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直
费直(生卒年不详)，字长翁，东莱(郡治今莱州市)人，西汉古文易学“费氏学”的开创者，官至单父(今单县境内)令。费直依古文古字本治《易》，称《古文易》。“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即《易传》“解说上下经”，开训诂学史上以传附经之先河。汉宣帝(前73-前49)、汉元帝(前48-前33)年间，传《易》者只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列入学官，费氏因传古文、无师授故未被列入而与高氏一起传于民间。后西汉经学家目录学鼻祖刘向(约前77-前6)“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发现所传各不相同，有的脱漏《无咎》、《悔亡》部分，“唯费氏经与古文同”，从此费氏经受到重视。东汉时期，经学家陈元、郑众、马融都学习和传授费氏学，马融还为费氏《古文易》作“传”(指解释经文的著作)并把它传授给其高足、汉代经学集大成者郑玄，郑玄作《易注》。经学家荀爽也治费氏《易》，作了《易传》。三国时传魏经学家王肃、玄学家王弼，王弼还作了注。费氏学大兴。南北朝时期，梁代、陈代正式把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隋唐时期，王注盛行，郑学浸微。宋代以后，对王、郑的评价或抑此扬彼，或二者并重，见仁见智，而费氏学也在他们自己和对他们的研究、传授过程中扬长弃短，发扬光大。今本《周易》与《费氏易》有很深的渊源。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费氏易》1卷、《费氏易林》1卷、《周易分野》1卷。另《释文》有《费直章句》4卷，系后人伪托。
左伯
左伯(生卒年不详)，东莱掖县人，东汉末年著名造纸专家，“左伯纸”的创造者。左伯自幼勤奋好学，善于思考，是有名的学者和书法家。他在精研书法的实践中，感到蔡伦制造的纸(蔡侯纸)质量还应进一步提高，便与学者毛弘等人一起研究西汉以来的造纸技艺，总结蔡伦技艺的长处和不足，改进工艺，造出新纸。同是以树皮、麻头、碎布、破鱼网为原料，而用新工艺造的纸，纤维细腻，分布均匀，光亮整洁，适于书写，使用价值更高，深受文人墨客欢迎，被称为“左伯纸”(或“子邑纸”)，与张芝笔、韦诞墨并称文房“三大名品”。精于书法的史学家蔡邕则“每每作书，非左伯纸不妄下笔”，南朝竟陵王萧子良在给友人的信中称赞“子邑之纸，研妙辉光”，足见“左伯纸”声誉之高。
杨震
杨震(？-124)，字伯起，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东汉时期名儒、廉臣，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的第14世孙。曾任东莱郡(治今莱州市)太守，官至太尉。少好学，博览群经，时称“关西孔子”。50岁时被荐举为秀才，汉安帝永初年间被大将军邓骘慕名征到幕府。任荆州刺史时，发现秀才王密很有才能，荐为昌邑县令。后杨震调任东莱郡太守，路经昌邑，王密迎至远郊，殷勤接待，并于夜间怀金十斤送杨震，以报答知遇栽培之恩。杨震严词拒绝，并责备王密说：“我知道你的为人，而你为什么不知道我的为人呢!”王密解释：“暮夜之中又没有人知道。”杨震正色言道：“你顶天而来，天知道；踏地而来，地知道；金赠于我，我知道；怀金者你，你知道。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能说没有人知道!”王密羞愧而去。在莱州任太守期间，廉政清明，官衙风气为之一改，很得百姓拥戴。后调任涿郡(今河北涿县)太守，与子孙们的生活仍很俭朴，友人劝其为子孙们置备点产业，他说：“能使我的后代被人称为清白官吏的子孙，这不是最优厚的遗产吗!”
永宁元年(120)，杨震由太常转任司徒。延光二年(123)冬迁太尉，三次上疏劾谏安帝为其乳母王圣大修第宅及王圣党羽樊丰等造伪诏拨国库钱粮为自己大兴土木事，并查到了樊丰等的伪诏。樊丰等闻知后先发制人，向安帝诬奏杨震对皇上心怀怨恨。安帝大怒，遣使收回杨震太尉印绶，下诏把杨震遣返原籍。至洛阳城西夕阳亭，杨震决意以死报国，嘱儿子、学生，死后薄葬，不入祖茔，不要祭祀，喝毒酒自杀，时年70余岁。樊丰派人到陕县阻挠杨震葬事，致露棺道旁，还责令其子代驿吏传递文书，路人见者无不落泪。
翌年十一月，杨震门生向朝廷追诉详情，安帝下诏礼葬杨震于华阴童亭。葬日，远近送葬者云集。安帝知后下诏建祠，以中牢致祭。《莱州府志》载：“昌邑县古城西北有四知台，为杨震却金立。”明《一统志》载：“震卒后，居人为震立庙，名为四知庙，在山东昌邑县。”《掖县全志》载：“府署大门内，西为杨公祠，大堂后四知堂。”名宦祠、遣爱祠均祀有太守杨震，明二公祠、三贤祠、我师祠，汉杨震祀前列。
徐岳
徐岳(？-220)，字公河，东莱人，东汉时期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汉灵帝时，著名天文学家刘洪“按数术成算”创造了乾象历，授于徐岳。徐岳潜心钻研晦、朔、弦、望、日月交食等历象端委，进一步完善了“乾象历”，后又把该历法传授给吴中书令阚泽，“乾象历”遂在吴国实行。历法的钻研为徐岳以后从事算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他搜集我国先秦以来大量数学资料，撰写出《数术记遗》、《算经要用》等具有历史意义的数学著作。《数术记遗》以与刘洪问答的形式，介绍了14种计算方法，“未满百言，而骨削质奥，思纬淹通，依然东京风骨”。也就是在这部书中，徐岳在中国也是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记载了算盘的样式，并第一次为珠算定名，在世界珠算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刘毅
刘毅(？-285)，字仲雄，东莱掖县人，西晋名臣，官至司隶校尉、尚书左仆射。清正刚直，好臧否人物，很为时人信服。魏末被郡举为孝廉，任司隶官。为政竭忠尽职，不与无意黎民社稷的庸臣为伍。不久，晋司马氏凌替曹魏，罗致天下名士，刘毅亦在其列。但他易其服而不易其道，易其朝而不易其性，在晋初险恶的政治局势中“言不苟合，行不苟容”。任司隶校尉时，敢于“纠正豪右”，压抑世族豪强势力，甚至连耀武扬威的皇太子亦曾被他“止之于门外”，深为时人称道。
晋太康元年(280)，晋平东吴，刘毅随晋武帝司马炎到南郊祭祀。司马炎踌躇满志，想听一听刘毅这个汉景阳王后裔的赞词：“卿以朕方汉何帝也？”他以为刘毅就是不比前、后汉的刘邦、刘秀，也会比“文景之治”的刘恒、刘启。但刘毅的回答却使他大为恼火：“可方桓灵。”拿扰乱天下的桓帝刘志、灵帝刘宏相比，实在使司马炎不能容忍。他悻悻言道：“吾虽德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政。又平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乎？”刘毅直言反击：“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对晋武帝鬻官卖爵的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狡黠的晋武帝马上赞道：“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给自己找到了台阶。“帝拟桓灵”遂亦被传为千古佳话。
士族制度东汉后期即已出现，至晋达到了制度完整化的地步。刘毅深切感到士族制度的种种弊端，向晋武帝写下了《宜罢中正疏》，向直接维护士族地位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法宣战，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名言，概括了当时的世象，，尖锐抨击了“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报于身，必见割夺；有私于己，必得其欲”的鄙俗世风，情词恳切地力主晋帝“罢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刘的建议虽未得晋武帝采纳，但在那时就能深刻认识到九品中正制的弊端并力主废弃，足可见其高远的政治目光和过人的智慧。70岁告老归第，授光禄大夫衔。晋太康五年(285)卒。有《文集》两卷传世。
刘伯根 王弥
刘伯根(？-306)、王弥(？-311)，东莱(治今莱州市)人，西晋末年北方农民、流民军首领。刘伯根曾任县(今黄县西南)令，光熙元年(306)利用宗教作号召组织万余人起兵反晋，自称公，王弥从之，被任命为长史。二人率部袭取临淄(今淄博东北)，击退了青州都督、高密王司马略前来镇压的军队。不久，起义军被青州刺史、宁北将军王滹打败，刘伯根被杀。王弥率领残部退守长广山(今莱阳东)，略事休整补员后，重整旗鼓，再度出山。王弥弓马娴熟，臂力过人，号称“飞豹”，有勇有谋，凡有行动，“必预图成败，举无遗策”。数战皆捷，杀长广太守宋罴、东牟太守庞伉，回师西南，连下青、徐二州、诛杀官吏，直逼兖州。鱼肉百姓、人称“屠伯”的兖州刺史苟闻讯弃城而逃。永嘉二年(308)，王弥率领数万义军在连克泰山、鲁国、谯、梁、陈、汝南、颖州、襄城等州郡后攻下许昌，大开府库，赈济百姓，然后率兵直逼京都洛阳。晋帝急令各路兵马解围。王弥认为“晋兵尚强，不易取胜”，只安营布防于津阳门而未发动进攻。此时，匈奴贵族刘渊和羯人石勒等也相继起兵，在中原发展很快。王弥投靠刘渊，被任命为征东大将军，封东莱公。永嘉五年(311)六月，王弥在克襄城之后，攻进洛阳京城，活捉了晋怀帝。但刘曜怨他不等自己攻进京城，石勒更忌他的骁勇。同年10月，王弥与一小部分部属移军青州，被石勒派兵在途中偷袭杀害。五年后，西晋灭亡。
郑道昭
郑道昭(？-516)，字僖伯，自号中岳先生，北魏荥阳开封人，著名书法家，魏碑体鼻祖，曾任光州(治今莱州市)刺史。少而好学，博览群书。魏孝文帝时始为官，历任秘书郎、秘书丞兼中书侍郎、中书郎、通直散骑常侍、国子监祭酒、秘书监、荥阳邑中正，永平年间出任光州刺史兼平东将军。任职期间，政务宽厚，不滥用酷刑，以教化和培养人才为己任，很受百姓拥戴。生性闲适散逸，喜游山水，好为诗赋，尤工书法，光州各地题刻甚多，计有城南云峰山摩崖石刻大小20处，城东大基山15处，天柱山(今属平度)8处。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汉字由汉隶向楷书发展变化阶段。郑道昭熔百家之长于一体，刻意创新，笔力圆劲苍健，结构严谨宽博，运笔娴熟自然，气韵雄豪，有汉隶遗意，创一代书风。其代表作为颂扬其父才智功德分别刻于天柱、云峰二山的“郑文公上碑”和“郑文公下碑”，被誉为“隶楷之极”。清包世臣《艺舟双楫》赞为“文苑奇珍”，康有为则称“体高气逸，密致而通理，如仰人啸树，海客泛槎，令人想象不尽”。祝嘉把郑道昭与王羲之并列称之为“北方书圣”，刘海粟则直赞为“一代文宗”。
郑道昭喜欢修身养性，练气化丹，曾于延昌元年(512)在大基山依东、西、南、北、中虚设“青烟寺”、“白云堂”、“朱阳台”、“玄灵宫”、“中明坛”等炼气之处，并刻字志之，还做了一首《置仙坛诗》题刻于壁。后转任青州刺史兼平东将军，复为秘书监加平南将军，煦平元年(516)卒，赠镇北将军相州刺史，谥号文恭。
王无竞
王无竞(652-706)，字仲烈，初唐诗人，原籍琅琊，其祖先至莱为官迁居掖县。出身官宦世家，“家足于财”，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加之天资过人，少年时即很有诗名，20岁左右应试，登下笔成章科，授赵州栾城县尉，后历任秘书省正字、右卫仓曹、洛阳县令、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太子舍人等职。神龙元年(705)，因在殿前怒斥权贵宗楚客被贬为苏州司马，再贬岭外，在广州被仇家杀害，年54岁。
王无竞初唐时期与高达夫、陈子昂齐名。他们相互间过从甚密，寄赠篇什甚多，惜惨死岭外，诗文化为寒烟荒草，未能结集传世，仅有《和宋之问下山歌》、《铜雀妓》、《凤台曲》、《北使长城》、《巫山高》五首诗传诵至今。比王无竞晚些时候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772-846)极其推崇王无竞的诗。宝历初年(825)，他赴苏州刺史任上经过白帝城时，人们希望他写一首诗留念，他说道，刘禹锡当年治理白帝城三年，想写首诗，但怯而不为，后罢郡经过，“悉去千余诗，但留四章，乃古今绝唱也”，“首为沈期，次王无竞、皇甫冉、李端”。白居易“吟四篇诗，……而竟不为”。白居易推崇备至的王无竞的那首诗，就是《巫山高》：“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阳。徘徊作行雨，婉娈逐荆王。电影江前落，雷声峡外长。霁云无处所，台馆晓苍苍。”
王景
王景(889-963)，掖县人，五代、北宋时名将。少年时即倜傥无羁，善骑射。历仕梁、晋、汉、周，累破契丹，为护国军节度。后周显德元年(954)封褒国公，次年周世宗即位，加兼中书令。又任西面行营都部署，在上大破蜀军，斩首数万，进封凉国公。北宋改元，太祖为其加太保，封太原郡王，卒赠太傅，追封凉国公，谥号无靖。
王景为政宽缓怀素而极有主见，尤善施抚、赈之策。后汉乾佑二年(949)任节度使期间，契丹大荒，5000余契丹饥民涌到其属地求食，王景均予收留，准其种田自给。调任时百姓遮道相留，后割其马镫以为纪念。
宗泽
宗泽(1059-1128)，字汝霖，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县)人，宋代名臣。宋哲宗元六年(1091)中进士后，任掖县县令。掖县牛黄全国著名，时有京使持圣旨到掖县买牛黄。采牛黄需要杀大批耕牛，而耕牛是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主要帮手。宗泽巧妙地回绝使者说：“乱世瘟疫流行，牛感受疫毒才结成黄。而今太平盛世，哪里来的牛黄!”使者很恼火，欲上疏弹劾掖县地方官员，宗泽说道：“这是我一个人的意见。”随即以个人名义将此情上报朝廷获准，保住了大批耕牛。靖康元年(1126)，宗泽任磁州(今河北磁县)知州，招募义勇抗击金兵，至开德(今河南璞阳)，十三战皆捷，金营上下闻名丧胆。升任开封府尹、东京留守后，立坚壁24处，沿黄河布设连珠砦防御工事，用岳飞为将大败金兵。建炎元年(1127)，宋高宗以商邱(今河南商邱)为南京，宗泽接连上疏二十余道，力请高宗还都，收复失地，均为投降派所阻。宗泽忧愤成疾，疽发于背，大呼“过河”三声而死，终年69岁。赠观文殿学士，谥号忠简。
辛次膺
辛次膺(1091-1170)，字起季，掖县人，南宋名臣，官至参知正事。绍兴年间任右正言，力主抗金，曾前后七次上疏劝谏高宗接受宣和、靖康年间的教训，不与敌议和。宋、金和约达成以后，辛次膺义愤填膺，上疏对以秦桧为代表的主和派为一己私利卖国求荣的丑恶行径进行了猛烈抨击，对高宗“降万乘之尊”求悦于敌而负天下之人的做法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奸相秦桧利用职权为其妻兄加官，职卑权微的辛次膺立即向高宗递交弹劾奏章，文中历数秦桧妻兄和亲家投拜金贼、佃占官田的卖国谋私行径，建议皇上予以严惩。高宗留下奏章准备查处，可等辛次膺走后，秦桧追到高宗寝室，花言巧语说服皇上收回成命。辛次膺听后怒火中烧，立即上疏，尖锐指出这是秦桧的“容私营救”，而皇上却听之任之，致使“国之纪纲，臣之责任，一切废格”。他接着申明，就是皇亲国戚皇上宠任不当也应论劾，难道现在宰相的姻亲就不能治罪吗？!希望皇上“戒蒙蔽之渐”。史称“渡江以后，直言之臣以次膺为首”。终因势单力薄，为秦桧忌害，被削职为民，流落乡里达20年，仍“以礼自持”，“虽崎岖乱离，贫不自聊”，绝不屈服。直到孝宗即位，才被再次起用，任御史中丞、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力主抗金不懈。
辛次膺十分同情战乱中老百姓的困苦，曾多次上疏，请求皇上赈济抚慰欲外出谋生的中原百姓，以定其心；停征无急用的赋税，精简多余官员和老弱残兵，以减轻百姓负担；召回逃亡的农民并借给种子和耕牛，以开发荒芜了的两淮沃土。辛次膺极有文才，且代民而言，因而“每奏疏一出，天下韪之”。乾道六年(1170)卒，享年79岁。著述尚有《属辞比事》5卷、《奏疏》10卷、《笺表》10卷传世。
刘迎
刘迎(？-1180)，字无党，号无诤居士，东莱(郡治今莱州市)人，金代著名诗人。初以荫试部椽，大定十三年(1173)以荐书对策为当时第一，大定十四年登进士第，任完颜永成王府记室，后改任太子司经，深得世宗和太子完颜允恭器重，大定二十年随皇上至凉陉，因病去世。
刘迎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诗人。他一生走过很多地方，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兵祸战乱、自然灾害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在《出八达岭》中他写道：“时节春已夏，土寒地无禾。行路不肯留，奈此居人何？作诗无佳句，以代劳者歌。”“代劳者歌”，以诗歌的形式反映劳动人民的疾苦，成为他诗作的最主要特点，这个特点在《淮安行》、《河防行》、《修城行》、《摧车行》、《败车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山山水水，而对自己长期混迹官场，为五斗米折腰甚感羞愧。因而他的诗作，既有对祖国壮丽河山的赞美，又有对艰难人生的怨叹，更有对离世脱俗、返归自然的向望。“秋水四五尺，暮山三两峰”、“胸次有怀空块垒，人间无处不崎岖”、“折腰五斗几钱值，去国十年三径荒”、“脱身何日扁舟去，相对一蓑烟云间”就是他这种复杂心态的突出写照。
刘迎诗文当时就很受推重。金章宗曾评论：“郝俣赋诗颇佳，旧时刘迎能之，李晏不及也。”刘迎的诗文乐府集《山林长语》曾作为金朝国学刊行，惜已失传。金人元好问《中州集》曾收录刘迎诗75首。今人唐圭璋编《全金元词》中，也收了刘迎词4首。
刘长生
刘长生(1147-1203)，名处玄，字通妙，以号行，武官村人，金代著名的道家“全真派七真人”之一，全真道随山派创立者。自幼好黄老之道。金大定九年(1169)春，邻壁有人题“武官养性真仙地，须有长生不死人”句。咸阳著名道士、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携弟子马钰、谭处端、丘处机云游来此，于人群中招刘处玄道：“若解壁间语否？”刘处玄大悟，上前执弟子礼，被王重阳收为关门弟子，赐以名号，并赠诗一首：“钓罢归来又见鳌，已知有分到仙曹。鸣榔相唤知予意，跃出洪波万丈高。”
出家后的刘长生，随师傅至昆嵛山烟霞洞修炼。他修炼刻苦，加之悟性很高，很得王重阳赏识。年底，他与马钰、丘处机、谭处端随王重阳西行赴秦入终南山修炼，大定十年(1170)春行至汴梁城(今开封)，王重阳羽化。兄弟四人扶柩归葬师父于咸阳刘蒋村，守墓三年。大定十四年(1174)八月，被称为重阳门下“四哲”的兄弟四人，在陕西户县秦渡镇真武庙“月夜共坐，各言其志”，刘长生郑重地提出自己今后的志向是“斗志”。师傅在开封羽化时正值寒冬，兄弟四人只他一人因耐不住严寒而不在身边，一直愧悔万分，因而下决心要锻炼自己的意志。后来刘长生名重一时，与他此时的立志发愤有很大关系。
此后，四兄弟分赴四方创派立业。刘长生回到故乡，居武官灵虚观，时时处处注意磨练自己，创立全真道北七真派之一的随山派，并收平村人宋德芳为徒，讲注《道德》、《黄庭》、《清静》诸经。后宋德芳曾开神山七洞、马鞍山洞，身后赠披云真人。
金明昌六年(1195)，刘长生与丘处机等道侣七人至崂山传道，独留太清宫。太清宫道众从此归宗于刘长生“随山派”。
承安二年(1197)冬，金章宗派使者以隆重的礼节将刘长生召赴京都，待为上宾。数月后刘长生携旨返回故里修建先天观于大基山道士谷，并永居此地。刘长生精诗词书法，武官、大基山都有他的诗刻。武官灵虚观诗云：“桥过院对柳塘湾，夜月明时半户关。遥驾鹤来归洞晚，静琴弹坐伴云间。烧丹觅火无空灶，采药寻仙有明山。瓢挂树高人隐久，嚣尘嚼水响潺潺。”县治南丘处机修炼处迎祥观，亦曾有长生手书“蓬莱”二字。元时国戚皇姑多在此观修道，明洪武中易名青罗观。武官遇仙园碑前书“遇仙园”、碑阴书“遇仙楼”，字大逾斗，笔势如龙凤翻舞。泰和三年(1203)二月六日羽化，年56岁。元至元中赠辅化明德真人。著有《道德经注》、《阴符经解》等。
毛纪
毛纪(1463-1545)，字维之，掖县城里人，明代重臣，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父毛敏博学忠直，曾任杭州府教授，晚年退归，名重乡里。毛纪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放榜解元，翌年中进士后授翰林，孝宗弘治初为检讨、侍读。曾参与纂修《孝宗实录》。后任侍学士、学士、户部侍郎，正德十年(1515)由吏部左侍郎升任礼部尚书，旋迁户部尚书，十二年兼东阁大学士，辅佐皇帝处理军国要务。武宗多次以到民间巡访为名扰害百姓，毛纪和大学士杨廷和每每上疏劝阻。十四年宁王宸濠反于江西，武宗以亲征为借口率江彬等前往江西，沿途百姓鸡犬不宁。十六年武宗还京，二月病死，毛纪、杨廷和等人奏请皇太后把江彬收监，然后奉武宗遗诏将兴献王长子迎入宫中，四月立为皇帝，即明世宗。因迎驾有功，毛纪被明世宗加为伯爵。随后便起了“大礼之议”。世宗欲以生父兴献王为“皇考”，而毛纪等各大臣力主以孝宗为“皇考”，称生父为叔。嘉靖元年(1522)世宗依众议，三年又决意改回，群臣力谏，下狱者百余人，当廷杖死者17人，首辅杨廷和、蒋冕辞官，毛纪为首辅，仍持前见，虽多次召见亦不改变，遂遭世宗“要结朋奸，背君报私”的谴责。毛纪随即上疏，陈述坚持己见的原因，批评世宗动辄笞罚廷臣的做法，最后一次劝谏皇帝“任贤纳谏，审是非，辨忠邪”，并“乞赐骸骨归乡里，以全终始”。世宗求之不得，立即批准。毛纪去职还乡后，结“五老忘形会”，饮酒品茗赋诗填词十余年，不问政事。晚年遍游家乡山水，察访风土民情，总结一生仕途的坎坷经历，对官场的腐朽黑暗有所揭露。有《鳌峰类稿》文18卷诗8卷计26卷、《海庙集》4卷、《密勿稿》1卷、《辞荣录》1卷、《归田杂识》1卷，并纂修成第一部《莱州府志》8卷，嘉靖十四年刻印发行。还倡导改进滑石雕刻工艺，使传统的莱州玉雕有了较大的发展，刻章上品“毛公石”因以得名。年届八旬，世宗又想起他，曾派员看望，又三年病逝。赠太保，谥文简。至今民间仍流传着毛阁老的许多传说，蒲松龄的《姊妹易嫁》就是其中之一。但历史上毛纪以官氏为妻，与蒲松龄笔下的张氏姊妹毫不相干。
赵焕
赵焕(1541-1619)，字文光，号吉亭，掖城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授乌程知县，后调任工部主事，再改任御史。时首辅张居正擅权，其父死，按例应归家守丧，其他言官均趋炎附势，上奏章请求挽留张居正继续在朝任职，惟独赵焕不署名。后赵焕升任顺天府丞，改任左佥都御史。万历十四年(1586)三月，应皇上求言诏，赵焕进言，“请恢圣度，纳忠言，谨笑，信政令，……务求民瘼(百姓的疾苦)”，“帝嘉纳焉”。不久改任工部右侍郎，进吏部左侍郎，获准离职还乡。后任命他为南京右都御史，他以“亲老(双亲年纪大了)”的理由婉拒。其兄赵耀时任辽东巡抚佥都御史，亦请求归乡。吏部以赵耀为长子、封疆久而准其归，催赵焕就职，不久召为刑部尚书，因失帝意再次称病归乡。后任命他为南京右都御史，改吏部尚书，皆不赴任，家居16年。后召拜为刑部尚书，不久又兼兵部尚书，四十三年二月改兼吏部尚书。时神宗怠于政事，曹署多空，“六卿止一焕在”，身兼二任，户、礼、工三部只一侍郎，兵部连侍郎也没有。都察院已八年无正官，按旧例应设给事中50人，御史110人，此时均不过10人。赵焕多次上疏要求增补官员，神宗皆留中不报。是年八月，神宗用赵焕为吏部尚书，采纳赵焕的意见，各部各任命侍郎4人，又考选补充给事中17人，御史50人，言路称盛。但赵焕与东林党的主张相悖，上任不久多次被劾。赵焕屡次上疏请求去职还乡，神宗皆优诏抚慰挽留。九月，赵焕叩首阙前请求去职还乡并出城待命，神宗仍下诏挽留。给事中李成名再劾赵焕“党同伐异”，赵焕于是称疾不出。一个多月后，神宗才接受赵焕的请求，赐赵焕乘传车归乡。四十六年，赵焕复任吏部尚书。翌年七月，辽东告警。赵焕亲率群臣至文华门，“九卿伏阙”，坚请神宗临朝。直到傍晚，神宗才遣中官传旨：“退。”军机要务仍废置如初。赵焕再次上疏催请道：“他日蓟门蹂躏，敌人叩阍，陛下能高枕深宫称疾谢却之乎!”为神宗所恶。其一部属满考当加官，赵焕上疏请准，神宗未予理睬。十一月，赵焕“郁郁卒”，年78岁，恤典亦停。光宗立，恢复其恤典，熹宗初赠太子太保。
刘重庆
刘重庆(1579-1632)，字幼孙，号耳枝，掖城人，明末著名书法家，官至户部右侍郎。幼家贫，居大泽山红庙石屋内苦读，无钱买纸，采来柿树叶习书不辍。后人曾赞：“挥毫大泽龙蛇舞，采向空山柿叶稀”。后书法名震京师、宫廷，曾有“飞笔填点”的传说。万历三十八年(1610)中进士，后由献县令升为御史，因不依附宦官魏忠贤被诬为“奸党”罢官。崇祯改元再任御史，上书将魏逆奸党李永贞、刘若愚、李实逮捕正法。后任大理通政，升户部右侍郎。孔有德兵变围莱，刘重庆三次上疏，陈明莱州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及莱地失守将造成“南北中梗”、“天下事直有不可言者”的严重后果，怒斥“拯溺救焚之师”的“逍遥自在”，备述莱州阖城军民浴血奋战、死守孤城的壮烈情景，请求皇上调边关精兵速援莱州，并自请降为御史督师赴莱，与莱州军民同生死，共存亡，情词恳切。终因兵部熊明遇主抚甚力，刘重庆主剿力争不得，郁愤成疾，崇祯五年(1632)七月初三卒，年53岁。
朱万年
朱万年(？-1632)，字鹤南，贵州黎平府开泰(今贵州锦屏县)人，明代莱州知府，李九成、孔有德兵变时为保卫莱州城壮烈殉难。万历十三年(1585)举人，历任定陶知县、北京中城兵马司指挥，升户部河南清吏司主事转员外、郎中，崇祯四年(1631)任莱州府知府。冬闰十一月，登州(治所今蓬莱)将领李九成、孔有德率兵过莱援凌河，朱万年已察知其必叛，一面暗中防御，一面虚意应酬，犒赏甚厚。十三日在全城出告示，颁布《守城约》，进行全面部署，二十八日，孔、李兵变吴桥(今河北吴桥县)，回戈东指，连破济属6县，一路烧杀至莱境，派人送信说：“朱上台勿恐，前厚享之恩终不敢忘。”曳兵束弓秋毫无犯过莱而东。朱万年不为所惑，更昼夜运储粮草器物备战不辍。
次年正月，叛军陷登州，授官铸印，十三日陷黄县，直逼莱州城。此时朱万年早已部署完毕，官绅将吏各守其门，他自己坐镇南门。时城内人心惶惶，多欲逃难，不少回乡省亲或赋闲的缙绅大吏亦在其列。朱万年令各门不准放一人出城，并出告示严厉警告：“既住此城，就应与此城共安危，无论权贵豪门，敢有动摇民心者，本府决不与之俱生!”人心遂定。又令掖县选精锐乡兵赴城列守，传檄各县团练乡兵以备不测。太监翟升以监军身份至莱，见一切防御措施甚为得力，称赞道：“都人咸称公之才，以今观之，殆不虚也。”山东巡抚余大成以畏缩失机被革职查办，其参将佘五化通敌被驱逐出城。二月初一，新任山东巡抚徐从治、登莱巡抚谢琏抵职，初三，叛军步、骑万余，兵围莱州城。四日开始攻城，炮轰、火烧、掘隧道、搭云梯，用尽种种伎俩，莱州城仍巍然屹立。其间，巡抚徐从治中炮身亡，朱万年协同谢琏更戮力同心，死守孤城。这时，朝中剿、抚之议争执激烈，刘重庆等竭力主剿，兵部竭力主抚。兵部侍郎刘宇烈督师万余人援莱，至昌邑，又缩回青州，遣推官屈宜扬往来敌我之间极力言抚，后更假传圣旨命谢琏、朱万年出抚。孔有德见城不可破也作势乞降。朱万年与谢琏于七月七日出南门受降，被缚。朱万年诱叛军道：“执我无益，可选精骑从我，呼守城者出降。”叛军果选精兵五百推朱至城下。朱万年大声向城上喊道：“我已无生理，贼精骑尽在此，急击之勿顾我也。”守军不忍。朱万年挺身顿足大声辱骂以激怒叛军，叛军乱刀砍下，朱万年壮烈殉难，实践了其生前“生作奇男子，死为烈丈夫”的誓言。城上怒炮齐发毙敌过半，军民众志成城，拼死拒敌。直至朝廷撤逮主抚罪吏，八月十九日援军至而围解。开仓视之，仓中仍有储粮千余石，足见朱万年战前准备之充分。赠太常寺卿，赐祭葬，并在殉难处建忠烈祠。至今当地七巧节提前一天，就是为了七月七日纪念朱万年。
王应豸
王应豸(1580-1632)，字惠文，掖县王家楼村人，明代蓟门巡抚。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授户部主事。黔南战乱起，皇帝以十万帑金犒军，命应豸前往颁发。王应豸来到黔南，向当地军事长官面授机宜，使战乱很快平复。归京后升为郎中，再升关内副使。任内劾贪官巢丕昌，深挖护城河，环山开凿几十里长的沟渠，边关面貌为之一新。魏忠贤爪牙刘应坤到边关犒军论功行赏毕，率边关文武大臣面向魏忠贤所在的西南方向口呼“九千岁”叩头谢恩，王应豸厉声斥责，拂袖而去。魏忠贤闻报大怒，暗中罗致罪名欲置王应豸于死地，不意不久自己“投环道路”，而王应豸威武不能屈的刚直言行成为千古美谈。崇祯改元，王应豸被任命为蓟门巡抚。他认真分析研究蓟门地理条件和当时的军事形势，建议皇帝将安营地由遵化改为喜峰，并增兵万余驻防龙井、大安、马兰等军事要冲，关外清军闻知各要塞明军兵精将强，戒备森严，数年不敢来犯，蓟门百姓遂得安居乐业。皇帝曾有“天下巡抚果如王应豸者，何虑天下不安”的赞语。崇祯五年(1632)，一些图谋私利的军官鼓动士兵闹事，要求发还拖欠的军饷，消息传到宫中便有王应豸以药“毒军”的谣言。崇祯帝不辨真伪，下令兵部调查，而调查大权却落到了又被起用的巢丕昌手中。巢公报私仇，竟报讹传为真。皇帝大怒，将王应豸逮捕，以“毒军”罪名杀害，年52岁。虽有大司农、大司空和各省官员千余诉状为其申辩，皆被兵部扣压而未稍减其刑。应豸被枉杀，蓟门兵颓而防驰，“关塞相继陷”。大学士张志发不平，为应豸立传作铭，内有“人之讹言，遂坠长城”之句。
李森先
李森先(？-1660)，字琳枝，号滟石，掖城人，清代名御史。少年时即以文章著名，明崇祯九年(1636)中举，十三年中进士，官博士。李自成攻克北京后任农民军祠祭司从事，清入关后被举荐任职，顺治二年(1645)由国子学博士考选为江西道监察御史。“素豪于饮”，修髯长身、倜傥英伟，因“耿直敢言，不避权贵”，在御史任上曾被三次罢官，两次下狱。在弹劾原明魏阉头面人物、清大学士冯铨一案中，李森先言词最为激烈，被多尔衮以“结党谋害”罪名革职归里。他给自家城南阁外住处取名“椒雨园”(椒雨，酒之辛者)，“日与酒徒酬饮其中，醉则衣白衣徒步歌呼过市”，颇有竹林之风。此间诗作很多，“拥妓和仙药，御杯看道书”似可证明他的放荡不羁、离世脱俗，“倾樽浇块垒，狂啸拔笼藩”又不难看出他忧国忧民，欲经世易俗的真实心态。顺治亲政后罢冯铨，九年十月，李森先官复原职，斗志丝毫不减当年。十三年奉旨巡按江南，清刚端劲，坚决打击地方豪强势力，把欺压百姓的淫僧三遮、名优王紫稼及8名“豪猾胥吏”共11人当庭杖毙，大快人心。由此触怒朝中多方势力，二次被罗织罪名罢官下狱。启程被押送刑部之时，吴中罢市，万民泪送，部属们也相顾挥涕，送他上船，被王渔洋称为“近日廉吏之冠”的松江知府李正华最后赶到，携一酒瓢满满斟上捧给李森先说：“吾曹期不愧天日、不愧朝廷、不愧百姓耳。成败利钝，造物司之。公今日之行，荣于登仙矣!诸君何至作楚囚相对耶!”李森先一饮而尽，掀髯大笑，赴京服刑。有“可怜满袖吴民泪，难作直房供应钱”句传世。刑讯时被重打41棍，险些丧命。一年后真相大白，得二次复官。从朝中的诸多事象，他亲身感受到皇帝耳目闭塞、上下之情不达的状况，应皇帝求言诏上《请宽言官之罚疏》，指出言官动辄受罚的做法只能使诸臣“相率以言为戒”，请求皇帝重用直臣，下诏赦免被流放的言官，受株连者给以抚慰，使大臣们“洗心竭虑以陈言”，又被世祖以“市恩循情”罪名第三次免官，第二次下狱。三个月后顺治醒悟，免吏部“杖赎、流放尚阳堡”之判，第三次官复原职，十月派他到河南巡察荒情。李森先来到河南，定垦荒弓式及赋税之数，以使“民不忧”。十六年卒于河南汝州。王渔洋在评价官吏时，列李森先为“御史之最”。有《椒雨园集》、《李森先谏草》一卷、《天中记游》二卷。
侯登岸
侯登岸(生卒年不详)，字穆止，号华楼山人，掖县城关人，清末地方史志著作家。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乡试取副贡，光绪四年(1878)再取副贡，授冠县司铎，不久辞归。“生性闲静寡言，不慕荣利，惟以读书为事”。一生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个朝代，阅历甚丰。性喜山水，曾两登泰山、崂山，历览龙洞、玄门等诸多名胜古迹，并以诗文记之。特别注意搜集地方文献资料，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地方史志著作。为编辑《海岱人物志》，曾自背干粮徒步走遍齐鲁大地。史志著作有《掖乘》16卷，《掖海杂志》8卷，《海岱人物志》36卷，《莱郡经籍考》3卷。道光末年，纂修《再续掖县志》，“论断一乘史法”，为莱州地方史志的编写研究做出了贡献。诗文有《国朝海岱文士小纪》3卷、《乡里景芳录》4卷、《明高士传》3卷、《胜国遗民录》4卷、《酒人传》3卷、《两汉节义传》1卷、《两汉大节录》1卷、《两汉循吏类编》4卷、《西汉经学汇考》5卷、《两汉碎金》1卷、《郑康成年谱》1卷、《读余扎录》8卷，诗集《寒蛩》。曾为自己作生志《华楼山人传》，其为人于此可见一斑。70余岁卒。
翟云升
翟云升(1776-1860)，字舜堂，号文泉，掖城东南隅村人，清代著名语言学家、书法家。自幼天资过人，习作曾令“塾师避席”。就童子试得第一名，嘉庆五年(1800)中举，道光元年(1821)举孝廉，二年登进士第。性情淡泊，无意仕途。中举后任黄县教谕，不久便辞职回乡；被荐举为孝廉方正，他坚辞不受；中进士后授广西知县，以母亲年迈为由辞任；相国陈文恪得知其学识渊博，推荐去京师任国子监丞，也没有成行。
翟云升一生潜心著述，“键户修业终其身，穷困老死而不悔”。他认为“经语惟汉儒能解，汉儒语惟国朝通儒能遍解”，因而治学以汉儒为宗，终凭著述闻名于世。当时的学者一致认为他“说文拟严(可均)、段(玉裁)，音韵比顾(炎武)、江(永)，训诂等郝(懿行)、王(引之)”。翟云升还精于书法，尤工隶书，求字者络绎不绝，翟云升均精心题写，一丝不苟。
翟云升钟情于书墨之间，过着与世无争的隐居生活。他在城南买了几亩地，“门前溪水萦抱，有古木千章，杂花数百种”，每日穿布袍、草鞋坐卧其间，岁读五经无少闲。自己的书斋也取名“五经岁遍斋”。晚年声名越高，越不屈从世俗。一位防海大吏不带随从亲自登门敦请他出山，仍坚辞不出，终以布衣告别人世，享年84岁。留世著作有《说文形声后案》4卷，《说文辨异》8卷，《肄许外篇》2卷，《隶篇》、《隶篇续》、《隶篇再续》各15卷，《古韵证》22卷，《韵字鉴》4卷，《覆校穆天子传》6卷，《古今人表校正》1卷，《焦氏易林校略》16卷，《古文杂著》若干卷。目前仅存《隶篇》数卷刻板，已由其后人献给国家，1987年广陵古籍书店以《隶书大字典》名印行。他书写的东海神庙碑，笔意传神，笔力苍健，拓本流传甚广，已成为人们学习隶书的典范。
张士保
张士保(1805-1879)，号菊如，掖城人，清代著名画家、学者。为人厚道，才俊学博。道光十二年(1832)选为副贡。同治初年，山东巡抚丁宝祯在济南历下李清照故居设尚志堂，遍请“齐鲁穷经之士”来济讲学，张士保“巍然居首”。光绪四年(1878)被选任临淄教谕，卒于任上，终年75岁。
张士保是清末著名的书画家，书法行、楷、篆、隶无所不精，尤以钟鼎文见长，而最享有盛名的则是他的画。他画的山水花鸟，取意旁枝别出，匠心独具，人物画更是笔意古雅，形态静穆，深得陈洪绶、崔子忠一派承宗古法的真传。咸丰十年(1860)，张士保客居京都，与秦谊亭、江敬明等在松筠庵结画社，闻名京都，成为当时全国最负盛名的画家之一。其代表作有《云台二十八将图》、《罗汉图》、《古木高士图》(仿程穆倩)以及为陈晋卿作的《执砚图》和《太常仙蝶图》等，后被收入《日本现代支那名画目录》、《知鱼堂画录》和《张菊如评传》等书中。张士保还曾为其妻画过《百驴图》、《四君子》、《放爆竹》、《鹿鹤同春》、《金鱼缸》等既有文人画色彩、又富装饰趣味的窗花稿样。其著述有《南华指月》6册，《南华外杂篇辨伪》4册，《楞严义贯》8册。
林凤官
林凤官(1817-1895)，字蔼人，掖城东南隅人，清代书法四小名家之一。幼年丧父，靠孀居的母亲手工纺织供给读书成人。道光十七年(1837)选为拔贡，任工部虞衡司主事(七品京官)40多年，任劳任怨，深受上司倚重。他生性耿介廉正，不事钻营聚敛，家贫如洗，“不名一钱”，其女儿、儿媳给鞋铺纳鞋底维持生活。晚年出任山西平阳知府，十分注意抚恤饥民，培养人才，深受当地百姓拥戴。
林凤官书法艺术独具一格，融晋、魏、唐、宋书法艺术于一体而自成一家，笔势雄浑稳健，笔意潇洒超脱，形神兼备，与何绍基、牟所、毕道远并称“清代四小名家”。当时北京官窑琉璃厂在厂内大烟囟上书写厂名，请了几位书法名人书写均不理想。林凤官至，一改往日由上而下顺向书写的习惯，由下而上逆向题写，字体一个比一个渐大，从下面看上去，几个大字排列匀称，大小一致，人们交口称赞，林凤官由此在京城名声大振，求字者盈门。但遇贪官污吏品质低劣者，虽职高势大亦定婉拒。林凤官还以擅画风竹、雪竹、雨竹出名。但他一生惜墨如金，不多书画，作品传世者甚少。
邱丕振
邱丕振(1885-1914)，名天作，以字行，大珍珠村人，同盟会员，辛亥革命烈士。家世巨富，财雄一方。少时在家聘师就学，光绪二十七年(1901)，考入济南武备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被选派入日本振武学校学习。在日本与五兄邱砥之联合部分学友共创“利群社”，宣传民主革命思想，鼓动推翻清王朝。光绪二十八年(1904)，让五兄砥之回国在珍珠村创办“掖西公学”，招收学生200名，以培养革命人才；在潍县创办“济和制烟公司”和“爱群印刷所”等筹措资金，为革命做准备。
光绪三十一年(1905)，邱丕振因过度用功患脑病，在东京脑病院养病，与同在该院疗养的同盟会领导人宋教仁成为密友，思想上受其影响很大。光绪三十四年(1908)回国养病。稍愈，与三个弟弟合资创办“元合机器织网厂”。辛亥革命爆发后，拟放下实业去济南以谋响应，适同盟会山东支部主盟徐镜心约邱丕振东行，共议胶东举义。邱丕振偕八弟典五、九弟子厚、十弟绍尹谒徐镜心，在烟台共同组建“共和急进会”，因烟台独立司令王传炯暗通清廷，迫害革命党人，被迫转移大连活动。宣统三年(1911)十一月廿六日，邱丕振与徐镜心率队攻入驻登州清廷水师营，生俘统领王步青，光复登州，成立山东军政府。后因内部分歧，邱丕振另组鲁军北伐队，派其弟典五、子厚和丁纪常三人到黄县(今龙口市)计缴清军巡防营枪械，光复黄县。先任山东军政府司令后改登州军政分府司令。
1911年12月，清帝退位，南京政府下停战令。邱丕振认为：“革命的目的在于推倒清廷，清廷既倒，再想拥兵就是造反。”遂交出军队去济南。1912年初，与第五师长马龙标共组“五族大同会”，邱任副会长，倡办实业。是年冬，被选为省议会议员。1913年春，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案发后，邱丕振放弃实业，密组“革新会”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电召邱丕振赴日本研究革命方略，对邱丕振华北革命策略极为赞许，当即介绍他参加了中华革命党，派陈其美、戴季陶与邱丕振同回大连作革命准备。1914年夏起兵于奉天昌图未成，秋再揭义旗于铁岭，又败。邱丕振与北方各部军事力量素有联系，因经费困难未能进行大的军事行动，而南方革命志士经过两次失败，也都认为不进行北方革命就不能最终取得最后胜利。邱丕振的北方革命主张受到黄克强、李烈钧、程潜等人的赞同，他们再次电邀邱丕振到日本共商大计，并均愿多筹款帮助邱丕振举事。邱丕振携经费20万元回国，让十弟绍尹向东北活动，自己去天津组织武装，准备大举起义。不料抵津后因叛徒出卖被袁世凯逮捕，解至济南。在狱中还研究改进枪械，设计了一种新式连发枪并绘草图，还写下了《告国人书》。1914年10月26日，邱丕振在济南被袁世凯杀害，年仅29岁。
董锦章
董锦章(1844-1920)，字蔚堂，又字苇塘，别号襄村，又号寓园，掖县西登村人，清末地方名儒。其父桂馥为六品职衔，对董锦章的治学有成影响很大。董锦章自幼以苦读为乐，无意仕途，光绪二年(1876)科考列副榜，十四年中举第七名后，不踏仕路一步，委博兴县训导，不就；广西巡抚慕名请入署，不往。不善周旋，见客数语即“危坐无他言”。而与莱州府文人学士们论及学问则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每日潜心读书、吟诗属文，“自少至老无一日废学”。尤精于考据、训诂之学，治学严谨，“七旬后灯下书细字，校录不辍”。他治经以许(慎)、郑(玄)为主，取清朝诸儒之长。有意见不一致的地方，一定仔细研究，找到最得当的说法。一生著述颇多，有《尚书今文证》2卷，《学庸遵注》4卷，《附录》1卷，《论语赘笔》4卷，补遗1卷，《惜余轩初集简言》2卷，《杂文诗》6卷，《读钞杂文诗》4卷，《三钞杂文诗》2卷，《四钞杂文诗》2卷，《五钞杂文诗》4卷，《余编》2卷，《莱州府乡土志》2卷，《掖县乡土志》4卷。民国改元后，董锦章自称“故国遗农”，怀恋封建清王朝并寄意诗文。
闪钦辰
闪钦辰(？-1922)，字紫明，直隶(今河北省)涿鹿县人，北京大学文学系学士，曾任绥远、东胜、武川县知事，1920年6月调任掖县县知事。到职伊始，即撤除门丁及其他勤杂人员，只留柬房(收发室)一人负责传达，公文随到随阅，并经常到街市微服查访，遇违法事件当场处理，受到百姓拥戴。不久省将闪调任外地，县内各界共推代表奔走于济南与京津之间，林修竹、林宪祖等人又联络掖县籍官员，请求当局顺从民意取消前令，省长允诺。新知事在虎头崖下船之时，批准闪留任的电报发到了掖县。
对掖县各界父老的挽留，闪钦辰激动不已。他郑重地表示：“此后我将尽最大努力为掖县人民谋幸福，将个人的功名富贵置之度外。”留任后，闪钦辰一是倡导大力植树、种棉。他在全县创设林业公会70余处，棉、桑业公会各一处。传谕县内200里大路两旁土地所有者限期按规定高度、株距植树，张贴告示，奖优罚劣。两年间，县内各处共植树630.6万株，植桑2.1万余株，育苗150余畦，凿井1.3万余口，名列全省之冠，多次受到农商部、省长公署嘉奖并获勋章。二是发展教育。他将云峰山郑文公碑交教育界管理以充裕学款，查出隐匿学田140余亩，劝捐3.6万元办义务教育。同时发布文告严禁私塾，提高教学质量。两年间增添国民学校400余处、私立高小6处，并创办教育、实业公报以传播进步文化。三是改革选举制度，严令禁止贿买选票，选举时派人四处悬赏侦缉，严惩敢以身试法者，使选举能比较符合民意。
闪钦辰生活俭朴，除办公务无其他嗜好，饮食极为简易。县署内除一二夫役，僚属不过4人。每日黎明即起，巡视大院一周即伏案批阅公文，处理民事。又常到穷乡僻壤巡访，在烈日下苦口婆心劝业劝学。终积劳成疾。1922年清明在郊外督查路旁植树10余昼夜，回到县署后旧疾复发，口吐黑血，医治无效，6月4日逝世。弥留之时，还对身旁人说：“请转告掖县人民，本县植树成绩一定要坚持下去，以使天然美丽普及全县。果如此则我虽死而犹生。”7月6日追悼大会，百姓到会者数千人。闪钦辰一身清白，遗属无以为生，掖县各界一致呈请当局给以特别抚恤，并将其事迹刻碑立于县署正堂前。
吕海寰
吕海寰(1843-1927)，字镜宇，掖城西南隅村人。清末著名外交家，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历任工、兵、外务部尚书等职。出身贫寒，幼读私塾，后为生活所迫去顺天(今北京)大兴县谋生，清同治六年(1867)中举，后任兵部员外郎十余年，光绪二十年(1894)任江苏常镇通海道。时逢日本强迫清政府拟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草约，他将“洋货照完半税”改为“照完正税”，“准日人在通商口岸城镇运货设行栈”改为“通商口岸之城镇”，等等，密报总署，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进行了补救。泰安、江阴两教案及英国轮船以在台湾被扣留检查为由要求赔偿损失一案均处理得有理有节，中外钦服，遂以善办外交闻名。光绪二十三年，李鸿章专荐吕海寰为驻德国、荷兰大臣。二十六年，德使克林德向巡街清兵开枪被自卫清兵击毙，德国大哗。不少驻德公使劝他逃离柏林，可他始终坚守职位，凡是涉及国体主权方面的事情都据理力争，毫不妥协。《辛丑条约》签订后，吕海寰极力斡旋，方使赴德“谢过”的清使醇亲王免行跪拜之礼。回国后督办津浦铁路，阻力重重，举步维艰。吕海寰苦口劝导，解决了浦口站、泺口桥两大关键问题，使铁路顺利通车。
吕海寰任常镇通海道时即曾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如创设保婴局、京口救生会，开浚荷花塘船坞等。二十九年十二月(1904.2)，日俄战争爆发。此时，工部尚书吕海寰正在上海任会办商约大臣。他与同任商约大臣的工部左侍郎盛宣怀和驻沪会办电政大臣吴重熹邀约上海官绅和各驻沪机构代表共同协商，于三十年正月二十四日(1904.3.10)正式成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此为中国红十字会之始。该会属慈善性质，由中、英、美、德、法五个中立国合办，直接目的在于救护日俄交战双方伤兵及东北战地难民出境医治。日俄战争两年间，共救护46.7万余人出境。光绪帝曾发上谕，“颁发内银十万两”作经费，以为褒奖。三十三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改名为“大清红十字会”，吕海寰任会长。次年，吕海寰为中外总董等办事人员制发了分金银铜三等的双龙红十字佩章和凭照。宣统二年(1910)，清政府正式委派其副手盛宣怀为会长，并颁发关防。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又改派吕海寰出任会长，会同总董沈敦和、福开森办理战地救护事宜。其间大清红十字会改为“中国红十字会”，于十月廿五日派出医疗队驰赴武汉。武昌一役，治疗伤者数千人，掩埋尸骸8000余具。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批准中国红十字会立案，2月正式获得承认。10月，政府以袁世凯总统令形式任命吕海寰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此后，吕海寰领导红十字会在国内主要进行救灾事宜，如1912年浙江水灾，1917年皖北大水，1919年苏、浙、皖、鄂水灾的救、医、赈，均成绩斐然。
早在红十字会初创时期，吕海寰即为中国加入国际红十字组织多方奔走，1904年8月12日，日内瓦万国红十字会会长、副会长联名具函，言中国入会一事业已成就，瑞士联邦已按照万国公例布告在约各国。但最终未予正式承认。在吕海寰的不懈努力下，1912年1月15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式通过承认中国红十字会。1919年7月8日，中国红十字会正式加入各国红十字协会(现称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协会)。此后，吕海寰领导红十字会积极开展了国际救济活动。1914年捐款救济欧战难民和日本鹿儿岛地震难民，1920年8月救助俄属庙街2000余名避难华侨和驻外领事、军舰，都赢得国际社会的一致赞誉。1920年9月，年事已高的吕海寰辞去了会长职务，仍被公推为名誉会长。此后定居天津，1927年1月病逝，享年85岁。次年归葬家乡。著有《奉使金鉴》60卷、补辑40卷，《庚子海外记事》4卷。
赵尔巽
赵尔巽(1844-1927)，字次珊，号无补，清史馆馆长，《清史稿》主编。原籍辽宁铁岭，其祖父清道光廿四年(1844)任莱州知府，全家定居掖县城里。其父亦在莱州府为官。赵尔巽同治十三年(1874)中进士，入选翰林院编修，历任御史、湖北乡试副考官、新疆布政使、山西巡抚、盛京将军、四川总督、东北三省总督等职。督川时期奏设“经征局”负责清理财赋，一年时间财政裕平。对凉山少数民族，实行“改土归流”，设“平夷局”联络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之间的感情，受到少数民族的拥护。转督东三省，时值武昌起义爆发，各省革命气氛热烈，奉天省革命党人正准备约定时间举义响应，赵尔巽以“保境安民”为名调集大军准备镇压，革命被迫转入地下。中华民国成立后，赵尔巽被解除职务去青岛隐居。
1914年3月，赵尔巽被袁世凯召为清史馆馆长。他上任以后，聘清朝遗老、著名学者柯劭、缪荃荪等100多人，工作人员200多人，名誉职位300多人，组成纂修班子，开始编修清史。时值军阀混战，国力衰微，经费极为紧张，特别是1917年后，费用几乎到了毫无着落的地步。赵尔巽对清王朝心怀眷恋之情，认为事关一代国史，“失今不修，后来益难著手”，再困难也“不敢诿卸”。一方面节约开支，敦促同仁加快进度、多尽义务，一方面以其资望向各军阀募捐，并言：“不能刊《清史》，独不能刊《清史稿》乎!”终于1927年编成《清史稿》，为研究清朝历史提供了权威史料。当年9月3日赵尔巽在北京病逝，时年83岁。翌年，《清史稿》正式付印出版。
张宗昌
张宗昌(1882-1932)，字效坤，路旺镇祝家村人。幼年曾随母乞讨，后当酒店伙计，18岁时闯关东，到哈尔滨一带淘金，又在赌局当镖手，与流氓、扒手为伍。曾参加日俄战争当过土匪，继而流落到海参崴，当了华商总会门警的小头目。
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黄兴、陈其美密派李征五去东北招募土匪编练骑兵，准备北伐。张投机革命，暗拜李征五为师，获准带土匪百余人赴上海，被编为革命军骑兵团，张任团长。1913年7月，袁世凯命冯国璋、张勋率北军进攻南京，镇压“二次革命”。张宗昌所在三师奉命扼守徐州，阻止北军南下，因寡不敌众战败。他见革命无望，便只身投降辫子军张勋，后为冯国璋赏识，当了冯的侍从官长。1916年5月，张宗昌被袁世凯以40万元收买，派其心腹程国瑞等人潜沪刺杀了陈其美。
1918年，张宗昌被任命为江苏第六混成旅旅长。后率部进驻湖南、江西等地，被编为暂编第一师，张任师长。后为江西督军陈光远所忌，其部被缴械遣散，张宗昌只身潜逃北京。
1922年2月，张宗昌由山东同乡、赌友潘复(济宁人)等引荐，投靠奉系军阀张作霖，被委以高参名义。时直奉战争一触即发，张宗昌奉命率苏鲁别动队突击山东未成。5月，张宗昌率部为张作霖平定高士傧、卢永贵之乱，被委任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兼绥宁镇守使和中东铁路护路军副司令。张又乘乱收编了装备精良的白俄军五六千人，编为奉天陆军第三混成旅，驻防奉天。从此，张宗昌成为奉系军阀的实力派人物。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宗昌被委为副军长，后因战绩显赫，被推为第一军军长，拥兵10余万。1924年11月，张宗昌率军进攻江苏齐燮元，沿津浦路南下，长驱直入，进攻南京。齐军弃城逃往上海，张收编齐部2万余人，并进逼上海。段祺瑞发布命令，加授张宗昌陆军上将军衔并任命其为苏皖鲁三省剿匪司令。
1925年4月，段祺瑞任命张宗昌为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督鲁三年，横征暴敛，淫乱贪杀，勾结日寇，穷兵黩武，给山东人民造成了极其深重的灾难。1928年4月，张宗昌率部企图阻挡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而被彻底打垮，仓皇出逃，最后在滦州被缴械。张宗昌亡走大连，旋赴旅顺，后寓居日本。1932年9月，张窜回山东以图东山再起，被韩复榘派人刺杀于济南火车站，卒年50岁。
张文偕
张文偕(1907-1934)，东北著名抗日烈士，掖县人，饶河反日游击大队大队长。中国大革命高潮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送到苏联学习。1932年6月回国，被党组织派到李延禄领导的东北抗日救国游击军(后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任政委，转战吉东地区。1933年初，饶河反日游击队在虎林战斗中遭受重大损失，党组织派张文偕以抗日救国游击军政委身份到饶河反日游击队帮助工作，后任饶河反日游击大队大队长。他根据中共中央统一战线的思想，制定了积极宣传和稳妥联合的方针，扩大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在救国军和山林队中的影响，吸收其他抗日武装力量加入游击队，共同打击敌人。是时，救国军残部和一些山林队，正面临日军的“讨伐”，在张文偕的影响下，积极向游击队靠拢。1934年7月，张文偕在义顺号召开游击队、救国军残部和各山林队200多人参加的反日大会，共同制定了联合抗日的方针政策。会后，不少抗日力量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有的还主动要求接受游击队的改编和领导。
1934年2月25日，张文偕率队冒大雪到饶河一带活动，在十八垧地与200多名日伪军遭遇。敌众我寡，他迅速察看周围地形，果断地命令部队迅速占领制高点，集中火力打击敌人。经5个多小时激战，打死打伤敌人30余名，他自己打死打伤日伪军各4人。敌人溃不成军，狼狈逃窜。这一仗打出了游击队的威风，张文偕的“神枪”从此威名远扬，日伪军闻风丧胆。同年6月，张文偕率领游击队打垮了70多人的抱马顶子苑福堂伪军。不久，又击溃了小佳河、小西山等地伪军，并以抱马顶子为中心建立起抗日游击根据地，饶河地区的抗日斗争得到进一步发展。
张文偕无微不至地关怀每一个战士。给养困难的时候，自己忍饥挨饿,有棉衣让战士们先穿，有饭让战士们先吃。战士们十分拥戴他，亲切地称他“我们的大队长”。他牢记抗日军队保护人民的宗旨，严格要求部队遵守群众纪律，并经常主动帮助老百姓推磨、打柴、做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宣传群众、教育战士，游击队和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群众都说：“张文偕的队伍是真正救国救民的队伍。”
1934年8月28日，张文偕率领游击队和山林队攻打虎林县三人班的日伪军，因山林队行动不隐蔽暴露目标，队伍被敌人包围。张文偕命令部队突围，自己拼死拒敌壮烈牺牲，年仅27岁。
马寿图
马寿图(1884-1936)，大原镇河套村人，“富农水车厂”创始人。幼年读过四年私塾，天资聪颖，心灵手巧，尤喜用高粱秸秆仿制器物。进城见城隍庙，回家即制做一套城隍庙建筑模型，厅、柱、房皆备，形象逼真。13岁时自制月琴、胡琴，送给小原村的一个吹鼓手长期使用。28岁时以一年的时间，用木料自制一台5米长的手摇三股合线机，将披线三合一后出售。1923年，马寿图借大洋700元到大连买回煤汽机研制滑石粉碎机，后因资金不足半路搁浅。家里仅有的8间房十几亩地全部抵债。后来，他看到人们纷纷到潍县购买畜力翻斗水车，不少人空手而归，便决定用手工制做水车。没有图纸，就把村里唯一的一台潍县华丰工厂出的水车当样品，边看边设计，以预收定金的方式解决资金困难，白手起家，经过一年时间于1928年用头敲打出第一台水车。此后，村里村外不少人前来订货。马寿图用定金买了一台手摇钻，继续制造水车。由于自己不能搞生铁铸件，水车轮子需要到龙口、大连加工，马寿图便派二子马圣敏到奉天(今沈阳市)“三发翻砂厂”，以定货加工铸件为借口，用3个月的时间“偷学”生铁铸造全部工艺，秋天回家进行生铁化、铸，一次成功。这样每年可生产二三部水车。1933年正式定名“富农水车厂”。此后，马寿图以土办法革新几十件工具，自制了压力机、手摇车床，逐步实现生产的半机械化，每年可生产水车十几部，畅销县内外。1936年病故，年52岁。
王德泰
王德泰(1908-1936)，掖县人，著名抗日烈士，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副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其祖父早年为生活所迫下关东谋生，王德泰出生于辽宁省盖平县，童年随父迁吉林省延吉县落户。
1931年秋，东满地区以延吉和汪清为中心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秋收斗争”。王德泰积极参加了这次反帝爱国斗争，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延吉县反帝同盟会成立，王德泰任组织部长。同年，受党组织委派去三道湾作争取山林队工作，使山林队对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有了初步了解和认识。1933年春调到延吉游击队，先后任小队长、中队长职务。1934年春，以延吉等四县游击队为基础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王德泰任独立师政委，同年6月，被选为中共东满特委委员。他领导独立师频繁出击，屡战屡捷。仅据日军报道，1934年一年中，东满抗日武装向日伪军出击达900余次，人数达2.1万人次，日伪军在一次向东满地区出动3000余人的“讨伐”中，被击毙200余名，负伤被俘者尚未计算在内。1934年7月，率队攻击安图守敌，生俘日军10名，打死打伤15名，迫使300多名伪军反正。
1934年冬和1935年春，日军向东满游击区进行大规模“讨伐”，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给游击区造成很大损失。根据满洲省委指示，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进行整顿改组，王德泰任师长，改变原来死守游击区的作法，根据地抗日斗争形势很快扭转。1935年1月，王德泰指挥独立师粉碎日军进攻车厂游击区的计划，打死打伤日伪军40余人；4月进攻三岔口车站伏击日军，毙敌60余人；5月在哈尔巴岭车站附近包围日军列车，毙敌30余名，俘虏日伪要员30余人，缴获大量钱物。在此期间，独立师与山林队的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并制定了共同抗日行动纲领，十多个队千余人成立起联合指挥部，共推王德泰为总指挥。瓦解伪军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1935年1月到8月，伪军士兵集体反正80人以上的就有8起之多。
1935年5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正式成立，王德泰任军长。1936年2月，东北各抗日队伍响应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的号召，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3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王德泰仍任军长。1936年6月，中共南满省委建立，决定抗联第一、第二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杨靖宇任总指挥，王德泰任副总指挥，兼任第二军军长。同时当选为中共南满省委委员。
王德泰平易近人，关心同志，在部队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他会讲朝鲜话，会烧一手好菜，经常找部队里的朝鲜族战士交流思想，下伙房给部队改善生活，宿营时经常亲自值班，让战士休息。
一路军成立后，王德泰率领第一军第二师和第二军四、六师转战东、南满地区，开辟了长白、临江等新游击区，同时攻打日伪军以策应杨靖宇向辽西进军。攻打松树镇、东西砬子以后，又于8月17日联合抗日山林队千余人攻打抚松县城，一举攻占东山炮台，陷敌于三面包围之中。但由于东、北边山林队配合不力，给日军以死守待援之机，部队即主动撤出阵地，伏击追来之敌，敌人伤亡惨重。这次战斗虽未攻占全城，但大量杀伤了敌人，壮大了抗日联军的声威，扩大了政治影响。9月，率第二军一部在抚松全歼日伪军150余名，缴步枪151支，轻机枪2挺，掷弹筒1个，其他军用物资一宗。日军调集10个伪军旅加警察配合进行“讨伐”。王德泰牵着日伪军兜圈子，并主动出击。冬初，率军部及四师在抚松解除了一连伪军的武装后，在西岗被日军包围。他率部英勇反击，经10多个小时苦战胜利突围。
1936年11月末，王德泰率部队在抚松县小汤河小南山上迎击来犯之敌。日军火力集中在我军部，两名机枪手相继牺牲。王德泰亲自怀抱起机枪向日军猛烈射击，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8岁。
马侠村
马侠村(1900-1942)，名俊杰，字英臣，别号侠村，朱由镇朱由村人。抗日烈士，胶东同义抗日救国后援会会长。出身渔民家庭，7岁入私塾，9岁入朱由村小学堂，16岁考入省立九中，19岁毕业后去北京，曾就读于北京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又曾供职军警稽查处，后在华丰路开画像馆，鬻画为生。1923年5月，掖县人鞠鑫(字芝鸿)谋害掖县北京隆和成铜器铺铺主遗孀武张氏，霸其铜铺，将武张氏的无头足尸身由火车托运天津，制造了轰动京津的“无头案”。马侠村挺身而出，为武张氏申冤，被鞠勾结官府以无实据反座其诬告罪，几经磨难。后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找到人头、断足，并确认为武张氏，案情大白。最高法院判处鞠鑫及其子、侄三人死刑(鞠鑫伏法，其子、侄畏罪逃匿)。此案当时的舆论界曾广泛报道，并被写成了长篇小说《鲁侠》(《实言报》连载，后出版单行本)和京剧《无头案》)(又名《枪毙鞠芝鸿》，北京天桥吉祥戏园编演)。6月，大总统题赠“任侠风高”匾额和“替天行道，锄暴安良”宝刀，内务部颁发褒扬证书和紫绶金质奖章。马侠村还将武张氏11岁的遗子收为义子，抚养成人。后马侠村参加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京津进行秘密抗日活动，1934年在天津被捕，后遇赦释放，回到家乡继续从事抗日活动。
1939年夏，日酋张宗援利用地痞流氓和“三番子”成立日伪反动组织“黄道会”。在胶东区党委的领导下，马侠村利用自己的辈份在胶东三番子中最高的优势，组织发动“三番子”在掖县成立“胶东同义抗日救国后援会”，任会长。在掖县和周围几个县发展会员四五百人，对瓦解“黄道会”和发动群众参加抗战做出重要贡献。1941年3月在庙后村遇敌被捕，被汉奸指明身份，押至掖城。日军施酷刑逼他投降，让其召回在八路军里的两个儿子马少波和马晴波。马侠村严词拒绝，大声骂贼不辍。日军又逮捕了他的妻子，打伤致死他的父亲，他仍不屈服。他的高风亮节感动了青年伪看守、泰安人赵吉升，经常暗中给以照顾。马侠村借机晓以民族大义，终使他决心参加抗战，并跪地拜马侠村为义父。通过赵吉升和地下党组织的关系，马侠村曾先后转出两封给儿子的信，表现了马侠村的高尚民族气节：“父自被捕，自分必死，谁知偏有麻烦许多!今见我志节不可夺，也不甚见逼了。有至寿者，非千岁也。此言甚有至理。只有此心对得起天地鬼神、国家民族，生死一耳。……汝等勿以我为念，好好抗战。……”“……已央人转告你母：斧钺加颈，不必畏惧。……”被解送平度前与狱中妻子告别时还再三叮咛：“记住!刀按脖子上，也不要辱没祖先，辱没孩子!”其妻至1941年9月出狱，始终没有屈服。马侠村临行前还为赵吉升改名马续波，嘱他持亲笔信出城寻找两个哥哥参加抗战(后来成为革命干部)。1942年2月，马侠村被日军由平度押送青岛日本宪兵司令部，遭受非人折磨，始终坚贞不屈，3月3日壮烈牺牲，时年42岁。
人物传（一）
费直
费直(生卒年不详)，字长翁，东莱(郡治今莱州市)人，西汉古文易学“费氏学”的开创者，官至单父(今单县境内)令。费直依古文古字本治《易》，称《古文易》。“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即《易传》“解说上下经”，开训诂学史上以传附经之先河。汉宣帝(前73-前49)、汉元帝(前48-前33)年间，传《易》者只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列入学官，费氏因传古文、无师授故未被列入而与高氏一起传于民间。后西汉经学家目录学鼻祖刘向(约前77-前6)“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发现所传各不相同，有的脱漏《无咎》、《悔亡》部分，“唯费氏经与古文同”，从此费氏经受到重视。东汉时期，经学家陈元、郑众、马融都学习和传授费氏学，马融还为费氏《古文易》作“传”(指解释经文的著作)并把它传授给其高足、汉代经学集大成者郑玄，郑玄作《易注》。经学家荀爽也治费氏《易》，作了《易传》。三国时传魏经学家王肃、玄学家王弼，王弼还作了注。费氏学大兴。南北朝时期，梁代、陈代正式把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隋唐时期，王注盛行，郑学浸微。宋代以后，对王、郑的评价或抑此扬彼，或二者并重，见仁见智，而费氏学也在他们自己和对他们的研究、传授过程中扬长弃短，发扬光大。今本《周易》与《费氏易》有很深的渊源。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费氏易》1卷、《费氏易林》1卷、《周易分野》1卷。另《释文》有《费直章句》4卷，系后人伪托。
左伯
左伯(生卒年不详)，东莱掖县人，东汉末年著名造纸专家，“左伯纸”的创造者。左伯自幼勤奋好学，善于思考，是有名的学者和书法家。他在精研书法的实践中，感到蔡伦制造的纸(蔡侯纸)质量还应进一步提高，便与学者毛弘等人一起研究西汉以来的造纸技艺，总结蔡伦技艺的长处和不足，改进工艺，造出新纸。同是以树皮、麻头、碎布、破鱼网为原料，而用新工艺造的纸，纤维细腻，分布均匀，光亮整洁，适于书写，使用价值更高，深受文人墨客欢迎，被称为“左伯纸”(或“子邑纸”)，与张芝笔、韦诞墨并称文房“三大名品”。精于书法的史学家蔡邕则“每每作书，非左伯纸不妄下笔”，南朝竟陵王萧子良在给友人的信中称赞“子邑之纸，研妙辉光”，足见“左伯纸”声誉之高。
杨震
杨震(？-124)，字伯起，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东汉时期名儒、廉臣，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的第14世孙。曾任东莱郡(治今莱州市)太守，官至太尉。少好学，博览群经，时称“关西孔子”。50岁时被荐举为秀才，汉安帝永初年间被大将军邓骘慕名征到幕府。任荆州刺史时，发现秀才王密很有才能，荐为昌邑县令。后杨震调任东莱郡太守，路经昌邑，王密迎至远郊，殷勤接待，并于夜间怀金十斤送杨震，以报答知遇栽培之恩。杨震严词拒绝，并责备王密说：“我知道你的为人，而你为什么不知道我的为人呢!”王密解释：“暮夜之中又没有人知道。”杨震正色言道：“你顶天而来，天知道；踏地而来，地知道；金赠于我，我知道；怀金者你，你知道。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能说没有人知道!”王密羞愧而去。在莱州任太守期间，廉政清明，官衙风气为之一改，很得百姓拥戴。后调任涿郡(今河北涿县)太守，与子孙们的生活仍很俭朴，友人劝其为子孙们置备点产业，他说：“能使我的后代被人称为清白官吏的子孙，这不是最优厚的遗产吗!”
永宁元年(120)，杨震由太常转任司徒。延光二年(123)冬迁太尉，三次上疏劾谏安帝为其乳母王圣大修第宅及王圣党羽樊丰等造伪诏拨国库钱粮为自己大兴土木事，并查到了樊丰等的伪诏。樊丰等闻知后先发制人，向安帝诬奏杨震对皇上心怀怨恨。安帝大怒，遣使收回杨震太尉印绶，下诏把杨震遣返原籍。至洛阳城西夕阳亭，杨震决意以死报国，嘱儿子、学生，死后薄葬，不入祖茔，不要祭祀，喝毒酒自杀，时年70余岁。樊丰派人到陕县阻挠杨震葬事，致露棺道旁，还责令其子代驿吏传递文书，路人见者无不落泪。
翌年十一月，杨震门生向朝廷追诉详情，安帝下诏礼葬杨震于华阴童亭。葬日，远近送葬者云集。安帝知后下诏建祠，以中牢致祭。《莱州府志》载：“昌邑县古城西北有四知台，为杨震却金立。”明《一统志》载：“震卒后，居人为震立庙，名为四知庙，在山东昌邑县。”《掖县全志》载：“府署大门内，西为杨公祠，大堂后四知堂。”名宦祠、遣爱祠均祀有太守杨震，明二公祠、三贤祠、我师祠，汉杨震祀前列。
徐岳
徐岳(？-220)，字公河，东莱人，东汉时期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汉灵帝时，著名天文学家刘洪“按数术成算”创造了乾象历，授于徐岳。徐岳潜心钻研晦、朔、弦、望、日月交食等历象端委，进一步完善了“乾象历”，后又把该历法传授给吴中书令阚泽，“乾象历”遂在吴国实行。历法的钻研为徐岳以后从事算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他搜集我国先秦以来大量数学资料，撰写出《数术记遗》、《算经要用》等具有历史意义的数学著作。《数术记遗》以与刘洪问答的形式，介绍了14种计算方法，“未满百言，而骨削质奥，思纬淹通，依然东京风骨”。也就是在这部书中，徐岳在中国也是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记载了算盘的样式，并第一次为珠算定名，在世界珠算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刘毅
刘毅(？-285)，字仲雄，东莱掖县人，西晋名臣，官至司隶校尉、尚书左仆射。清正刚直，好臧否人物，很为时人信服。魏末被郡举为孝廉，任司隶官。为政竭忠尽职，不与无意黎民社稷的庸臣为伍。不久，晋司马氏凌替曹魏，罗致天下名士，刘毅亦在其列。但他易其服而不易其道，易其朝而不易其性，在晋初险恶的政治局势中“言不苟合，行不苟容”。任司隶校尉时，敢于“纠正豪右”，压抑世族豪强势力，甚至连耀武扬威的皇太子亦曾被他“止之于门外”，深为时人称道。
晋太康元年(280)，晋平东吴，刘毅随晋武帝司马炎到南郊祭祀。司马炎踌躇满志，想听一听刘毅这个汉景阳王后裔的赞词：“卿以朕方汉何帝也？”他以为刘毅就是不比前、后汉的刘邦、刘秀，也会比“文景之治”的刘恒、刘启。但刘毅的回答却使他大为恼火：“可方桓灵。”拿扰乱天下的桓帝刘志、灵帝刘宏相比，实在使司马炎不能容忍。他悻悻言道：“吾虽德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政。又平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乎？”刘毅直言反击：“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对晋武帝鬻官卖爵的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狡黠的晋武帝马上赞道：“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给自己找到了台阶。“帝拟桓灵”遂亦被传为千古佳话。
士族制度东汉后期即已出现，至晋达到了制度完整化的地步。刘毅深切感到士族制度的种种弊端，向晋武帝写下了《宜罢中正疏》，向直接维护士族地位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法宣战，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名言，概括了当时的世象，，尖锐抨击了“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报于身，必见割夺；有私于己，必得其欲”的鄙俗世风，情词恳切地力主晋帝“罢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刘的建议虽未得晋武帝采纳，但在那时就能深刻认识到九品中正制的弊端并力主废弃，足可见其高远的政治目光和过人的智慧。70岁告老归第，授光禄大夫衔。晋太康五年(285)卒。有《文集》两卷传世。
刘伯根 王弥
刘伯根(？-306)、王弥(？-311)，东莱(治今莱州市)人，西晋末年北方农民、流民军首领。刘伯根曾任县(今黄县西南)令，光熙元年(306)利用宗教作号召组织万余人起兵反晋，自称公，王弥从之，被任命为长史。二人率部袭取临淄(今淄博东北)，击退了青州都督、高密王司马略前来镇压的军队。不久，起义军被青州刺史、宁北将军王滹打败，刘伯根被杀。王弥率领残部退守长广山(今莱阳东)，略事休整补员后，重整旗鼓，再度出山。王弥弓马娴熟，臂力过人，号称“飞豹”，有勇有谋，凡有行动，“必预图成败，举无遗策”。数战皆捷，杀长广太守宋罴、东牟太守庞伉，回师西南，连下青、徐二州、诛杀官吏，直逼兖州。鱼肉百姓、人称“屠伯”的兖州刺史苟闻讯弃城而逃。永嘉二年(308)，王弥率领数万义军在连克泰山、鲁国、谯、梁、陈、汝南、颖州、襄城等州郡后攻下许昌，大开府库，赈济百姓，然后率兵直逼京都洛阳。晋帝急令各路兵马解围。王弥认为“晋兵尚强，不易取胜”，只安营布防于津阳门而未发动进攻。此时，匈奴贵族刘渊和羯人石勒等也相继起兵，在中原发展很快。王弥投靠刘渊，被任命为征东大将军，封东莱公。永嘉五年(311)六月，王弥在克襄城之后，攻进洛阳京城，活捉了晋怀帝。但刘曜怨他不等自己攻进京城，石勒更忌他的骁勇。同年10月，王弥与一小部分部属移军青州，被石勒派兵在途中偷袭杀害。五年后，西晋灭亡。
郑道昭
郑道昭(？-516)，字僖伯，自号中岳先生，北魏荥阳开封人，著名书法家，魏碑体鼻祖，曾任光州(治今莱州市)刺史。少而好学，博览群书。魏孝文帝时始为官，历任秘书郎、秘书丞兼中书侍郎、中书郎、通直散骑常侍、国子监祭酒、秘书监、荥阳邑中正，永平年间出任光州刺史兼平东将军。任职期间，政务宽厚，不滥用酷刑，以教化和培养人才为己任，很受百姓拥戴。生性闲适散逸，喜游山水，好为诗赋，尤工书法，光州各地题刻甚多，计有城南云峰山摩崖石刻大小20处，城东大基山15处，天柱山(今属平度)8处。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汉字由汉隶向楷书发展变化阶段。郑道昭熔百家之长于一体，刻意创新，笔力圆劲苍健，结构严谨宽博，运笔娴熟自然，气韵雄豪，有汉隶遗意，创一代书风。其代表作为颂扬其父才智功德分别刻于天柱、云峰二山的“郑文公上碑”和“郑文公下碑”，被誉为“隶楷之极”。清包世臣《艺舟双楫》赞为“文苑奇珍”，康有为则称“体高气逸，密致而通理，如仰人啸树，海客泛槎，令人想象不尽”。祝嘉把郑道昭与王羲之并列称之为“北方书圣”，刘海粟则直赞为“一代文宗”。
郑道昭喜欢修身养性，练气化丹，曾于延昌元年(512)在大基山依东、西、南、北、中虚设“青烟寺”、“白云堂”、“朱阳台”、“玄灵宫”、“中明坛”等炼气之处，并刻字志之，还做了一首《置仙坛诗》题刻于壁。后转任青州刺史兼平东将军，复为秘书监加平南将军，煦平元年(516)卒，赠镇北将军相州刺史，谥号文恭。
王无竞
王无竞(652-706)，字仲烈，初唐诗人，原籍琅琊，其祖先至莱为官迁居掖县。出身官宦世家，“家足于财”，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加之天资过人，少年时即很有诗名，20岁左右应试，登下笔成章科，授赵州栾城县尉，后历任秘书省正字、右卫仓曹、洛阳县令、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太子舍人等职。神龙元年(705)，因在殿前怒斥权贵宗楚客被贬为苏州司马，再贬岭外，在广州被仇家杀害，年54岁。
王无竞初唐时期与高达夫、陈子昂齐名。他们相互间过从甚密，寄赠篇什甚多，惜惨死岭外，诗文化为寒烟荒草，未能结集传世，仅有《和宋之问下山歌》、《铜雀妓》、《凤台曲》、《北使长城》、《巫山高》五首诗传诵至今。比王无竞晚些时候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772-846)极其推崇王无竞的诗。宝历初年(825)，他赴苏州刺史任上经过白帝城时，人们希望他写一首诗留念，他说道，刘禹锡当年治理白帝城三年，想写首诗，但怯而不为，后罢郡经过，“悉去千余诗，但留四章，乃古今绝唱也”，“首为沈期，次王无竞、皇甫冉、李端”。白居易“吟四篇诗，……而竟不为”。白居易推崇备至的王无竞的那首诗，就是《巫山高》：“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阳。徘徊作行雨，婉娈逐荆王。电影江前落，雷声峡外长。霁云无处所，台馆晓苍苍。”
王景
王景(889-963)，掖县人，五代、北宋时名将。少年时即倜傥无羁，善骑射。历仕梁、晋、汉、周，累破契丹，为护国军节度。后周显德元年(954)封褒国公，次年周世宗即位，加兼中书令。又任西面行营都部署，在上大破蜀军，斩首数万，进封凉国公。北宋改元，太祖为其加太保，封太原郡王，卒赠太傅，追封凉国公，谥号无靖。
王景为政宽缓怀素而极有主见，尤善施抚、赈之策。后汉乾佑二年(949)任节度使期间，契丹大荒，5000余契丹饥民涌到其属地求食，王景均予收留，准其种田自给。调任时百姓遮道相留，后割其马镫以为纪念。
宗泽
宗泽(1059-1128)，字汝霖，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县)人，宋代名臣。宋哲宗元六年(1091)中进士后，任掖县县令。掖县牛黄全国著名，时有京使持圣旨到掖县买牛黄。采牛黄需要杀大批耕牛，而耕牛是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主要帮手。宗泽巧妙地回绝使者说：“乱世瘟疫流行，牛感受疫毒才结成黄。而今太平盛世，哪里来的牛黄!”使者很恼火，欲上疏弹劾掖县地方官员，宗泽说道：“这是我一个人的意见。”随即以个人名义将此情上报朝廷获准，保住了大批耕牛。靖康元年(1126)，宗泽任磁州(今河北磁县)知州，招募义勇抗击金兵，至开德(今河南璞阳)，十三战皆捷，金营上下闻名丧胆。升任开封府尹、东京留守后，立坚壁24处，沿黄河布设连珠砦防御工事，用岳飞为将大败金兵。建炎元年(1127)，宋高宗以商邱(今河南商邱)为南京，宗泽接连上疏二十余道，力请高宗还都，收复失地，均为投降派所阻。宗泽忧愤成疾，疽发于背，大呼“过河”三声而死，终年69岁。赠观文殿学士，谥号忠简。
辛次膺
辛次膺(1091-1170)，字起季，掖县人，南宋名臣，官至参知正事。绍兴年间任右正言，力主抗金，曾前后七次上疏劝谏高宗接受宣和、靖康年间的教训，不与敌议和。宋、金和约达成以后，辛次膺义愤填膺，上疏对以秦桧为代表的主和派为一己私利卖国求荣的丑恶行径进行了猛烈抨击，对高宗“降万乘之尊”求悦于敌而负天下之人的做法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奸相秦桧利用职权为其妻兄加官，职卑权微的辛次膺立即向高宗递交弹劾奏章，文中历数秦桧妻兄和亲家投拜金贼、佃占官田的卖国谋私行径，建议皇上予以严惩。高宗留下奏章准备查处，可等辛次膺走后，秦桧追到高宗寝室，花言巧语说服皇上收回成命。辛次膺听后怒火中烧，立即上疏，尖锐指出这是秦桧的“容私营救”，而皇上却听之任之，致使“国之纪纲，臣之责任，一切废格”。他接着申明，就是皇亲国戚皇上宠任不当也应论劾，难道现在宰相的姻亲就不能治罪吗？!希望皇上“戒蒙蔽之渐”。史称“渡江以后，直言之臣以次膺为首”。终因势单力薄，为秦桧忌害，被削职为民，流落乡里达20年，仍“以礼自持”，“虽崎岖乱离，贫不自聊”，绝不屈服。直到孝宗即位，才被再次起用，任御史中丞、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力主抗金不懈。
辛次膺十分同情战乱中老百姓的困苦，曾多次上疏，请求皇上赈济抚慰欲外出谋生的中原百姓，以定其心；停征无急用的赋税，精简多余官员和老弱残兵，以减轻百姓负担；召回逃亡的农民并借给种子和耕牛，以开发荒芜了的两淮沃土。辛次膺极有文才，且代民而言，因而“每奏疏一出，天下韪之”。乾道六年(1170)卒，享年79岁。著述尚有《属辞比事》5卷、《奏疏》10卷、《笺表》10卷传世。
刘迎
刘迎(？-1180)，字无党，号无诤居士，东莱(郡治今莱州市)人，金代著名诗人。初以荫试部椽，大定十三年(1173)以荐书对策为当时第一，大定十四年登进士第，任完颜永成王府记室，后改任太子司经，深得世宗和太子完颜允恭器重，大定二十年随皇上至凉陉，因病去世。
刘迎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诗人。他一生走过很多地方，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兵祸战乱、自然灾害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在《出八达岭》中他写道：“时节春已夏，土寒地无禾。行路不肯留，奈此居人何？作诗无佳句，以代劳者歌。”“代劳者歌”，以诗歌的形式反映劳动人民的疾苦，成为他诗作的最主要特点，这个特点在《淮安行》、《河防行》、《修城行》、《摧车行》、《败车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山山水水，而对自己长期混迹官场，为五斗米折腰甚感羞愧。因而他的诗作，既有对祖国壮丽河山的赞美，又有对艰难人生的怨叹，更有对离世脱俗、返归自然的向望。“秋水四五尺，暮山三两峰”、“胸次有怀空块垒，人间无处不崎岖”、“折腰五斗几钱值，去国十年三径荒”、“脱身何日扁舟去，相对一蓑烟云间”就是他这种复杂心态的突出写照。
刘迎诗文当时就很受推重。金章宗曾评论：“郝俣赋诗颇佳，旧时刘迎能之，李晏不及也。”刘迎的诗文乐府集《山林长语》曾作为金朝国学刊行，惜已失传。金人元好问《中州集》曾收录刘迎诗75首。今人唐圭璋编《全金元词》中，也收了刘迎词4首。
刘长生
刘长生(1147-1203)，名处玄，字通妙，以号行，武官村人，金代著名的道家“全真派七真人”之一，全真道随山派创立者。自幼好黄老之道。金大定九年(1169)春，邻壁有人题“武官养性真仙地，须有长生不死人”句。咸阳著名道士、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携弟子马钰、谭处端、丘处机云游来此，于人群中招刘处玄道：“若解壁间语否？”刘处玄大悟，上前执弟子礼，被王重阳收为关门弟子，赐以名号，并赠诗一首：“钓罢归来又见鳌，已知有分到仙曹。鸣榔相唤知予意，跃出洪波万丈高。”
出家后的刘长生，随师傅至昆嵛山烟霞洞修炼。他修炼刻苦，加之悟性很高，很得王重阳赏识。年底，他与马钰、丘处机、谭处端随王重阳西行赴秦入终南山修炼，大定十年(1170)春行至汴梁城(今开封)，王重阳羽化。兄弟四人扶柩归葬师父于咸阳刘蒋村，守墓三年。大定十四年(1174)八月，被称为重阳门下“四哲”的兄弟四人，在陕西户县秦渡镇真武庙“月夜共坐，各言其志”，刘长生郑重地提出自己今后的志向是“斗志”。师傅在开封羽化时正值寒冬，兄弟四人只他一人因耐不住严寒而不在身边，一直愧悔万分，因而下决心要锻炼自己的意志。后来刘长生名重一时，与他此时的立志发愤有很大关系。
此后，四兄弟分赴四方创派立业。刘长生回到故乡，居武官灵虚观，时时处处注意磨练自己，创立全真道北七真派之一的随山派，并收平村人宋德芳为徒，讲注《道德》、《黄庭》、《清静》诸经。后宋德芳曾开神山七洞、马鞍山洞，身后赠披云真人。
金明昌六年(1195)，刘长生与丘处机等道侣七人至崂山传道，独留太清宫。太清宫道众从此归宗于刘长生“随山派”。
承安二年(1197)冬，金章宗派使者以隆重的礼节将刘长生召赴京都，待为上宾。数月后刘长生携旨返回故里修建先天观于大基山道士谷，并永居此地。刘长生精诗词书法，武官、大基山都有他的诗刻。武官灵虚观诗云：“桥过院对柳塘湾，夜月明时半户关。遥驾鹤来归洞晚，静琴弹坐伴云间。烧丹觅火无空灶，采药寻仙有明山。瓢挂树高人隐久，嚣尘嚼水响潺潺。”县治南丘处机修炼处迎祥观，亦曾有长生手书“蓬莱”二字。元时国戚皇姑多在此观修道，明洪武中易名青罗观。武官遇仙园碑前书“遇仙园”、碑阴书“遇仙楼”，字大逾斗，笔势如龙凤翻舞。泰和三年(1203)二月六日羽化，年56岁。元至元中赠辅化明德真人。著有《道德经注》、《阴符经解》等。
毛纪
毛纪(1463-1545)，字维之，掖县城里人，明代重臣，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父毛敏博学忠直，曾任杭州府教授，晚年退归，名重乡里。毛纪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放榜解元，翌年中进士后授翰林，孝宗弘治初为检讨、侍读。曾参与纂修《孝宗实录》。后任侍学士、学士、户部侍郎，正德十年(1515)由吏部左侍郎升任礼部尚书，旋迁户部尚书，十二年兼东阁大学士，辅佐皇帝处理军国要务。武宗多次以到民间巡访为名扰害百姓，毛纪和大学士杨廷和每每上疏劝阻。十四年宁王宸濠反于江西，武宗以亲征为借口率江彬等前往江西，沿途百姓鸡犬不宁。十六年武宗还京，二月病死，毛纪、杨廷和等人奏请皇太后把江彬收监，然后奉武宗遗诏将兴献王长子迎入宫中，四月立为皇帝，即明世宗。因迎驾有功，毛纪被明世宗加为伯爵。随后便起了“大礼之议”。世宗欲以生父兴献王为“皇考”，而毛纪等各大臣力主以孝宗为“皇考”，称生父为叔。嘉靖元年(1522)世宗依众议，三年又决意改回，群臣力谏，下狱者百余人，当廷杖死者17人，首辅杨廷和、蒋冕辞官，毛纪为首辅，仍持前见，虽多次召见亦不改变，遂遭世宗“要结朋奸，背君报私”的谴责。毛纪随即上疏，陈述坚持己见的原因，批评世宗动辄笞罚廷臣的做法，最后一次劝谏皇帝“任贤纳谏，审是非，辨忠邪”，并“乞赐骸骨归乡里，以全终始”。世宗求之不得，立即批准。毛纪去职还乡后，结“五老忘形会”，饮酒品茗赋诗填词十余年，不问政事。晚年遍游家乡山水，察访风土民情，总结一生仕途的坎坷经历，对官场的腐朽黑暗有所揭露。有《鳌峰类稿》文18卷诗8卷计26卷、《海庙集》4卷、《密勿稿》1卷、《辞荣录》1卷、《归田杂识》1卷，并纂修成第一部《莱州府志》8卷，嘉靖十四年刻印发行。还倡导改进滑石雕刻工艺，使传统的莱州玉雕有了较大的发展，刻章上品“毛公石”因以得名。年届八旬，世宗又想起他，曾派员看望，又三年病逝。赠太保，谥文简。至今民间仍流传着毛阁老的许多传说，蒲松龄的《姊妹易嫁》就是其中之一。但历史上毛纪以官氏为妻，与蒲松龄笔下的张氏姊妹毫不相干。
赵焕
赵焕(1541-1619)，字文光，号吉亭，掖城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授乌程知县，后调任工部主事，再改任御史。时首辅张居正擅权，其父死，按例应归家守丧，其他言官均趋炎附势，上奏章请求挽留张居正继续在朝任职，惟独赵焕不署名。后赵焕升任顺天府丞，改任左佥都御史。万历十四年(1586)三月，应皇上求言诏，赵焕进言，“请恢圣度，纳忠言，谨笑，信政令，……务求民瘼(百姓的疾苦)”，“帝嘉纳焉”。不久改任工部右侍郎，进吏部左侍郎，获准离职还乡。后任命他为南京右都御史，他以“亲老(双亲年纪大了)”的理由婉拒。其兄赵耀时任辽东巡抚佥都御史，亦请求归乡。吏部以赵耀为长子、封疆久而准其归，催赵焕就职，不久召为刑部尚书，因失帝意再次称病归乡。后任命他为南京右都御史，改吏部尚书，皆不赴任，家居16年。后召拜为刑部尚书，不久又兼兵部尚书，四十三年二月改兼吏部尚书。时神宗怠于政事，曹署多空，“六卿止一焕在”，身兼二任，户、礼、工三部只一侍郎，兵部连侍郎也没有。都察院已八年无正官，按旧例应设给事中50人，御史110人，此时均不过10人。赵焕多次上疏要求增补官员，神宗皆留中不报。是年八月，神宗用赵焕为吏部尚书，采纳赵焕的意见，各部各任命侍郎4人，又考选补充给事中17人，御史50人，言路称盛。但赵焕与东林党的主张相悖，上任不久多次被劾。赵焕屡次上疏请求去职还乡，神宗皆优诏抚慰挽留。九月，赵焕叩首阙前请求去职还乡并出城待命，神宗仍下诏挽留。给事中李成名再劾赵焕“党同伐异”，赵焕于是称疾不出。一个多月后，神宗才接受赵焕的请求，赐赵焕乘传车归乡。四十六年，赵焕复任吏部尚书。翌年七月，辽东告警。赵焕亲率群臣至文华门，“九卿伏阙”，坚请神宗临朝。直到傍晚，神宗才遣中官传旨：“退。”军机要务仍废置如初。赵焕再次上疏催请道：“他日蓟门蹂躏，敌人叩阍，陛下能高枕深宫称疾谢却之乎!”为神宗所恶。其一部属满考当加官，赵焕上疏请准，神宗未予理睬。十一月，赵焕“郁郁卒”，年78岁，恤典亦停。光宗立，恢复其恤典，熹宗初赠太子太保。
刘重庆
刘重庆(1579-1632)，字幼孙，号耳枝，掖城人，明末著名书法家，官至户部右侍郎。幼家贫，居大泽山红庙石屋内苦读，无钱买纸，采来柿树叶习书不辍。后人曾赞：“挥毫大泽龙蛇舞，采向空山柿叶稀”。后书法名震京师、宫廷，曾有“飞笔填点”的传说。万历三十八年(1610)中进士，后由献县令升为御史，因不依附宦官魏忠贤被诬为“奸党”罢官。崇祯改元再任御史，上书将魏逆奸党李永贞、刘若愚、李实逮捕正法。后任大理通政，升户部右侍郎。孔有德兵变围莱，刘重庆三次上疏，陈明莱州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及莱地失守将造成“南北中梗”、“天下事直有不可言者”的严重后果，怒斥“拯溺救焚之师”的“逍遥自在”，备述莱州阖城军民浴血奋战、死守孤城的壮烈情景，请求皇上调边关精兵速援莱州，并自请降为御史督师赴莱，与莱州军民同生死，共存亡，情词恳切。终因兵部熊明遇主抚甚力，刘重庆主剿力争不得，郁愤成疾，崇祯五年(1632)七月初三卒，年53岁。
朱万年
朱万年(？-1632)，字鹤南，贵州黎平府开泰(今贵州锦屏县)人，明代莱州知府，李九成、孔有德兵变时为保卫莱州城壮烈殉难。万历十三年(1585)举人，历任定陶知县、北京中城兵马司指挥，升户部河南清吏司主事转员外、郎中，崇祯四年(1631)任莱州府知府。冬闰十一月，登州(治所今蓬莱)将领李九成、孔有德率兵过莱援凌河，朱万年已察知其必叛，一面暗中防御，一面虚意应酬，犒赏甚厚。十三日在全城出告示，颁布《守城约》，进行全面部署，二十八日，孔、李兵变吴桥(今河北吴桥县)，回戈东指，连破济属6县，一路烧杀至莱境，派人送信说：“朱上台勿恐，前厚享之恩终不敢忘。”曳兵束弓秋毫无犯过莱而东。朱万年不为所惑，更昼夜运储粮草器物备战不辍。
次年正月，叛军陷登州，授官铸印，十三日陷黄县，直逼莱州城。此时朱万年早已部署完毕，官绅将吏各守其门，他自己坐镇南门。时城内人心惶惶，多欲逃难，不少回乡省亲或赋闲的缙绅大吏亦在其列。朱万年令各门不准放一人出城，并出告示严厉警告：“既住此城，就应与此城共安危，无论权贵豪门，敢有动摇民心者，本府决不与之俱生!”人心遂定。又令掖县选精锐乡兵赴城列守，传檄各县团练乡兵以备不测。太监翟升以监军身份至莱，见一切防御措施甚为得力，称赞道：“都人咸称公之才，以今观之，殆不虚也。”山东巡抚余大成以畏缩失机被革职查办，其参将佘五化通敌被驱逐出城。二月初一，新任山东巡抚徐从治、登莱巡抚谢琏抵职，初三，叛军步、骑万余，兵围莱州城。四日开始攻城，炮轰、火烧、掘隧道、搭云梯，用尽种种伎俩，莱州城仍巍然屹立。其间，巡抚徐从治中炮身亡，朱万年协同谢琏更戮力同心，死守孤城。这时，朝中剿、抚之议争执激烈，刘重庆等竭力主剿，兵部竭力主抚。兵部侍郎刘宇烈督师万余人援莱，至昌邑，又缩回青州，遣推官屈宜扬往来敌我之间极力言抚，后更假传圣旨命谢琏、朱万年出抚。孔有德见城不可破也作势乞降。朱万年与谢琏于七月七日出南门受降，被缚。朱万年诱叛军道：“执我无益，可选精骑从我，呼守城者出降。”叛军果选精兵五百推朱至城下。朱万年大声向城上喊道：“我已无生理，贼精骑尽在此，急击之勿顾我也。”守军不忍。朱万年挺身顿足大声辱骂以激怒叛军，叛军乱刀砍下，朱万年壮烈殉难，实践了其生前“生作奇男子，死为烈丈夫”的誓言。城上怒炮齐发毙敌过半，军民众志成城，拼死拒敌。直至朝廷撤逮主抚罪吏，八月十九日援军至而围解。开仓视之，仓中仍有储粮千余石，足见朱万年战前准备之充分。赠太常寺卿，赐祭葬，并在殉难处建忠烈祠。至今当地七巧节提前一天，就是为了七月七日纪念朱万年。
王应豸
王应豸(1580-1632)，字惠文，掖县王家楼村人，明代蓟门巡抚。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授户部主事。黔南战乱起，皇帝以十万帑金犒军，命应豸前往颁发。王应豸来到黔南，向当地军事长官面授机宜，使战乱很快平复。归京后升为郎中，再升关内副使。任内劾贪官巢丕昌，深挖护城河，环山开凿几十里长的沟渠，边关面貌为之一新。魏忠贤爪牙刘应坤到边关犒军论功行赏毕，率边关文武大臣面向魏忠贤所在的西南方向口呼“九千岁”叩头谢恩，王应豸厉声斥责，拂袖而去。魏忠贤闻报大怒，暗中罗致罪名欲置王应豸于死地，不意不久自己“投环道路”，而王应豸威武不能屈的刚直言行成为千古美谈。崇祯改元，王应豸被任命为蓟门巡抚。他认真分析研究蓟门地理条件和当时的军事形势，建议皇帝将安营地由遵化改为喜峰，并增兵万余驻防龙井、大安、马兰等军事要冲，关外清军闻知各要塞明军兵精将强，戒备森严，数年不敢来犯，蓟门百姓遂得安居乐业。皇帝曾有“天下巡抚果如王应豸者，何虑天下不安”的赞语。崇祯五年(1632)，一些图谋私利的军官鼓动士兵闹事，要求发还拖欠的军饷，消息传到宫中便有王应豸以药“毒军”的谣言。崇祯帝不辨真伪，下令兵部调查，而调查大权却落到了又被起用的巢丕昌手中。巢公报私仇，竟报讹传为真。皇帝大怒，将王应豸逮捕，以“毒军”罪名杀害，年52岁。虽有大司农、大司空和各省官员千余诉状为其申辩，皆被兵部扣压而未稍减其刑。应豸被枉杀，蓟门兵颓而防驰，“关塞相继陷”。大学士张志发不平，为应豸立传作铭，内有“人之讹言，遂坠长城”之句。
李森先
李森先(？-1660)，字琳枝，号滟石，掖城人，清代名御史。少年时即以文章著名，明崇祯九年(1636)中举，十三年中进士，官博士。李自成攻克北京后任农民军祠祭司从事，清入关后被举荐任职，顺治二年(1645)由国子学博士考选为江西道监察御史。“素豪于饮”，修髯长身、倜傥英伟，因“耿直敢言，不避权贵”，在御史任上曾被三次罢官，两次下狱。在弹劾原明魏阉头面人物、清大学士冯铨一案中，李森先言词最为激烈，被多尔衮以“结党谋害”罪名革职归里。他给自家城南阁外住处取名“椒雨园”(椒雨，酒之辛者)，“日与酒徒酬饮其中，醉则衣白衣徒步歌呼过市”，颇有竹林之风。此间诗作很多，“拥妓和仙药，御杯看道书”似可证明他的放荡不羁、离世脱俗，“倾樽浇块垒，狂啸拔笼藩”又不难看出他忧国忧民，欲经世易俗的真实心态。顺治亲政后罢冯铨，九年十月，李森先官复原职，斗志丝毫不减当年。十三年奉旨巡按江南，清刚端劲，坚决打击地方豪强势力，把欺压百姓的淫僧三遮、名优王紫稼及8名“豪猾胥吏”共11人当庭杖毙，大快人心。由此触怒朝中多方势力，二次被罗织罪名罢官下狱。启程被押送刑部之时，吴中罢市，万民泪送，部属们也相顾挥涕，送他上船，被王渔洋称为“近日廉吏之冠”的松江知府李正华最后赶到，携一酒瓢满满斟上捧给李森先说：“吾曹期不愧天日、不愧朝廷、不愧百姓耳。成败利钝，造物司之。公今日之行，荣于登仙矣!诸君何至作楚囚相对耶!”李森先一饮而尽，掀髯大笑，赴京服刑。有“可怜满袖吴民泪，难作直房供应钱”句传世。刑讯时被重打41棍，险些丧命。一年后真相大白，得二次复官。从朝中的诸多事象，他亲身感受到皇帝耳目闭塞、上下之情不达的状况，应皇帝求言诏上《请宽言官之罚疏》，指出言官动辄受罚的做法只能使诸臣“相率以言为戒”，请求皇帝重用直臣，下诏赦免被流放的言官，受株连者给以抚慰，使大臣们“洗心竭虑以陈言”，又被世祖以“市恩循情”罪名第三次免官，第二次下狱。三个月后顺治醒悟，免吏部“杖赎、流放尚阳堡”之判，第三次官复原职，十月派他到河南巡察荒情。李森先来到河南，定垦荒弓式及赋税之数，以使“民不忧”。十六年卒于河南汝州。王渔洋在评价官吏时，列李森先为“御史之最”。有《椒雨园集》、《李森先谏草》一卷、《天中记游》二卷。
侯登岸
侯登岸(生卒年不详)，字穆止，号华楼山人，掖县城关人，清末地方史志著作家。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乡试取副贡，光绪四年(1878)再取副贡，授冠县司铎，不久辞归。“生性闲静寡言，不慕荣利，惟以读书为事”。一生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个朝代，阅历甚丰。性喜山水，曾两登泰山、崂山，历览龙洞、玄门等诸多名胜古迹，并以诗文记之。特别注意搜集地方文献资料，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地方史志著作。为编辑《海岱人物志》，曾自背干粮徒步走遍齐鲁大地。史志著作有《掖乘》16卷，《掖海杂志》8卷，《海岱人物志》36卷，《莱郡经籍考》3卷。道光末年，纂修《再续掖县志》，“论断一乘史法”，为莱州地方史志的编写研究做出了贡献。诗文有《国朝海岱文士小纪》3卷、《乡里景芳录》4卷、《明高士传》3卷、《胜国遗民录》4卷、《酒人传》3卷、《两汉节义传》1卷、《两汉大节录》1卷、《两汉循吏类编》4卷、《西汉经学汇考》5卷、《两汉碎金》1卷、《郑康成年谱》1卷、《读余扎录》8卷，诗集《寒蛩》。曾为自己作生志《华楼山人传》，其为人于此可见一斑。70余岁卒。
翟云升
翟云升(1776-1860)，字舜堂，号文泉，掖城东南隅村人，清代著名语言学家、书法家。自幼天资过人，习作曾令“塾师避席”。就童子试得第一名，嘉庆五年(1800)中举，道光元年(1821)举孝廉，二年登进士第。性情淡泊，无意仕途。中举后任黄县教谕，不久便辞职回乡；被荐举为孝廉方正，他坚辞不受；中进士后授广西知县，以母亲年迈为由辞任；相国陈文恪得知其学识渊博，推荐去京师任国子监丞，也没有成行。
翟云升一生潜心著述，“键户修业终其身，穷困老死而不悔”。他认为“经语惟汉儒能解，汉儒语惟国朝通儒能遍解”，因而治学以汉儒为宗，终凭著述闻名于世。当时的学者一致认为他“说文拟严(可均)、段(玉裁)，音韵比顾(炎武)、江(永)，训诂等郝(懿行)、王(引之)”。翟云升还精于书法，尤工隶书，求字者络绎不绝，翟云升均精心题写，一丝不苟。
翟云升钟情于书墨之间，过着与世无争的隐居生活。他在城南买了几亩地，“门前溪水萦抱，有古木千章，杂花数百种”，每日穿布袍、草鞋坐卧其间，岁读五经无少闲。自己的书斋也取名“五经岁遍斋”。晚年声名越高，越不屈从世俗。一位防海大吏不带随从亲自登门敦请他出山，仍坚辞不出，终以布衣告别人世，享年84岁。留世著作有《说文形声后案》4卷，《说文辨异》8卷，《肄许外篇》2卷，《隶篇》、《隶篇续》、《隶篇再续》各15卷，《古韵证》22卷，《韵字鉴》4卷，《覆校穆天子传》6卷，《古今人表校正》1卷，《焦氏易林校略》16卷，《古文杂著》若干卷。目前仅存《隶篇》数卷刻板，已由其后人献给国家，1987年广陵古籍书店以《隶书大字典》名印行。他书写的东海神庙碑，笔意传神，笔力苍健，拓本流传甚广，已成为人们学习隶书的典范。
张士保
张士保(1805-1879)，号菊如，掖城人，清代著名画家、学者。为人厚道，才俊学博。道光十二年(1832)选为副贡。同治初年，山东巡抚丁宝祯在济南历下李清照故居设尚志堂，遍请“齐鲁穷经之士”来济讲学，张士保“巍然居首”。光绪四年(1878)被选任临淄教谕，卒于任上，终年75岁。
张士保是清末著名的书画家，书法行、楷、篆、隶无所不精，尤以钟鼎文见长，而最享有盛名的则是他的画。他画的山水花鸟，取意旁枝别出，匠心独具，人物画更是笔意古雅，形态静穆，深得陈洪绶、崔子忠一派承宗古法的真传。咸丰十年(1860)，张士保客居京都，与秦谊亭、江敬明等在松筠庵结画社，闻名京都，成为当时全国最负盛名的画家之一。其代表作有《云台二十八将图》、《罗汉图》、《古木高士图》(仿程穆倩)以及为陈晋卿作的《执砚图》和《太常仙蝶图》等，后被收入《日本现代支那名画目录》、《知鱼堂画录》和《张菊如评传》等书中。张士保还曾为其妻画过《百驴图》、《四君子》、《放爆竹》、《鹿鹤同春》、《金鱼缸》等既有文人画色彩、又富装饰趣味的窗花稿样。其著述有《南华指月》6册，《南华外杂篇辨伪》4册，《楞严义贯》8册。
林凤官
林凤官(1817-1895)，字蔼人，掖城东南隅人，清代书法四小名家之一。幼年丧父，靠孀居的母亲手工纺织供给读书成人。道光十七年(1837)选为拔贡，任工部虞衡司主事(七品京官)40多年，任劳任怨，深受上司倚重。他生性耿介廉正，不事钻营聚敛，家贫如洗，“不名一钱”，其女儿、儿媳给鞋铺纳鞋底维持生活。晚年出任山西平阳知府，十分注意抚恤饥民，培养人才，深受当地百姓拥戴。
林凤官书法艺术独具一格，融晋、魏、唐、宋书法艺术于一体而自成一家，笔势雄浑稳健，笔意潇洒超脱，形神兼备，与何绍基、牟所、毕道远并称“清代四小名家”。当时北京官窑琉璃厂在厂内大烟囟上书写厂名，请了几位书法名人书写均不理想。林凤官至，一改往日由上而下顺向书写的习惯，由下而上逆向题写，字体一个比一个渐大，从下面看上去，几个大字排列匀称，大小一致，人们交口称赞，林凤官由此在京城名声大振，求字者盈门。但遇贪官污吏品质低劣者，虽职高势大亦定婉拒。林凤官还以擅画风竹、雪竹、雨竹出名。但他一生惜墨如金，不多书画，作品传世者甚少。
邱丕振
邱丕振(1885-1914)，名天作，以字行，大珍珠村人，同盟会员，辛亥革命烈士。家世巨富，财雄一方。少时在家聘师就学，光绪二十七年(1901)，考入济南武备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被选派入日本振武学校学习。在日本与五兄邱砥之联合部分学友共创“利群社”，宣传民主革命思想，鼓动推翻清王朝。光绪二十八年(1904)，让五兄砥之回国在珍珠村创办“掖西公学”，招收学生200名，以培养革命人才；在潍县创办“济和制烟公司”和“爱群印刷所”等筹措资金，为革命做准备。
光绪三十一年(1905)，邱丕振因过度用功患脑病，在东京脑病院养病，与同在该院疗养的同盟会领导人宋教仁成为密友，思想上受其影响很大。光绪三十四年(1908)回国养病。稍愈，与三个弟弟合资创办“元合机器织网厂”。辛亥革命爆发后，拟放下实业去济南以谋响应，适同盟会山东支部主盟徐镜心约邱丕振东行，共议胶东举义。邱丕振偕八弟典五、九弟子厚、十弟绍尹谒徐镜心，在烟台共同组建“共和急进会”，因烟台独立司令王传炯暗通清廷，迫害革命党人，被迫转移大连活动。宣统三年(1911)十一月廿六日，邱丕振与徐镜心率队攻入驻登州清廷水师营，生俘统领王步青，光复登州，成立山东军政府。后因内部分歧，邱丕振另组鲁军北伐队，派其弟典五、子厚和丁纪常三人到黄县(今龙口市)计缴清军巡防营枪械，光复黄县。先任山东军政府司令后改登州军政分府司令。
1911年12月，清帝退位，南京政府下停战令。邱丕振认为：“革命的目的在于推倒清廷，清廷既倒，再想拥兵就是造反。”遂交出军队去济南。1912年初，与第五师长马龙标共组“五族大同会”，邱任副会长，倡办实业。是年冬，被选为省议会议员。1913年春，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案发后，邱丕振放弃实业，密组“革新会”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电召邱丕振赴日本研究革命方略，对邱丕振华北革命策略极为赞许，当即介绍他参加了中华革命党，派陈其美、戴季陶与邱丕振同回大连作革命准备。1914年夏起兵于奉天昌图未成，秋再揭义旗于铁岭，又败。邱丕振与北方各部军事力量素有联系，因经费困难未能进行大的军事行动，而南方革命志士经过两次失败，也都认为不进行北方革命就不能最终取得最后胜利。邱丕振的北方革命主张受到黄克强、李烈钧、程潜等人的赞同，他们再次电邀邱丕振到日本共商大计，并均愿多筹款帮助邱丕振举事。邱丕振携经费20万元回国，让十弟绍尹向东北活动，自己去天津组织武装，准备大举起义。不料抵津后因叛徒出卖被袁世凯逮捕，解至济南。在狱中还研究改进枪械，设计了一种新式连发枪并绘草图，还写下了《告国人书》。1914年10月26日，邱丕振在济南被袁世凯杀害，年仅29岁。
董锦章
董锦章(1844-1920)，字蔚堂，又字苇塘，别号襄村，又号寓园，掖县西登村人，清末地方名儒。其父桂馥为六品职衔，对董锦章的治学有成影响很大。董锦章自幼以苦读为乐，无意仕途，光绪二年(1876)科考列副榜，十四年中举第七名后，不踏仕路一步，委博兴县训导，不就；广西巡抚慕名请入署，不往。不善周旋，见客数语即“危坐无他言”。而与莱州府文人学士们论及学问则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每日潜心读书、吟诗属文，“自少至老无一日废学”。尤精于考据、训诂之学，治学严谨，“七旬后灯下书细字，校录不辍”。他治经以许(慎)、郑(玄)为主，取清朝诸儒之长。有意见不一致的地方，一定仔细研究，找到最得当的说法。一生著述颇多，有《尚书今文证》2卷，《学庸遵注》4卷，《附录》1卷，《论语赘笔》4卷，补遗1卷，《惜余轩初集简言》2卷，《杂文诗》6卷，《读钞杂文诗》4卷，《三钞杂文诗》2卷，《四钞杂文诗》2卷，《五钞杂文诗》4卷，《余编》2卷，《莱州府乡土志》2卷，《掖县乡土志》4卷。民国改元后，董锦章自称“故国遗农”，怀恋封建清王朝并寄意诗文。
闪钦辰
闪钦辰(？-1922)，字紫明，直隶(今河北省)涿鹿县人，北京大学文学系学士，曾任绥远、东胜、武川县知事，1920年6月调任掖县县知事。到职伊始，即撤除门丁及其他勤杂人员，只留柬房(收发室)一人负责传达，公文随到随阅，并经常到街市微服查访，遇违法事件当场处理，受到百姓拥戴。不久省将闪调任外地，县内各界共推代表奔走于济南与京津之间，林修竹、林宪祖等人又联络掖县籍官员，请求当局顺从民意取消前令，省长允诺。新知事在虎头崖下船之时，批准闪留任的电报发到了掖县。
对掖县各界父老的挽留，闪钦辰激动不已。他郑重地表示：“此后我将尽最大努力为掖县人民谋幸福，将个人的功名富贵置之度外。”留任后，闪钦辰一是倡导大力植树、种棉。他在全县创设林业公会70余处，棉、桑业公会各一处。传谕县内200里大路两旁土地所有者限期按规定高度、株距植树，张贴告示，奖优罚劣。两年间，县内各处共植树630.6万株，植桑2.1万余株，育苗150余畦，凿井1.3万余口，名列全省之冠，多次受到农商部、省长公署嘉奖并获勋章。二是发展教育。他将云峰山郑文公碑交教育界管理以充裕学款，查出隐匿学田140余亩，劝捐3.6万元办义务教育。同时发布文告严禁私塾，提高教学质量。两年间增添国民学校400余处、私立高小6处，并创办教育、实业公报以传播进步文化。三是改革选举制度，严令禁止贿买选票，选举时派人四处悬赏侦缉，严惩敢以身试法者，使选举能比较符合民意。
闪钦辰生活俭朴，除办公务无其他嗜好，饮食极为简易。县署内除一二夫役，僚属不过4人。每日黎明即起，巡视大院一周即伏案批阅公文，处理民事。又常到穷乡僻壤巡访，在烈日下苦口婆心劝业劝学。终积劳成疾。1922年清明在郊外督查路旁植树10余昼夜，回到县署后旧疾复发，口吐黑血，医治无效，6月4日逝世。弥留之时，还对身旁人说：“请转告掖县人民，本县植树成绩一定要坚持下去，以使天然美丽普及全县。果如此则我虽死而犹生。”7月6日追悼大会，百姓到会者数千人。闪钦辰一身清白，遗属无以为生，掖县各界一致呈请当局给以特别抚恤，并将其事迹刻碑立于县署正堂前。
吕海寰
吕海寰(1843-1927)，字镜宇，掖城西南隅村人。清末著名外交家，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历任工、兵、外务部尚书等职。出身贫寒，幼读私塾，后为生活所迫去顺天(今北京)大兴县谋生，清同治六年(1867)中举，后任兵部员外郎十余年，光绪二十年(1894)任江苏常镇通海道。时逢日本强迫清政府拟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草约，他将“洋货照完半税”改为“照完正税”，“准日人在通商口岸城镇运货设行栈”改为“通商口岸之城镇”，等等，密报总署，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进行了补救。泰安、江阴两教案及英国轮船以在台湾被扣留检查为由要求赔偿损失一案均处理得有理有节，中外钦服，遂以善办外交闻名。光绪二十三年，李鸿章专荐吕海寰为驻德国、荷兰大臣。二十六年，德使克林德向巡街清兵开枪被自卫清兵击毙，德国大哗。不少驻德公使劝他逃离柏林，可他始终坚守职位，凡是涉及国体主权方面的事情都据理力争，毫不妥协。《辛丑条约》签订后，吕海寰极力斡旋，方使赴德“谢过”的清使醇亲王免行跪拜之礼。回国后督办津浦铁路，阻力重重，举步维艰。吕海寰苦口劝导，解决了浦口站、泺口桥两大关键问题，使铁路顺利通车。
吕海寰任常镇通海道时即曾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如创设保婴局、京口救生会，开浚荷花塘船坞等。二十九年十二月(1904.2)，日俄战争爆发。此时，工部尚书吕海寰正在上海任会办商约大臣。他与同任商约大臣的工部左侍郎盛宣怀和驻沪会办电政大臣吴重熹邀约上海官绅和各驻沪机构代表共同协商，于三十年正月二十四日(1904.3.10)正式成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此为中国红十字会之始。该会属慈善性质，由中、英、美、德、法五个中立国合办，直接目的在于救护日俄交战双方伤兵及东北战地难民出境医治。日俄战争两年间，共救护46.7万余人出境。光绪帝曾发上谕，“颁发内银十万两”作经费，以为褒奖。三十三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改名为“大清红十字会”，吕海寰任会长。次年，吕海寰为中外总董等办事人员制发了分金银铜三等的双龙红十字佩章和凭照。宣统二年(1910)，清政府正式委派其副手盛宣怀为会长，并颁发关防。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又改派吕海寰出任会长，会同总董沈敦和、福开森办理战地救护事宜。其间大清红十字会改为“中国红十字会”，于十月廿五日派出医疗队驰赴武汉。武昌一役，治疗伤者数千人，掩埋尸骸8000余具。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批准中国红十字会立案，2月正式获得承认。10月，政府以袁世凯总统令形式任命吕海寰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此后，吕海寰领导红十字会在国内主要进行救灾事宜，如1912年浙江水灾，1917年皖北大水，1919年苏、浙、皖、鄂水灾的救、医、赈，均成绩斐然。
早在红十字会初创时期，吕海寰即为中国加入国际红十字组织多方奔走，1904年8月12日，日内瓦万国红十字会会长、副会长联名具函，言中国入会一事业已成就，瑞士联邦已按照万国公例布告在约各国。但最终未予正式承认。在吕海寰的不懈努力下，1912年1月15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式通过承认中国红十字会。1919年7月8日，中国红十字会正式加入各国红十字协会(现称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协会)。此后，吕海寰领导红十字会积极开展了国际救济活动。1914年捐款救济欧战难民和日本鹿儿岛地震难民，1920年8月救助俄属庙街2000余名避难华侨和驻外领事、军舰，都赢得国际社会的一致赞誉。1920年9月，年事已高的吕海寰辞去了会长职务，仍被公推为名誉会长。此后定居天津，1927年1月病逝，享年85岁。次年归葬家乡。著有《奉使金鉴》60卷、补辑40卷，《庚子海外记事》4卷。
赵尔巽
赵尔巽(1844-1927)，字次珊，号无补，清史馆馆长，《清史稿》主编。原籍辽宁铁岭，其祖父清道光廿四年(1844)任莱州知府，全家定居掖县城里。其父亦在莱州府为官。赵尔巽同治十三年(1874)中进士，入选翰林院编修，历任御史、湖北乡试副考官、新疆布政使、山西巡抚、盛京将军、四川总督、东北三省总督等职。督川时期奏设“经征局”负责清理财赋，一年时间财政裕平。对凉山少数民族，实行“改土归流”，设“平夷局”联络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之间的感情，受到少数民族的拥护。转督东三省，时值武昌起义爆发，各省革命气氛热烈，奉天省革命党人正准备约定时间举义响应，赵尔巽以“保境安民”为名调集大军准备镇压，革命被迫转入地下。中华民国成立后，赵尔巽被解除职务去青岛隐居。
1914年3月，赵尔巽被袁世凯召为清史馆馆长。他上任以后，聘清朝遗老、著名学者柯劭、缪荃荪等100多人，工作人员200多人，名誉职位300多人，组成纂修班子，开始编修清史。时值军阀混战，国力衰微，经费极为紧张，特别是1917年后，费用几乎到了毫无着落的地步。赵尔巽对清王朝心怀眷恋之情，认为事关一代国史，“失今不修，后来益难著手”，再困难也“不敢诿卸”。一方面节约开支，敦促同仁加快进度、多尽义务，一方面以其资望向各军阀募捐，并言：“不能刊《清史》，独不能刊《清史稿》乎!”终于1927年编成《清史稿》，为研究清朝历史提供了权威史料。当年9月3日赵尔巽在北京病逝，时年83岁。翌年，《清史稿》正式付印出版。
张宗昌
张宗昌(1882-1932)，字效坤，路旺镇祝家村人。幼年曾随母乞讨，后当酒店伙计，18岁时闯关东，到哈尔滨一带淘金，又在赌局当镖手，与流氓、扒手为伍。曾参加日俄战争当过土匪，继而流落到海参崴，当了华商总会门警的小头目。
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黄兴、陈其美密派李征五去东北招募土匪编练骑兵，准备北伐。张投机革命，暗拜李征五为师，获准带土匪百余人赴上海，被编为革命军骑兵团，张任团长。1913年7月，袁世凯命冯国璋、张勋率北军进攻南京，镇压“二次革命”。张宗昌所在三师奉命扼守徐州，阻止北军南下，因寡不敌众战败。他见革命无望，便只身投降辫子军张勋，后为冯国璋赏识，当了冯的侍从官长。1916年5月，张宗昌被袁世凯以40万元收买，派其心腹程国瑞等人潜沪刺杀了陈其美。
1918年，张宗昌被任命为江苏第六混成旅旅长。后率部进驻湖南、江西等地，被编为暂编第一师，张任师长。后为江西督军陈光远所忌，其部被缴械遣散，张宗昌只身潜逃北京。
1922年2月，张宗昌由山东同乡、赌友潘复(济宁人)等引荐，投靠奉系军阀张作霖，被委以高参名义。时直奉战争一触即发，张宗昌奉命率苏鲁别动队突击山东未成。5月，张宗昌率部为张作霖平定高士傧、卢永贵之乱，被委任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兼绥宁镇守使和中东铁路护路军副司令。张又乘乱收编了装备精良的白俄军五六千人，编为奉天陆军第三混成旅，驻防奉天。从此，张宗昌成为奉系军阀的实力派人物。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宗昌被委为副军长，后因战绩显赫，被推为第一军军长，拥兵10余万。1924年11月，张宗昌率军进攻江苏齐燮元，沿津浦路南下，长驱直入，进攻南京。齐军弃城逃往上海，张收编齐部2万余人，并进逼上海。段祺瑞发布命令，加授张宗昌陆军上将军衔并任命其为苏皖鲁三省剿匪司令。
1925年4月，段祺瑞任命张宗昌为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督鲁三年，横征暴敛，淫乱贪杀，勾结日寇，穷兵黩武，给山东人民造成了极其深重的灾难。1928年4月，张宗昌率部企图阻挡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而被彻底打垮，仓皇出逃，最后在滦州被缴械。张宗昌亡走大连，旋赴旅顺，后寓居日本。1932年9月，张窜回山东以图东山再起，被韩复榘派人刺杀于济南火车站，卒年50岁。
张文偕
张文偕(1907-1934)，东北著名抗日烈士，掖县人，饶河反日游击大队大队长。中国大革命高潮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送到苏联学习。1932年6月回国，被党组织派到李延禄领导的东北抗日救国游击军(后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任政委，转战吉东地区。1933年初，饶河反日游击队在虎林战斗中遭受重大损失，党组织派张文偕以抗日救国游击军政委身份到饶河反日游击队帮助工作，后任饶河反日游击大队大队长。他根据中共中央统一战线的思想，制定了积极宣传和稳妥联合的方针，扩大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在救国军和山林队中的影响，吸收其他抗日武装力量加入游击队，共同打击敌人。是时，救国军残部和一些山林队，正面临日军的“讨伐”，在张文偕的影响下，积极向游击队靠拢。1934年7月，张文偕在义顺号召开游击队、救国军残部和各山林队200多人参加的反日大会，共同制定了联合抗日的方针政策。会后，不少抗日力量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有的还主动要求接受游击队的改编和领导。
1934年2月25日，张文偕率队冒大雪到饶河一带活动，在十八垧地与200多名日伪军遭遇。敌众我寡，他迅速察看周围地形，果断地命令部队迅速占领制高点，集中火力打击敌人。经5个多小时激战，打死打伤敌人30余名，他自己打死打伤日伪军各4人。敌人溃不成军，狼狈逃窜。这一仗打出了游击队的威风，张文偕的“神枪”从此威名远扬，日伪军闻风丧胆。同年6月，张文偕率领游击队打垮了70多人的抱马顶子苑福堂伪军。不久，又击溃了小佳河、小西山等地伪军，并以抱马顶子为中心建立起抗日游击根据地，饶河地区的抗日斗争得到进一步发展。
张文偕无微不至地关怀每一个战士。给养困难的时候，自己忍饥挨饿,有棉衣让战士们先穿，有饭让战士们先吃。战士们十分拥戴他，亲切地称他“我们的大队长”。他牢记抗日军队保护人民的宗旨，严格要求部队遵守群众纪律，并经常主动帮助老百姓推磨、打柴、做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宣传群众、教育战士，游击队和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群众都说：“张文偕的队伍是真正救国救民的队伍。”
1934年8月28日，张文偕率领游击队和山林队攻打虎林县三人班的日伪军，因山林队行动不隐蔽暴露目标，队伍被敌人包围。张文偕命令部队突围，自己拼死拒敌壮烈牺牲，年仅27岁。
马寿图
马寿图(1884-1936)，大原镇河套村人，“富农水车厂”创始人。幼年读过四年私塾，天资聪颖，心灵手巧，尤喜用高粱秸秆仿制器物。进城见城隍庙，回家即制做一套城隍庙建筑模型，厅、柱、房皆备，形象逼真。13岁时自制月琴、胡琴，送给小原村的一个吹鼓手长期使用。28岁时以一年的时间，用木料自制一台5米长的手摇三股合线机，将披线三合一后出售。1923年，马寿图借大洋700元到大连买回煤汽机研制滑石粉碎机，后因资金不足半路搁浅。家里仅有的8间房十几亩地全部抵债。后来，他看到人们纷纷到潍县购买畜力翻斗水车，不少人空手而归，便决定用手工制做水车。没有图纸，就把村里唯一的一台潍县华丰工厂出的水车当样品，边看边设计，以预收定金的方式解决资金困难，白手起家，经过一年时间于1928年用头敲打出第一台水车。此后，村里村外不少人前来订货。马寿图用定金买了一台手摇钻，继续制造水车。由于自己不能搞生铁铸件，水车轮子需要到龙口、大连加工，马寿图便派二子马圣敏到奉天(今沈阳市)“三发翻砂厂”，以定货加工铸件为借口，用3个月的时间“偷学”生铁铸造全部工艺，秋天回家进行生铁化、铸，一次成功。这样每年可生产二三部水车。1933年正式定名“富农水车厂”。此后，马寿图以土办法革新几十件工具，自制了压力机、手摇车床，逐步实现生产的半机械化，每年可生产水车十几部，畅销县内外。1936年病故，年52岁。
王德泰
王德泰(1908-1936)，掖县人，著名抗日烈士，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副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其祖父早年为生活所迫下关东谋生，王德泰出生于辽宁省盖平县，童年随父迁吉林省延吉县落户。
1931年秋，东满地区以延吉和汪清为中心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秋收斗争”。王德泰积极参加了这次反帝爱国斗争，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延吉县反帝同盟会成立，王德泰任组织部长。同年，受党组织委派去三道湾作争取山林队工作，使山林队对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有了初步了解和认识。1933年春调到延吉游击队，先后任小队长、中队长职务。1934年春，以延吉等四县游击队为基础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王德泰任独立师政委，同年6月，被选为中共东满特委委员。他领导独立师频繁出击，屡战屡捷。仅据日军报道，1934年一年中，东满抗日武装向日伪军出击达900余次，人数达2.1万人次，日伪军在一次向东满地区出动3000余人的“讨伐”中，被击毙200余名，负伤被俘者尚未计算在内。1934年7月，率队攻击安图守敌，生俘日军10名，打死打伤15名，迫使300多名伪军反正。
1934年冬和1935年春，日军向东满游击区进行大规模“讨伐”，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给游击区造成很大损失。根据满洲省委指示，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进行整顿改组，王德泰任师长，改变原来死守游击区的作法，根据地抗日斗争形势很快扭转。1935年1月，王德泰指挥独立师粉碎日军进攻车厂游击区的计划，打死打伤日伪军40余人；4月进攻三岔口车站伏击日军，毙敌60余人；5月在哈尔巴岭车站附近包围日军列车，毙敌30余名，俘虏日伪要员30余人，缴获大量钱物。在此期间，独立师与山林队的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并制定了共同抗日行动纲领，十多个队千余人成立起联合指挥部，共推王德泰为总指挥。瓦解伪军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1935年1月到8月，伪军士兵集体反正80人以上的就有8起之多。
1935年5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正式成立，王德泰任军长。1936年2月，东北各抗日队伍响应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的号召，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3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王德泰仍任军长。1936年6月，中共南满省委建立，决定抗联第一、第二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杨靖宇任总指挥，王德泰任副总指挥，兼任第二军军长。同时当选为中共南满省委委员。
王德泰平易近人，关心同志，在部队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他会讲朝鲜话，会烧一手好菜，经常找部队里的朝鲜族战士交流思想，下伙房给部队改善生活，宿营时经常亲自值班，让战士休息。
一路军成立后，王德泰率领第一军第二师和第二军四、六师转战东、南满地区，开辟了长白、临江等新游击区，同时攻打日伪军以策应杨靖宇向辽西进军。攻打松树镇、东西砬子以后，又于8月17日联合抗日山林队千余人攻打抚松县城，一举攻占东山炮台，陷敌于三面包围之中。但由于东、北边山林队配合不力，给日军以死守待援之机，部队即主动撤出阵地，伏击追来之敌，敌人伤亡惨重。这次战斗虽未攻占全城，但大量杀伤了敌人，壮大了抗日联军的声威，扩大了政治影响。9月，率第二军一部在抚松全歼日伪军150余名，缴步枪151支，轻机枪2挺，掷弹筒1个，其他军用物资一宗。日军调集10个伪军旅加警察配合进行“讨伐”。王德泰牵着日伪军兜圈子，并主动出击。冬初，率军部及四师在抚松解除了一连伪军的武装后，在西岗被日军包围。他率部英勇反击，经10多个小时苦战胜利突围。
1936年11月末，王德泰率部队在抚松县小汤河小南山上迎击来犯之敌。日军火力集中在我军部，两名机枪手相继牺牲。王德泰亲自怀抱起机枪向日军猛烈射击，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8岁。
马侠村
马侠村(1900-1942)，名俊杰，字英臣，别号侠村，朱由镇朱由村人。抗日烈士，胶东同义抗日救国后援会会长。出身渔民家庭，7岁入私塾，9岁入朱由村小学堂，16岁考入省立九中，19岁毕业后去北京，曾就读于北京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又曾供职军警稽查处，后在华丰路开画像馆，鬻画为生。1923年5月，掖县人鞠鑫(字芝鸿)谋害掖县北京隆和成铜器铺铺主遗孀武张氏，霸其铜铺，将武张氏的无头足尸身由火车托运天津，制造了轰动京津的“无头案”。马侠村挺身而出，为武张氏申冤，被鞠勾结官府以无实据反座其诬告罪，几经磨难。后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找到人头、断足，并确认为武张氏，案情大白。最高法院判处鞠鑫及其子、侄三人死刑(鞠鑫伏法，其子、侄畏罪逃匿)。此案当时的舆论界曾广泛报道，并被写成了长篇小说《鲁侠》(《实言报》连载，后出版单行本)和京剧《无头案》)(又名《枪毙鞠芝鸿》，北京天桥吉祥戏园编演)。6月，大总统题赠“任侠风高”匾额和“替天行道，锄暴安良”宝刀，内务部颁发褒扬证书和紫绶金质奖章。马侠村还将武张氏11岁的遗子收为义子，抚养成人。后马侠村参加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京津进行秘密抗日活动，1934年在天津被捕，后遇赦释放，回到家乡继续从事抗日活动。
1939年夏，日酋张宗援利用地痞流氓和“三番子”成立日伪反动组织“黄道会”。在胶东区党委的领导下，马侠村利用自己的辈份在胶东三番子中最高的优势，组织发动“三番子”在掖县成立“胶东同义抗日救国后援会”，任会长。在掖县和周围几个县发展会员四五百人，对瓦解“黄道会”和发动群众参加抗战做出重要贡献。1941年3月在庙后村遇敌被捕，被汉奸指明身份，押至掖城。日军施酷刑逼他投降，让其召回在八路军里的两个儿子马少波和马晴波。马侠村严词拒绝，大声骂贼不辍。日军又逮捕了他的妻子，打伤致死他的父亲，他仍不屈服。他的高风亮节感动了青年伪看守、泰安人赵吉升，经常暗中给以照顾。马侠村借机晓以民族大义，终使他决心参加抗战，并跪地拜马侠村为义父。通过赵吉升和地下党组织的关系，马侠村曾先后转出两封给儿子的信，表现了马侠村的高尚民族气节：“父自被捕，自分必死，谁知偏有麻烦许多!今见我志节不可夺，也不甚见逼了。有至寿者，非千岁也。此言甚有至理。只有此心对得起天地鬼神、国家民族，生死一耳。……汝等勿以我为念，好好抗战。……”“……已央人转告你母：斧钺加颈，不必畏惧。……”被解送平度前与狱中妻子告别时还再三叮咛：“记住!刀按脖子上，也不要辱没祖先，辱没孩子!”其妻至1941年9月出狱，始终没有屈服。马侠村临行前还为赵吉升改名马续波，嘱他持亲笔信出城寻找两个哥哥参加抗战(后来成为革命干部)。1942年2月，马侠村被日军由平度押送青岛日本宪兵司令部，遭受非人折磨，始终坚贞不屈，3月3日壮烈牺牲，时年4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