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旧志序、跋、副言
明·万历《福山县志》序
周礼设外史掌四方之志，于是列九邱，凡以各聚其有，详内史之未备也。迨后职废而遗事犹存，是故为都会志，为郡邑志。福山虽小，亦寄有民社，不可谓非邑也。而越自建置来，曾未有志，付文献于泯泯无传，讵非阙典与？乙卯冬，延长宋公来宰，下车初，即锐欲修志，而时值荐饥，奉檄赈粥，日拮据不遑也。既而转徙遗黎，悉蒙全活。逾年而岁差稔，乃厉精振刷，百废俱兴，复毅然有崇教维风，微显阐幽之想。遂偏觅故志，得前人手录者一二残编，公余披览，见其阙佚靡伦，且多豕亥鲁鱼之误，因为点检存稿，集庠生数辈，相与捃摭前闻，搜罗往牒，兼询故老，参之见闻所及者，两阅月而纂集成帙，复加 订而汇裁之。虽至于传疑传信，而抑扬去取，不无厘正，于考据之乖，卒未尝为摹规甘寄篱下者等也。殆执辔康衢，和鸾中度，携诸从事夹毂而趋，其我公今日事耶？是志也，诚欲其信今传后，俾当事者寓目而会心焉。按形胜则思据守，览建置则思保障，考贡赋而知军国之惟资，辨物产而知食用之攸藉。又如吏治之臧否与夫士习之淳浇，酌宜于古今，而取征于文献。倘所称典刑之会萃，衡鉴之渊林，志之，裨益殊非浅鲜，而岂斤斤一名物象数，侈饰治之具文已也？梓竣，驰赍示余于宣之宦邸，属以为序。余不佞，方待罪边陲，迄无一长可录，乃徒蒙厚颜而要微禄以为荣，致不获奉教左右，以襄盛举，用操余憾矣！然披对之顷，不能不瞿然有怀焉。夫诸凡纪载，炳烺简册者姑勿论，第即留神往懿，扶数百年濒熄之幽光，既用以阐扬潜德，又借以风厉人心，惠彻古今，功垂不朽。视彼隆施一时者，殆不可同年而语矣，而矧其拯灾救弊，又有大造于福乎？余不佞，曷能为序？然无盐砻鉴，成鉴之美，己之媸若忘焉，因唯唯以弁其首。
万历戊午孟春之吉，奉议大夫直隶河间府同知进士，邑人郭尔池撰。
明·万历《福山县志》跋
万历丁巳，邑侯宋公纂修邑志成，不以余不敏，命叙末简。余弗讳纤才，肆学步于邯郸，因踊跃而置喙。盖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也。史以载事，邑轩轾寓其中，夫志亦有然者。邑建自阜昌间，几四百年于兹矣。其间因革之故，政俗之衡，经权常变之宜，淑慝是非之鉴，兹集成而囊括无余。譬之渊谷，百物毕聚，令人一披阅而邑宛然在目焉。且于振节藻行者，尤必详其颠末。昔司马温公于忠邪曲直，无难显揭其真，此独示劝于扬芳，不言惩而惩自在。虽迹有不同，而垂戒示人之意无两致也。后之观感而兴起者，宁不由于斯集耶？今而后，邑斯幸矣。岂后先显晦之数有固然与！何久湮之故实，一旦而灿然明备若此？公之功讵不伟哉！呜呼，后之思今，犹今之视昔。然则筹画而慎守之，使斯集永存，而昭鉴戒于不坠，又属将来当事者。
万历四十六年，辽东广宁卫儒学教授孙恒跋。
清·康熙《福山县志》序
皇上御极十有二年，允大臣遵谕条奏，下令各省征志付史馆汇修，以昭一统盛典。余莅任福山，春月即奉藩宪檄。时值亢旸，邑小民贫，官绅士庶，方忧旱祈祷，实未遑修举。后天泽沛而秋成有望，遂敦请名绅硕儒公议纂辑。阅月而稿成。窃意志之修非徒以其文也。使徒以文，若古风云月露辞，点缀足观，何裨于国家之治？夫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以存直也，以传信也。如志天星而分野有辨，志沿革而创设可考，志疆域山川而形胜以列，志科贡知登誉髦之选者何代之哲，志职官知著民社之绩者何时之吏，志户口知载王朝之版者几何人，志田赋知急公家之税者几何里，以及忠孝节义有志，则人知激劝；祥瑞灾异有志，则人知修省；物产风俗古迹艺文各有志，则知其地之可采而陈者几何事。彰往昭来，移风善化，志之所关，诚非浅鲜也。余日事簿书，愧无能赞一词，志成得以藉手报命，聊附数言为序。
康熙癸丑岁八月仲秋，赐进士文林郎知福山县，东里罗博题于邑之退思堂。
清·康熙《福山县志》序
古者掌记时事，列邦皆有史册。自封建制废，而郡邑之志始出。志者，言志也。山川户口于是乎书，人物风俗于是乎书，诸如政教、礼乐、兵农、钱谷之类，悉于是乎书。是则一邑之志，即当年一国之史也。今朝廷德教翔洽，车书一统，阁臣览宇图之无外，思简册之宜新，请修一统志，甚盛举也。因而直省郡县各纂旧志。福侯罗公才高班、马，用董厥成首，以笔削属余。余屡谢不敏，而公固强之，因不揣固陋，与邑之诸君子勉强从事焉。余窃谓福虽弹丸小邑，而奇峰峙其南，大海汇其北，加上二水如带，四山环绕，亦海岱一巨观也。其民力田而好义，其士敦诗而说礼，淳淳穆穆，论者以为有三代遗风。自故明迄今，其间以经济酬世，文章华国者，固指不胜屈，亦有骚人墨客，或赋诗赋增答，自放怀于山巅水涯之间。他若忠臣孝子之行，幽人烈妇之谊，天日可白其心，风霜不变其节，尤足令人感泣流连而不能置。使非详而志之，俾山川、人物诸事迹竟与荒烟蔓草同其湮没，岂非当事者一大缺典乎？甚矣哉，志之所关者大也！余用是矢公矢慎，取旧志而详订之，采事实而补葺之，爰集其编有五，总其目凡十有二。其间有考古者，有证今者，有古有而今废者，有昔略而今详者。阅数月其书始成。用是勒之版章，上之彤庭，俾在朝史臣执珥笔而书之曰：某山某水是福之形胜所存也；某寺某院是福之古迹所沿也；纳价若何，陈诗若何，是福之风土所宜也；制度如何，兴祲祥如何，见是福之吏治所关也；膺科名者几何人，列缙绅者几何人，以德行文章传者几何人，以忠孝节烈著者几何人，是又福之人文所系也。上以备圣天子贤相之求，下以备册府职方之考，则福虽微，而一邑山川、户口、人物、风俗以及政教、礼乐、兵农、钱谷诸大端，庶得与一代之史相传于不朽云。是为序。
康熙十二年，岁次癸丑秋九月上浣吉，湖广长沙府清军同知，邑人鹿兆甲撰。
清·康熙《福山县志》序
邑志之宜事于纂修也，同心者积虑多年所矣。辛亥春，曾谋之俨思潘侯而未果。今年纂修通志，乃自阁臣条奏之，部臣议之，皇上允而行之，中外翼翼，诸有司遂莫不以修志为先务。邑侯东里罗公，笃君子也，治民既克追国侨之行政，尤能文章，有著作才。承檄致我二三邑人而命事，余陪其后，虽病不得辞。既受命，愧焉以怯，惕焉以惧，不敢怠，偕同人检邑旧志取裁焉。顾邑建置日浅，志仅寥寥具目，乃为之正其体式，广其条列，网其放失，芟其芜陋，经营几如创始矣。时蒸暑，药饵楮管杂几上，刻晷拮据，每有所作，即正之侯，资其润色。事讫，伏而言曰：治举其大，则细可略；义准其内，则外可概。郡县有志，自班掾发原。盖数周礼外史所掌者，以史乘较外也，细也。近世或修或否，听其官司；或质或艳，因其人士。事不隶于史馆，则其事不必尽典实；书不献于天子，则其书不必尽雅驯也。固已即斟酌至道，思以一代兼数十代，臻于美善，亦自有其史乘在。按图经，考策府，凡夫天以下之物类，古以来之治迹，皆其灿然者，为观为察，为损为益，大者举而治起，内者准而义尽，彼细者、外者，不其徒然矣乎？虽然，事必广于所托乃备，尤必择于所聚乃精。居后之世，征古之法，即如《禹贡》、《周官》，久有牴牾，矧夫地里、河渠，杳无依据。非其所作轻也，圣人之道不可易，圣人之书不可执，其往即日陈，其来有日新也。天下有日新之故，泥陈言而昧变通，固所不宜；天下有日新之故，而乃毕智于史乘之闻见，则信耳者已失之疑，信目者已失之隘。彼夫鸿文繁指，不免拘墟捕影之诮者，岂非少所托则备者不极，寡所聚则精者不出乎？荀子曰：“欲知亿万，则审一二。”夫以郡县之人，志其郡县之地之事之人物，形不异质，标不离本，近则得详，专则得确，知必不侔于遥集者。抑以各郡县之志，载其各郡县之地之事之人物，较然其如列眉焉，敛然其如具体焉，析之可辨区域之风轨，汇之遂穷宇宙之情状，而史乘之所未及，斯及之矣，备矣。而复重之以大君之命，凡事之不典实者不敢滥，文之不雅驯者不敢逞，而经其简核者，一事一议，皆可至于天子之前，而供其采择，则天以下之物类，古以来之政迹得所聚也。从而观之察之，损之益之，宗原应变，曲致其当，所谓入宝肆而取珠玉精者归焉。斯以一代兼数十代之美善，而至道成矣。通志之宜事于纂修也，其实效有如此。阁臣条奏之，部臣议之，皇上允而行之，意甚弘远也，岂如曩代仅以征书侈懿令哉？余小臣，管窥蠡测，弗堪对扬；弇鄙无文，益怯且惧，区区一邑志之规，何足称说焉？然而邑之志因以成书，所载邑之地之事之人物，将缀史馆，侯之司云底绩矣，二三邑人之受命亦云终事矣。独计纂修之役，前者受其劳，后者享其逸。旧志虽仅具目，然不守其目，采于何敷？昔人曰，后起者概毋忽为他人之文，而不原其著作之始。余盖甚难忘夫前者之始为此志者，而惜未传其人也。
康熙十二年，岁次癸丑嘉平月，邑人王骘撰于义圃。
清·康熙《福山县志》跋
癸丑秋，余归自金台，倦于游览，一竹一石，亦分外投洽。方谋扫轨，而邑侯罗公忽轻车盖造门，接谈，方知时值奉檄修志。因命余尾续诸公后。及询所为志，如山川、土田、职官、人物、风俗、文章，已秩然有条，每条为一引，又已强半成章，间有未及，则命余补之，此外无预焉尔。阅月成志。因思《史记》之佳处在疏，《汉书》之不如《史记》处在密，此由其笔力不同也。孔氏杂说，又言司马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此盖谓繁不如简。而修荒史者病墨胎传溢，刑者遗张杜，后世又讥其立言近驳，若是乎著书之难也。昔江淹谓修史莫难于志。岂撰言之难乎？而述事之难也；岂述事之难乎？而平心之难也。故人宜平心著书，又宜平心读书，著书不平心，疏密繁驳与不驳皆无与于道也；读书不平心，不惟无与于道，且无与于疏密繁简驳与不驳也。志虽不获与史并，而从事乎此者之心之宜平则一也。余益矣，余从事诸公后，而知著史、读史皆有道存焉矣。
举人邑人萧文蔚撰
清·康熙《福山县志》副言
谐家自江右徙山左，践土食毛，为福山人者，已十有一世。三世祖即登仕版，传书香，先后递承，横经之余，无他业焉。则福邑之典物文章，分不得谢为身以外事。故邑志之刻意成书也，高曾而下暨祖若父，其黾勉从事于邑之诸有同心间者，几历年辈矣。然而征书之令未奉廷议，野乘之笔敢企国典？义弗该于体制，工难精于剞劂，理势固然。今日者，运际熙隆，恭逢圣主，特允大臣条奏，纂修通志，诚哉，旷举也！侯罗公名儒之裔，学富海山，出其绪余，可追作者。乃遵宪行，委重邑人。至如谐者，资秉谫陋，甘终林莽。顾采及葑菲，俾滥竽二三先达后，亦以弱族世代缪附人门长卿之家，或有遗草耳。因念继序之谊，期扬先德；腐儒之忠，端资文事；既安卑贱，无堪续古；共勤笔墨，庶可酬今，况邑志之纂修尤予高曾祖父之志事也乎？受命以来，殚力汇辑，靡幽不讨，历夏讫冬，遂以卒岁。忘寒暑之在躬，希付托之毕效，且藉以承成我先人也云尔。于是乎识。
康熙十二年，癸丑岁冬十二月朔，邑峆 樵者郭谐识于寅澡堂。
清·乾隆《福山县志》序
福邑自康熙十二年奉文征志付史馆，前邑令东里罗君同邑士大夫纂辑成书，迄于今九十有余载矣。其间星野分区，山川流峙，固皆百世不易，至于户口之繁衍，职官之因革，已月异而岁不同。若夫德业文章之著，孝义节烈之行，科甲联翩之盛，尤津津于人齿颊间，足以光史册而垂竹帛者也。前或欲修而未果，或修之而未成，积累既久，采辑愈难。倘仍因陋就简，一邑之文献无考，居官之责守谓何？余也承乏兹土，倏尔四年，于地方事宜，颇有见闻。惟是簿书碌碌，未遑专心，用是延请耆硕名儒及同邑诸君子，远采博访，虚公纂修。又复广其门类，增为十二卷。是者因之，讹者正之，缺者补之。两阅月间，炳炳烺烺，举九十余年之事务损益，三十一社之人物言行，尽搜罗而编纪之。而余亦以固陋之学，厘定考核，参末议于其间，不任己私，不徇物好，存至公而秉直道，是则余可信于福邑士大夫，邑之士大夫亦可见谅于余者耳。是为序。
乾隆二十八年，岁次癸未。丙辰举人福山县知县 何乐善撰。
清·乾隆《福山县志》序
邑之有志，犹一邑之史也。按《周礼·春官》既设大史、内史，复佐以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固统纪天下国家之事而檃括无遗者也，区区邑志何得与国史絜量？然均此纪事之书，合则史，分则志，合职其要，分必职其详者。垂之简册，考古证今，永为一乡之鉴观；上之庙廊，提纲挈领，即为一朝之信史。邑志实国史之先资，所系岂浅鲜也哉？福志自康熙癸丑以后，迄今将及百年，未经修补。其间时异势殊，盛衰兴废，笔不胜书。若不及今采集，将来愈久愈湮，文献无征，虽欲寻踪觅迹，其道无由。幸遇邑侯何公，莅任四载，凡有关于地方事宜，废者修之，坠者举之，兴利除弊，无不以次就理，尤切切以邑志久缺为今日要务，属余辈同人共订正而续辑之。余屏居多年，自甘守拙，兼以樗栎之材，既老且病，深愧不克胜任。但念一邑公务，又重以邑侯之命，何敢以耄荒诿卸？犹忆雍正乙卯，先大人年逾古稀，承邑侯程公命，同邑中士大夫续修旧志，而人心不古，动思滥入，啧有烦言，遂阁笔而未竟厥绪。越数年，邑侯宋公复延乡先生重行修辑，亦未竣而中止，诚憾事也！尝闻先大人有言，纪载之词，欲其简不欲其繁，昔伊尹、柳下之圣，孟子以“清”、“任”、“和”三字了之，何简切如铁笔也！窃思言期于简，简生于断，断生于识。彼患词多者，坐无识耳。《新唐书》文省而事增，五代史约为一史，欧阳公之识也。福以弹丸地，条例多端，不亚大邑，则简之难哉。且繁则易枉，简则能直。但邑志与国史同亦有异。星野之区分，山川之形胜，方域之广狭，皆有定局，纪事者得失在详略而无枉直，志与史同之。惟志内人物，史例邪正兼收，劝惩显示，不虚美，不饰恶，谓之直笔。以邑人而为邑志，非葭莩之亲，即洽比之邻，虽有美无刺，尚疑其美有未尽，此其与史异者也，则直之难哉。余以老病之躯，学殖久荒，乃掉三寸不律，偕同人谬应邑侯命，兼完先大人未竟之功，虽分之所宜，实才之所绌也。幸前编未废，勉续其后，以备史馆之采择，而是非去取，一惟邑侯折衷。至于易旧为新，裒多益寡，远不敢失之挂漏，近不能失之滥觞，其果能尽乎简与直之道耶？所不敢知也。昔宋人诗云：“谁知鹤发残年叟，犹解蝇头细字书。”披阅者当必冁然笑曰：“绝少史笔，但类钞胥。”后来博雅君子，踵其事以补所未逮，俾成不刊之典，是不佞所厚望也。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初冬之吉，邑人萧劼撰。
清·乾隆《福山县志》叙
今上御极之二十七年，中州何老父台莅吾邑者凡四载矣。公君子人也，以文学饰吏治，整饬废坠，厘然具举，兹复有纂修邑志之役。邑志旧有成书，肇造于康熙癸丑。当时躬操秉笔之任者，实吾曾祖先司徒公。历今且九十年，其间人文蔚起，甲第联翩，爵里姓氏之可指数者，固已照曜人耳目，而穷陬僻壤伟人烈女，往往以奇节著闻。世愈久而老成彫谢，谘访无人，惧泯泯焉。夫前人之节概，端赖后人之表扬。邑虽建置日浅，顾百里内山川之孕毓，风雨之潆会，由汉迄宋，中岂无人士可表见？乃澌灭无闻，旁稽他书，无只字传者，则邑乘所系不綦重哉！余忝在分修，陪诸君子后，虽文词弇鄙，不敢参作者之林，而表扬潜伏必征实，始可传信，断不敢稍涉瞻徇，求米千斛，为乃公作佳传，重负作者意。又福邑建自阜昌，自上蔡碑记沉埋，古迹流传者绝少。独念金源大定以来，莅兹土者应有著作，通都大邑不概见，或散著于断碑荒刹间。乃搜剔无遗，获散文几宝若拱壁。夫酷嗜碑版文字，固文人结习使然，要有关于政典甚巨。今书已告成矣，踵事有增，视前志加详。叙引书记有宜因者不敢废，有审时夺势必宜订正者，亦无容墨守陈编，依然吾先人之志事而已。至不牵浮言，不徇请托，以呶志局，则尤皆吾邑侯主持之力也。余得藉手以无羞陨越，何厚幸与！
乾隆二十七年，岁次壬午，无射之月，邑人王积熙撰于养素堂。
民国《福山县志稿》序
福山自金源立县，距今已七百年。志凡三修，一于明之万历，一于康熙，一于乾隆，嗣是无闻焉。顾万历志久已无存，康熙志虽间有存者，然率多残缺无完本。惟乾隆志，邑中故家尚有藏者，亦寥寥不过数部。嗣是又经百七八十年，搜集而采访之，盖戛戛乎其难矣！光绪十五年，奉旨开会典馆于京师，征求各省志书。越二年，邑令康公乃创修志之举，公举王文敏、牟朵珊、谢南川及余为总纂。四人皆宦京师，邑中亦未正式开局，仅有提调采访诸人，又以绌于经费，诸人皆自尽义务，不支薪，无专责，故前后邮寄京师者殊属无几。幸文敏学文淹博，多方考证，成选举表二卷，宦迹尚未成半数。惟节孝一门，采访者多，故称完备。又二年，文敏入直南书房，日不暇给，朵珊亦出守柳州。又数年，南川亦出守曲靖。比甲午文敏殉难，书多散佚，是本亦多亡失，辗转存县，久已庋置。辛丑，余读礼家居，邑令李公谆嘱继办。余展其稿，惟碑版一门颇完全，其他则毫无依傍，乃复求李公派员采访。李公旋被议去官，余亦出守四川，又复中辍。民国九年，四川王君来令是邦，重申前议，乃复委人采访，然所采访终亦无多。幸孙君虞臣习知邑中掌故，与之竭力搜罗，各门始得略具规模。舍弟宗洵帮同纂辑，乃得告成。然不完不备之处仍不能免，故定名为《福山县志稿》，以待后来者之修正云尔。
岁在重光协洽涂月下浣 于宗潼识。
柳行庄水田记
明·隆庆五年 郭宗皋
我柳行庄有水经其北，甚清流也。水滨之地，则皆斥卤，诸谷不生。水不啻可灌溉百亩，而不得少施其杯勺之功，地之负水，水之不遇，不知其几百年矣！嘉靖戊戌，予为山西副使，驻代州。尝初春出南门，有稻田数十区，土白如雪，极卤之地也。夏月再出，其稻甚茂，予于是知卤地可稻也。甲辰为陕西参政，分守关西，辖宁夏。宁夏人亦往往以卤地艺稻，予于是知卤地之可稻，人以为常，而予见之晚也。庚戌以宣大总督失职，谪戍靖虏，索居无事，颇涉猎平生未读之书，见古人以卤地为水田者数事。韩使郑国说秦开渠，本欲疲秦，渠成，溉舄卤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秦以富强。魏邺令史起引漳水溉民田，民歌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粮！蔡邕惠樊渠歌序云：阳陵县东，其地衍隩，土气辛螫，嘉谷不值，而泾水长流。京兆尹樊君乃立新渠，曩之卤田化为甘壤，农民怡悦，云云。予于是乎知卤地苟可以水耕，智者不弃也，勃然兴念作水田于柳行庄，用水之利变卤之恶，地不易者力增焉，不亦我恒产不足者之一策乎？屡以书教儿辈为之，不果为。隆庆改元，丁卯，予蒙恩释归，方度地料功，而再官诣京。是冬，自南京兵部致仕，还携作水车木工一人，老农一人来。戊辰春，择庄东下地，躬督沟塍之，成水田四十亩。使水车牛輓者一，人輓者二。用王氏农书法，树木栅遏水南溉。初以车輓，后高其栅，水自溢上，不复用车。其年，稻亩仅农斗四五斗，明年亩七八斗，间有逾一石者。今三年亩逾一石者颇多，间有及二石者，二石以官量计之，殆几于亩一钟者矣。水之北，东山之后，多荒地可垦，拟姑致精于四十亩，数年之后，果有可观，次第开拓之。旧县尹金君，池州人，数教我以南方粪田引水耕莳之法，且勉我作石闸，盖其意欲因我以导民也。予志为之益坚，乃作记刻石，见我之为此，非好奇多事，据所见所闻，而为天下古今之所共为耳。求自然之利于不耕之地，人弃我取，而为吾力之所能为耳，冀此业之不隳也。大抵水田者，南方之所以致殷富者也，其利数倍陆田。使柳行庄不卤，则为水田已久矣，不待今日也。王氏农书载傅子之言曰：陆田者，命悬于天，人力虽修，水旱不时，则一年功弃；水田者，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地利可尽，此陆田不如水田一明案也。此我所以费不恤，贫劳不恤，老必为其所欲为，务抵于成，务期其久也。
《瀛环志略》序
清·道光二十八年 鹿泽长
天下有道，守在四彝。王者不勤远略，而德意所涵濡，威灵所震摄，类皆有囊括区夏，甄铸埏垓之势。故《禹贡》纪要荒，《周官》有职方氏之掌，东南置侯，西北置尉。至于王母呈图，鬼方效顺，凡夫乾坤之所开，阴阳之所接，九夷八蛮之国，如在幕庭。盖自羲、轩以迄姬周之盛，鲜不由此。我国家金瓯巩奠，淳风鬯洽，亡有内外，悉主悉臣，幅员之广，超古轶今。其已隶典属，奉正朔，岁时贡献修职而来者，固已骈蹄接踵，摩肩延颈，欢忻奔走，相望于道矣。即至穷发赤裸，燋齿枭 之国，负固匪茹，间亦难驯，而德威所播，帖然就轨。由是海宇镜清，飞艘云集，表里肃清，中外禔福，于铄乎盛哉！洵建中之上仪，混一之隆轨也。中丞徐松盦先生，以渰雅之才，兼文武之略，文章经济，炳烁一时。筮仕以来，遍历海疆。近开府七闽，时天子方有事于柔远，倚先生为长城，畀以东南重任。先生沈毅静镇，又推诚待物，宣扬仁风，恩威并济，远人安之，相与婆娑呕吟，鼓腋而笑。时古大秦所分诸国，悉遣渠酋，航海梯山，翕然麕至。先生抚绥之暇，每咨访其形势，得所谓地球图，并泰西人所绘各国地图，暨东南海岛诸国，山川风土，物产习尚，与夫古今沿革变迁之故，了如指掌。又考订古籍，箸为之说，此《瀛环志略》一书所由作也。且夫四裔之荒，非查客所能周履也，重译之遥，非章亥所能尽履也，六幕之大、四维之广、非局蹐一隅、执管测蠡者所能臆度也。是故传十赍之文，乡不离夫连石，探九梯之穴，国尚限于挹娄，寸睹咫闻，非所以邳张乾枢，邳贯堃纽也。夷考《山海经》所传怪奇，悄恍荒诞而难凭，至穆天子乘八骏马周游八极，而瑶华所载疆索不详。降及逸史方言，权舆于《尔雅》，滥觞于稗海，其书亦往往行于世，而言人人殊，征实则缪。若先生以渊渊著作之材，精心考证，麟麟炳炳，足以补广雅广记所未逮。他日藏之秘府，颁在学官，备轺车之咨采，佐史宬之搜稽，振古饕奇之士，馈饷靡穷，而于国家抚驭之策，控制之方，实有裨益。缉熙帝图，润色鸿业，此物此志也，夫岂第远搜僻壤，博采丛书，侈捃摭之富，夸闻见之奇已哉？泽不敏，曩尝监司浙东，历沿海诸郡邑，近复奉檄来闽，因得从先生之后，勷理通商事务，与泰西诸国人相往来，亦欲有所采择，成一家之言，而才有未逮，靡所取裁。观先生此书，踌躇满志，不翅遗我以测土之圭，授我以缩地之术。孟坚云：博我皇道，宏我汉京，方兹褊矣。昔在成周之世，越裳来贡，周公作指南车以归其使。他日有策日影而至者，即以此书为指南之式也可。谨书其沿起而为之序。
古育犁治所考释
臧宜永 柳宗铎
育犁西汉立县，后汉省，并入牟平。两千年来，宋代以前其治所无文字记载，其后说法不一，概址有四：福山城西北十里处；芝罘区宫家岛村后；乳山县育黎集；文登县境内。我们倾其一，疑其三，理由如下：
（一）文献记载。《寰宇记》载：“育犁汉立县，后汉省，并入牟平，盖在今郡东南一百二十里， 港水侧，以地良沃名邑。”“今郡”系指北宋时期的登州府东牟郡，址今蓬莱县治，非后来牟平境内之东牟县。东牟郡东南一百二十里，在今福山城西北十里处。《齐乘》云：“在宁海州西北八十里。”元时宁海州在今牟平县，距西北八十里，亦在今福山城北十里处。清末《登州杂事》云：“腄、牟平、育犁在今福山。”民国初年《烟台要览》福山沿革载：“汉为腄县、又置牟平、育犁，东汉省，育犁入牟平县。”东汉牟平县治在今福山境内。民国初《山东通志》古迹称：“育犁治所在今福山城西北营子头。”《中国历史地图集》标育犁于今福山城西北十里处。以上六部文献皆记育犁治所在今福山城西北十里处。
（二）它说矛盾。《明一统志》曰，育犁“在宁海州东南一百二十里”，按此方向寻所，该在今文登境内，可文登境内，既无治所，又无古遗址发现，不知本何。清乾隆《福山县志》和民国《福山县志稿》曰：“《齐乘》云在州西北八十里， 港水侧，其地良沃，故名育犁。今宫家岛后旧城，土人呼曰营子，疑即是。”宫家岛今芝罘境内，村后有古墓，且无汉代遗物，此疑无据。《登州府志》谓：“汉既置腄县，不应仅去五里又置育犁县，今福山县无 港水， 港水在今宁海西南，考其地势，此城当在宁海，今之育犁集，即其故址，齐乘误西南为西北耳。”民国《牟平县志》遂其府志曰：“查城阴村距玉林集八里，命名之义，当系指居城后而言，其城南地名碑子，掘地时有古物发现，距城一百二十里，与明一统志道里正合，其为育犁城故址无疑。”二者所指育犁系在今乳山县境，此说矛盾不达理之处有六：其一，“不应仅去五里又置育犁县”，按里设县极不科学，更不是历史事实。汉时县级政权多为封皇戚而置，对政权布局不甚严密，在数里或数十里内置多县事例古今并不罕见。西汉时在掖县以西不足五十里曾设阳乐、当利、阳石、卢乡、平度五县。在今东明、菏泽之间仅二十里内，曾设葭密、句阳、吕都三县，在今广饶不足十里之间，曾设巨定、利县、博昌三县。其二，“今福山无 港水”，此结论武断，且不说古今山川河流名称多变，即是同一条河名称亦不相同。在今福山城后十里处奇章村，尚存一块残碑，名曰“卧龙桥”，此碑虽仅剩下二十五个字，亦有“厥”“水”二字，惜碑大部无下落。其三，《齐乘》明指育犁址在今宁海州西北方向，《登州府志》偏按编者自己的意图校为西南，曲解文献本意，给后世外添误解。其四，民国《牟平县志》称：“掘地时有古物发现”。发现什么古物、什么朝代的，没有说明，令后人糊涂。其五，民国《牟平县志》曰：“与《明一统志》道里正合”，《明一统志》指东南一百二十里，《牟平县志》指在西南一百二十里，方向相去太远，“正合”在哪里呢？其六，断章取意，民国《牟平县志》沿革图标说明“寰宇记谓育犁在 港水侧，在今县境内”。既引同部文献，就应全引，只取所需，怎能自圆其说，《寰宇记》曰：“育犁汉立县，后汉省，并入牟平。”此说至今无人非议。牟平西汉立县，治所在今福山区古现村，后汉时仍在此地。既然如此，假如育犁县在今乳山县育犁集，那么东有昌阳，西有观阳，北有东牟，怎么会隔着他境跳到牟平呢？
（三）新的发现。育犁治所争无定论，址在何处？据史考今，我们认为在今福山区臧家乡奇章村后“营子头”。
营子头是一个丘岗，依山傍水，地势险要，东有养马顶，西有福岚山，北濒黄海，南靠柳子河，是建城池佳地。
1980年福山文物普查时，经长时间实地考察，发现营子头是座古城，虽经两千年风风雨雨，旧城墙隐约可见，仍能勾画出旧城轮廓。墙基石料砌筑，中间土质坚固，间有碎石砖瓦陶片等物，似逐层夯实。城南北长约500米，东西宽约300米，城内遗物丰富，汉砖、汉瓦、陶片到处可见，酷似战后残城。据该村群众说，1966年整地时，曾在这里挖出大量汉币，其中一次达百余斤，还有铜镜、铜鼎、陶盆、陶碗、陶坛等，蛤皮、木炭灰也多处出现。从遗物看，汉时有人在此集居。城东300米处有条沟，群众至今称“遛马沟”，相传是古代官方遛马训马的地方。城东南一里许，有个村庄名为廒上，“廒”指仓房。秦汉魏时，官府在今河南敖山上置谷仓，名敖仓，其后沿称为敖，又作敖。据考，古代在此设过粮仓，即以“敖”字名村，说明育敖仓居设于此地。城北营子头下，今一片沙滩，三里处便是黄海。从凿井时的地质结构看，地表至30米岩石无土层，全是海沙。建国后，据记录，每年海退陆延3米左右，积沙成陆至今达100多米，按此推算，汉时的海边当在营子头下，东西有山环包，两山之间是个天然良港。《寰宇记》载：“在 港水侧”，我们疑其“港”系海港，非指河水而言， 港即在于此。城南一里处，自西向东有柳子河（上段谓响水河），长13公里，宽30至40米，流域面积46平方公里。沿河土地肥沃，俗称“粮囤子”。两岸村庄稠密，人口集居，自古以来就是人们生产栖息的好地方。至今在福山境内，以育犁命名的商店、饭馆、学校、工厂繁多，亦证明“育犁”在福山人们心中的历史影响。
综上所述，从文献记载，到新的发现，我们认为奇章村后营子头即古育犁治所。
福山县人民政府布告
民字第四号
为调整业佃关系，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地权及佃权起见，省政府早已颁布了“山东省土地租佃条例”。福城解放后，本府又重新翻印公布在案，迄今将近一月，颇为人民拥护，并已有按照条例规定，实行减租交租者，实为执行法令模范。但亦有个别地区，暗中造谣威胁，无故抽地，或利诱迷惑群众，进行明减暗不减等。似此违法行为，应即纠正。今特根据本地情况，再作如下补充决定：
一、自福城解放之日起，公私荒地（带有银两在内）开垦后10年不负担，10年不纳租。
二、自卅二年到今年解放时止，已开垦之荒地（不论是生荒、熟荒、山荒、泊荒）一般根据习惯办法五年不负担，五年不纳租。如开垦已交过租者，应即停交，并应再延长其不交租年限（须超过五年），以补损失。如开垦之地已被地主抽回而发生争议时，应根据双方情形，在加强团结照顾双方利益的原则下，由农会调解，调解不成时，由政府仲裁之。
三、减租前多年的欠租，如确系无力交纳者可免交，今春麦租如已交纳半数以上者应免交其欠数（交齐者不得追回），如一粒未交，而实无力交纳者，可以减交或免交。福城附近今秋苞米歉收，因此种苞米者照二五减租后，可再减交四分之一，其他如种高粱豆子谷子地瓜等，须一律照二五减租，并须适当照顾三七五原则。
四、交租粮色，可仍按照习惯办法，以业佃双方自愿为原则，但小麦最多不得超过四分之一。
以上各项仰即遵照执行为要！
此布
县长 林纯之
副县长 柴满山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廿二日
烟台市黄务公社东珠岩大队
福山县兜余公社东陌堂大队
关于调整河滩树岚插花地协议书
烟台市黄务公社东珠岩大队与福山县兜余公社东陌堂大队，在外夹河南崖有几段河滩树岚相互插花。由于历史遗留的边界不清楚，双方历年割树拾草一直有争执。1977年因伙办沙场、割树、拾草引起两大队之间的纠纷。为认真地彻底地解决问题，由市、县革委组成调查组，于1977年12月1日至4日全面地、历史地调查了双方河滩树岚坐落和面积。1979年3月7日，由市、县、两个大队所在的公社，两个大队党支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着顾全大局，加强团结，向前看的原则，从长远利益出发，照顾双方发展林木，开发资源，保持水土，经过充分协商，双方一致同意，达成如下协议：
双方同意调整河滩树岚插花地，以小并大，连片成方，重新划清四至边界。
具体调法，东珠岩东段树岚玖亩，西南小方树岚叁亩，共计壹拾贰亩，均与东陌堂大片树岚插花，全部划归东陌堂大队所有。东陌堂靠东珠岩大片东侧树岚柒亩，划归东珠岩大队所有，尚差伍亩，由东陌堂从东珠岩大片西侧，以原界官道为起点向西割伍亩树岚给东珠岩大队。调整后，东珠岩大队树岚连成一大片。东珠岩树岚东界，以原始石桩为中心，顺5行腊条的东边1行向北到双权刺槐树取一直线为中心线，石桩向南取一直线，双方各让出1米为东界线，由东陌堂埋石桩做标。东珠岩树岚西界，以国家架设的电线杆为标，北端以双电线杆中为中心向南和双电线杆南第2棵电线杆连一直线，双方各让出1米为西界线，由东珠岩埋石桩做标。南界由东陌堂植双行榆树并以埋石桩为中心。东段形成刀把。沿河边汽车路废除，北界均至河心。东、西、南界双方均以石桩为中心。其中东、西双方均不得在界线两米内植树。
双方同意，原地片上一切附属物均随调整归属。自1979年3月7日起，按新界管理，双方均不得动他方草木。
双方同意，自1979年3月7日起，恢复东陌堂沙场向北岸直通烟台的道路，东珠岩自愿提供方便，不设卡、不拦车、不以此索取钱物。
本协议书一式陆分，报烟台市革委、福山县革委、黄务公社革委、兜余公社革委备案，东珠岩大队、东陌堂大队各存档1份。
本协议书，自1979年3月7日正式生效。同时，废除双方各保存的有关插花地段历史契约。
附件一、调整前两大队河滩树岚插花示意图；
附件二、调整后两大队河滩树岚示意图。
协议双方 烟台市黄务公社东珠岩大队管委会（盖章）
大队负责人孙盛瑶（盖章）
福山县兜余公社东陌堂大队管委会（盖章）
大队负责人唐与山（盖章）
监证机关 烟台市黄务公社革命委员会（盖章）
福山县兜余公社革命委员会（盖章）
领导机关 烟台市革命委员会（盖章）
福山县革命委员会（盖章）
1979年3月7日
福山革命烈士纪念碑序文
回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喜看今朝红旗舞东风。
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是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推翻了帝、封、官三座大山，于1949年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回忆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上，革命先辈经历过多少艰苦卓绝的斗争，有多少先烈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政府，采取消极抵抗政策，助长了日军的凶焰，在短时间里，我华北大好河山沦于敌手。1938年春天，日本侵略军侵占福山，李树森、陈昱等国民党反动官吏，不是席卷而逃，就是屈膝投敌。一时里，福山境内狼烟四起，乌云滚滚，广大劳动人民遭受着空前的灾难。我福山县党组织遵照毛主席关于“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光辉指示，在中共胶东特委的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大批农民、学生走出田庄课堂，参军参战，奔赴抗日救国的战场。抗日的烽火在福山熊熊燃起。
在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里，我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积极发展民兵，建立人民武装，配合八路军反扫荡，反摩擦，痛击敌伪顽。1945年春，又配合部队胜利地进行了芝阳山战斗，重创日伪军。经过八年的英勇奋战，赶走了日本侵略军，解放了福山大地。
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1946年6月，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反革命内战，向我解放区大举进犯。中共福山县委遵照毛主席关于“人民得到的权力，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的指示，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蒋保田运动。广大青壮年争先恐后参加解放军、担架队到前线去杀敌立功。后方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和复查等革命斗争，一手拿枪，一手分田，加紧生产，支援前线。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运动如火如荼，卓有成效。
1947年春，国民党军在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变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是年秋天，国民党军和还乡团侵占了烟福。他们大肆进行阶级报复，屠杀人民，制造了诸如杜家崖子等许多反革命杀人事件。在残酷的阶级大搏斗面前，全县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同国民党军和还乡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广大民兵、武工队和人民群众紧密配合部队进行了塔顶、太平顶等多次战斗，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1948年秋，我军第二次解放了福山全境。
在革命战争年月里，我英雄的福山儿女，经历了严酷的斗争和考验。不论在日军疯狂扫荡面前，也不论在国民党军、还乡团的大屠杀面前，不畏强暴，不避艰险，不怕牺牲，坚持斗争。许多共产党员、革命战士在战场上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在敌人的法庭上大义凛然，义正词严；在敌人的刑场上昂首挺胸，视死如归，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英雄气概和高尚品质。有无数优秀儿女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牺牲了生命，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一曲曲可歌可颂的壮丽诗篇。
毛主席深刻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来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进行和发扬革命先烈的革命精神，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不断革命，永远前进。
饮水思念打井人，福来不忘先烈志。“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伟大的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
1973年11月
烟台市福山区党史资料征集研究 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关于征集党史、地方志资料的通知
遵照上级的指示，我区成立了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负责领导主持我区地方党史和《福山区志》的编修工作。《中共福山地方党史》和《福山区志》，将较翔实、全面地记载我区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及其革命活动的光辉历程和从1840年到1985年一百四十余年来我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教育、自然、地理等各方面的情况。它将总结我党的历史经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了解、研究我区历史和现状的全面情况，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可靠的依据，为当代和后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乡土教材，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等，均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要完成党史、区志的编写任务，首先要有大量的史实、准确的资料。为此，特发此具体通知，敬请党、政、军、民、工、商、学各界同志热情撰写文章，提供资料。大体内容，简述如下：
一、党的文献资料：
1．我党的历史文件、报告、会议记录、档案、布告、表册、报刊、回忆录、讲演稿、公私函电、革命文物及有关当时人的诗文、笔记、日记、手稿、书信、照片等；2．我区各地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情况，包括建党时间、地点、经过、主要成员；3．各革命时期，我区党组织领导人民开展政治、经济、武装斗争及斗争的时间、地点、经过和结果；4．各革命时期各级党团组织和群众团体创办的报刊和各种革命资料；5．各革命时期的革命烈士、战斗英雄、先进模范人物的生平事迹和有关实物资料；6．县委早期的活动情况；7．有关重大事件，如岗嵛、杜家崖子等事件发生的背景、时间、地点、经过和结果的资料。
二、福山人民革命斗争史料：
1．历史上我区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史实；2．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斗争史实。以上资料，包括耳闻目睹的事件、当时的兵备、设防、重大军事、政治活动情况；当时地图、照片、图表、钱币、铭文、墓志等有纪念与参考价值的文物。
三、福山的社会状况：
自1840年以来，表明福山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的历史资料。如对本区有重大影响的工、商、农户的文书、帐簿、合同、契约、店规、厂规、章程、广告、厂史、族谱、宗谱、家谱；表明当时政治现状的历代福山地方政府（县、区、乡）的文书、档案、年鉴、公报、法令等各种政务资料。
四、福山的自然状况：
包括地形、地貌、山脉、水系、气候、物产、矿藏等资料。
五、福山的文教卫生状况：
1．解放前的教育情况，包括各类学校的分布、就学人数、教育活动、科举情况；2．文化艺术团体、民间娱乐、民间艺术等；3．医药卫生情况；4．体育事业情况等。
六、福山的历史遗迹：
主要是福山城池（包括牟子国古城）、寺观、庙坛、古建筑、名人墓地等的照片、图画和古文化遗址情况及民国以前修的《福山县志》等。
七、福山的古今名人：
包括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作家、教授、华侨等有重大影响的正面人物，阻碍历史发展的重要反面人物的简历和生前活动情况。
八、福山的历史沿革：
包括各个时期的疆域、面积、行政区划、人口、民族等资料及有关福山的历史传说、民间传说、谚语、民谣、风俗人情等。
九、福山宗教信仰的有关资料。
凡经采用的文稿、文物等资料，均酌情给予表扬和物质奖励。有关具体征集事宜，请与党史征委会和史志办公室联系。地址：区政府大院内。
一九八四年七月
烟台市福山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地方志工作的决议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二日通过）
烟台市福山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福山区史志办公室副主任臧宜永同志受区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我区地方志工作情况的汇报》。
会议认为，编纂地方志，是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文化传统，具有“教育、资政、存史”的重要功用。所编的地方志，有利于“两个文明”建设，有利于各级领导全面、系统地认识区情、乡（镇）情和村情，对于鉴往知来、发挥当地经济文化优势，开发新的资源等方面，有着现实和历史意义。近五年来，我区地方志工作在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经过地方志工作者的积极努力，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了在一九八七年以前按期完成区志的编纂任务，必须切实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区、乡（镇）人民政府要充分重视这项浩繁的文化建设工程，把它提到应有位置，纳入议事日程，及时研究和解决他们工作中的实际困难。要加强编志机构和编志队伍的组织建设，充实必需的工作人员，并注意编志班子的稳定和业务素质。要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持这项工作。全区地方志工作者，要发扬成绩，锐意进取，克服困难，开拓前进，为搞好我区地方志工作做出新的贡献。
修志始末
本次修志是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进行的。随着全国修志之盛举，于1981年春，中共福山县委批准了档案馆《关于编修新的福山县志的建议》，由李永顺、孙兴玉牵头，成立县委编史修志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臧宜永、史泽田分任主任、副主任，由各单位抽调办事人员8名。编志班子建立后，即拟定了《福山县志资料调查类目》，开展资料征集工作。为了扩大宣传，县委批转了县志编写领导小组《关于编写福山县志的宣传提纲》，分发全县各机关、厂企、学校和农村。通过信函与曾在福山工作过的100多名老干部取得联系。这些老同志为我们提供颇有价值的资料20余万字，约请王历波同志编写回忆录10余万字，同时查阅和采访了大量报刊和档案资料、口碑资料。在此基础上，编写县志资料24份，约20余万字。因编志机构不常设，人员均为临时借调或兼职，1983年下半年以后，人员逐步被撤回，所剩无几，编志工作濒临夭折。是年末，机构改革之后，原来的领导小组已不适应工作需要，又建立了“福山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根据上级“机构要常设，人员要稳定”的指示，史志办公室正式列编，定为常设机构。1985年柳宗铎任主任，臧宜永任副主任。
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对编志工作极为重视，区人大常委会曾作了《关于加强地方志工作的决议》。各有关部门也积极支持和协助，调集人力，加强领导，解决了编辑力量和资金不足、办公用房拥挤等困难。区政府先后两次召开全区地方志工作会议，发动区直各部门、乡镇政府编写行业志、乡镇志，向区志办公室提供资料。还批准印发了《关于编写福山区志的若干规定》和《福山区地方志工作规划纲要和1984年下半年至1985年工作要点》等文件。为了明确责任，保证质量，加快进度，于1985年5月份由编委会公布了编审人员名单，从而保证了编志工作按计划、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在编志过程中，因资料缺乏，困难较大，征集资料所占用的时间较长，特别历史资料奇缺，四部旧志除民国志稿外，其余三部区内均已无存。我们以全国《地方志目录》为线索，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搜集。明万历志请上海图书馆代为复印；清康熙志，前两卷抄自南京地理研究所，后十卷为北京大学吕遵谔教授从北京图书馆拍制胶卷寄来；清乾隆志借山东省图书馆藏本复印。民国期间的资料绝大部分毁于战火。我们先后去北京、天津、河北、四川、黑龙江、青岛、济南、上海、南京、福建、湖北等省、市和在本地采访老干部及知情者300余人，写采访笔录500余万字。查阅国家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省图书馆、山东省公安厅、青岛市档案馆和公安局、沈阳图书馆、大连图书馆、烟台市档案馆、烟台市图书馆、中共烟台市委宣传部、芝罘区档案馆、掖县档案馆、蓬莱县档案馆、福山区档案馆、福山区图书馆等单位档案资料2000余卷（册），抄写和复制有使用价值的资料3000余万字。各行业志、乡镇志办公室为我们提供资料600余万字。
在征集资料的基础上，1985年下半年拟定篇目，后经三次修改。次年，经过一个阶段的试写之后，下半年正式进行编纂。至1987年国庆节前，以1年零3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区志初稿的编纂工作。在省、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和区委、区政府支持下，于1987年12月9日至11日召开了志稿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省志办公室编纂处处长王福航、烟台市副市长姜德华、市人大副主任王书臣、市机关党委书记赵连寨、市志办公室副主任慕香有、市志办公室县志指导科科长张振宝、副科长尚庆元、潍坊市寒亭区史志办公室副主编谭家正，以及威海市和本市各县、市、区史志办公室主任与主编，区委、区人大、区政府的领导到会予以支持。会议对志稿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评议，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提出了中肯而有指导性的意见，对进一步修改志稿，提高志书质量起了关键性作用。会后，我们又将志稿有针对性地分送有关部门及知情人审阅核实，承担修改任务的共200余人。根据各方面提出的意见，自1988年5月开始修改篇目，补充资料，统一文风，完善体例。1989年11月完成了送审稿任务。根据区委、区政府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审改意见，我们对志稿进行了修订，又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查。经过进一步修订后，省、市编委会认为《福山区志》质量较好，符合出版要求，准予付梓，我们于1990年4月20日将志稿交付齐鲁书社排印。在修订志稿过程中，《福山区志》顾问吕遵谔教授、史学通编审、林白鹏教授都为审改志稿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艰辛劳动。
在区志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支持。省内外史志界来人亲临指导20余人次；根据全国地方志协会副会长董一博在潍坊市县志稿研讨会上提出“加强横向联系，互相交流经验”的建议，福山区史志办与潍坊市寒亭区史志办建立合作关系，该区史志办的同志，通过各种方式对我们进行了极大的帮助；省档案馆于仲秋科长将个人保存的《山东省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一套23册惠赠福山史志办；福山籍北京大学吕遵谔教授慷慨解囊，自费给予复制了康熙《福山县志》；王历波同志在常年患病的情况下，为我们编写了《福山党组织的建立到全县解放期间我党活动情况》的革命回忆录；解放军某部政委张少华，为了支持福山修志工作，在本人工作繁忙的情况下，于北京召开19人参加的座谈会，将太平顶、留公、山后等战斗情况搞得一清二楚，写成书面材料，并印制成册寄来。以上这些同志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而颇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为开好志稿评议会，福山区塑料五厂、福山散热器厂、烟台包装装潢厂、烟台锁材厂、烟台通用机械厂、烟台味精厂、福山镇工业办公室、烟台第二酿酒厂、东陌堂村民委员会、绍瑞口村民委员会等单位，在经济上提供了资助。对以上单位和同志谨表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本志虽已成书，但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学者、修志同行及读者批评指教。
1990年4月20日
福山区志
顾 问 吕遵谔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史学通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审
林白鹏 山东大学经济系教授
主 审 梁益诚
副主审 邵世江
主 编 柳宗铎 臧宜永
副主编 孙治吾 林治楠
福山区（县）编志机构人员名单
福山县志编写领导小组
（1981年2月）
组 长 李永顺
副组长 孙兴玉 孙其良 邹积铎
成 员 张树模 卢继禹 王永兴 张树艺 朱相文 高祖彬 潘绍峰 安殿恕 臧宜永
福山区史志编纂委员会
（1984年5月）
主 任 李永顺
副主任 于宝珠 史润田 杨杰臣
委 员 梁益诚 苏家超 纪树森 邵世江 秦玉宏 孙元明 朱相文 高云礼 郭新铎
邹宝琦 潘玉松 于庆龙
福山区史志编纂委员会
（1985年4月调整）
主 任 初展葵
副主任 于宝珠 杨杰臣 林惠安
委 员 梁益诚 纪树森 苏家超 萧承乐 邵世江 秦玉宏 孙元明 朱相文 高云礼
王心君 隋善智 陈宝人 邹宝琦 于庆龙 臧宜永
福山区史志编纂委员会
（1987年9月调整）
主 任 王殿文
副主任 史润田 王德福 王连成 纪树森 梁益诚 邵世江 苏家超
委 员 孙树科 萧承乐 李桂湖 王士平 王其耀 张汝海 初立勤 高云礼 张绪麟
展瑞花 徐永礼 隋善智 王维江 林 健 李学诚 柳宗铎 臧宜永
福山区史志编纂委员会
（1990年4月）
主 任 李贤书
副主任 史润田 冯永林 王志友 纪树森 苏家超 梁益诚 邵世江 柳宗铎
委 员 史纪明 萧承乐 傅维霖 张泽和 杜维平 李成章 王其耀 李延忱 王维江
徐永礼 栾世光 王允敏 高云礼 初立勤 宋宝成 于庆山 郭守成 萧敬昱
裴祝苓 李学成 展瑞花 林道传 陈可利 吴承斌 董永乐 王振昌 于香龙
臧宜永
《福山区志》初稿编审人员
主 审 梁益诚
副主审 邵世江
主 编 柳宗铎 臧宜永
副主编 吕鸣奇
编 辑 徐嘉涛 赵大杰 赵文杰
特约编辑 孙治吾 胡克礼 胡东光 安兵心 吕维达 张会欣 吴江浦 王健
《福山区志》送审稿编审人员
主 审 梁益诚
副主审 邵世江
主 编 柳宗铎 臧宜永
副主编 孙治吾
编 辑 徐嘉涛 赵大杰 胡克礼 吕鸣奇
《福山区志》修订稿编审人员
主 审 梁益诚
副主审 邵世江
主 编 柳宗铎 臧宜永
副主编 孙治吾 林治楠
编 辑 徐嘉涛 赵大杰 胡克礼
绘 图 庄树森 董智家
摄 影 王元书 王强 朱相文
福山区史志办公室
主 任 柳宗铎
副主任 臧宜永 林治楠
工作人员 徐嘉涛 赵大杰 彭淑兰 邰旭明 张建民
扉页题字 董一博
责任编辑 赵捷 于春香
封面设计 郭瑾
福山区志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史志编纂委员会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华光Ⅳ型激光照排系统排版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装订
787×1092毫米16开本 42.5印张 9插页 956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4000
ISBN 7—5333—0196—X
K·27 定价：4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