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 12月出生，海阳里店人。先后在国家、省级刊物上，发表经济调研、历史考证、政策研究的文章 30余篇，编纂出版书籍 10余本。
大嵩卫考证
在我国古代海防建设中，明代海防是中国真正形成完整海防建设体系的时期。在这个体系中，山东半岛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大嵩卫处于山东半岛的南部中间地带，地理上连接东、西，在海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抗倭名将戚继光亲赴大嵩卫视察海防时，奋笔题词：“金汤大嵩卫海疆，民风淳厚昭四方，地利人和，取胜之本”，对大嵩卫的地位、作用给予高度评价。
一、明代的卫所制度
“‘卫’围也，防也。京师之外，屏一方之保障。东海汛地，设卫最多”。“卫”是明代的军事编制，是明朝特有的兵制。朱元璋当吴王时，就开始设卫，主要是设亲兵卫。后来地盘占到那里，就把卫设到那里。每卫五千六百人，都设在要害地区。明代定鼎之后，因倭寇窜扰，遂在沿海各军事要地，设置很多卫、所。
到 1387年 (明洪武二十年)，山东已设立宁海卫(牟平)、莱州卫（莱州）、登州卫 (蓬莱)、青州卫（青州）4个卫。自 1388年 (洪武二十一年 ) 开始，又在山东沿海增设 7个卫，并派魏国公徐辉祖来山东督建。相继设立的卫有鳌山卫 (即墨)、威海卫（威海）、成山卫 (荣成)、靖海卫 (荣成)、大嵩卫 (海阳)、灵山卫 (胶南)、安东卫 (日照)。设这些卫的目的就是保卫沿海，不受倭寇的侵扰破坏。明朝初年，这些卫均隶属山东都指挥使司，由都指挥使司直接指挥。
到明永乐年间，在山东沿海设营，作为都指挥使司和卫的中间军事指挥机构。山东共设 3个营：即墨营 (即墨)、文登营 (文登 )和登州营 (蓬莱)。3个营管辖山东全部 24个卫所，即墨营管辖安东卫、灵山卫、鳌山卫、大嵩卫共 4个卫和石臼、夏河、胶州、浮山、雄崖、海阳 6个千户所；文登营管辖靖海卫、成山卫、威海卫、宁海卫 4个卫和 4个千户所；登州营管辖登州卫、莱州卫、青州卫 3个卫和 3个千户所。营中设把总 (指挥使、正三品)、指挥同知(从三品)、指挥佥事(正四品)等官员。把总为各营长官，与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共同掌管总营事。这样，在山东半岛东部设立起营、卫、所防倭的完整体系，包括“三大营、11卫、14所、20巡检司、243墩、129堡”。在当时交通、通讯不发达的情况下，各营能就近快速地传达军令，便于各卫、所及时策应，应对海上的突发侵扰事件。
卫所军士是一种固定的职业，也是一种永久性的组织系统。卫所军士世袭。《海阳县志》（1988年版）记为“明代，卫所军实行世袭兵制。军士来源，除开国前后诸将的旧部、征战中的降卒及谪发罪人充军外，主要从平民中征调‘垛集兵’。洪武年间征兵制中规定：‘民出一丁为军’，‘其军皆世籍’。永乐年间征兵制重定：‘初，三丁以上垛正军一，别有贴户，正军死，贴户丁补’。民户有一丁被垛为军，官府优免其原籍家中一丁差徭。平民被签发充军后，子孙后代均入军籍，不许变易。大嵩卫及其所辖守御所的指挥、镇抚、千户、百户等官，其长子承袭父职，庶子要应征入伍；卫所军士的长子，须继父从军，庶子要服丁役。与其家属另立军籍，是为军户，全家迁至指定的卫所世世代代为军，若为军的长子死亡或老病，则由次子或余子顶替为军，若全亡或老病，则到原籍族人中找人顶替。军户不由地方管理而是直属朝廷，由五军都督府管辖，不得随意脱籍。这样，卫所制度为朝廷提供了稳定的兵源”。
朱元璋在领导农民起义过程中，急需补充兵员扩大队伍，以壮大自己的实力。而军队人数的激增使军粮需求剧增。创立卫所，利用军队进行屯田，则成功地解决了战争与生产的矛盾。明朝建立以后，新政权面对的是多年战争遗留下来的千疮百孔的国家，百姓流离失所，土地大量荒芜，这很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以及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继续推行战争时期寓兵于农的卫所制度，不仅可以有效吸纳流民、稳定生产、增加收入，还能让军队自己解决军粮问题，避免加重民众的负担，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在边境地区和交通要冲设立的卫所，对于维护边疆安全，巩固国家统一有着积极的意义。因此，卫所这一战争时期的为解决军粮供应而创立的应急制度，在战争结束后，不仅没有废除，反而被大规模推广开来。
二、山东半岛在明代海防中的重要地位
山东半岛濒临渤海、黄海，作为京城的门户，日本、朝鲜来往中国的重要通道，链接津辽、浙闽的关键环节，在海防中自然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之上。
首先，倭寇对东南沿海频频进行骚扰，山东半岛受害尤为严重，加强山东半岛的海防是不得不为。这主要是其所处地理位置，尤其是对外关系中的位置所决定。山东半岛三面环海，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遥望。自古以来，日本至中国的主要路线一般都是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北上，先抵达辽东半岛，再横渡渤海湾，在山东半岛的登州、莱州一带登陆，登莱之地成为日本至中国的一处主要落脚点。洪武初年，“倭奴数掠海上，寇山东、直隶、浙东、福建沿海郡邑”。在山东沿海，“倭兵数寇海滨，生离人妻子，损伤物命”。“倭无三四岁不犯登莱者”。1369年（洪武二年）正月，“倭人入寇山东海滨郡县，掠民男女而去”。1374年（洪武七年）七月，“倭寇登莱”。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倭夷寇山东宁海州，由白沙海口登岸，劫掠居人，杀镇抚卢智，宁海卫指挥陶铎及其弟钺出兵击之，斩首三十余级，贼败去”。郑若曾在《筹海图编》中说：“宋以前日本入贡，自新罗以趋山东，今若入寇，必由此路”。加上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部残、余党多逃亡海上，勾结倭寇，在沿海地区“焚居民，掠货财，北自辽海、山东，南抵闽、浙、东粤，滨海之区-，无岁不被其害”。
其次，登莱处于京师东部，成为拱卫京城的重要海上门户，加强山东半岛的海防是重中之重。登州、莱州与天津是京城安全的海上屏障，特别是掌握渤海就能护住京城，为京城外围的安全发挥着重要的拱卫作用。登州、莱州北接辽东、天津，可使渤海为安全的内海，确保京城海上安全无忧；南联江苏、福建、浙江乃至广东，既可守卫黄海、东海的海上通道，又可护卫沿海百姓和财产的安全。是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中坚部位，起到连接、联手、互援的重要作用。正因为登州、莱州的独特战略地位，1376年（洪武九年）五月，朱元璋即下令改登州为府，置蓬莱县。朱元璋认为：“登、莱二州皆濒大海，为高丽日本往来要道，非建府治，增兵卫，不足以镇之”。遂“割莱州府文登、招远、莱阳三县益登州为府，置所属蓬莱县。以青州府之昌邑、即墨、高密三县补莱州府”。
其三，山东半岛在海防体系中，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需求，加强山东半岛的海防是固本之举。登州府自宋以来即为北方重要军事要地，北宋开国后，登州一带成为边境。据《登州府志》卷二（山川）记载，1042年（庆历二年）在登州画河入海处小海设置刀鱼巡检，驻水兵三百，戍守沙门岛（今庙岛）以防契丹南侵。宋高宗南渡后，登州为金国的宋降将刘豫政权管辖，当时任观文殿学士的胡松年曾向高宗进策曰：“恢复中原，必自山东始，山东归附，必自登、莱、密始，不特三郡民俗忠义，且有通、泰飞艘往来之便”。 登州、莱州一带拥有重要的战略物资—食盐，其区内的海阳、莱州、莱阳、荣成等地，都是重要的产盐区。食盐既关系到民生，又涉及到国赋，与国家安全、社会安定、民众安心有着直接的、切身的联系。正是鉴于登莱所处的战略地位和独特作用，山东半岛随即在明代建立的海防建设体系中，成为极其重要一环。
三、大嵩卫的设立及军事设施
在明代海防建设体系中，山东半岛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大嵩卫在其中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嵩卫与靖海卫、威海卫、成山卫等同时设立。指挥使邓清在黄河之滨、嵩山之阳的张家庄、蒋家庄建起大嵩卫。因嵩山形似嵩岳，故名大嵩卫。
1398年 (洪武三十一年 )正月，朱元璋命魏国公徐辉祖巡视山东东部沿海，征集民众，组建捕倭屯田军，并择要地拟设卫所。五月，其部下参将罗允成率侍卫夜宿“石人泊”，查勘地形，认为黄海之滨、嵩山之阳的张家庄（今海阳凤城）地势险要，又位于山东半岛中部。据《海阳县旧志》记载“同年五月，魏国公徐耀祖和都督朱复奉命设立大嵩卫和威海卫，又增设若干守卫所。并垛集沿海四万壮丁补充卫（所），成立捕倭屯田兵，并建立若干兵寨和烟墩”。另据《凤城志》记载“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建大嵩卫，在梅花岭筑烽火台及守墩军营房”。城为砖筑。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奉国民政府之命拆除城垣。
《读史方舆纪要》载：大嵩卫在莱阳县东南百三十里。洪武三十一年置，领中、前、后三千户所。城砖筑，周八里。大嵩卫南海中有巨高岛，东南边海有草岛嘴，据戍守处。《即墨县志》（同治版）记载：大嵩卫港可容大小战舰，凡 60艘。另据《海阳县旧志》载：“大嵩卫城系砖城，明洪武三十一年指挥使邓清所筑，领中、前、后三千户所，周八里，高一丈九尺，厚一丈五尺，池（护城河）阔八尺，深一丈，四门东曰永安，西曰宁德，南曰迎恩，北曰翊清，并楼铺二十八座”。从以上记载可知，当时大嵩卫无论从将领配置及城池规格看，规模都是比较高的。胶东半岛与大嵩卫同年设置的威海卫、成山卫、靖海卫的卫城，都是周六里有奇，唯有大嵩卫周八里。
大嵩卫管辖的范围：东至乳山的浪暖口，西至莱阳与即墨金口交界处，西南至海阳丁字嘴西南的即墨栲栳墩。海岸线长近 500公里。直接管辖的沿海区域，涉及到现在的东起威海、经烟台西至青岛三个地级市的乳山、海阳、莱阳、即墨、平度等县级市。大嵩卫城有居民五、六百户。
大嵩卫置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共 17员，镇抚 1员，千户 10员，百户 20员及镇抚、经历、教授、仓大使等。1644年 (清顺治元年)，裁指挥、镇抚等官员，改设守备一员，并将千户、百户改为千总、百总。1654（顺治十一年），又裁千总、百总。
明时，大嵩卫驻守部队有：京操军，春戍 745人，秋戍 746人，定期戍边防倭；捕倭军，系即墨营，246人，驻大嵩卫防倭；守城军，负责守护大嵩卫城门及城内巡逻，258人；屯田军，专事屯田，428人，耕种土地 1680.5顷，屯粮 1022石；守墩军，守卫烽火台，27人；守堡军，驻守堡垒，14人。
1553年（嘉靖三十年），戚继光督理山东抗倭之事，亲赴大嵩卫观察海防军情，并令游击黄凌霄督修诸多的海防工事。点将台，在大嵩卫城南门外（现胜利村东南），为调兵遣将之处。点将台为五级台阶方台，台后半步部建有砖木结构的瓦房一幢，中堂眉匾镌有“砺兵振旅”四个大字，左右眉额分别为“严阵”、“肃令”各二字对称。台前左右两侧，各树石雕底座高杆一根，顶端分别悬挂绣绒大旗。右为“威震疆域”，左为“福庇海邦”，猎猎迎风，煞是威风；炮台，在凤城西烟台山顶，炮台上安置面海钢制震远炮一尊，曾多次轰沉敌船，故被誉为大将军。炮台建筑为九级方台城垣式砖石结构，上建四柱圆亭，士卒轮流，日夜戒守不怠。烽火台，分别设于凤城东西烟台山和寨前村南 (现存)，为发现敌情燃烽火报警之用。烽火台为砖石结构的平房一栋。内分守墩房、燃料库。房前两侧建有高耸入云的眺望台、烽火囱各一座，军卒轮守，夙夜不懈；波撼亭，在黄海之滨西烟台山下，为纪念戚继光视察海防而建。波撼亭属亭台砖木结构的建筑物。朱甍碧瓦，画梁雕栋，分外壮观；眺浪阁，在望石山顶，为瞭望海上军事动静及运瞩海景而建。眺浪阁为九级石阶台阁，砖木结构的建筑物。飞檐斗拱，阔门圆牖，造工精湛。中额镂有“朓浪阁”三个鎏金大字，高瞻远眺，千里如在目下。
海阳守御千户所，位于海阳所半岛与大陆接壤处，古称沙沟寨。在大嵩卫西。在此屯兵可南防海上入侵之敌，东西随时协同沿岸各守御点对敌作战，北靠大陆有坚强后盾，自古即为军事要塞之地。1398年 (洪武三十一年)，为防倭寇海上入侵，在沙沟寨修筑土墙，设立海阳守御千户所，隶属大嵩卫。所系砖城，周三里，高二丈，阔一丈二尺，设楼铺十五，池阔一丈，深一丈。共屯兵1120人，设正千户 1员，副千户 2员，镇抚 2员，百户10员。百户所领 112人，设总旗 2名，小旗 10名。守墩军10余人。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 )裁，并于大嵩卫。
大山寨备御千户所，位于大嵩卫西大山东北麓，1483年 (明成化十九年 )10月，为防御倭寇入侵，在近大山处设大山备御千户所，由官府委派位、宣、张、王、陆、龙、马、佘等千户来此驻守。其后代发展成村，命村名大山所。明末清初，绕村修筑也系，周长四里，高一丈五尺，阔一丈五尺的砖城，楼铺十五，池阔一丈，深七尺。东、西、南、北各建有城门，分别命名为耀德门、镇定门、靖海门、锁钥门。1645年（清顺治二年)，改千户为千总、百总，后逐渐削减编制，至 1654年（顺治十一年 )裁大山所，后不再设防。大山备御千户所置正副千户、镇抚 6员、百户 10员，守城军余 62名，守堡军余 6名。大山备御千户所不属大嵩卫，直隶都司。
卫所下设堡、墩、炮台等军事设施。沿海筑墩，沿路设堡。军寨是当时驻军驻地，烟墩则为瞭望报警之设，每墩设守墩兵 4个，发送信号，昼发狼烟烟，夜举烽火。大嵩卫墩7座，分别设于杨家嘴、刘家岭、新安寨、草岛嘴、擒虎山、望石山、麦岛；堡 5座，分别设于青山、管村、界河、小山、黄山。卫城内设有武库，储存甲胄、弓箭、刀枪等；南门外建有演武场、点将台、壁垒等；望石山西麓、卫城东南 5里等地，均设营寨。大山所墩两座，分别设于太山、虎巢山 (今虎脚山 )；堡两座，分别设于双山、黄阳。在今海阳市内仍留有大嵩卫军寨、烟墩等遗迹，凤城寨前、大辛家小山堡、凤城新安村东、凤城望石山西麓、小纪北山、大阎家北山及三驾山等地均有军寨。烟墩则到处可见，如凤城东烟台和西烟台、鲁古埠东南烟台山、大阎家村东北烽台、大辛家方里及草岛嘴、小滩西山、石人泊梅花岭和三驾山、黄塘东山、鲁口东山、行村灵山、荆家东山烽台、西小滩西山等处如今均保留完整。炮台 5处，分布于大嵩卫的烟台山炮台、海阳守御千户所的乳山口炮台、大山寨备御千户所的丁字嘴炮台、行村寨炮台和草岛嘴炮台。
此外，还有独立的海防机动部队文登营，以及设置于卫、所之间沿海空旷地带的乳山巡检司和行村巡检司。乳山寨巡检司，守卫乳山寨。乳山寨巡检司有墩 3座：分别设于里口、长角岭、高家庄。行村寨巡检司，守卫行村寨，设巡检一人，领守寨弓兵 11人，守墩军 15人、守堡军 6人。有墩 3座：分别设于高山、田村、灵山。
大嵩卫的军事设施以卫、所为骨架，配以城堡、军寨、墩台，形成卫连所，所辖寨，寨连墩。辅以巡检司以及文登营，达到“设卫所巡司，以控之于陆”的目的。每值倭寇侵扰，一墩点火放烟，营、卫、所、寨、墩、司等立即互应，共御来犯之敌，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防御体系，被史学家称之为“海上万里长城”。
四、大嵩卫在抗倭中的重大作用
据记载，1408年（永乐六年）四月十八日，倭寇突然袭击成山卫白烽头，战火延至大嵩卫草岛嘴等处，沿海数百里，大嵩卫守军与敌进行殊死搏斗，击退倭寇。
据《嵩阳风物》记载，1427年（宣德二年），一股倭寇登陆，大嵩卫军民战敌不胜，寇焰更炽，百姓叫苦不迭。据传，当次危难关头，建于唐初、重修于明初的碧霞元君祠中的碧霞元君，化木为剑，撒豆为兵，全歼来犯之敌。可见，倭寇可恶，人神共愤。
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夏，署都指挥佥事戚继光奉命“督山东督事”，亲赴大嵩卫观察海防军情，并令游击黄凌霄督修海防工事，训练抗倭军。时大嵩卫掌印指挥赵贤素有御倭之志，与黄游击同心协力，督修工事，建造营寨，在东起小滩、西至行村寨沿海一带，或 5里或 10里筑一烽火台；在寨子港北、望石山西麓等地修建营寨；烟台山上修筑炮台；城里建造武库，增置藤牌、弓箭、刀枪、震远炮，并在南门外新辟演武场，训练抗倭军。
1554年（嘉靖三十三年），一股倭寇从大嵩卫西小海口登陆，在黄游击和赵指挥的率领下，千户成交城等英勇奋战，击溃倭寇。设在烟台山的震远炮，击沉贼船一只，余敌狼狈逃窜。抗倭军民在欢庆胜利之时，给震远炮披红戴花，誉其为“大将军”。
1637年（崇祯十年），倭寇五、六十人在大嵩卫羊角泮登陆，正在羊角泮缉捕海盗的马快都头洪雁，一面派人到烟台山烽火台与守墩军联系速发狼烟报警，一面带10余名马快与敌进行殊死搏斗，危急时刻，援军赶到，合力歼灭来犯之敌。马快都头洪雁英勇阵亡。
明代末年以后，由于倭患逐渐平定，卫所军基本上失去原来的作用，主要变为驻兵的场所。清军入关后，倭寇更不敢骚扰。于是在 1644年（清顺治元年），“裁大嵩卫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镇抚，改设守备一员；裁千户、百户，改为千总、百总”。到康熙中叶，已基本无战事。1735年(清雍正十三年)，经过几次裁留之争后，最终裁大嵩卫而改设海阳县，结束了330多年的抗倭历史。
五、大嵩卫建城的作用及其重要影响
大嵩卫的建城，对大嵩卫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贡献，使当地摆脱了封闭落后的状况，较快的医治了战争创伤，并且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1、促成了较大规模的移民。据典籍记载，金、元以来至明初，境内居民死于战乱、灾荒及流亡他乡者甚众。《续通鉴》载：“金贞元年 (1213年)，蒙古军下山东，人民杀戮几尽，子女、牲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废墟”。元朝建立后，统治者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汉人频遭野蛮的杀害和掳掠。1367年(元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的部将徐达、常遇春领兵来山东，遣傅友德进攻莱阳。徐、常屡施军令：对顺从元朝者，一律祸灭九族，剪草除根。兵连祸结，遂使胶东一带“寥寥然俱成空区”，大批村庄荒芜败落。明初，又发生燕王朱棣与建文帝争夺皇位的“靖难之役”，山东参政铁铉、参将盛庸抗击燕兵尤为壮烈，山东百姓又是死伤累累。成祖登基后，从南京迁都北京，大修宫殿，开挖运河，在山东征调数十万民夫，农民徭役负担沉重。白莲教女首领唐赛儿，于1420年（永乐十八年）在益都起兵反明。先后席卷青州、莱州、莒州、胶州、安丘、寿光、诸城、即墨等州县，“毁官府、烧仓库”。起义失败后，明朝统治者把俘获的起义军将领全部处死，“凡北京和山东境内尼及道士悉捕至京师诘问之”，先后有一万多名尼姑、道姑被逮往京师。这对山东人民又是一场浩劫。海阳也是如此。翰林院博士盛宗恺在永乐年间所纂《兵燹余村》载：海阳境内在金、元战祸之后，余下的村庄仅 21个：汪格庄、戴家、行村、姜格庄、东刘家疃、桃林、寺头、孙家夼、成家、芝芳、古家兰、上上都、夏屋庄、夏疃、李家疃、下虎龙头、榆林、上屋庄、赵家庄、徽村、江家等，余者皆遭涂炭，村落俱成废墟。
于是，在明初包括海阳在内的山东，出现了一次人口的大迁移。海阳移民多为从山西、南直隶 (今江苏、安徽两省)、北直隶 (今北京、天津及河北省大部，河南、山东两省小部)、湖广 (相当于湖南全省，湖北省大部，贵州、广东小部 )浙江、福建、四川等地迁来。这些从外省搬迁而来的，又有相当一部分是军籍，直接迁到大嵩卫、海阳所。如：直接搬迁到大嵩卫城的有，南直隶定远来的周氏、湖广襄阳府的黎氏、浙江金华府的黄氏、福建福州福的李氏、南直隶镇江府的赵氏、顺天府的盛氏、安徽淮北的赵氏、湖广襄阳府的王氏、湖广黄冈县的薛氏等。今乳山海阳所的居民，除宋、姜姓系当地土著外，鞠、许、左、谢、傅、贾、马、王、吕、陈、刘、赵、常、鲍等 24姓，均系明代军户落籍。
2、加快了荒芜土地的开发。大嵩卫城的建立和屯田的实施，为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客观上注入了新的力量。卫所军队“三分守城，七分屯种”，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土地的开辟和开发。大嵩卫的守军中，专事屯田的屯田军，428人。实际从事屯田的人，还有屯田军的家属。所以，实际从事屯田的人数是远远多于 428人的。耕种土地 1680.5顷，年收屯粮 1022石。所管屯田，卫、所驻地 6屯，莱阳县境有天桥等 40余屯，即墨县境有神山埠等 29屯，平度州境有北冢等 5屯，总计 80余屯。1735年 (清雍正十三年 )裁卫设县后，卫、所驻地经管之屯田归海阳县，外地屯田，均归原州、县管辖。大嵩卫所属屯田，都属于军屯，以正丁应役，余丁耕田，征其税为军饷，缺少部分以屯丁补之，此乃古之寓兵于农之法。每屯丁授田二十五亩，岁纳粟三石，征解于卫仓作军需。位于即墨市境内的普东屯是大嵩卫所领 29屯之一，是明初驻军屯垦之区。明永乐时，袁金、袁银兄弟率军驻此地，设屯垦荒，以供军需，此屯垦区称鹚老鸟屯。即墨市北安街道的瓜娄屯村，明初大嵩卫在此设屯开荒，以供军需。即墨市段泊岚镇的官路埠是大嵩卫所领的 29屯之一，林、李、于三姓为此屯早期的军户。
3、实现了文化教育的传播。1405年（永乐三年），在大嵩卫城东门处，由大嵩卫指挥使荣整、教授王颖华，督修建成孔子庙。每年的祭孔活动有春、夏、秋、冬四大祭。明永乐年间，大嵩卫设卫学，校址在城里东大街文庙。1468年（成化四年），莱阳知县陈英建大成殿东西庑。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莱阳知县牛山木重修大嵩卫学。卫学置教授一名，主持教务，招收文武生各 8名。1735年 (清雍正十三年 )裁卫设县后，卫学改为县学，校址仍旧。有案可稽的大嵩卫卫学教授（教谕），从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朝雍正年间，达 22人。其中，有岁贡，有举人，更有进士。绝大部分是山东人，也有湖广、浙江、辽东人。
明、清时还建有地方学校 --社学。吸收 15岁以下的儿童入学，课程先后有《孝经》、《小学》、《大学》、《论语、》、《孟子》、《诗经》、《幼学琼林》、《名贤集》、《弟子规》、《唐诗三百首》、《御制大诰》、《左传》及律令和冠、婚丧、祭等礼节。人数、学制，皆无定限。《广益笔谈》载，清代曾建社学三所：广益社学，1652年 (清顺治九年)，教授怀腾耀在大嵩卫城里万寿宫南厅设广益社学，聘拔贡马可远执教。1661年 (清顺治十八年 )九月解散。文涛社学，1653年 (清顺治十年 )设于大山所，聘思恩贡赵国英任教。明义社学，1671年 (清康熙十年)，指挥使司会同绅士李本涵、赵绪、鞠珣等，在大嵩卫城里设明义社学，聘拔贡李瑄任教。
教育的发展，培育出一大批有学之士。自1597年(明万历二十五年 )丁酉科，至 1903年 (清光绪二十九年 )癸卯科，在大嵩卫及其后的海阳县，考中进士 45名、举人 186名。1575－1903年 (明万历三年至清光绪二十九年)，考中贡生 334名。这其中更是不乏佼佼者。有的更在全国享有盛名。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在明朝时所设立的卫所中，是极为难得的。高出(1574－1653)，字孩之，海阳徽村人。1598年 (明万历二十六年 )考中进士。历任曲周、卢氏知县及户部主事、郎中、江南布政使司参议、山西按察使、按察副使、辽东监军道等职。一生不畏权贵，廉洁奉公。著有《镜山庵全集》（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赵维旗，字介眉，海阳行村人。1645年（清顺治二年)举人，1646年(清顺治三年)进士。历任行人司行人、浙江道监察御史。曾奉命巡按浙江，兼督理盐政。以敢言著称，不肯阿附权贵。在他的《麻姑岛》一诗中，更是提到由于海阳人民的抗倭，而使“倭寇妖氛付东流”。
《麻姑岛》
万顷碧波浮石舟，
长天秋水一色幽。
天成奇景醉游客，
风拍雪浪点沙鸥。
龙影飘飘舞瑶岛，
蜃气蔼蔼现琼楼。
麻姑仙迹今犹在，
倭寇妖氛付东流。
李赞元 (1623－1678)，原名李立，清顺治帝赐名赞元，字公弼，号望石。大嵩卫人。1655年 (清顺治十二年 )考中进士。翌年四月，任山东道御史。奏言刚直不讳，皇帝称为“真御史”。 1657年(清顺治十四年)二月，奉旨巡按湖南、湖北。1674年 (清康熙十三年)，升为兵部督捕右侍郎。李赞元官居要职，门庭显赫，但家规甚严。1678年 (清康熙十七年)，在北京病逝，御赐“祭葬如例”。名列国史馆《名臣列传》。由于代代恪守家训，始有“一门九进士”的美谈。自李赞元起，到其子李本涵，孙李椅、李桐、李谷、李果，重孙李承庚、李承瑞、李承芳四代，一家之中先后出了 9个进士。其后代中，书法家、画家、教育家、作家辈出，更有螳螂拳的创始人李秉霄。赵作舟 (1630－1706)字乘如，号浮山，大嵩卫人。县试，名列榜首；乡试，得中解元。1676年 (清康熙十五年)，任东平府学正。上官重其才学，荐于朝廷。金殿策对，赐同进士出身。历任刑部广东司郎中、辰沅分巡靖道、湖广按察使司佥事。后遭谗陷，归里治学。一生著述甚多，所撰《浮山诗文集》、《文喜堂诗文集》、《鲁湘春秋》，均经翰林院批准，在山东、湖南付梓问世。《山左诗抄》选其诗词 22首。
山东三大秧歌之一的海阳大秧歌，更是与大嵩卫有着直接的、密不可分的关系。1425年 (明洪熙元年)，大嵩卫司乐舞生闻韶，为大嵩卫指挥镇抚赵通欢庆“五世同堂”，综合汉、宋、元等朝流行的龙、狮、傀儡、社少、村田乐等舞蹈动作，吸收雅乐中、羽、人、皇、干、旄六小舞的舞姿，结合当地民间乐舞特点，编排出秧歌舞。于悬御赐“七叶衍祥”金匾之日，正式演出。自此，秧歌兴起，至今不衰。海阳大秧歌是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于 2008年 8月 8日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前的暖场演出。
说起大嵩卫，还有一段和酒有关的故事呢。据传，明万历年间，海阳人高出赴任江南布政使渡江中，舍身救起覆舟落水的四川邛崃酒坊主人雷奋。为报救命之恩，雷奋向高出赠送了祖传酿酒秘笈。多年后，高出回乡试之，遂得佳酿。用其款宴大嵩卫指挥朱之斌。朱之斌称誉不已，命部属按方配制。此后，将士每出征，都以此酒壮行，皆凯旋而归，官兵喜取酒名“大嵩卫”。卫制酒总管、海阳人陈善，酿酒技艺精湛，并传后嗣。无巧不成书。陈善传人陈英弼赴四川为宦时，恰与雷氏酒坊逢缘，邀饮甚欢。海阳大秧歌剧调《跑四川》，据传就是陈氏自四川带回海阳的。
4、促进了集市贸易的发展。明朝永乐年间，大嵩卫城始有集市。城里农历的一、三、五、七、九为集市。其中，三、九为大集。集市贸易主要品类有海货、瓜果、食品、粮食、柴草、黄烟、棉花、陶器、瓷器、五金、土布、丝绸、土线、牲畜、禽蛋、猪肉、蔬菜、杂货、条货和小农具等。1408年（永乐四年），大嵩卫指挥使李敬，根据当地农事需要，兼取四平八稳之意，择四月初八为凤山会期。届时，南北商客，络绎不绝，车载肩挑，运货云集，琳琅盈市。《海阳县志》（1988年版）记载：1546年 (明嘉靖二十五年)，大嵩卫城里、海阳所、大山所，有杂货、土产、鞋帽、糕点、酒店等商号 114家。可谓城内城外，店铺林立。
明、清年间，大嵩卫城、夏村、东村、行村、发城等集镇，每逢正月十四日，各商户张灯结彩，鞭炮齐鸣，举行祭财神仪式，一直闹到十八日，元宵节最为热闹。此间，乡民纷纷进城入镇观灯并选购货物。谁家的花灯精美，观者即多，买卖也随之兴隆。灯会一年一度，闹花灯成了招徕主顾的一种方式；加之文人墨客又兴起“灯谜赛智”，赠给猜中者“彩头”(奖品)，故元宵节闹花灯盛行。
自明清以来，大嵩卫既是海防要地，又是贸易通商口岸。据《海阳县旧志》记载，元朝时，海阳就有人通过海道运粟。到“明初因之一岁两运而境内藉以殷富”。到永乐十三年，虽然因为会通河通行海运开始松弛，但商船仍然经常来往。通往海道到海阳的，主要有苏州、宁波、福州、威海、烟台的客商。到达海阳的入海口，主要有行村、何家、乳山、大嵩卫城。外运商品以食盐、对虾干、鱼干、蔬菜为主，进口商品以粮食为主，兼有红麻、竹竿、渔需物品等。
5、维护了社会秩序的安定。大嵩卫作为海防要地，拥有大量驻军。辖属又有所、寨、墩、司，遍布于长达500公里的沿海；其屯田军所管屯田，卫、所驻地 6屯，莱阳县境 40余屯，即墨县境 29屯，平度州境 5屯，遍及今日的青岛、烟台、威海 3市的海阳、莱阳、莱西、乳山、即墨、平度等县市。这些驻军及其家眷，既是社会稳定的中坚，又是稳定社会的力量。所以，从明朝初期开始到清朝末年，大嵩卫及海阳区域内，一直处于比较稳定的态势之中。期间，曾有倭寇来犯，基本在海岸周边就被击溃、击退或消灭，没有酿成祸患。1643年（崇祯十七年）李自成一部攻破大嵩卫城，指挥兼镇抚赵之宜自杀，指挥胡来顺逃遁。起义军开仓分粮，并未骚扰百姓。清军于 1643年 2月渡过渤海，除在攻破莱阳县城时，“绅民受害甚众”外，在大嵩卫及周边区域基本没有造成较大的社会动荡。1662年1月13日（清顺治十八年），徐耀门和徐海门，起聚据在招虎山的起义兵，围攻大嵩卫城，也是久攻不下，退守山寨。次年正月，提督祖泽溥就将其击败。这次农民起义时间较短、波及范围较小，特别是由于大嵩卫城没被攻破，造成的社会波动也较小。
大嵩卫在稳定社会中，还有一个极大的功能—积储。“积储之道万世备荒之善政”。大嵩卫指挥使司下设立仓大使，管理仓储、调拨。大嵩卫原有存仓厫9间予以贮谷，分别是五字厫、风字厫、十字厫、雨字厫、咸字厫、歌字厫、大字厫、有字厫和年字厫，共贮常平谷、监捐谷4349石 1斗 2升 5勺 9抄 5撮 4圭。其中，监捐谷 3407石 6斗 7升。后来大嵩卫又新建仓厫 23间予以贮谷，分别是圣字厫、世字厫、金字厫、庾字厫、满字厫、王字厫、玉字厫、朝字厫、粒字厫和多字厫，共贮常平谷一万石；大嵩卫的社仓贮谷 161石 1升。这些储贮的粮食，共计13568多石。按现在的计量单位，为 810多吨。其于国于民于社会，特别在旱涝之年，都是稳定的保证、发展的保障，也是大嵩卫设立所衍生的善举。
6、铸就了刚毅重义的品格。卫所的设立对海阳人急公好义、爱好军旅、不畏强暴性格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影响。
海阳民风向以质朴敦厚、勤奋豪爽著称。北宋《舆地广记》载：境内“英雄豪杰之士，甲于京东；文质彬彬，而豪悍之习渐革”。《大元一统志》载：“民多朴野，性皆犷直，犹有古风。凡有施为，质多而文少”。 嵩阳民风，自古以来敦厚质朴，尚义豪爽，抗倭名将戚继光视察海防，体察民情，奋笔题词：“金汤大嵩卫海疆，民风纯厚昭四方，地利人和，取胜之本。”
《旧大嵩卫学记》载：“民俗醇朴，士习娴雅，岁时伏腊，斗酒相劳，彬彬乎质有其文”。海阳人民还有路遇不平、拔刀相助及重义轻财、扶弱济贫等传统。而卫所的军士世袭制度，使其世世代代为军，又使性皆犷直、民俗醇朴、重义轻财、扶弱济贫的海阳人逐渐形成喜好军旅、不畏强暴、勇于牺牲的传统，这种传统直至卫所制度衰弱，甚至大嵩卫遭裁撤也没有改变。
正是这种传统，使地域狭小的海阳，涌现出众多的英勇善战的将军。 金、元、明、清四代，大嵩卫及海阳境内出现过 13名将军（大嵩卫、海阳所、大山所的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等不在其列）：金朝的隋宝、隋安，元朝的隋世昌、孙伟，明朝的张聪、李勋、杨宜旺、杨烈，清朝的王斌、孙继元、李椅、李兆凤、纪冠军等。其中，隋世昌，行村人。元至正年间，封为安远大将军、定海郡侯 (超品)。杨宜旺，大嵩卫城里人，属军籍。明成化年间，封为骠骑将军 (正二品)。杨烈，杨宜旺之孙，明万历年间，授广西梧州府参将，诰封骠骑将军 (正二品)。李椅，李赞元孙，石人泊村，属军籍。1679年（清康熙乙未年）武进士第八名。乾隆年间，封为襄阳总兵、骠骑将军 (正二品)。纪冠军，牛根树村人，传为春秋时期纪侯之苗裔。清道光年间，封为武翼都尉、骁骑将军(正三品)。
作为抗击倭寇的大嵩卫后人，在国家有难、民族危亡的时刻，更是继承传统、不辱使命，义不容辞的走在反抗侵略、打击日寇的最前沿。可歌可泣的向阳山抗战威震胶东。地雷战更是扬威世界。抗日战争期间，海阳荣获“战斗模范县”称号。全县涌现出胶东区以上民兵英雄模范150余人、民兵英模单位 20多个。1950年 9月，海阳人赵守福、于化虎、孙玉敏被评为“全国民兵英雄”。196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在海阳拍摄电影《地雷战》，成为一部反映海阳人民抗日的经典之作。
参军入伍是海阳人的传统，也被海阳人视为无上的荣光。抗日战争中，海阳的青壮年参加八路军，达 7800余名。解放战争时期，截止 1948年 12月，1.6万青壮年参加解放军。海阳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至对越自卫反击战，共有革命烈士 6593名。在 752个自然村中，719个村有为国捐躯者，占村庄的95.5%。其中，党组织建立最早的夏泽村，有革命烈士 46人，平均每 10户就有一人为国捐躯。
六、大嵩卫的撤卫改县
清军入关之初，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清朝统治者深感天下初定，应当尽可能少采取容易引起民族情绪的政治措施。所以，清朝初年很少更改明代的主要政区及其隶属关系，“民化”程度已经很高的卫所也因此保留了下来。雍正继位后，清朝的统治秩序基本稳定，这为进行大规模的行政改革提供了历史条件。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改卫所为府、州、县。雍正二年，朝廷下令裁减卫所。1733年（雍正十一年）秋，清廷始议撤大嵩卫设海阳县；1734年（雍正十二年）冬，始得批准；1735年（雍正十三年）初，撤大嵩卫设海阳县，由莱阳县令费元衡署理。
1、卫改县是政区改革的需要。清初的政区状况沿用明朝旧制，政区大小不一，造成大州、大府“地方辽阔，经年不能周其地”，“幅员既广，管理殊难， ”“鞭长莫及”。特别是卫所的存在，使郡、县、卫并存，政令不畅，严重妨碍着大政方针的顺利实施。大嵩卫守备李自遂在《大嵩卫改县始末纪略》中认为，大嵩卫改县原因主要在疆域太大。“自遂比衔命至望，见山海具雄，观土住民居质朴可爱。既而，寥寥三五役迎于道左，询疆界，曰：濠外土悉属莱阳”，“呼书吏，曰：无有；问衙署，曰：仅余故址。入城检卯簿，军犯且倍隶卒，赋役则壤寄远郡，近城百里无耕屯之民。催科必亲扣门户，往返动辄千里，积谷为潮气侵蚀，时虑红腐。屯民往往相畛域，保甲稽查呼不即应。缉捕无时日，丁壮远扬。地当扼要之区，而廨舍、仓廒、胥役、粮储，一无恃赖”；致使大嵩卫与郡县相互脱节，“卫旧属都阃，自阃司裁后，初隶登郡，上下不相习，时或龃龉，守土者率不得终其所事”。
2、卫改县是人口增加的需要。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 90多年的休养生息，人口大量增加，给地方管理带来诸多不便，特别是对于那些面积广阔的大府、大县更是如此。因此，在人口密度较大的地方析置新的州县就变得十分必要。大嵩卫位于莱阳县境内，莱阳的人口在清朝初年出现了成倍增长。根据康熙《莱阳县志》记载，莱阳县的户口数是：“万历八年人丁二万三千一百八十八丁，国朝顺治三年编审在册五万一千四百八十七丁”。清朝顺治年间比明末人口增加一倍还多，但行政区却依然沿用明朝时的划法，显然已经很不合时宜了。
3、卫改县是租赋改革的需要。雍正在赋役方面采取“摊丁入亩”，以田亩为单位征收赋银。这就必须由各州县勘定田亩数字和等级。屯田是一种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是土地的主人国家把土地提供给卫所军户耕种，军户要向国家缴纳屯赋。州县难以勘定军屯的田亩数字和等级。而军屯赋往往要高于一般民田所承受的赋额。因为屯赋中除了包含国赋外，还包含承种官田的地租。由此，造成军屯者与民众的税赋不同、不均，从而产生众多的矛盾与纠纷。特别是“调度日繁，兴造日广，虚有屯田之名，天多荒芜”（《明史》）。由于正德以后边患日急屯田多放弃不耕，再加官吏勒索，军士的逃亡，屯粮减少，军饷困难因而“军伍不振，战守无资”，卫所制也就走向崩溃的境地。
4、卫改县是行政改革的需要。在明朝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卫所体制存在着许多弊端，如卫所长官是武职，却主要管理民政，对于征收钱粮、稽查盗贼等事，难以像久经训练的文官一样去熟练处理。因此，将卫所改成行政系统，用文官来代代替武官管理民政就成了一种趋势。另外，卫所的军户与周边的民户经常因为争夺土地、水源等发生矛盾和纠纷。由于军户民户属于不同的系统，处理起这样的纠纷极为麻烦。由此，乾隆《海阳县志》卷之二“沿革”记载“雍正十三年，河东总督王士俊等会疏请裁四卫等事，内称：臣查山东登州府属之大嵩、成山、靖海、威海四卫所管钱粮皆属无多，于地方并无裨益。应将大嵩卫裁改为县”。
大嵩卫守备李自遂在《大嵩卫改县始末纪略》中，对大嵩卫改县时，莱阳县与大嵩卫官员、民众的心态也有记载，虽寥寥数笔，却精彩异常，从中既可看出李自遂对卫改县之后发展的信心，也可以看到不同区域人对卫改县在态度上的不同取舍。“莱令遽拟并卫于莱。卫人惧，诣余谋改县”，“县割莱阳之乡三，宁海之乡一。北界坛山，东界崮山，西界三驾山，南亘大洋。行村、乳山诸口，商贾辐辏，鱼盐蚕桑之利甚普。于是修公廨，整官仓，募胥吏，联保甲，规模既具，风气一新，非复昔日之寥落荒寒也。惟愿莅兹土者励精为治，使户乐雍熙，风俗淳美，以称圣天子更置之意，余盖有厚望焉”。
至此，始建于 1398年（明洪武三十一年）的大嵩卫，在取得可歌可泣的抗倭战绩、经历 300余年的风风雨雨后，于 1735年（清雍正十三年）彻底退出历史的舞台。一个新的行政区 --海阳县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