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物传

本志为元代以来45名人物立传。其中有历史名人、著名学者、爱国志士、革命英雄烈士、党政军领导人、模范人物、社会闻人以及个别恶迹昭著者等。他们是：
丘处机 于乐吾 牟国珑 林昌 张淦 郝懿行 牟庭
牟丕勋 谢鸿涛 李义山 李凤梧 于洪起 栾钟尧 林景澍
刘维和 崔树景 宫焕文 林世卿 潘维善 董文田 吴胜令（女）
孙奎五 牟铁铮 李选俊 韩及宇 梁鸿云 李志民 宫尚行
刘海亭 陈吉道 郑甦（女） 姜茗 栾志香（女）
曹聚魁 牟子敬 马水如 阎永彩（女） 柳云良 史春英（女）
刘超 范万章 杨德本 牟洪云（女） 王墨洪 刘权
丘处机（1148～1227） 字通密，号长春子，栖霞县滨都里人。金元时期，道教全真派创始人之一。与马丹阳、谭处端、王玉阳、刘处玄、郝大通、孙不二等同称“北七真”。
丘处机自幼失去双亲，尝遍人间辛苦。童年时即向往修炼成“仙”。栖身村北之公山，过着“顶戴松花吃松子，松溪和月饮松风”的生活。为磨炼意志，曾一次次将一枚铜钱从石崖上扔进灌木丛，然后再去寻找，不得不止。
19岁时，丘处机独自去昆嵛山烟霞洞修行。翌年9月，闻陕西终南山道士王重阳至宁海州传道，遂下山拜其为师，成为王重阳第一位弟子。他以虔诚、机敏和勤勉好学，深得王重阳器重。1169年（金大定九年），王重阳携弟子4人西游，途中病逝于汴梁城，弥留之际嘱咐说：“处机所学，一任丹阳。”自此，丘处机在马丹阳教诲下，知识和道业迅速长进。
1174年（金大定十四年）8月，丘处机隐居磻溪（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南）潜修7年，又迁陇州龙门山潜修6年。期间，他“烟火俱无，箪瓢不置”，“破衲重披，寒埪独坐”，生活极为清苦。但他“静思忘念，密考丹经”，潜心于养生学和道学的研究，并广交当地文人学士，获得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
1188年（金大定二十八年）3月，丘处机应金世宗召，从王重阳故居赴燕京（今北京），奉旨塑王重阳、马丹阳（时已去世）像于官庵，并主持了“万春节”醮事。向皇帝作“持盈守成”的告诫。由此名声大振。
1191年（金明昌二年）秋，丘处机回归故里修建滨都宫（赐号太虚观）作为传道之所。1206年（金泰和六年），他重返宁海，改马丹阳故居为玄都观。1208年后，丘处机曾两访崂山，足迹遍及青州、登州、莱州等地，扩大了全真教的影响。1214年（金贞祐二年），益都杨安儿起义军攻克登、莱等州，丘处机奉旨招抚了部分义军。
其时，金、蒙、南宋三势鼎立，争相诏求丘处机，他概不应诏。
1219年冬，元太祖成吉思汗派近臣刘仲禄持诏书相邀，丘处机说：“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处无敢违。”遂带弟子18人前往。历时3年，行程万里，74岁高龄的丘处机终于会成吉思汗于雪山。每每进言：“要长生，须清心寡欲；要一统天下，须敬天爱民。”此讲深得成吉思汗赞赏，口封“神仙”。在丘处机的影响下成吉思汗曾令“止杀”。
1224年（元太祖十九年），丘处机回到燕京，奉旨掌管天下道教，住天长观（今白云观）。同年，丘处机曾持旨释放沦为奴隶的汉人和女真人3万余。并通过入全真教即可免除差役的方式，解救了大批汉族学者。自此，全真教盛极一时，丘处机的声誉亦登峰造极。寺庙改道观、佛教徒更道教者不计其数。
1227年（元太祖二十二年），丘处机病逝于天长观，终年80岁。元世祖时，追封为“长春演道主教真人”。
丘处机遗著有《大丹直指》、《摄生消息论》、《磻溪集》和《鸣道集》等。其诗词作品，在金、元之交有一定的代表性，后人所编《元诗别裁》、《词林纪事》都选有他的作品。《磻溪词》一卷，由近人朱孝成辑于《疆村丛书》。
丘处机西游经历，由其弟子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详载。
于乐吾（1607～1701），唐家泊人。因在同胞中排行老七，故称于七。于七身材高大，膂力过人。13岁时拜师习武。23岁中武举后，常以武功会友，并同绿林中人义气相投。聚会演练，相约遨游。
1645年（清顺治二年），清兵攻入胶东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加上连年灾荒，致民于倒悬，哀鸿遍野。1648年（清顺治五年）于七聚众抗清起义，起义军以绿林好汉为骨干，迅速发展到数千人。他们一面利用牙山的地理优势设关立防，一面同邻县的抗清起义力量相联络，多次重挫清兵，建立了以牙山为中心的5个重要据点，声威日壮，于七被公认为胶东各地抗清起义军的领袖。1650年（清顺治七年），于七率义军2000余人，一举攻破宁海州（今牟平县城），杀死知州刘文琪，震惊清廷。
1651年（清顺治八年），于七受登州府张尚贤招抚，解散义军，归顺清廷，就任栖霞把总。受抚后的于七，利用清政府官员的公开身份，密交反清志士，发展武装力量，以图东山再起。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于七之弟于九在莱阳宝泉山庙会上同当地豪绅宋彝秉斗殴，宋彝秉受辱，便通过其在京为官的父亲，上告兵部，诬陷于七“图谋不轨”。清廷随即调兵遣将，前往讨伐于七。先是当地营汛派兵抵唐家泊拘捕，当即被于九等人杀伤。正在下塞口村宴席的于七闻报后，一怒之下手起刀落，杀栖霞知县于席间。又迅即赶回唐家泊，一面迭运粮草进锯齿牙山，一面广发“露布”招集旧部，准备迎击清兵。他对人说：“一不做，二不休，今决依山寨同清兵见高低，或坠崖，或引颈，不自顾也。”
是年冬，于七带领义军同清兵交战，初在接官亭、营盘等地获胜。后因寡不敌众，退守牙山主峰。激战中，于七只身单刀据守于“门槛石”要道，将攀援至此的清兵一个个砍下山崖。血凝刀，以沸水冲洗。
次年春，义军因被久困粮尽援绝而失败，于七得绿营兵某将军的掩护，只身突出重围，后辗转崂山，拜华严寺慈霑上人为师。法号寂彻，名善和。于70岁时，继师兄大泽，主持华严寺20余年。1701年（清康熙四十年），于七命人于院内揭石取刀，挥舞一番，掷刀于地，猝然去世，享年94岁。葬于慈霑墓塔附近的善和墓塔。塔今尚存。
牟国珑（1645～1713） 字作霖，号重季。栖霞县城人。童年，因父母早逝，依靠长兄、嫂生活，度日艰难。
17岁时，因于七事受株连入狱3年。出狱后，22岁时补为博士弟子，37岁中举，44岁晋进士，52岁任河北省南宫县县令。
南宫县靠近漳河，其西境迭遭水灾，百姓深受其苦。牟国珑一上任便免去灾民征赋的十分之三。不久，又解囊垫赔一千余银两，并从官仓贷给灾民若干粮食，令其谋生自救。此举受到保定巡抚于成龙的嘉奖，尤为当地百姓称颂。
牟国珑刚直不阿，秉公执法。以“污辱乳母”罪依法严惩了某权贵的亲属。1699年（清康熙三十八年）任乡试同考期间，某权贵挟恨诬陷牟国珑营私舞弊于吏部，遂于1700年（清康熙三十九年），遭贬解职归田。
牟国珑回故里后，在县城住宅东建一亭，名“悦心亭”。每日置身于亭中，邀友评点史籍，讲学论文；倦则烹茶养花或焚香静坐以自娱。
晚年，牟国珑参与纂修《栖霞县志》。并代本社百姓纳丁徭银2年。病故时，有河北省南宫县绅民数百人“走吊于栖”。
林昌（1748～1821） 字皋言，号九丰，铁口乡荆子埠人。16岁入县学，23岁中举。46岁时补为馆陶县“训导”。1807年（清嘉庆12年），林昌59岁时，才被任为云南省禄丰县县令。
行前，朋友劝他“三思而行”，他回答说：“州县微员也！能害一方亦能福一方。天下者州县之积，州县各称职，则天下治矣。吾将一试焉！”
同年夏，天大旱，积谷人家皆不愿粜粮，致原来靠买米糊口的贫民大感困苦。林昌得知后，便说服积谷人家除各留可供一年用谷外，其余部分，皆卖于民。此举深受民众称颂。
禄丰县系少数民族聚居的县治之一，风俗习尚不同于北方，其自然地理亦自有特殊。为此，林昌一上任，便对禄丰各种状况作了周密的考察。将“修渠兴水利”作为第一要务，调集一县壮工用力修筑。翌年，因蓄水充足，田地得灌，增产谷物数千石。他劝百姓广种松树，以解决烧柴不足之忧。又同乡绅商量，兴办义学20余所。他在务政中，做到“上堂判事不留案，士官过往不劳人”。禄丰县一时政通人和，百废修举。
当时，禄丰县租屋居住的人家甚多，依风俗不得死于屋中；不得在屋中聚妻生子，产妇临盆，需露宿于野外，至满月方可回家。对此，林昌一面劝说乡绅革除旧习，一面对有迷信观念的百姓说：“岂有屋主家的人可长生不死！况聚妻生子，乃人间吉祥，何嫌何妨而不能容！至于今日屋主，亦难保其子子孙孙不租人屋。”在他的主张和说服下，一些陈规陋习逐渐改变。
4年后，林昌因病辞职，归乡时家徒四壁，别无长物。稍康复，为生活所迫，抵长山县任教谕。3年后，因父丧回家，从此隐居不出。1821年（清道光元年）病故。留有《四书尊闻录》、《周礼读本》、《毛诗审言》、《古文会心录》、《分甘堂古文集》、《大笠子诗存》等著作。
张淦（1752～1832） 字豫渡，蛇窝泊镇张家泥都人，其祖父张　为清康熙年间举人。张淦受其影响，勤奋好学，兴趣广泛。但几经科考，皆名落孙山，遂绝意功名，潜心于学医治病。他常说：“名相治国，名医治人，人贵于有济耳！”
初，在本村挂牌行医，堂号“茅斋堂”，房舍虽简陋，但精心为人治病。张淦精于外科，尤擅长外治法，远近闻名。上至州县官吏，下至乡间平民，慕名求医者甚多。有次，栖霞县令蔡绍洛患痈求医，张淦诊视后说：“此症名‘搭背’，危则危矣，幸无妨。”随即运用“搬家法”，使其痈迁移到肌肉松软处，又经内外兼治而愈。并嘱咐说：“此次愈后难保不复发，届时切勿惊疑，务请识其症者治之。”数年后，张淦高龄去世，蔡绍洛旧症复发，便依张淦所嘱，寻得识其症者医治，果获痊愈。为追念张淦先见之明，县令蔡绍洛与典史马贺年，特赠“齿德兼尊”和“心彻灵枢”匾额，悬于茅斋堂。
张淦之子元烁继承父传，家制大小两种膏药，小膏药治疮痈疔疖，大膏药治积聚症。其多年药锅残存之药渣或废弃之膏药，敷疮仍有奇效，足见其立方选药之精。惜为张淦所著《外科杂集》二卷失传，其子元烁之外科医术亦后继无人。
郝懿行（1757～1825） 字恂九，号兰皋，栖霞城人，清代著名的经学家。在县学读书期间，被山东学使赵鹿泉誉为“栖霞四杰”之一。1786年（清乾隆五十一年）以优贡入太学。1788年（清乾隆五十三年）科试中举。1799年（清嘉庆四年）中进士后，任户部额外主事达25年。1825年（清道光五年）病逝于北京，享年69岁。
郝懿行长期做虚衔官，平日少公事，养成寡言少语，唯书是学的习惯。为买书不惜“典却寒衣”；为著书立说坚持“漏下四鼓者四十寒暑”。一生留下了50余种近400卷著作。《尔雅义疏》19卷，为郝懿行的代表作。始撰于1808年（清嘉庆十三年），完稿于1822年（清道光二年）。该书对我国最古老的词书《尔雅》详加辨析，疏通证明，博得了同时代著名学者阮元、王念孙等人的赞赏。《尔雅义疏》矫正了晋郭璞注《尔雅》的许多疏漏。比清初邵晋涵的《尔雅正义》也有独到之处。
《尔雅义疏》一书先后有阮刻、陆刻、家刻和商务印书馆、北京中国书店、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多种版本问世。在《辞海》等现代辞书中，引《尔雅义疏》为注处甚多。
郝懿行从36岁起撰写《春秋说略》，历时20载，三易其稿，终成佳作。时有《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晓岚说：“吾见历代论《春秋》者无虑数百家，惟兹划尽千秋藤葛。”
郝懿行另一著作《山海经笺疏》也以“精而不凿，博而不杂”被推为同类著述的上乘。清光绪年间，《尔雅义疏》、《春秋说略》、《山海经笺疏》、《易说》、《书说》、《诗说》，《礼记笺》等郝氏遗著，由淄川人毕东河等进奉朝廷，降旨交翰林院留览。此外，还留有《宝训》，《燕子春秋》、《蜂衙小记》、《海错》等自然科学著述，以及笔录之类的杂文，集为《晒书堂集》。
郝懿行夫人王照圆是一名热爱经史和癖好校书之士。曾以“平生要做校书女，不负乌衣巷里人”诗句自勉。她同丈夫如师如友，疑难共析。有一段时间，郝懿行因病不得不暂时中止《尔雅义疏》的著述，王照圆一面照料丈夫静养，一面缮清整理，积之成册。时有“高邮王父子，栖霞郝夫妇”之誉。
郝懿行去世时，只留下满屋图书和手稿，家境贫苦，连夫人王照圆扶柩回乡也手无存银，好友牟庭为其叹道：“不可生无书，哪可死无钱！”此后，王照圆深居简出，以整理丈夫的遗书为己任，寿至89岁。
牟庭（1759～1832） 原名廷相，字陌人，亦字默人，栖霞县城里人。童年就读于“小澥草堂”家塾，天资聪敏，19岁补诸生。被山东学使赵鹿泉称为“山左第一秀才”。然而，成“优贡”之后，却屡试不举。只做了一任观城县训导，便因病辞职。以著书立说终其身。享年73岁。
牟庭年青时期，曾想通过科举踏入仕途。但其生性好古，研究经文史籍喜发己见，而应试诗文却常不被赏识。甚至有的主司执其落卷暴扬其短。好友牟愿相为其鸣不平道：“下第群称屈，如兄屈最深”。牟庭作：“合古由来不合时，此人偏学古人奇”诗句以励志。
牟庭从20岁左右开始著述活动。从那时起，他凡读书每每随文订正，积累下50余部手稿。其代表作为《同文尚书》。他费了40年心血，依文风辩真伪，解决了尚书学上今文、古文两派相争的成案，开创了成为牟氏一家的尚书学。《诗切》从语言、文字、语法、词汇、地理、历史、制度、文物8个方面对“诗三百首”进行剖析，指出“毛诗有七害一迂”，“七害不除，诗不可得而治也。”他能“置数千年诗学巨流于不顾，但求有合于诗作者的本怀，矫汉学之弊”。阮元特为牟庭的书斋题“横经精舍”四字，以示褒扬。
牟庭长于治经，亦长于诗文。牟愿相赞赏其诗“向来一瓣香，堪称杜陵叟”；赵鹿泉甚至赞他“可继渔洋而霸”。
牟庭著述虽丰，生前却未能出版。至20世纪初，梁启超将牟庭的《周公年表》列为近300年来学术名著之列。1982年，齐鲁书社影印出版了牟庭的《同文尚书》；1983年，影印出版了《诗切》。
牟丕勋（1862～1928） 字绩卿，蛇窝泊镇禾稼庄人。自幼家境贫寒，但攻读刻苦。19岁开始外出教书，并着意自修，47岁成为清末“拔贡”。
民国初，他受聘到县立初等小学主事，并在以后陆续建立的高等小学、中学和师范科兼国文课，前后执教40余年。牟丕勋毕生谨言慎行，唯恐误人子弟。他大力推崇前辈学者郝懿行和牟庭两人的品格和才识，反复告诫学生：对两先生的道德学问，必须“身体而力行之，复扩充而光大之”。
牟丕勋对懒惰的学生并不苛于责罚，而是借鸟儿早起的故事以启发学生攻读的自觉性，指出：“浪费光阴的人，将为鸟所窃笑矣。”其时，校外有三株古槐树和几株柳树，从教室看去各具特色，他指物对学生讲：“柳而垂，有谦让之意；槐而耸，有争胜之慨焉！吾愿肄业生徒，性质倨傲者视垂柳；志气萎靡者视三槐。”
1916年（民国5年）冬，有次天气奇寒，他将学生放了假，第二天，当得知各地出现有人兽冻死时，他大惊失色，对人说：“前日悔不力阻，倘有不测，吾罪将安辞！”直等到一一探明学生安然无恙，才放下心来。
牟丕勋向往“大同”，拥护共和，早在辛亥年便撰写过“念二省河山再造，四千年日月重新”的对联，后来又写过“祭蔡松坡文”赞颂反袁护法将领。也曾带领学生积极参与“抵制日货”等进步活动。牟丕勋擅长书法，尤精于作文，无论说理抒情，均能“妙笔生花”，故每有作品，广为学生抄录传诵。1915年，终在众弟子请求下汇编成《稼书轩文稿》四卷。其书法亦见功底。
谢鸿涛（1873～1954） 字一尘，占疃乡杏家庄人。与妻子马秋仪结婚后，一起留学日本。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8月，谢鸿涛经徐镜心（同盟会山东分会主盟人），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谢鸿涛成为骨干后，便在胶东籍留学生中发展了大批会员，仅潍县一地，即有14人之多。
同年11月，日本文部省勾结清廷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对此，谢鸿涛非常愤慨，不堪凌辱，同好友秋瑾率先回国。翌年2月，谢鸿涛夫妇在烟台出资兴办“东牟公学”和“端本女校”。在校安插许多革命志士任教，宣传推翻帝制，秘密开展革命活动。每当经费困难，校务难以维持时，谢鸿涛便“变卖嫁奁田宅金饰以应急需”。
不久，烟台革命志士云集，引起当局恐慌，谢鸿涛被列为密令缉捕的人物之首，幸得烟台兵备道徐世光预告，才及早离烟去潍县，免于不幸。从此，夫妇分别执教于潍县广文书院和崇实女校。
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谢鸿涛和妻子立即率两个女儿赶赴济南，参加山东省的独立活动。11月12日，50余同盟会员齐集大明湖古历下亭开会，决定成立保安会，并推举谢鸿涛为会长。次日，在济南各界商讨山东独立问题的大会上，谢鸿涛积极发言，有力地抨击了山东巡抚孙宝琦的推诿和狡辩，迫使其接受民军“都督”头衔，并通电宣布山东独立。
此后，正当谢鸿涛作为山东代表赴武昌商讨建立全国共和政府之际，清廷遗臣孙宝琦乘机宣布取消山东独立，并对革命党人大肆搜捕。谢鸿涛不得不留滞武昌。
谢鸿涛在武昌看到南方各省革命大好形势，深受鼓舞，感慨作诗：“大江控南北，英俊聚汉皋；河山今还我，建国资贤劳。中原尚苦战，索虏未尽逃；直抵黄龙日，会饮醉醇醪。”随后，他与各省代表并赴上海，于12月29日投票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日后，又在南京出席了孙中山大总统就职典礼。
不久，烟台形势险恶，栾钟尧等人赴沪请援，并邀谢鸿涛回烟台主持一切。谢鸿涛辞道：“我不愿为都督名义于同志间相摩擦。若为革命成功计，未若请胡瑛担任山东总督，彼接近黄克强，可有利于请派海军助战也。”此建议立即得到孙中山的赞同。于是，以胡瑛为首的山东军政府在烟台正式成立。谢鸿涛与徐镜心一起担任都督府高等顾问。
袁世凯复辟后，谢鸿涛被迫转入地下。1914年（民国3年），他在济南常借酒消愁。9月重游大明湖，面对秋风落叶，一度产生“高卧任沉浮”之意。两个月后，见到老朋友于洪起的时候，不免发出“处世皆梦幻，风尘何仆仆”的感叹。
1923年（民国12年），山东省三届议会选举时，谢鸿涛被推为议长候选人，再次激起他欲展宏图之望。于是，同支持者组成议员中的“天坛”派，同其他派系进行了一系列地激烈斗争。后遭曹锟执政，谢鸿涛被诬为“贿选”而受到通缉。
此后，谢鸿涛回到家乡，安闲之中常借弹奏琵琶抒发忧心愁肠。
1927年（民国16年）8月，前同盟会会友黄郛出任北洋政府总理兼摄总统，谢鸿涛由衷高兴，并发了贺电。然而，随后在赴北京途中因病停留于德州，复出之望未遂。百感交集，写下了“坎坷悲伏枥，怆怀忧家国”的诗句。
北伐战争胜利后，谢鸿涛并未受到国民政府器重，反因与“北洋政府有瓜葛”之嫌受到歧视。
晚年，谢鸿涛依然作了许多有利于革命的事情。曾主持过栖霞、烟台红“卐”字分会工作。于30年代推荐刘东候主编民国《栖霞县志》。抗日战争时期，曾托亲属营救出被捕的地下中共党员宫尚行。1954年，谢鸿涛病逝于苏州，终年81岁。
李义山（1874～1941） 原名会文，蛇窝泊镇后撞村人。光绪末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在家乡一带从事反清活动。因带头剪去发辫，遭通缉。被迫一度进金山寺为僧。
民国初，李义山在本村挂牌行医，号“丰和堂”。同时兼任学校董事长。在他主持下，办起一所拥有3个班级的新式学校，村内村外学生兼收；并首倡招收女生，使乡村女子有了就学机会，深受群众欢迎。
1932年（民国21年）前后，进步青年牟铁铮受聘到后撞村担任教员，李义山见其思想进步、教学有方而非常赞赏。并不持年长，不以资深自居，而同牟铁铮结为好友。
“七·七”事变后，李义山赞同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反对国民党各游击“司令”倒行逆施，专搞内战。他四处奔走，宣传抗日救国道理，被誉为“抗战老人”而闻名全县。
牙山战役后，李义山不仅帮助栖霞抗日民主政府建政施政，还在国民党内推进“抗敌协会”组织。于是被投降派和顽固派视为“眼中钉”。家人屡次劝他注意安全，但他总是回答“正义所在，百死奚辞！”
1941年（民国30年）6月9日，李义山不幸被国民党徐淑明部48支队逮捕，不加审讯，便将他杀害于南崮村东河。不久，胶东党、政、军各界为李义山等被害烈士举行了追悼大会。8月8日《大众报》以整版篇幅报道了李义山的事迹，并发表了《为李义山先生等被害血案告同胞书》。　联之一是“早岁怀壮志而不酬，宁去不污，伟大精神堪羞宵小；暮年闻警钟再兴起，卒遭奸算，千万民众同忆斯人。”
李义山生前医术闻名一方。轻病而受其治者达数千人，垂危而得其救者亦不下数百人。他当年用的药箱，现珍藏于县文物管理所。其墓地属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李凤梧（1876～1937） 号锋武，字瑞芝，唐家泊镇泽头村人。幼年时，家境尚称富裕，后因兄弟姐妹增多而渐艰难。在读书期间，兼作田间劳务。
光绪末年，得官费留学日本，入警官学校。当时，日本国在东京办“甲午海战战利品展览”，李凤梧视为炎黄子孙的奇耻大辱。遂立志为国家的自强而奋斗，不久，参加了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李凤梧同大批留日学生一起回国，从事革命活动。次年，与丁训初、齐芾南等在烟台创办《渤海日报》，担任主笔。同时，他常去谢鸿涛等人创办的“东牟公学”授课。这一报一校，成为当时烟台革命党人的会聚之所。
在辛亥年烟台独立举义中，李凤梧带队从毓璜顶直取海防营，再攻道台署。又在清兵自济南来援之际，奉命率民军一部，赴黄县一带还击。他以智勇双全战功卓著，被誉为烟台革命军“八大金刚”之一。
1912年（民国元年），成立登州军政府，李凤梧出任财政司长。后改任驻坊子特派员，负责胶东各地革命力量的联络。袁世凯窃取总统后，山东都督府以“从逆”罪悬赏捉拿李凤梧。他几经周折，始得脱险去大连秘密活动。袁世凯死后，李凤梧仍不肯同北洋军阀合作，专从事慈善事业，主持烟台广仁堂多年。
1922年（民国11年），烟台益文中学的大批爱国学生遭到校方开除，流落街头无所依。李凤梧立即发起成立先志中学，将这批学生全部收留。此后先志中学又以教学成绩优异而闻名。
李凤梧晚年始终与老一辈民主革命志士保持着联系。“九一八”事变后，他全力支持爱国活动。曾为被捕的爱国青年出面辩护，力促县警察局释放在押的所谓共产党嫌疑分子8人。
李凤梧为革命公而忘私，在经费困难时，总是慷慨解囊，曾不惜出售祖上遗产以解燃眉之急。然而抱病归田后，却贫苦不堪，1937年（民国26年）因病故世，享年62岁。
于洪起（1877～1940） 字范亭，连家庄乡清河口人，自幼随父游学北京，26岁入京师大学堂。毕业时，取得举人资格，到山东提学使司学务公所任职，兼山东高等学堂和山东优级师范教习。他常用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启示学生，受到广泛赞颂。不久，因与陈予等人倡议组织“五路保矿会”（反对清政府出卖胶济铁路沿线矿藏），而被迫离职南下粤西，任教于农林学堂。
辛亥革命前夕，于洪起应山东巡抚孙宝琦之请，回鲁担任省咨议局秘书。他利用合法地位，配合同盟会徐镜心、丁惟汾、谢鸿涛等人在济南的革命活动，为山东的宣布独立做出了贡献。初建民国时，他被推举为临时议会议员，后当选国会众议员。
于洪起由于不与北洋军阀合作，1913年遭袁世凯通缉。1923年曹锟以五千元一票的手段贿选总统时，他愤然撕毁选票，并约一部分国民党议员离京去上海，以示决绝。不久，回家乡创办“霞光小学”，后应李凤梧之邀。出任烟台先志中学校长，在校仍坚持革命活动，发展了许多国民党员。
1928年，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成立时，于洪起出任省府秘书长，对振兴实业多有建树，曾撰文批驳“中国资源贫乏论”。1931年始，担任国民党中央监察院委员，为清除腐败现象不遗余力。
于洪起穿着朴素，待人谦逊。每次回故里总是在村外下“苫子”，然后徒步进村。除按辈份长幼待人以礼外，一般从次日起对邻里走访一遍，深知乡间民情。
“七·七”事变后，于洪起随国民党中央政府迁重庆，曾多次弹劾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始终赞同国共两党合作，坚信抗日必胜。
1940年冬，因高血压猝发而逝世。一个月后，国民中央政府发出褒扬令，肯定了他的革命功勋。栖霞县在清河口村举行了有国共两党和各界人士参加的追悼会，对于洪起的功德作了高度评价。
栾钟尧（1878～1929） 栾钟尧，字星壑，臧家庄镇西栾家村人。7岁丧父，与母亲肖氏相依为命，生活十分艰难。但他天资聪敏，勤奋好学，被塾师牟绩卿誉为“门下第一小才子”。不久，成为清末秀才。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前后，栾钟尧得官费留学日本东京政法大学。翌年8月，经徐镜心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山东籍留日学生中较早的同盟会员之一。回国后，栾钟尧先在青岛组织《晨钟》杂志推销处（出版于东京），继而奔走于京、津和关东各地进行秘密反清宣传活动。
1911年武昌起义后，栾钟尧积极策应。他主张先在烟台发起脱离清政府的独立活动，立即得到同盟会山东分会的支持。同年11月，栾钟尧潜回烟台，以寄星客栈为基地，秘密联络了革命党人及海防营军官等18人为骨干。12日举事之夜，在栾钟尧的带领下，先争取清兵主力——海防营倒戈，后用手帕包苹果充作炸弹，威逼道台署守兵缴了械，于13日凌晨宣布烟台独立。由此，参加烟台首义的18名骨干被誉为“十八豪杰”，栾钟尧名列其前，并有“栾大胆”的绰号。
然而，烟台独立后，栾钟尧等革命党人竟错误推举伪装革命的“舞风”舰舰长王传炯为民军总司令官，并任其主持组织军政府。当意料此举失策时，已是难以挽回。于是，栾钟尧偕王跃东、刘琴堂赴上海请援，得到了沪军都督陈其美的支持，随后，派民军乘舰北上。次年3月，以胡瑛为首的山东军政府在烟台正式成立。栾钟尧出任军政府执法司司长。此间，清兵残部窜往栖霞臧家庄，扬言要对西栾家村实行报复。栾钟尧闻讯，亲率民军予以肃清。
1913年（民国2年），栾钟尧出任邹平县知事，在一年左右时间里，扩充各类学校百余处。他首倡续编《邹平县志》。尤以亲自参加捕灭蝗虫受到绅士民众的普遍赞誉。翌年秋，因袁世凯重申“不得服官本省”的禁令而去职，被贬为一般公务员，远调吉林省。
在吉林，栾钟尧因不与北洋军阀合作，而无法回避清朝遗老遗少的排斥，忿而辞职。曾在京津一带以卖画为生。后不得已将眷属寄居济南，只身南下寻找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同志，受尽缺衣少食之苦，几经辗转无果。
1928年（民国17年），为生活所迫，又去黑龙江省洮南县谋事。路途坎坷，于翌年暴病去世。两年后，得各地志士同仁的捐助，栾钟尧的灵柩才得以运回家乡安葬。途经大连、烟台等地时，各界人士举行了公祭。
栾钟尧长于诗画，尤以指画见长，曾获日本指画研究会一等银牌奖。惜于“文革”期间，其诗集和珍贵的书画皆散失。
林景澍（1878～1926） 字笑佛，号紫竹林，蛇窝泊村人。为栖霞县早期同盟会会员之一，曾因带头剪辫遭清政府追捕，多年流落外乡。
1913年（民国2年），他被栖霞县各界人士推选为同贪官污吏清算公款的10名代表之一。然而，清算未成，却遭迫害。事息后，在本村创办“晋涛小学”，以自有的部分住宅为校舍，并担任校长。
“五·四”运动期间，林景澍被推举为蛇窝泊各界联合会会长。积极组织学生、青年沿大路设卡，查禁日货。他曾去上海出席全国各界联合会代表大会，对《抗日救国决议》投了庄严的赞成票。
1922年（民国11年）夏，林景澍带慰问团赴北平模范监狱慰问被捕学生，并面见段琪瑞，慷慨陈词，盛赞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痛斥卖国者的可恶行径。
1926年（民国15年），林景澍出任河南省信阳道秘书。次年，调任江西宁冈县知事。到任方7日，逢袁文才部闹饷，林景澍前往晓喻，被袁刺死。时年48岁。
刘维和（1885～1962） 字致中，号季可，苏家店乡马蹄夼人。读书5年后，便参加田间劳作。成年后，信仰三民主义，并积极参加民主运动。以在当地带头办学，宣传男子剪发和女子放足而名声渐扬。
曾先后担任过刘珍年部采办处长，栖霞县前导乡乡长，第四区区长，兼区联庄会会长等职。
刘维和在担任乡长时，主持修筑了东店口子间的山路。曾严禁赌博和砍伐树木。无极道失败后，城内官军企图对大韩家村进行烧杀报复，赖刘维和极力劝说而止。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维和坚持抗日救国的立场，曾掩护抗日游击队免遭国民党48支队的袭击，顺利去黄县会师，并支持儿子刘瑞生参加革命活动。因此，遭蔡晋康部关押三个月之久。刘维和出狱后，更坚定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心。1939年冬，出任栖霞县联合办事处主任。1940年，被选为县参议会参议长和北海区参议会副参议长。
刘维和以其地理、人事熟悉的有利条件，为建立栖霞抗日武装和办兵工厂，奔波于老四区各乡村，从物色工匠到收集碎铜废铁无不经其手。
1944年，刘维和积劳成疾，经批准去北京治疗休养。1962年病逝。
崔书景（1897～1967） 字春山，曾化名高山，小庄乡笏山村人。早年就读于私塾。“九·一八”事变前后，在陡崖、集东沟等地教学，为当时颇有影响的进步教员之一。
1934年（民国23年）秋，中共地下党员刘瑞亭（莱阳人）来栖霞县西部活动，两人商定在赵格庄镇开设“增人寿”药房，以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崔书景遂由教书先生改行行医。
1937年4月崔书景参加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不久，他根据莱阳县委的指示，开始组织抗日游击队，至次年4月，一支十余人的抗日武装在横沟村南庙组成。不久，编入“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九大队，崔书景任副大队长，去黄县境同各大队会合。同年秋，改编为二十四大队（八路五支队六十三团前身），崔书景奉蓬黄战区指挥部指示回栖霞组建第六大队，并任大队长。后六大队改编为胶东独立营，崔书景任营长。
崔书景革命意志非常坚定。1940年，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女被日伪军囚于栖霞城监狱，家中尚扔下两个不满10岁的孩子无人照顾，他发誓说：“老婆儿女不足虑，困难再大，决不能动摇我的抗日决心！”
1944年，崔书景因病不得不退出火热的革命斗争生活，被安置到黄县城关休养。晚年，改名崔福田，于本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病逝前写下革命回忆录5万余言。
宫焕文（1889～1970） 原名维新，金山乡百里店村人。18岁父丧，开始主持家业。在多年经营中，取得了种植粮食、花生、栽植果树、植桑养蚕和烧木炭、开粉房、开矿淘金等多种生产经验。然而，他常感到自己的文化知识不足，想到“一个人要做一番事业，唯有读书求知”。于是，在1920年（民国9年），他决然离家到县立师范讲习所读书。2年后，又到山东省立模范蚕业讲习所学习，1924年（民国13年）毕业。
1928年（民国17年），他和同学谢志诚等积极支持县当局创办栖霞县立职业（蚕业）补习学校，并担任6门蚕业课程教师。9年间，为民间培养专业技术人员400余人。
宫焕文有5个子女，除留1个主持家业外，积极支持其余4个先后参加革命工作。长子宫曰健1933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国民党逮捕，判有期徒刑12年。为营救其子，变卖大量土地山岚，几乎倾家荡产。
1941年牙山解放后，宫焕文遂参加革命工作。1942年出任栖东县参议会参议员。1943年，当选为参议长。他积极进行抗日救国和减租减息政策的宣传，协助政府组织生产，发动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等工作。尤在1946年的大生产运动中，宫焕文兼任栖东县救灾委员会副主任，为做好生产救灾工作，他日夜繁忙，不辞劳苦，并自己动手开荒生产，厉行节约，上缴现金2500元。被评为县一等工作（劳动）模范，授予工作模范奖章一枚。1947年春，中共栖东县委和县政府在全县干部大会上，赠给宫焕文一方“一门三英”（宫与其两个儿子）匾，以褒扬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贡献。
1949年后，宫焕文担任栖东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等领导职务。他发挥其熟悉农业擅长，工作深入扎实，长期坚持在县示范农场第一线，指导良种繁育和畜牧业的发展。
1957年，宫焕文被错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处分。但他忍辱负重，依然兢兢业业地为党为人民做其力所能及的工作。不幸于1970年因病去世。
他生前所编写的《爱国生产五字经》、《农训班讲课提纲》等文稿，乃为他立足实业，倾心革命的见证。
林世卿（1898～1929） 蛇窝泊镇荷叶村（原名河崖）农民。曾以纩丝为业。
民国初年，他在莱阳一带打短工、扛长活数年，结交了当地许多破产农民，先是参加“在家里”的帮会组织，后来成为农民军田益三部的骨干。1928年（民国17年），中共莱阳县委书记李伯颜联络各路农民武装，秘密组织胶东抗粮军，林世卿积极拥护。
次年5月24日，田益三率部攻打莱阳城北洋军。激战中，田部被冲散。于是，林世卿决意独立作战，率身边仅有的18人从东门翻越城墙，直取监狱，迅即释放出囚犯800余人。林世卿同刚被解救的田部另一负责人李五风一起，接受了刚出狱的500人参加队伍，然后撤至城东龙门寺一带根据地。
6月19日，林世卿将队伍带到栖霞蛇窝泊，一面收集枪支武装队伍，一面打开古镇都大地主设在蛇窝泊的粮仓以供军需。其队伍身着便衣，每人背上缀一块写有“不害国，不扰民”字样的红布条。受到当地穷苦农民的拥护。
次日上午8时，受古镇都地主雇用的官兵百余人突然包围了农民军驻所——蛇窝泊南阁。因刚成立的队伍中，许多人手无寸铁，当即有40余人遇难，余者逃散。林世卿带部属200余人东去海阳，同田益三旧部会合，继续坚持反官府斗争。1930年，他带警卫2人去海阳发城一酒楼同官局谈判，不幸被害。时年32岁。
潘维善（1898～1983） 苏家店乡前泊子村人。他半生务农，中年参加革命。为栖霞县合作社事业的早期创办人之一。
1940年（民国29年）9月，为打破日本侵略者的经济封锁，发展根据地经济，栖霞县抗日民主政府决定试办合作社。由潘维善担任县内第一个区联社社长。
区联社建立之初。以纺织业为主，生产绷带、布匹、毛巾、袜子等生活用品，供应部队和群众日常需要。后来逐步增添了染布、弹花、烧木炭、孵小鸡等项目，扩大了生产规模。房屋不敷应用，他毅然把磨坊安在自己的家里，不取分文房租；喂牲口、推磨等零星活计亦从不向社里要报酬。1944年，社里资金短缺，他卖掉自家的2亩地，把钱交给社里扩大经营。
1946年，区联社迁驻赵格庄，改称赵格庄区联社。已经发展为包括翻砂、医药等在内的十几个生产项目，并拥有可观的固定资产。新来的工人不懂技术，他总是亲自传、帮、带，使其熟练而后止。
1947年，国民党军进犯栖霞期间，曾砸毁和抢走了该联社的大批工具、设施和物资，使生产几乎无法进行。潘维善得知后顿时昏倒在地。苏醒后，他气愤地对同志们说：“反动派能够毁掉合作社，却万不能毁掉我们办合作社的心！”面对困难，他豪无畏惧，一方面压缩项目，精简人员，另方面扩大购销，增加收入。只经过一年左右的努力奋斗，便使联社起死回生，既还清了债务，又让社员分得了红利，发展了生产。
1949年，合作社转向以供销为主。7月，逢台风致灾严重，潘维善当机立断，亲自组织和带领部分职工分赴各地购进了大批菜种、粮食和耕畜，及时支援生产救灾。同时，他还通过收购蝎子、黄芹等土特产品，使群众增加了收入。得到县政府的表扬。
1952年，潘维善被调到县联社，先后担任生产资料门市部经理等职务，为合作社事业兢兢业业，奋斗到花甲之年。
退休后，他在村子里依旧发挥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1983年5月，85岁时因病去世。
董文田（1902～1935） 亦名王纲、李世风。栖霞城人，后迁松山乡朱元沟村。民国初年，随父去烟台读书，于烟台益文中学毕业，升学北平汇文高中。后考入河南省中山大学，转燕京大学社会系。系栖霞县较早接受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之一。在“五·四”运动期间，他返回栖霞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时年17岁。
1931年（民国20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中共燕京大学支部书记。“九·一八”事变后，为北平学生南下请愿团的领导者之一。他不顾个人安危，走向社会讲演，博得广泛拥护。1933年初，在保定车站被捕，判刑8年。1935年，因患肺病未获准医治，故于汉口市军人监狱，年仅33岁。
吴胜令（1904～1985） 丈夫家姓郭，人们尊称她“郭大娘”。她原是吴家泊村一个贫农家的孩子，16岁时父母双亡，同弟妹依本家婶子生活。一年后，被嫁给孙家洼一个扛长工的男人，一连生下4双儿女，日子更难维持，她被迫沿街讨饭，或到地主家做杂活糊口。
1941年（民国30年）7月，吴胜令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由她在孙家洼建立起秘密联络站，负责栖霞、莱阳、招远一线的情报传递工作。由于十几年的讨饭生涯，吴胜令对方圆数十里路途、村庄和大街小巷了如指掌。为了工作需要，她经常把几个孩子丢在家里，外出送情报。
有一次，吴胜令将情报藏进菜篮子里，直送栾家店，途经八家府村南，发现两个伪军跟踪而来，她急中生智，抬脚走进坟地，伏在一丘新坟上哭起来，居然骗过敌人。顺利地把情报送到目的地。
吴胜令还经常摸到观里一带敌人据点贴标语，曾将离岗哨不远的一棵大柳树，四面都贴遍。当敌人风闻她在小观村隐蔽时，立即出动大队人马围捕，还是被她装着去村边摘菜的富家婆子脱险离去。1943年秋，八路武装于岗山对日伪军进行伏击战中，吴胜令亲临战地抢救伤员。不幸被一颗子弹打中了腿部，鲜血直淌，她不顾个人安危，背着伤员跑出3里多路，直至转移到安全地带。她也同时被送进卫生所里治疗。
抗日战争中，吴胜令的大儿子在前线牺牲了，二儿子负伤成为一等残废，丈夫于1941年去世，这一切不幸和困难丝毫没有动摇她的革命意志。
新中国建立后，吴胜令响应党的号召，带领20户农民率先成立了九区第一处初级社，头一年便增产二成。
吴胜令早在1940年便担任县抗日民主政府参议员。建国后，又多次当选为党代会、人代会代表。曾根据县委部署，以花甲之年，临各地作报告20余场次，用她亲身经历，满怀深情地向广大干部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1985年8月，吴胜令病故于蓬莱县东关村，终年81岁。
孙奎五（1907～1947） 原籍城东小流口村。年青时闯过关东，后来寄居于城区的一间场园屋里。孤身一人，靠打短工、修鞋维持生活。
1939年（民国28年）初，他经董仲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遂成为栖霞县青年抗敌救国团领导的秘密情报员之一。1942年，受胶东敌工部的指示，组成了以孙奎五为组长的栖霞城秘密情报组。他以修理皮鞋为掩护，设摊于城东顶日军据点附近的一棵大树底下，指挥略懂日语的郭洪才打入敌据点内部，从日本人的言谈行动中获得情报，然后送达河口、宫后等接头地点。不久，他又同翻译官周某等做成暗中买卖武器交易，将敌据点弹药库内的大批子弹伪装成垃圾运至秘密地点，再转送各海区指挥部。
1944年秋，孙奎五察觉敌人有向北行动的迹象，便迅速送出情报，北海独立团获悉后，当即在公山一线伏击敌人，毙伤日伪军80余人。
一次，日伪军抢拉牲畜百余头，圈于东顶据点附近。孙奎五估计到敌人将要逃窜，便于当夜指挥郭洪才把牲口圈棚门打开，使牲口跑光，致敌阴谋破产。
栖霞日伪军逃离后，孙奎五始公开进行革命活动，积极发动青壮年参军、支前。土改复查时，他担任村农会主席，勇于站在前列同封建地主开展斗争。但他从不先得和多得胜利果实。
1947年8月，国民党军进犯栖霞城时，孙奎五被地主分子勾结还乡团抓走。敌人先把他吊起来用棍子打，再用子弹头撬其肋骨，以至在他腰部绑上棉花，倒上火油点火烧。尽管敌人把酷刑用遍，也没有从他口里得到任何一点秘密的东西。最后敌人将失去知觉的孙奎五用抬筐抬到城西大河，朝他头顶砸下了致命的镢头，惨遭杀害。
牟铁铮（1909～1986） 原名瑛，字少英，栖霞镇马耳　村人。幼年就读私塾，后赖岳父资助，毕业于县立中学师范班。
抗日战争爆发前，先后在艾山汤村和后撞村任教。“七·七”事变后，牟铁铮受爱国心的驱使，毅然投入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历任“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栖霞县第五区区长、栖霞县第二行署主任和县长等职。是艾崮山区抗日根据地创建人之一。
1939年（民国28年），在初建青年抗日先锋队时，许多群众还不相信这支没有枪的青年队伍能有什么作为。然而，牟铁铮带领20多名队员，西起于西店、东店，东至郝家楼一带，进行串访、贴标语、吸收积极分子和打击日伪组织等活动，使抗日根据地逐渐扩大，“青年抗日先锋队”很快在群众中产生了深刻影响。
牟铁铮参加革命后，因斗争环境的影响，常路过家门而不入。县城日伪军曾悬赏千元捉拿牟铁铮，将他的妻子林氏残害致死，又将其女儿牟冬梅抓去严刑拷打。敌人的惨无人道更加激发了牟铁铮抗日救国意志。
1944年12月，栖霞城光复后，牟铁铮带县政府机关进驻县城，在群众大会上，宣布了侵略者在栖霞土地上的彻底失败。
1946年以后，牟铁铮上调北海行署，不久去陕西省。先后在陕南区党委、陕南公学、汉中市委、陕西省委、西北设计院等地担任领导职务。因工作成绩显著，于1962年光荣出席了党中央召集的七千人大会。
“文化大革命”期间，牟铁铮频遭迫害，身体致残。夫妻两人的工资被停发，子女被“下放”异地。但他始终相信党、相信错误终会被正确所代替。在经济极度困难时，仍嘱咐回家探望他的儿子说：“在经济问题上千万不要假公济私，我宁可不吃饭也绝不让你们沾公家一分钱的便宜！”
晚年，他退居二线，任西北设计院顾问，仍孜孜不倦地为党作了大量的工作。生前曾以“老了吗？不老”为题，写诗抒发老骥伏枥的决心。其诗作同书法，均博得广泛称誉。
李选俊（1909～1983） 原名升三，杨础乡杨础村人。童年就读于釜甑小学和烟台养正、育才两校。21岁时入法人创办的“东方诊所”学习西医两年，便回乡开药铺挂牌行医，在实践中医术不断提高，渐成为当地颇有名声的“坐堂先生”。
1944年，一度被选为村长。然而，他志在治病救人，不久即辞去这一职务，参加了所在区医药社工作。1948年，调至县立医院，从事临床医疗工作。1949年，县内黑热病大流行，李选俊带领抢救组，深入重点病区大柳家、蛇窝泊一带巡回诊疗半年之久，控制了黑热病蔓延流行，以优异成绩受到胶东行署的表扬。自1951年起，担任内科主治医师，并先后4次到省、地医院进修学习，医术更加精良。无论在服务态度和医疗质量方面，均为患者所称道。
李选俊在门诊服务，每天接待患者数十人，诊治工作一丝不苟，从不因忙乱而应付了事。无论干部群众和大人小孩均一视同仁，宁可自己晚下班，也不让等待诊治的患者失望。
1953年，李选俊担任栖霞县医药联合会西医组组长。业余之暇，撰写过一些临床诊治经验文章。
1955年以后，李选俊以社会关系复杂经常受到审查。但他坚信“救死扶伤，医德所在”，始终不渝地把全副精力放在本职工作上。甚至在自己因病休息期间，仍不辞劳苦为登门求医者服务。1962年始，任栖霞县医学会理事长，从事医疗学术研究活动。1983年因病去世，终年74岁。
韩及宇（1910～1981） 字公鼎，苏家店乡大韩家村人。现代经济学家。幼年，在本村读私塾。1925年，入北平弘达中学读书。1927年（民国16年），考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1934年毕业后去日本，先在东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日语，8个月后考取东京商科大学研究部研究生，学货币论、经济学等。曾写出《日本五种专卖的考察报告》。
1937年回国，先后在梧州高中、合江国立女中任教。1940年，在江津县白沙镇国立编译馆工作，编成《货币银行名词集》。
1942～1945年，韩及宇在四川大学经济系任教授期间，曾发表《限制中心问题》论文，分析货币与物价关系，戳穿国民党政府限价政策的虚伪性。又发表《义务劳动与中国经济》，反对陈果夫的义务劳动法，即在征兵征粮之外，加于人民头上繁重的义务劳动徭役。1947年，受聘于云南大学经济系，讲授财政学、经济学。1948年秋，他在《观察报》发表《二征苛虐，亟应废改》文章，旨在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为继续内战的征兵征粮暴政。后又写成《论金元券与银元券》、《元代灭亡的原因》等论文，无不切中时弊。
1954年，韩及宇写成《资本论中的辩证法》。1959年编成《中国历代史简编》。1978年，为云南大学经济系撰写教材《外国经济学派系及其学说中心》、《从丝绸之路谈阿富汗、伊朗问题》、《中国国债研究》、《中国财政小史》等著述。
韩及宇毕生治学严谨，融革命性和科学性于一炉。逝世后，他的名字被收录入甘肃省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家大辞典》。
梁鸿云（1911～1937） 原籍观里镇大山口村。4岁那年，父亲梁德才携全家迁栖霞城定居，经营一处颇有名气的“梁家馆”小饭店。梁鸿云自幼沉默寡言，却勤于读书和劳动。13岁时便能讲述《精忠岳武穆传》里的许多故事。有人问他长大干什么？他总是回答：“做岳飞那样的英雄好汉！”
梁鸿云在县立职业学校修业后，考入北平宏大中学深造。毕业时恰逢“九·一八”事变，遂放弃升学夙愿，毅然投笔从戎。1930年（民国19年）考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32年，被选送到中央航空学校学习。193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官。1936年空军扩编，他被提升为空军第五大队第二十四驱逐中队中尉副队长。他经常对下属说：“如果我们不能百发百中，就有可能被敌机击落”。因此，他训练部属一向严格，全队投弹命中率最高。
1937年8月4日，梁鸿云所在大队奉命从南昌飞扬州。当时，机场系临时开辟，几十个人挤在就近一座破庙里，但在梁鸿云等骨干的影响下，情绪昂扬，求战心切。
14日3时45分，梁鸿云等18架驱逐机奉命从扬州起飞，追歼沿长江东窜之日本“出云”号旗舰。飞至吴淞上空时，终于发现了隐蔽在白龙港的一艘敌舰。长机首先对目标发起攻击，但未命中。此刻，梁鸿云的2402号机迅即向敌舰俯冲，直到距水面千米左右才按动了机关，炸弹命中舰尾，敌舰顿时淹没在波涛中。
9时许，空军副总指挥毛邦初飞抵扬州，亲自向首战击沉日巡洋舰的梁鸿云等18名勇士祝贺。梁鸿云借机再次请战，遂获准于下午重飞上海市上空巡逻。3时许，长江口阴云密布，梁鸿云不得不采取低空飞行，不料遭到隐蔽于云层之上敌机的偷袭，他在腹部连中5弹的情况下，坚持驾机降落到上海市区的虹桥机场。5时20分，经宝隆医院抢救无效，以身殉国，时年26岁。不久，国民政府决定：授予梁鸿云“空中英雄”称号，并发给家属抚恤金1.8万元。济南、烟台、栖霞三地分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在栖霞城开追悼会之时，烈士遗像两侧挂满来自各战区、各团体的　联。其中之一是：“奋攀天，揽九天日月；誓师死，保祖国河山”。横批“壮志凌云”。
李子民（1912～1986） 原名李新洛，寨里乡北洛汤村人。早在1931年（民国20年）9月经中共地下党员孙洪章介绍加入共产党组织。并在本村设立秘密交通站。同年12月，北洛汤党支部成立，李子民担任了第一任支部书记。
1937年12月24日，驻寨里镇的乡校武装到北洛汤村催税抓人。李子民联络李干洛等人，一举夺取了来人的武器，并迅速组织青壮年七八十人，持30多支土枪，以应付报复。后来通过谈判，迫使对方作出不再索取猪肉税和壮丁捐的许诺。
次年4月，李子民接受党的指示，带十余名青年去黄县石良镇参加三联军，他被分配在司令部侦察队当侦察员，仅一年时间里，便以敢于“闯虎穴”、“插尖刀”闻名全队，提升为队长。年底，奉命回栖霞担任县委军事部部长，并着手组织县委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
1939年9月，隶属于蓬黄战区指挥部的“第七大队”成立，李子民兼大队长。当时，生活条件异常艰苦，队员们久久没穿上军服，后来托人去烟台买布，却买了一批黑布回来，致队员上下一身黑，于是有“黑虎队”之称。在李子民指挥下，“黑虎队”曾神出鬼没地抓获了臧家庄和寨里等地的“维持会长”予以处决，又兵分多路，于一夜之间抓获亭口镇西部十余个村庄的伪村长，并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打击了日伪军地方势力，鼓舞了群众抗日斗志，李子民同“黑虎队”受到了指挥部的嘉奖。
1941年春，李子民离开黑虎队，带新建的第四连随八路军开赴牙山前线，担任栖东县大队副大队长。他以四连仅有的40人为基础，逐渐扩充为拥有3个连队的大队和12个区中队。并为主力部队先后输送了300余名战士。
1943年，李子民去抗大学习，结业后担任栖东独立营副营长。在他的指挥下，独立营先后参加了拔除松山据点，炸毁寨里警察所碉堡等战斗。日寇投降后，李子民以抗大一队队长身份，受命带一批军政干部进军东北，在第四野战军一二六师先后担任营、团两级指挥员；解放战争结束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征战半生，战功累累。后因积劳成疾，转山东省机关继续从事武装工作十余年。1986年病故于烟台干休所。时年74岁。
宫尚行（1912～1982） 原名曰健，金山乡百里店人。1932年（民国21年）9月，考入北平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同年参加反帝大同盟。1933年初，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曾任北平市西郊区委军事委员和组织部长、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1933年7月，参加北平市委召开的四区组织部长联席会议，被国民党宪兵逮捕，被判12年徒刑，押送南京陆军监狱执行。后经谢志诚转请国民党中央委员邓家颜保释出狱。之后，仍回清华大学读书，再任该大学党支部书记和北平市团委书记职务。并积极参预领导了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的改组和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1942年，宫尚行赴胶东抗日根据地，任胶东参议会驻会委员和秘书主任，主持参议会的日常工作。抗战胜利后，曾任胶东建国学院自然科学系主任兼胶东建塔委员会秘书长、烟台建碑秘书长等职。1945年，在修建英灵山革命烈士陵园中，宫尚行从设计到施工，既发挥了个人所学专长，又吸取了当地工匠的智慧，顺利完成了这项大规模的陵园工程建设。
建国后，长时间担任青岛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青岛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对青岛市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不幸于1982年病逝。
刘海亭（1914～1982） 生前是路住家村中共党支部书记。年青时，为家庭生活所迫，扛活多年。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村团长、村长等职，在党组织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斗争。194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土改复查中积极带领农民与封建地主阶级开展斗争。1948年任村党支部书记。石佛乡党总支书记。1956年、1957年两次出席山东省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积极分子大会。1963年和1964年又连续出席山东省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
1952年冬，刘海亭以常年互助组为基础，带领农民办起了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他带领社员在搞好农业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林果业和为农业服务的工副业。从1953年起先后栽苹果80余亩，并办起了木工组、油坊、粉坊等。1956年又升为高级社，刘海亭被选为社长。从次年冬季起，就领导社员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斗，全村360亩土地，整治了两遍；同时，修建水利工程10项，水浇地达180多亩。使过去的山岭薄地，改变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粮食亩产由解放初期的75公斤，增加到1975年的739公斤；花生亩产由100公斤增加到300公斤。全村每户平均每年向国家贡献粮食500公斤，花生500公斤。
刘海亭在实际工作中，身教重于言教。平均每年参加农业生产劳动260天以上，群众说：“俺村所有土地上，块块都留下了刘海亭的脚印，他真是农业上的实干家。”1968年春修水塘，刘海亭一连20多天吃在工地，住在工地。他不顾天气寒冷，带头跳进水中清淤，群众不令则行。
刘海亭几十年如一日，心里想着国家、集体和群众，对个人利益则置之度外。1970年前后，公社党委考虑到他的子女多，几次想给他安排两个就业，都被婉言谢绝，而把招工指标让给了残废军人的子女。五保老人于美英双目失明，每当刮风下雨，过年逢节，刘海亭总要登门问寒问暖。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并制定了干部“不吃请、不受贿、不搞特殊”的约法三章，带头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1978年，刘海亭患脑血管病致身体偏瘫，他置个人身体于不顾，依然兢兢业业地坚持工作。1979年秋，特大暴雨山洪暴发，水利工程和人民财产危在旦夕，他拖着病身，拄着拐杖，敲响集合抢险的钟声，组织全村群众奋力抗洪抢险，保护了集体财产。
1981年，刘海亭主动让年青人接替了自己的职务，他以副书记身份当参谋，直至临终。
陈吉道（1916～1948） 寺口镇纸房村人。1940年参加“青抗先”，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联村民兵指导员和兵山区民兵总指挥，经常活动到观里、小庄和招远等地。解放战争时期，曾随子弟兵团去胶县、高密一带参战，战绩显著。
陈吉道打起仗来善于运用自己的优势去对付敌人.1943年，大队日伪军押运弹药、物资途经纸房村，陈吉道带领20余名民兵埋伏在村东　上，朝着敌群放了一“抬杆”炮，击中其中的一个骡驮子，由驮子里的弹药爆炸引起连锁反应，致使敌人惊慌失措乱作一团，拖着数具尸体仓惶逃命。陈吉道因此名扬城乡。
1944年冬，他负责带领一个营的民兵镇守在栖霞城附近的烟青公路两侧，配合主力部队围困县城。12月8日，当五六十名日伪军向古镇都运动时，他先用火力把敌人压在大路两侧，接着亲自带领一个连迂回到敌前锋，终于迫使敌人龟缩回去。
从1940～1947年，他对敌作战共100余次，抓过“舌头”，布过地雷阵，打过游击战。因战绩显著被授予“北海民兵模范”称号。
1948年1月，遭坏人杀害，时年32岁。
郑甦（1918～1941） 女，原名郑国勇，祖籍河北省东光县。民国初，全家人迁居烟台，不久因父过早去世，母亲同4个姐姐靠绣花织网扣维持生计，并省吃俭用供郑甦读书。
“七·七”事变前，郑甦于烟台八中毕业，在福山县谋得小学教师职业。1938年冬，郑甦偕好友陈健、姜茗等4人奔赴黄县，通过中共黄县县委秘书胡毅农介绍，参加了“民动会”。郑甦经过干校短期培训，进步很大，于1939年3月，被派往蓬、黄、栖边界开展游击活动。1940年入党，先后担任栖霞县妇委委员和栖东县妇救会会长。
同郑甦接触过的人，无不赞她平易近人，工作泼辣。在五区活动期间，她常常头戴苇笠，高挽裤脚，同妇女们共同劳动，心心相印，群众亲昵地称她“黑老郑”。她曾多次深入敌据点附近村庄组织“姐妹会”以鼓励敌占区妇女从事力所能及的抗日斗争。她还经常随身携带一个草药布袋，替妇女和孩子们治疗常见病，深得群众拥戴。
郑甦在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中，克服着各种各样的困难。衣服不多，常常是白天洗内衣，晚间洗外衣，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并一直不让家里人知道自己处在出生入死的环境。
然而，正当这位革命女青年大有作为的时候，1941年，不幸被当作“托洛斯基派”错杀于蓬莱之南官山，夭折了她闪光的年华。直到45年后，才得到平反昭雪。
姜茗（1918～1941） 原名姜果，臧家庄镇草格庄人。自幼就读于烟台，为省立第八中学高五级学生。
姜茗在校期间，思想进步并擅长文艺，吹拉弹唱无所不好。先后参加过进步学生发起成立的“大路歌咏队”和戏剧演出活动。“一二·九”运动后，在同班同学林江、李辰的影响下，成为烟台八中最早的“民先”队员之一。1936年（民国25年）4月，由林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秋，为抗议日军侵占绥远，他在校组织“大路歌咏队”，揭露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宣传抗日救国主张。1937年临近暑假时，姜茗又与同学李辰等于毓璜顶西租赁一处有3间平房的独院，作为与校外同志的秘密联络点，进行地下革命活动。
“七·七”事变后，姜茗参加市委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救亡文艺团体，到处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歌曲，歌咏活动进一步唤起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国民党当局强令解散歌咏队，他们又改变斗争策略，以排演《苏三起解》为名，继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1937年12月，“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宣告成立。消息传来，许多进步青年、学生遵照党的“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踊跃奔赴胶东特委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此时，姜茗积极为他们引荐、联络并安排食宿，姜茗的老家—栖霞草格庄成了一个地下联络站。
1938年，烟台沦陷，姜茗已成为汉奸和日本特务注目的人物，但捕抓未成。次年5月，姜茗服从组织分配，调到三军先后任政治处宣传队长和政治部宣传科长。同年，调胶东区党委任青年宣传部部长等职。
1940年，姜茗奉命来栖霞开辟牙山根据地。4月，被选为栖霞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他对贯彻执行党的指示坚定不移，为开展抗日斗争和发展根据地生产不遗余力。是年“九·一八”纪念日，他亲自招待慰问参与联欢的抗属。11月，为宣传引导农民重视抗灾除害和选种积肥，举办了大规模“农品展览会”请有经验的农民和当地士绅名流担任评判员，并以政府名义向评选出来的先进单位和个人颁发奖品。次年春，面对敌人扫荡带来的困难局面，成立了春耕委员会，姜茗兼委员会主任，曾拟定出推进生产的八项措施。诸如创办合作事业、低利贷款、打井灌溉、选换良种、防灾除虫和大力办学等工作。《大众报》为此作了专题报道。
1941年10月，姜茗奉命去鲁南学习，临行的头一天，正逢他的爱人要生孩子，他服从组织决定准时去鲁南报到。不幸在一次反扫荡中同敌人遭遇，因寡不敌众，战至弹尽而被捕。11月被杀害于烟台，年仅23岁。
栾志香（1916～1976） 女，小庄乡上马家村人。10岁时母亲病故，跟祖父、父亲共3口人靠着一亩半地过日子。17岁时同路家沟青年王守堂结婚，仍然贫困不堪。
1939年（民国28年），抗日烽火燃烧到栖霞艾山一带，她说：“国门不保，咱山沟里的日子也难得安宁呀！”不仅动员丈夫参了军，自己也积极参加抗日工作。次年经马水如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栾志香入党后，革命工作热情更高，不论组织妇女识字班，还是排演文艺节目，都非常活跃。敌人扫荡前，她动员全村群众“空舍清野”；敌人撤退后她又组织参军、拥军。曾先后担任过村妇救会长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等职务。建国后，是县内农村第一位女党支部书记。她以一贯任劳任怨和公而忘私的精神，领导全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20年。
栾志香虽个子矮、体质弱，但在当了干部后，始终坚持参加生产劳动，不论整地、挖沟、取粪、推车，样样都干，样样会干。在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她用自家的粮食和丈夫的残废金扶助村里的困难户，并设法帮助困难户发展家庭副业，渡过灾荒。
公社号召支援库区建设，她同支委们一商量，立即派出最好的瓦工相助。
50年代，为了维护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她曾同投机倒把不法分子进行过尖锐的斗争。为此，作家蓝澄曾以栾志香为原型，创作了话剧《丰收之后》，后来话剧又改编为电影发行全国，轰动一时。
栾志香后来又成了模范人物，但她仍然和战争年代一样，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次，栾志香家里客人满座，应接不暇，却有一青年妇女进门哭闹着要求离婚。对此，栾志香既不厌烦，也不批评，而是详细询问前因后果，耐心进行说服开导，直到这个女青年眉开眼笑告辞为止。
栾志香先后被评选为模范党员、县党代会代表、人代会代表。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黑典型”，受到无辜的打击。1976年，在粉碎“四人帮”前夕忧郁而故。
曹聚魁（1917～1939） 栖霞城南坊村人。在县立中学读书期间，因酷爱鲁迅先生的著作而得过“夫子”的绰号。
“七·七”事变发生后，刚毕业的曹聚魁便同董仲刚、王经波等密友常常在一起议论国事，相约做一个有抱负的青年，把所学知识献给救亡事业。
1938年（民国27年）春，爱国心切的曹聚魁一度参加辛诚-国民党栖霞地方武装的第五纵队宣传队。后见内部不和，又自行脱离。11月，他在大解家村遇见地下民先队员林绍汉，经其介绍，很快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军。
1939年2月间，中共北海地委宣传部长林克礼来栖霞开展抗日工作，经上艾口村孙振华等人介绍，来到曹聚魁的家里，两人促膝谈心，论及革命道理，商讨救国大事，双方表示了志同道合的情感。
同年4月，栖霞县青年抗敌救国团在县城三官庙正式成立，曹聚魁被推选为干事长。当时，为团结抗日，并争取救国团的合法地位，曹聚魁和林克礼为代表，多次同国民党县长綦燕郊谈判，但綦一直支吾其辞，不予备案。
为广泛宣传抗日，曹聚魁创办了《号角》周刊报，在全县点燃了抗日之火，参加救国团的人数越来越多，抗日气氛陡然高涨。
7月7日，救国团在县立中学召开“抗日两周年纪念大会”，曹聚魁首先登台演说，他引唐人杜牧“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诗句，来抨击那些不抗日、又不准别人抗日的当权者。并指出：“当此民族危亡之秋，凡有血性的青年岂能醉生梦死”。
会后，获悉县当局要抓人的情报，曹聚魁当机立断，迁救国团团部至西乡。将3000余名救国团成员组成小分队，以文艺演出、开纪念周会、慰问伤兵员等多种形式，活动在全县各地。由于救国团及曹聚魁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因此他们也成了敌人的通缉对象。
1939年8月30日，曹聚魁在亭口镇下门楼村附近被蔡晋康部的巡逻兵逮捕，从他身上搜出一些印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各党各派各军精诚团结一致对外”等口号的传单，硬逼他交待共产党和八路军身份。于10月1日夜晚，被押至亭口村杀害，年仅23岁。
1940年5月4日，抗日民主政府于大蔡家村召开“追悼曹聚魁烈士大会”，号召全县青年发扬光荣传统，把抗日救国斗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为缅怀革命烈士，1945年，政府决定将城南坊村命名为“聚魁村”。曹聚魁的名字与栖霞历史永存。
牟子敬（1917～1984） 原名李文生，寨里乡丰粟村人。1936年（民国25年）于烟台志孚中学毕业后，升入北平志诚中学。
“七·七”事变后不久，牟子敬回到家乡联络失学青年和同学，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曾试图组织锄奸队未果。1938年2月，他因擅长文艺表演，参加了在蓬莱组建的抗日救国军三军二路宣传队。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栖霞县委成立时，牟子敬任组织委员。1941～1947年底，牟子敬曾先后任栖霞和栖东县委书记。
1945年1月，牟子敬率栖霞县委机关，首次进入解放后的栖霞城办公。此时此刻，他不免怀念已经倒下的战友，遂倡议在雀儿崖等4处地点修建革命烈士纪念碑（塔），并亲自为烈士碑题词，其一是：“违真理岂能久长，且看敌投今何在？救人民拼去头颅，巍峨烈士碑犹存！”
1948年以后，牟子敬离开栖霞去外地工作，为党继续做出可贵的贡献。1984年9月病逝于徐州。
马水如（1920～1942） 原名马旭光，字野汉。小庄乡下马家村人。1937年（民国26年），入文登乡师读书，接受马列主义教育，是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马水如回乡之初，在上马家村以教书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于艾山前一带发展党员20余名，并建立交通联络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必须从家翻过艾山，去蓬莱县境找党组织汇报请示工作。而且每次都是天黑动身，天亮前到达。
1939年以后，马水如同栖霞县委建立了联系，担任民动会视导员，分管西部地区工作。1940年底，马水如被调往山东分局党校学习，毕业后留北海地委宣传部工作。
1942年6月，马水如受地委指示，带领地、县级工作队深入蛇窝泊区院头窑一带开展减租减息工作。常常是晚上进村子，白天上山头，其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是年12月初，他们一行8人按计划到初家疃（今属海阳）组织反扫荡，因有叛徒告密，遭国民党保安队包围，数人被捕。马水如受到敌人千方百计地折磨。不久，将他们转到了国民党莱阳二区队的手中。在12月中旬的一天清晨，刽子手将马水如同他的3名战友（史志勤、孙松斋、马洪恩）一起活埋了。受害时马水如年仅22岁。
阎永彩（1920～1942） 女，出生在苏家店乡曲家沟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1940年（民国29年）前后，该村驻有八路军医院。阎永彩在同伤员和医护人员的接触中受到革命思想影响，不久便自愿加入抗日行列。先在织袜厂当工人，后被调到抗日民主政府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2年春的一天清晨，她在十二区东店村部署反“扫荡”时，遭日伪军袭击，在向南山突围中被捕。敌人把阎永彩送到栖霞城据点，企图用软硬兼施的手段，从她嘴里得到机密，面对敌人严刑拷打或甜言蜜语，阎永彩总是守口如瓶。问她家住哪里，她则回答：“我以四海为家，老百姓都是我的亲人！”敌人恼羞成怒，把阎永彩的衣服剥光绑在木柱上，放出狼狗撕咬蹂躏，使她不时地失去知觉。阎永彩宁死不屈，敌人无可奈何，最后凶狠地向她颈部连砍数刀。阎永彩壮烈牺牲时，年仅22岁。
柳运良（1920～1948） 臧家庄东寨村人。1943年参加八路军，历任侦察员、警卫员和班长、排长等职。
1946年6月的高密战斗中，他是爆破队的一员，当他抱着炸药包进入敌阵地前沿时，敌人见他孤身一人，企图围过来捕捉。柳运良点燃导火索，举起炸药包，在吓得敌人四散逃避的瞬间，他乘机炸毁了敌人碉堡。
1948年4月，攻克淮县城时，突击连遭到敌方暗堡群的阻击，柳运良指挥全排6次爆破，6次获胜。在爆破最后一个火力点时，由于爆破手伤亡过大，前进遇到了困难，柳运良便亲自抱起炸药包，迅速逼近目标。不料导火索被雨水浸湿失灵，此刻他毅然用手榴弹引发了炸药，以个人生命与敌堡同归于尽，为战役的胜利铺平道路。
战后，解放军九纵队领导机关给他追记一等功，并授予军级“爆破英雄”称号。
史春英（1924～1946） 女，官道乡杨树泊村人。1943年参加革命，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日本侵略者投降前夕，在县各救会工作。1945年10月9日被派往东北。
行前，史春英正准备结婚，接到调令后，毅然对未婚夫说：“先治国，后安家，这是革命的需要。”相约推迟了婚期。去东北后她先在辽宁省庄河县太平岭区组织群众开展反奸、清算斗争，后到仙人洞区担任妇救会主任，以与群众同甘苦倍受称赞。1946年11月，史春英同另外3名同志被敌包围于二道河，在英勇抵抗中左背负重伤被捕。被俘后，面对敌人的诱降和严刑折磨，她至死不渝，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年仅22岁。
史春英牺牲后，当地人民政府为她召开了隆重追悼会，立了纪念碑，并将其遗物和光辉事迹陈列于哈尔滨市展览馆。
刘超（1926～1974） 亦名刘之纲，出生在松山乡虎龙口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8岁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胶东北海区独立团担任通讯员、侦察员、班长等职务。1945年在攻克平度城战斗中，他两次完成爆破任务，被授予团“战斗模范”称号。1946年4月，他奉调去东北战场，在辽东军区十二师的三十五团、三十四团中，先后担任排长、参谋、副连长、政治指导员等职。参加过大小战斗200余次，其中5次负伤。三年间3次立大功。
大瓦山战斗中，刘超带两个班打退敌1个整连的进攻。辽沈战役期间，他又率1个机枪排配合步兵1个连，击溃敌人1个营的进攻，获得了“全国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并作为“塔山英雄团”的代表之一，在北京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先后获得东北民主联军勇敢奖章1枚，东北人民解放军模范奖章1枚，辽东省荣誉奖章3枚。
入关南下时，他身患肺结核，并有胃溃疡等多种疾病，但他始终坚持同部队一同前进。无论是在留守处领导全营从事生产，还是赴军区训练团学习，他一如既往，处处为人表率，再立大功3次，小功2次。
1953年刘超转业回地方工作，先后到寨里、杨础供销社任党支部书记。他把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廉洁奉公的品德带到了新的岗位。1974年，刘超患癌症去世。留给妻子和儿女的唯一财富是永远闪光的5枚奖章。
范万章（1927～1952） 出生在栖霞城北十里铺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8岁起，依靠父母亲的节衣缩食得以读书6年，14岁退学务农。他曾瞒着双亲，私自外出找过八路军，因年岁太小未能如愿，只好报名加入“青抗先”，或站岗放哨，或反霸支前。18岁那年，终于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194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范万章参军后，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屡建战功。在一次阻击战中，他带领全班战友3次打退敌人两个排的进攻，毙敌10余名，圆满完成任务，战后被提升为副排长。
1949年6月，范万章被选送到第四航空学校学习。面对复杂的机械，深感自己的文化水平不敷应用，于是百倍努力，靠苦钻苦学度过训练关。1950年9月，他被分配到空军三师七团任战斗机驾驶员。不久，便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分别于1951年12月2日和1952年1月6日、11日，先后3次出战，共击落敌机5架，击伤敌机1架。首创以少胜多的空战战例，被记特等功。
1952年8月8日，范万章在完成战斗任务架机返航途中，与4架敌机相遇，他机智勇敢当即击落其中1架，在激战中，自己的战斗机也中弹起火，壮烈牺牲。
为表彰烈士的功勋，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授予范万章二级战斗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发给他奖章1枚。其英名和事迹被录于《辞海》，并永久陈列在沈阳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杨德本（1926～1947） 松山乡杨家（今并入龙村）村人，由于家境贫寒，3岁被寄养到姑母家，5岁后又跟随姑母沿街乞讨。15岁时，双亲相继去世，杨德本因生活所迫到本村富农、伪村长杨开江的饭馆做活，倍受折磨。
1942年秋，八路军地下联络员杨寿春，把16岁的杨德本带到艾雷区中队入伍。区长马洪义看他还是个孩子，不愿收留他，经过杨德本一顿哭泣哀求，便同意把他留下来当通讯员。
杨德本入伍后，凡事抢着干，有信抢着送，风里来雨里去，不辞劳苦。1943年冬，以夜间单独完成远距离送信任务荣立三等功。1944年，被分配到栖霞县独立营，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6年，杨德本腿部负伤，成了二等残废，复员回到杨家村。不久，被选为村团长、党支部书记。他紧紧依靠上级党委和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发动全村40余户农民诉苦反霸，很快把祸害一方的杨开江斗得威风扫地。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杨德本把全村26名自卫团员组织在一起，开展劳武结合大练兵。
1947年8月，国民党军队进犯栖霞，时有200人占据汉桥等村庄。杨德本奉命带侦察组活跃在烟青公路上，或化装侦察，或采用麻雀战袭击，使敌人惶惶不安。8月17日，杨德本抓获1名国民党通讯兵，获悉汉桥之敌将于次日缩回栖霞城的消息，他一面向指挥部报告，一面制定下打埋伏的方案。18日，当敌人路过松山街时，杨德本一声令下，地雷和手榴弹齐声爆炸，毙敌7名，伤敌11名，其余大股敌人仓惶逃命。仅半个月内，杨德本率领的民兵小组共打死打伤敌人23名，活捉敌10名，并截获还乡团家属四五十人，夺回被抢走的牲畜100余头，营救出1名被捕干部。为此，指挥部给杨德本记一、二等功各一次，授予杨家村团部以“模范村团部”称号。
9月，杨德本被任命为县爆炸队队长，配合北海独立营尾随北窜之敌机动作战。一次，在福山东厅附近同大股敌人遭遇，经过一场激战，他带头冲入敌阵与敌人展开白刃战，不幸牺牲。之后，北海地区指挥部为杨德本追记特等功，并授予“北海民兵英雄”称号。杨家村亦由北海行署命名为“德本村”。
牟洪云（1931～1985） 女，唐家泊镇东三叫村人，童时，读书6年。下学后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研究饲养桑蚕。1956年，她在东三叫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了一组青年妇女，为蚕业改良所进行桑蚕育种，研究桑蚕饲养技术，当年达到养80公分蚁量产种26公斤的好成绩。在运送蚕种时，为了不使蚕种受到颠簸影响质量，她组织并参与人力运输，受到莱阳行政公署蚕种改良所的赞扬和现金奖励。1957年，经蚕种改良所推荐去招远县山前农业社传授饲养桑蚕技术。在她的精心指导下，以12张蚕种平均每张产茧27.2公斤的成绩，创该县当时最高纪录。招远县人民政府授予她县劳模称号，并给予了物质奖励。
1958年上半年，牟洪云组织部分中青年妇女，进行创高产的技术研究，当年每张蚕种平均产茧33.7公斤，比1957年提高6公斤，其中1张蚕种达到42.1公斤的纪录，夺得全县蚕业优胜红旗。是年秋，牟洪云被唐家泊蚕校聘任为教师，她一边教学，一边进行科学试研，打破了中伏与霜降后不能养蚕的惯例，创年养8次和1张蚕种产茧52公斤的全省最高纪录。多次出席县、省劳模会和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以及全国蚕业会议，荣获奖状、奖章、奖旗；并被选为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1年，牟洪云出嫁到连家庄大队，长期担任大队妇女主任，并继续从事养蚕10余年。1985年因病去世。
王墨洪（1937～1984） 赵格庄人，1954年初中毕业后务农。年仅17岁，便挑起了一家8口人的生活重担。自1965年起，先后担任本村团支部书记、大队会计和党支部书记等职。
1972年，王墨洪被调到公社，白手起家建立拖拉机站，时为公社第一个社办企业。他任站长后，既当指挥员、又当工匠，从铲第一锨土到盖起房子，他都亲自参加。之后又学会了拖拉机驾驶与维修方面的技术。并亲自下乡耕地、播种和承担拖拉机维修业务。为了壮大企业，又开设了“油头复新”和“双音排气喇叭制造”等车间，使该站发展成一个颇有名气的厂子。
1979年，王墨洪又来到面临倒闭的社属机械制造厂任厂长。上任后，他很快发现企业亏损的原因，主要是生产率低和产品质量上不去。于是他亲自带领1名技术员，用28天的时间跑了3个省的8个县、两个市，引进了工艺技术，学来了质量考核法。先后和烟台木钟厂、黑龙江林业局签订了供应圆盘锯的合同，又从威海市引进了制造小型平面木工刨床的全套技术。接着他又第一个在社办企业中实行了“干部岗位责任制”和“计件工资制”；建立了三级质量检测网。这三件事扭转了机械制造厂奄奄一息的局面。钳工车间，原来每人每天平均加工30个车闸套件，实行计件后，提高到100～120个套件，而且质量好，销路广，利润成倍增长。经过三年的大胆改革，艰苦治理，终于使这个厂成为全社的第一流企业，连年被评为县的先进单位。
1982年，王墨洪又被调到一个新开发的金矿，任党支部书记兼矿长。他虚心向有经验的副矿长和工程师们学习，并亲自参加探矿、开矿生产。同时把许多经验、体会写进了自己的笔记。
王墨洪一心为公，不谋私利的高尚品质，更为人所称道。当干部20余年，除了应得的报酬外，别无收入，从不占集体的便宜。一次翻修家里房屋，金矿多数领导主张派公车帮他拉砖，遭到他严词拒绝。后来，拖拉机站利用回程放空机会，替王墨洪家捎了一车砖，他知道后，立即让会计按制度规定把运费算清。
1984年6月16日清晨，王墨洪从家里冒雨赶回金矿，指挥矿井排水抢险，直到下午6时30分险情完全排除时，他才最后一个撤出矿井。不幸，在通道口摔倒触电，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晚8时许停止了呼吸。在整理遗体的时候，发现在王墨洪衣袋里装着一张病历诊断书，才知道矿长身患胃溃疡和脚关节严重损伤。
1985年11月26日，栖霞县政府为王墨洪追记三等功，中共栖霞县委同时发出《关于开展向模范共产党员王墨洪同志学习的决定》，称他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和“脚踏实地，勇于开拓”的楷模。
刘权（1911～1985） 字秉钧，蛇窝泊镇窝乐村人。中学毕业后从教8年。因他具有音乐、表演才能，受到所在区政府赏识，令其兼任宣传员数年。1940年秋，刘权由海阳籍同学引荐，去赵保原十二师政工队担任队员。1941年5月，到国民党鲁东视导团举办的党务训练班受训，并加入中国国民党。6月，党务训练班结业后，他以“栖霞县党务工作队”队员身份回家乡活动，被派往杨础日伪据点潜伏，先后发展国民党员10余人。
1942年，调任县党部任组训干事，兼第二区分部书记。10月，改任第三区区长，兼国民党保安三区队队长。其时，三区队的征粮筹款活动，经常受到抗日群众的抵制。刘权刚上任，便亲率三区队到南照一带催粮、抓人。11月23日刘权在东南庄村抓到北海地委干部胡玉闪和另一名八路军战士，当即活活砍死，并叫嚷：“本区长管辖范围内，决不允许共产党人扎下根，抓到一个杀一个，抓到一百杀一百！”自此，刘权在两年零3个月中，先后杀害中共地下工作者、八路军便衣战士以及无辜群众共62人，制造了城南地区的白色恐怖。同时，他还指使其三区队不断袭击八路军地方武装，夺走大批军用、民用物资。
1944年底，刘权被解职。他依靠牟尚斋的关系，去青岛先后谋得科员、文牍之类的职业。
青岛解放前夕，刘权携眷属南逃福州，化名刘世瑞，到公路局铺路班和市立医院做工谋生。1951年11月22日，在福州尚宾路龙山巷44号被捕。刘权被捕后，自知罪大恶极，多次自杀未遂，也曾拒绝坦白，等待处死。后在人民政府改造罪犯政策的感召下，使其有了求生的欲望。特别是监狱方面为他治疗钩虫、脱肛等疾病，使他良心有所发现。他不但如实交待了自己的罪行，还写出一批检举材料。
1955年以后，刘权对自己的罪恶有进一步认识，曾于狱中以漫画形式揭露自己和表示悔改的决心。称道：“以前有人把刘权写作‘刘犬’，我火冒三丈，现在细想起来，还是人家改的对。要做人，就不能去掌为非做歹的权，而只能做有益于人民的犬。”
1960年，刘权被烟台中级人民法院判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来，据其表现改为无期徒刑，再改有期徒刑。1980年刑满释放。回村后，以古稀之年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卒于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