基地，大批饷辽
物资、兵士、役夫从登州港启运和转运。明永乐年间(1403～1424)解除海禁，
登州港再次成为南来北往船舶的必经港和寄泊地。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为备
倭援朝，加固水城城墙，增筑炮台，登州港通往朝鲜半岛的传统航线和通天
津、辽东及江淮沿海口岸的航线全部开通，由渤海南部、西部海运的军需物
资、兵员大都经由登州港。明崇祯三年(1630)，由天津运兵8000人，携妻、子
航海抵登州。
清初禁海，登州港商船出入受到严格控制，商业活动冷落。 清康熙二
十三年(16 84)废止禁海，登州港商业活动再现繁忙景象，江、浙、闽、 广经
登州港去天津、辽东、山海关一带的船舶十分畅通；去朝鲜半岛及日本等国
的海外航线亦全部恢复。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再次禁海。清雍正八年(1730)，
清廷允许装运赈粮的船舶进出登州港。清乾隆二年(1737)开始允许山东和奉天
的海运商船短途装运，进行贸易活动，不少商船自登州港装粮食运至天津。
清道光五年(1825)，开始官督商办海运粮米，从上海、江苏启航，经登州港到
天津，登州港又兴旺起来。清咸丰八年(1858)，清廷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
将登州辟为通商口岸。后因水浅不能停泊大型轮船，于同治三年(1864)通商口
岸改为烟台。此后，登州港日渐萧条。整个清代，登州港作为商港，随着禁
海的变化，时盛时衰，但作为军港，则一直备受重视，常年驻守重兵。清康
熙四十五年(1706)，登州港有4艘巡逻舰，战兵250人；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
有兵舰2艘、军船六七只，战兵四五百人， 担负着东至成山头、西至大沽河、
北至北隍城海面的巡防任务。
清末至60年代中期，登州港有少量客货运输活动。其间曾于1956年10月
清淤，投资51878.92元，挖出土方15523立方米。1964年，新建的蓬莱港投入使
用后， 登州港停止使用。此后，港湾内有小型渔船停泊。1982年，水城及蓬
莱阁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3月， 县人民政府组织
力量对登州港湾进行清淤、修复，1000余人昼夜不息，历时3月余，清出淤泥
19万立方米， 疏竣水门外航道淤沙2万立方米，重修吊桥、码头、防浪堤和
港湾周围青石护坡。 修复后的登州港湾南北长650米，东西宽50～150米，水
深3米余，备有海上游览船只， 成为以蓬莱阁为主体的风景游览区。港内亦
有当地小型渔船停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