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内栽植林木从前多以自然萌生为主，人工育苗历史并不长。1932年（民国21年），于方山林场附设苗圃育苗42万株，主要树种有杨、刺槐、法桐、合欢、柏等。后因战乱影响，育苗事业日渐衰落。到1940年（民国29年），仅有苗圃25.5亩，出苗6.6万株。次年稍振，增为50亩，育苗28.4万株。1949年，臧家庄苗圃、牙山林场育苗10亩，次年育苗面积扩大到49亩。主要树种是加杨、刺槐、棉槐、黑松和部分果树苗。
1952年始，随着植树造林、“四旁”植树的广泛开展，用苗量日趋增多，树种范围逐年扩大，国营育苗已不能满足需求，集体育苗始兴，并占主导地位。是年，全县育苗269亩，其中群众育苗210亩，多为学生和青年团员在校田、荒滩、荒场所育。1953～1957年，随着农业互助合作化的兴起，林业育苗数量逐年增长，及时满足了林业发展的需要。
1958年，育苗指标盲目扩大，年育苗2.41万亩，为历史育苗最高年份，但苗木质量差，当年出圃用于栽植者甚少，浪费较大。1959～1961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大部分苗圃被改为粮田，育苗趋低潮。
1964年县政府提出林业建设要基地化、林场化、丰产化的要求，全县各公社皆成立林业站，大队成立林业专业队，上有人抓，下有人管，育苗面积大增。形式仍以集体育苗为主，育苗地较为集中。这一时期，用于山区的造林树种有刺槐、棉槐、黑松等；用于“四旁”绿化的树种有白榆、加杨、毛白杨、泡桐等。1973年以后，每年育大苗面积保持在4000亩以上。为保证大苗质量，要求大苗培育地必须是有水浇条件的良田，其密度一般控制在每亩4000株左右。为调动育苗者积极性，县政府对育大苗单位给予适当的化肥和资金扶持，全县每年培育各种大苗在1000万株以上，除自用外，还支援外地部分苗木。自1980年始，育苗重点转向培育速生、优质良种壮苗，如兰考桐、毛白杨、楸、健杨、沙兰杨、I—214杨、69杨、72杨、刺槐等，主要供用材林基地和速生丰产林用苗。全县年育大苗面积占总育苗面积的40%以上。
1982年以后，随着林业“三定”政策的落实，集体育苗和专业户育苗并举。1985年，全县育苗面积为3892亩，其中，集体育苗3138亩，占全县育苗总面积的80.7%；专业户104个，育苗682亩，占17.5%；国营育苗72亩，占1.8%。
第二节 育苗
县内栽植林木从前多以自然萌生为主，人工育苗历史并不长。1932年（民国21年），于方山林场附设苗圃育苗42万株，主要树种有杨、刺槐、法桐、合欢、柏等。后因战乱影响，育苗事业日渐衰落。到1940年（民国29年），仅有苗圃25.5亩，出苗6.6万株。次年稍振，增为50亩，育苗28.4万株。1949年，臧家庄苗圃、牙山林场育苗10亩，次年育苗面积扩大到49亩。主要树种是加杨、刺槐、棉槐、黑松和部分果树苗。
1952年始，随着植树造林、“四旁”植树的广泛开展，用苗量日趋增多，树种范围逐年扩大，国营育苗已不能满足需求，集体育苗始兴，并占主导地位。是年，全县育苗269亩，其中群众育苗210亩，多为学生和青年团员在校田、荒滩、荒场所育。1953～1957年，随着农业互助合作化的兴起，林业育苗数量逐年增长，及时满足了林业发展的需要。
1958年，育苗指标盲目扩大，年育苗2.41万亩，为历史育苗最高年份，但苗木质量差，当年出圃用于栽植者甚少，浪费较大。1959～1961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大部分苗圃被改为粮田，育苗趋低潮。
1964年县政府提出林业建设要基地化、林场化、丰产化的要求，全县各公社皆成立林业站，大队成立林业专业队，上有人抓，下有人管，育苗面积大增。形式仍以集体育苗为主，育苗地较为集中。这一时期，用于山区的造林树种有刺槐、棉槐、黑松等；用于“四旁”绿化的树种有白榆、加杨、毛白杨、泡桐等。1973年以后，每年育大苗面积保持在4000亩以上。为保证大苗质量，要求大苗培育地必须是有水浇条件的良田，其密度一般控制在每亩4000株左右。为调动育苗者积极性，县政府对育大苗单位给予适当的化肥和资金扶持，全县每年培育各种大苗在1000万株以上，除自用外，还支援外地部分苗木。自1980年始，育苗重点转向培育速生、优质良种壮苗，如兰考桐、毛白杨、楸、健杨、沙兰杨、I—214杨、69杨、72杨、刺槐等，主要供用材林基地和速生丰产林用苗。全县年育大苗面积占总育苗面积的40%以上。
1982年以后，随着林业“三定”政策的落实，集体育苗和专业户育苗并举。1985年，全县育苗面积为3892亩，其中，集体育苗3138亩，占全县育苗总面积的80.7%；专业户104个，育苗682亩，占17.5%；国营育苗72亩，占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