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后，无地缺地的贫苦农民虽获得了应有的土地，但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和无力抗御自然灾害，而仍避免不了重陷窘困。为彻底根除土地私有制，对个体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从20世纪50年代起，栖霞县委、县政府积极组织广大农民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先后经历了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等。
互助组 建国前，县内即有变工组、等价交换组等不同形式的劳动农民组织。1951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互助合作组织，许多变工组、等价交换组发展到常年互助组，具有社会主义的萌芽。是年，全县共建立季节性互助组10496个，入组农民为30236户，占农户总数的34.1%；常年互助组为7137个，入组农民为33502户，占农户总数的37.7%。互助组的建立，解决了农民在生产中的许多困难，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这种组合只是局部的、松散的、不巩固的，而且根本没有改变生产关系。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常年互助组的基础上，自愿组织起来的集体劳动组织。对社员土地实行入股，统一经营，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收获按土地、劳动力比例分红（土地为三五，劳力为六五）。合作社虽保留社员土地所有权，但以按劳分配为主，并已拥有部分公有生产资料，故称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业经济。
1952年2月到4月，接官亭村江元起和东三叫村牟福亭，带头创办了县内最早的两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社员共24户，经营土地336亩。农业社建立后，遂显示其集体道路的优越性。当年江元起农业社的62亩粮田，平均亩产217.5公斤；13亩花生平均单产144公斤。比互助组时期分别增产122%和69.4%。1953年全县建立初级社24个，入社社员585户，占农户总数的0.66%；1954年发展到247个，入社社员5093户，占农户总数的5.72%；1955年达1010个，入社社员达23444户，占农户总数的25.7%。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5年冬，全县办起了第一批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有接官亭、东三叫、路住家、解家沟、娄家、槐树底等，这6个高级社办得早、工作细、效果好，起到了示范推动作用。是年12月，传达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和山东省委的执行意见后，初级社升为高级社的热潮，来势猛，发展快，到1956年底，全县建立起269个高级社，入社农户72102户，占农户总数的76%。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取消了土地报酬，私有土地全部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耕畜、大型农具普遍折价入社，社员参加生产劳动，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进一步发挥。当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172.5公斤：花生平均亩产139.5公斤，比1955年，粮食每亩增加52.5公斤；花生每亩增加7公斤。1957年，通过整顿发展，全县建立起334个高级社，入社农户达43949户，占总户数的97.69%，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在建立高级社的过程中，存有步子迈得过快，工作过粗，形式上过于简单划一等缺点和偏差，致长期遗留了一些问题，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村人民公社 1958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精神，全县开始了大搞人民公社化运动。8月23日，在城镇村建立起第一个人民公社，命名“跃进公社”。至9月下旬，全县一哄而起，由原来的31个乡（镇），344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建成17个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取消了乡镇建制。
人民公社建立初期，追求“一大二公”，实行“一平二调”，生产资料全部为公社所有；农业经营方式单一化；农村里大办公共食堂，群众一律集体就餐，吃“大锅饭”；生产上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日益泛滥，致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损失。
1959年，根据中共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普遍取消了以公社为核算单位的做法，在17个农村人民公社中下设211个生产大队和1706个生产小队。1960年，在农业生产管理上，推行了“三包”（包产量、包成本、包工分）、“六定”（定播种面积、定增产措施、定牲畜农具、定施肥量、定劳力使用、定生产队的规模）、“一奖惩”（超产者奖、减产者罚）制度，调动了社员生产积极性。1961～1962年，通过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和《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经济管理体制，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对农业生产实行劳动定额管理，全面推行“四小”制度（小组作业、小段计划、小段定额、小段评比检查），同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家庭副业和自留地。这些政策的落实，对纠正“左”的错误倾向，稳定当时农民思想，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年，全县粮食总产达1.1亿公斤，比1960年增加3976.6万公斤，使农业生产逐步得以恢复发展。
1966～1976年，搞单一农业经济，把社员许多正当的家庭副业和自留地斥为资本主义倾向，横加限制，再一次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更由于政社合一体制的弊端，各级干部习惯于用行政手段领导生产，使生产上的某些瞎指挥、形式主义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错误倾向，终未得到解决。
第二节 农业合作化
土地改革后，无地缺地的贫苦农民虽获得了应有的土地，但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和无力抗御自然灾害，而仍避免不了重陷窘困。为彻底根除土地私有制，对个体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从20世纪50年代起，栖霞县委、县政府积极组织广大农民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先后经历了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等。
互助组 建国前，县内即有变工组、等价交换组等不同形式的劳动农民组织。1951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互助合作组织，许多变工组、等价交换组发展到常年互助组，具有社会主义的萌芽。是年，全县共建立季节性互助组10496个，入组农民为30236户，占农户总数的34.1%；常年互助组为7137个，入组农民为33502户，占农户总数的37.7%。互助组的建立，解决了农民在生产中的许多困难，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这种组合只是局部的、松散的、不巩固的，而且根本没有改变生产关系。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常年互助组的基础上，自愿组织起来的集体劳动组织。对社员土地实行入股，统一经营，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收获按土地、劳动力比例分红（土地为三五，劳力为六五）。合作社虽保留社员土地所有权，但以按劳分配为主，并已拥有部分公有生产资料，故称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业经济。
1952年2月到4月，接官亭村江元起和东三叫村牟福亭，带头创办了县内最早的两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社员共24户，经营土地336亩。农业社建立后，遂显示其集体道路的优越性。当年江元起农业社的62亩粮田，平均亩产217.5公斤；13亩花生平均单产144公斤。比互助组时期分别增产122%和69.4%。1953年全县建立初级社24个，入社社员585户，占农户总数的0.66%；1954年发展到247个，入社社员5093户，占农户总数的5.72%；1955年达1010个，入社社员达23444户，占农户总数的25.7%。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5年冬，全县办起了第一批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有接官亭、东三叫、路住家、解家沟、娄家、槐树底等，这6个高级社办得早、工作细、效果好，起到了示范推动作用。是年12月，传达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和山东省委的执行意见后，初级社升为高级社的热潮，来势猛，发展快，到1956年底，全县建立起269个高级社，入社农户72102户，占农户总数的76%。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取消了土地报酬，私有土地全部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耕畜、大型农具普遍折价入社，社员参加生产劳动，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进一步发挥。当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172.5公斤：花生平均亩产139.5公斤，比1955年，粮食每亩增加52.5公斤；花生每亩增加7公斤。1957年，通过整顿发展，全县建立起334个高级社，入社农户达43949户，占总户数的97.69%，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在建立高级社的过程中，存有步子迈得过快，工作过粗，形式上过于简单划一等缺点和偏差，致长期遗留了一些问题，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村人民公社 1958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精神，全县开始了大搞人民公社化运动。8月23日，在城镇村建立起第一个人民公社，命名“跃进公社”。至9月下旬，全县一哄而起，由原来的31个乡（镇），344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建成17个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取消了乡镇建制。
人民公社建立初期，追求“一大二公”，实行“一平二调”，生产资料全部为公社所有；农业经营方式单一化；农村里大办公共食堂，群众一律集体就餐，吃“大锅饭”；生产上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日益泛滥，致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损失。
1959年，根据中共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普遍取消了以公社为核算单位的做法，在17个农村人民公社中下设211个生产大队和1706个生产小队。1960年，在农业生产管理上，推行了“三包”（包产量、包成本、包工分）、“六定”（定播种面积、定增产措施、定牲畜农具、定施肥量、定劳力使用、定生产队的规模）、“一奖惩”（超产者奖、减产者罚）制度，调动了社员生产积极性。1961～1962年，通过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和《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经济管理体制，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对农业生产实行劳动定额管理，全面推行“四小”制度（小组作业、小段计划、小段定额、小段评比检查），同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家庭副业和自留地。这些政策的落实，对纠正“左”的错误倾向，稳定当时农民思想，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年，全县粮食总产达1.1亿公斤，比1960年增加3976.6万公斤，使农业生产逐步得以恢复发展。
1966～1976年，搞单一农业经济，把社员许多正当的家庭副业和自留地斥为资本主义倾向，横加限制，再一次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更由于政社合一体制的弊端，各级干部习惯于用行政手段领导生产，使生产上的某些瞎指挥、形式主义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错误倾向，终未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