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于战乱之后，注意休养生息，实行移民政策，多次从人口聚密的地区向人烟稀少之地移民，垦荒耕种，发展生产。自1369年（明洪武二年）至明崇祯年间，从山西洪洞县槐树底（移民集结处）、柳树镇、太红村等地，相继迁移来栖霞定居的移民60余姓150余户。其中明洪武年间、明万历年间、明嘉靖年间、明崇祯年间等，向栖霞移民数量较多，致县境人口迅速增多。亦有四川、福建蒲田、湖北公安县、江苏桃花坞等地人，因经商、逃荒、谋生及来栖霞任职做官等，相继在栖霞定居。
清代“迁徙不常”，只在顺治年间及康熙年间，有少量山西移民来栖霞定居。康熙元年及二年，于七抗清起义遭清政府镇压后，清军大肆搜捕“于七党”，株连甚广，被俘者尽行杀戮。怕受株连者，纷纷避祸外逃，县境人口锐减。清至民国期间，每遇灾荒年月，绝无生计者，背井离乡，流落外地。其中以“闯关东”（即到东北黑龙江一带）谋生者为最多。此外，病灾不断，常致大批人口死亡。1821年（清道光元年）秋，“霍乱传染，人多病死”；1913年（民国2年），瘟疫流行甚盛，县境东部患者达80%以上，死者无数；1919年（民国8年），霍乱大流行，约3万人被夺去生命；1931年（民国20年），县境麻疹流行，儿童因此丧生者达5000余人。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肆意残杀无辜百姓，仅“雷山惨案”中，日伪军一次就杀害225人。至抗日战争结束时，全县被日伪军无辜杀害者2500余人。
建国后，为开发建设边疆，1953年10月，县内共有298名女青年赴新疆支援边疆建设。1956年，又有1600余名青年自愿赴黑龙江参加边区建设，并在那里定居。
1959～1961年期间，由于严重经济困难影响，四病（干瘦病、水肿病、小儿营养不良、妇女闭经）严重危害人民健康，人口生育率下降，死亡率上升；另外有一部分生活困难农民，流落到外地谋生，致全县人口暂时减少。1959年比1958年减少人口12462人；1960年比1958年减少人口10327人；1961年比1958年减少人口3700人。1962年后，外流人口渐返回原籍，补偿性生育率上升，县境人口迅速增加。
第一节 特殊变动
明初，于战乱之后，注意休养生息，实行移民政策，多次从人口聚密的地区向人烟稀少之地移民，垦荒耕种，发展生产。自1369年（明洪武二年）至明崇祯年间，从山西洪洞县槐树底（移民集结处）、柳树镇、太红村等地，相继迁移来栖霞定居的移民60余姓150余户。其中明洪武年间、明万历年间、明嘉靖年间、明崇祯年间等，向栖霞移民数量较多，致县境人口迅速增多。亦有四川、福建蒲田、湖北公安县、江苏桃花坞等地人，因经商、逃荒、谋生及来栖霞任职做官等，相继在栖霞定居。
清代“迁徙不常”，只在顺治年间及康熙年间，有少量山西移民来栖霞定居。康熙元年及二年，于七抗清起义遭清政府镇压后，清军大肆搜捕“于七党”，株连甚广，被俘者尽行杀戮。怕受株连者，纷纷避祸外逃，县境人口锐减。清至民国期间，每遇灾荒年月，绝无生计者，背井离乡，流落外地。其中以“闯关东”（即到东北黑龙江一带）谋生者为最多。此外，病灾不断，常致大批人口死亡。1821年（清道光元年）秋，“霍乱传染，人多病死”；1913年（民国2年），瘟疫流行甚盛，县境东部患者达80%以上，死者无数；1919年（民国8年），霍乱大流行，约3万人被夺去生命；1931年（民国20年），县境麻疹流行，儿童因此丧生者达5000余人。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肆意残杀无辜百姓，仅“雷山惨案”中，日伪军一次就杀害225人。至抗日战争结束时，全县被日伪军无辜杀害者2500余人。
建国后，为开发建设边疆，1953年10月，县内共有298名女青年赴新疆支援边疆建设。1956年，又有1600余名青年自愿赴黑龙江参加边区建设，并在那里定居。
1959～1961年期间，由于严重经济困难影响，四病（干瘦病、水肿病、小儿营养不良、妇女闭经）严重危害人民健康，人口生育率下降，死亡率上升；另外有一部分生活困难农民，流落到外地谋生，致全县人口暂时减少。1959年比1958年减少人口12462人；1960年比1958年减少人口10327人；1961年比1958年减少人口3700人。1962年后，外流人口渐返回原籍，补偿性生育率上升，县境人口迅速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