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赠旅日侨胞王汝钧，1971年捐赠10万元，为桑岛村建起6配套初级中学校舍1处，购置学生服装、学习用品、体育用具一宗；为村委会建起办公室，并赠送拖拉机3台、彩电1台。1980年从日本购进100只良种貂赠给桑岛村,发展多种经营事业。1982年捐资10万元,资助修建黄县图书馆。1978～1985年，3次捐资计30余万元，用于桑岛村打甜水井，给村民安上自来水。赠给黄县政府轿车、旅行车4部。王汝钧先后捐款、捐物折人民币达100万元以上。1979年，王汝钧还联合旅日大阪市华侨捐款3万元，资助修建黄县体育场。
旅日侨胞谢守琳(女)，系文基乡小谢家村人。1980年，赠与大谢家村货车1辆，赠予下河头村拖拉机1台。
旅日侨胞山广福，系城关镇北关村人。1980年赠与侨务办公室轿车1辆。
旅韩侨胞李茂梅，系黄山馆镇马家村人，1989年捐赠侨办豪华汽车1部。
旅韩侨胞逄日庆，系龙口镇逄家村人。1985年，将落实侨房政策退款捐赠给龙口镇幼儿园、逄家村各2000元。
旅巴西侨胞迟镜海，1987年向母校(原崇实中学，现为龙口市一中)捐赠人民币2万元，作为奖学金。
旅美侨胞郭树祯，系文基乡郭家村人。1983年捐赠幼儿园美金500元；赠送郭家村彩色电视1台。
旅日侨胞曲金宝，系新嘉镇圈曲家村人。1983年资助圈曲家村打井，捐赠人民币2000元。
侨汇建国初期,侨汇收入每年仅几万元。1978年后，人民政府认真执行侨务政策，广大华侨把给国家争取外汇收入看做是对祖国对家乡做出贡献，是间接支援四化建设。侨汇收入逐年增多，仅赡家侨汇一项，每年达25万元左右。至1990年，全市侨汇收入累计达300万元左右。
著名华侨王汝钧，龙口市乡城镇桑岛村人。自幼随父去日本，历50余年，刻苦自励，在大阪等地经营多处规模较大的饭店和百货店。为使侨胞子弟永识祖国文化，竭力筹办大阪中华学校。1983年倡导成立山东同乡会，现任该会最高顾问。并以《五十年之足迹》为题，回顾寄旅异域半个多世纪，苦心经营5大事项(高岛屋、南华公会、大阪中华学校、黄县桑岛村学校、山东省同乡会)的经过，文词真灼，记事感人。
1949年以来，多次回国向家乡捐款赠物，热心公益，竭诚尽力。1986年出资为家乡桑岛村打出一眼甜水井，实现多年来的愿望。是年5月7日，黄县县委、政府为王汝钧捐资打井成功隆重举行落成典礼，县委书记姜代晓和王汝钧进行剪彩。随后，《人民日报》海外版、《华声报》等报道了王汝钧捐资打井的消息。桑岛村民于机井前立碑纪念。碑文是:“王汝钧先生侨居东瀛，心念故土，捐资凿井，惠及乡里，因立碑记，以昭永久”。
迟镜海，龙口市芦头镇迟家沟村人。少年时期就读于黄县崇实小学、崇实中学。后赴北平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和美国依力诺哀大学，获硕士学位。抗日战争时期，于湖南办理中央机器厂，并兼任西南联大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去上海经营私人企业，同时兼任复旦大学教授。1951年迁居巴西。建国后，迟镜海怀念祖国，关心家乡教育
华侨王汝钧先生为家乡桑岛村打出的第一眼甜水井
事业，1986年欣然向其母校(今龙口市一中)捐赠人民币2万元，作为母校的奖学金，希望母校学友少年立志，为国增光。
附一：大阪中华学校建校志略(碑志)
曩者我旅大阪，先哲鉴于侨胞子弟众多，曾由中华北帮公所创办振华学校，庶使我侨胞子弟虽身居海外而永识本国文化之真谛也。不幸校舍毁于二次世界大战。当时为求弦歌不辍，于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三月暂假大阪市立本田小学一隅之地，恢复上课。惟以此非久计，似应重建黉舍，以奠永久之基，爰于中华民国四十三年春，公推汝钧等董其事，负责筹划重建基金，复兴振华旧业。然其中四度受阻，更以原有校址泰半划入大阪市扩路案内。幸承大阪高岛屋故前社长饭田直次郎先生之助，乃新购得南海电铁所有校地七百三十坪，于中华民国四十四年七月鸠工建造，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始克事，翌年一月大阪府准予建校，四十九年取得学校法人资格。此役幸赖侨胞诸公之努力协助，时经二载，卒底于成，欣见黉宫巍峨，桃李朴，心稍为安。陈公德湖、王公寿光、童公仁明、前董事长陈公毅，故前董事长孙公永和、王公作嘉，果前校长浩东，精神财力之赞襄尤多，凡我侨胞无不铭感及敬钦。汝钧等追随诸公之后，得观厥成，更所欣庆。所望今后执政掌教诸彦，轸念本校创校之意及复校之艰，继绳无已，不独本校之幸，亦祖国之誉，侨胞之光也。
建校委员会委员长王汝钧识
孔子七十七代孙孔德成书
附二：黄县桑岛村学校
不才初来日本经商时，常见日本人不论男女老少，大都能写能读。我国民众望尘莫及。深羡教育普及之真价。于是烟酒禁绝，克勤克俭，有余裕即储蓄，以备在家乡兴学之用。在“文化大革命”前，业经政府许可建筑，积有之钱亦送交家乡。不意“文化大革命”后，延置多时，个人建设几乎不可能。不得已，不才亲自回国，对当局说明宗旨及原委，方得允许。经政府拨予宽阔广大之校地，蒙各干部当事诸位，配给木材砖瓦等建材，尽力惠援，由乡村人协助，终于一九七三年春，新颖完备之校舍落成。开学当时有三百数十学童，嗣以调整人口关系，现有二百数十人，孜孜向学前进，私衷快慰。
附三：镜海浮生略记
俗谚云:“人生有三不幸，幼年丧父，中年无兄弟姊妹之助，老而无子。”此余之谓也。余生四十四日而先父见背，先妣年仅二十二岁而矢志相守，抚余成人。母子茹苦含辛，相依为命四十年。余自幼立志读书做人，以期为无父儿童之范。惟身居乡间(迟家沟村)，在半私塾性质学校就读四年后入黄县崇实高等小学。因在乡间小学数学仅学得阿拉伯字码写法，功课无法随班，故日夜努力，以期名列前茅。为急于见效，每夜油灯煎熬，因用脑过度，以致常流鼻血。高小毕业后，继入崇实中学。当时，年龄稍长，知识较丰，略知日本对中国之侵略。于是在校组织抗日救国会,常偷读陈独秀先生领导的《响导报》、《中国青年》等小册子。并与陈家宗(陈蘅)、陈英宗(陈心冷)、秦日新(秦洪禄)等相交游。当时对革命只是一知半解，略知皮毛。唱唱《国际歌》，便自以为成革命之士。后因不满教会学校侵略中国之教育权，而与校方抗争，为校方所不容，几至被开除学籍。幸蒙当时之范迪瑞教员等以余平素在班功课尚好而加以保护。但在校之声名狼籍矣!适值张宗昌督鲁，迫害有志青年。在黄县拟加逮捕之青年，余之名在焉。家叔由龙口得知此消息，余连夜奔龙口，次日搭轮而逃营口先妻之父陈瑞亭先生之木料行内避居。在营口半年无所事，而去大连居于崇实同学李多奎家中。李父贩卖皮货，因携余二人至北京入学。余入高中三年级，不及半年而获高中文凭,因而报考大学。当时北京大学数十，五花八门、形形色色。正式大学而有地位者不过二三，余则报考清华、燕京、北京大学三校。放榜之日，余幸在清华、燕京皆被录取。北京大学以余之汉文太差，名落孙山矣!
选读清华后，此四年为余平生最幸福之一段。除读书运动之外，他事不问。惟一度参加鲁迅之左翼作家联盟及农村通讯。时，年事已长，对将来生活问题亦多考虑,故决计攻读经济学系。毕业后，一度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为研究员，以人事种种关系，多所不满。次年，即决计出国深造，负笈英伦。与余由西伯利亚大铁路同行者，有乔冠华、王竹溪、敦福堂。四人经满洲里而至依尔库次克贝尔加湖边，即传说为苏武牧羊之处。行经七日，而达莫斯科。由莫斯科至波兰工瓦萨未下车而至德柏林。在德京居数日，乔冠华及敦福堂兄即留德国就读，而余与王竹溪兄又起程去英伦。在英所遇之朋友很多，如前国府驻澳洲代办郑康祺兄，国府时代山东教育厅长李泰苇兄，暨南大学教务长邹文海兄等数十人，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后以英伦天气恶劣，与余之健康颇不适应，故一年之后即转学美国依力诺哀大学。在此，所遇朋友更多，无法一一介绍。一年半以后，获得硕士学位。正拟继读博士，而芦沟桥事变，中日宣战，余以国民之一分子，即首途返国，参加抗战。先入国防委员会(即资源委员会之前身)。南京失守后，即去湖南办理中央机器厂，战事不利，又迁昆明。除办理中央机器厂之外，兼任西南联合大学(即清华、南开、北京大学三校联合设立)教职，私下办理一小型纺纱厂(即锡庆纺纱厂)。在昆明六年，以长女得不治之症，公务员之薪金无法维持其医药费，故一再请求辞职。直到1943年始获准离职，而从事商业及私人企业活动，以维持家计。年余之后，略有所获。因抗战尚未胜利，乃本匹夫有责之义，而去战时首都重庆，协助抗战。不数月，胜利到临，举国腾欢。余速返回国民党所占领之商业中心上海执业。到沪之后，仍以经营私人企业为主，同时兼任复旦大学教授。此时，为先妣在青岛购一养老住宅，本人则居上海之工商中心，所事尚称顺利。1948年政府改变币制,上海金融大乱，因而迁居香港。1951年来巴西。本拟转往北美，后见巴西人情淳厚，亦并不落后，且各国移民形色不一，绝无如美国之人种歧视观念，因而留居至今，已三十五年矣。所生四女，两女在美国修得博士及硕士学位，一女在巴西习建筑工程，另一女因在昆明即染不治之症，行动不便，至今仍旧。但能勤奋为学，现已是巴西知名画家，每年皆列入巴西艺术名人录，并蒙巴西政府颁发荣誉公民证，惟生理之病无法得痊，至今四十有二年矣。
行书至此，伏念一生无以对国家，无以报父母，无以偿幼年之心志，惭愧万端。因得一咏，以为结束:
平生无才负功名，半百隐栖边番城，
发白齿落春已暮，无边伤心写不成。
198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