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占有状况 解放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土地制度一直为封建所有制。各阶级阶层对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极不合理。据历史资料记载，1936年（民国25年），栖霞县共有耕地114.3万亩，其中占总人口1.8%的地主拥有土地15万亩，占耕地总数的13.12%，人均占有28.1亩；占总人口3%的富农拥有土地16.6万亩，占耕地总数的14.52%，人均占有18.8亩；占总人口55.7%的中农拥有土地63.37万亩，占耕地总数的55.44%，人均占有3.88亩；占总人口39.5%的贫农仅有土地17.6万亩，占耕地总数的15.4%，人均仅有1.52亩。其它用地1.73万亩，占耕地总数的1.51%。
地主阶级依靠占有大量土地等生产资料，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使农民日趋贫困。其剥削的主要方式有地租、高利贷和雇工等。
地租 1920～1930年（民国9～19年）期间，县内曾出现过货币地租，但最常见的租佃形式是实物地租（又称粮租）。一般情况下，每亩好地交租2斗（每斗约折27公斤）左右，一般土地1斗左右。交租粮食以小麦、谷子、高粱、豆子为主，小麦一般占总租数的55%，其它占45%。不论好坏年景，均得如数交纳，否则会被“抽地封门”。古镇都地主牟二黑收租时，多采用自制的大斗（比正常斗大1升）入；放粮、粜粮则是小斗出，从中盘剥农民。
高利贷 分放粮、放款两种。通常情况下，缺粮农民取借地主的粮食是春借1斗秋还3斗；借款利率，月息高者为4分，年息高者为5分，比周围县偏高。所借粮款逾期不还，则利息加倍（利滚利），使不少农民债台高筑，甚至倾家荡产。
雇工 分短工和长工两种。短工只在农忙季节雇用，长工则长年在地主、富农家扛活。工酬按其劳动技能和强度付给。民国年间县内雇用一个技能强的长工，年付工酬80元（旧币），一般者付50元左右，差者付30元或30元以下。长工者长年累月在地、富家里从事繁重体力劳动，所得报酬低微，仅能维持自身生活，很难养家糊口，有的甚至受气挨骂，倍受凌辱。
另外，地主还利用荒年或天灾人祸加倍盘剥农民。1836年（清道光十六年），古镇都大地主牟二黑子趁灾荒之危，借出一斗粮，换得几亩地，廉价攫取大量土地。铁口的广字号、桃村的八大家、荆子埠燕翼堂、马陵冢李砚丰、榆山后南怡斋和北怡斋、西三叫刘成九等，多是在清末和民初年间趁天灾人祸之际，先后置得千亩以上田地。
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加上兵燹匪患，迫使许多农民贫困破产。有的终日乞食，有的流浪外地，甚至卖儿卖女。
减租减息 1942年，栖霞、栖东两县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开展减租减息斗争（时称“双减”运动），实行“二五”减租（即减原定租额的25%）。1945年，全县开展反霸、斗地主大会3500多人次，共减租367万公斤；增资减息款300多万元。减租减息和反奸反霸斗争，大大减轻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提高了群众的阶级斗争觉悟，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
土改复查 1946年6月，始深入宣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秋冬进入土改行动。是年，栖霞（西栖）县有242个村庄地主、富农献田共2222亩。但他们在所谓“和平献田”时，多是献薄地留好地，并有以假典、假卖等方式隐瞒田产，使土改运动很不彻底，基本上未有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
1947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的重要指示，在全县范围展开了大规模的土改复查斗争，对地主阶级的剥削行为进行了全面的清算，并严惩了一些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至年底，全县（含栖东）共没收、征收地主土地32.7万亩，房子3.85万间，耕畜2.2万头，农具9.5万件，粮食250万公斤。
1950年12月～1951年2月，在全县进行结束土地改革工作，划阶级，定成分，确定地权，颁发《土地证》。至此，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
但在土地改革这一重大的生产关系变革中，也存有一些“左”的倾向。1947年曾一度放弃了党的领导，提出所谓“一切权利归农会”和“群众说了算”的口号，导致了乱批、乱打斗争对象和侵犯部分中农利益的现象。全县有5300多户中农献田5.9万多亩。之后，在结束土改中，对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作了适当纠正。
第一节 土地改革
土地占有状况 解放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土地制度一直为封建所有制。各阶级阶层对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极不合理。据历史资料记载，1936年（民国25年），栖霞县共有耕地114.3万亩，其中占总人口1.8%的地主拥有土地15万亩，占耕地总数的13.12%，人均占有28.1亩；占总人口3%的富农拥有土地16.6万亩，占耕地总数的14.52%，人均占有18.8亩；占总人口55.7%的中农拥有土地63.37万亩，占耕地总数的55.44%，人均占有3.88亩；占总人口39.5%的贫农仅有土地17.6万亩，占耕地总数的15.4%，人均仅有1.52亩。其它用地1.73万亩，占耕地总数的1.51%。
地主阶级依靠占有大量土地等生产资料，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使农民日趋贫困。其剥削的主要方式有地租、高利贷和雇工等。
地租 1920～1930年（民国9～19年）期间，县内曾出现过货币地租，但最常见的租佃形式是实物地租（又称粮租）。一般情况下，每亩好地交租2斗（每斗约折27公斤）左右，一般土地1斗左右。交租粮食以小麦、谷子、高粱、豆子为主，小麦一般占总租数的55%，其它占45%。不论好坏年景，均得如数交纳，否则会被“抽地封门”。古镇都地主牟二黑收租时，多采用自制的大斗（比正常斗大1升）入；放粮、粜粮则是小斗出，从中盘剥农民。
高利贷 分放粮、放款两种。通常情况下，缺粮农民取借地主的粮食是春借1斗秋还3斗；借款利率，月息高者为4分，年息高者为5分，比周围县偏高。所借粮款逾期不还，则利息加倍（利滚利），使不少农民债台高筑，甚至倾家荡产。
雇工 分短工和长工两种。短工只在农忙季节雇用，长工则长年在地主、富农家扛活。工酬按其劳动技能和强度付给。民国年间县内雇用一个技能强的长工，年付工酬80元（旧币），一般者付50元左右，差者付30元或30元以下。长工者长年累月在地、富家里从事繁重体力劳动，所得报酬低微，仅能维持自身生活，很难养家糊口，有的甚至受气挨骂，倍受凌辱。
另外，地主还利用荒年或天灾人祸加倍盘剥农民。1836年（清道光十六年），古镇都大地主牟二黑子趁灾荒之危，借出一斗粮，换得几亩地，廉价攫取大量土地。铁口的广字号、桃村的八大家、荆子埠燕翼堂、马陵冢李砚丰、榆山后南怡斋和北怡斋、西三叫刘成九等，多是在清末和民初年间趁天灾人祸之际，先后置得千亩以上田地。
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加上兵燹匪患，迫使许多农民贫困破产。有的终日乞食，有的流浪外地，甚至卖儿卖女。
减租减息 1942年，栖霞、栖东两县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开展减租减息斗争（时称“双减”运动），实行“二五”减租（即减原定租额的25%）。1945年，全县开展反霸、斗地主大会3500多人次，共减租367万公斤；增资减息款300多万元。减租减息和反奸反霸斗争，大大减轻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提高了群众的阶级斗争觉悟，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
土改复查 1946年6月，始深入宣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秋冬进入土改行动。是年，栖霞（西栖）县有242个村庄地主、富农献田共2222亩。但他们在所谓“和平献田”时，多是献薄地留好地，并有以假典、假卖等方式隐瞒田产，使土改运动很不彻底，基本上未有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
1947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的重要指示，在全县范围展开了大规模的土改复查斗争，对地主阶级的剥削行为进行了全面的清算，并严惩了一些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至年底，全县（含栖东）共没收、征收地主土地32.7万亩，房子3.85万间，耕畜2.2万头，农具9.5万件，粮食250万公斤。
1950年12月～1951年2月，在全县进行结束土地改革工作，划阶级，定成分，确定地权，颁发《土地证》。至此，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
但在土地改革这一重大的生产关系变革中，也存有一些“左”的倾向。1947年曾一度放弃了党的领导，提出所谓“一切权利归农会”和“群众说了算”的口号，导致了乱批、乱打斗争对象和侵犯部分中农利益的现象。全县有5300多户中农献田5.9万多亩。之后，在结束土改中，对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作了适当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