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全县农村始设治安保卫委员会或小组，为群众性的治保组织，受村级政权组织的领导和区公安特派员的指导。其主要任务是负责所属范围的防特、防盗、防火和防其它事故的“四防”工作，以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生产建设的顺利进行。1952年，全县已建立治保会92个，治保小组284个。1956年，农村治保会发展到361个，企业、学校成立治保小组35个。1958年末各公社设派出所后，治保组织归派出所指导。在镇压反革命、取缔反动会道门等政治运动和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均有治保组织参加，治保会还配合公安机关侦破案件。1985年，全区有治保会302个，治保小组120个。
一、禁娼
清末民初福山即有妓院，大部分布在城内和八角口。1935年后，尤其是日伪时期，娼妓活动猖獗。1945年福山第一次解放后，公安机关采取措施予以取缔。1947年秋国民党军队盘踞福山后，娼妓活动又趋猖獗。1948年10月第二次解放后，公安机关坚决予以取缔，教育她们从事正当职业，有的回归原籍，有的就地嫁人。
二、禁赌
福山赌博的方法很多，常有押宝、推牌九、看纸牌、打麻将、掷骰子等。日伪时期，县城内有1个公开的大赌场，名曰“俱乐部”，在县政府备案，按章缴税，合法营业。每年阴历正月十五以前或庙会期间，赌风最盛。赌徒为偿还赌债，有的典房卖地，有的盗窃行劫。1949年，公安局三令五申不准设局聚赌，但赌风仍旧不断。公安局通过发动群众，调查摸底，在全县破获几处大赌局，设局者和惯赌分子皆受到严厉惩处，赌风有所收敛。1953年以后，社会赌博基本销声匿迹。进入80年代，赌博风又渐兴起。1983年，臧家公社大杨家村党支部书记杨秉治，联络外省市赌徒在其家里聚赌，被公安局逮捕，判处有期徒刑4年。1985年春，回里镇一赌徒纠合牟平、栖霞赌徒聚赌，被公安局严厉处罚。
三、禁毒
1842年前后，县内即有人吸毒，清末民初渐增。30年代中期，吸毒风极盛。1941至1945年，全县先后有烟馆121家，吸食鸦片者723人。东厅乡吴阳泉村250户，800口人，有烟馆7家，吸毒者100余人，有7户吸毒者家破人亡，12人被毒死。南、北涂山600余户，有12户种罂粟，多者种160余棵。1952年，罂粟种植蔓延至23个村63户，种植1384棵。
人民政府严厉禁毒，多次采取措施，断绝毒品来源。同时，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吸毒者，动员其家属控诉，令吸毒者自我坦白，检举立功，对屡教不改者，予以惩处。为彻底禁毒，政府责成医疗部门配制戒烟药品，使吸毒者逐渐消除烟瘾，戒绝嗜好。
四、监督改造地、富、反、坏分子
1952年，县公安局根据公安部发布的《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对历史上有罪恶、解放后又无悔改表现，有反革命活动的特务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伪军、政、警、宪分子，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分子，共348名实行管制。1956年冬，对没有入社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进行评审，老实守法表现好者入社为社员，表现一般者允许入社为候补社员，表现坏的，由县人民政府下达“戴帽监督改造决定”通知书，由所在村实行监督改造。改造好的，经群众评议和公安机关审查，摘掉帽子。1958年春，对全县1295名地主分子，1304名富农分子，855名反革命分子进行全面评审，此次评审，对2032名表现好的“四类分子”转为正式社员，其中地主分子转为社员的972名，富农分子转为社员的1060名；转为候补社员的201名，其中地主分子113名，富农分子88名。继续监督生产的1214名，其中地主分子114名，富农分子85名，反革命分子855名，坏分子160名。对原摘帽经评审发现又有破坏活动的37名分子重新戴上帽子，其中5名送教养所，表现一般的令其制定出自我改造计划。1958年以后，对四类分子的改造，实行半年小评，年终大评。1962年，全县共有四类分子828名，其中地主249名，富农203名，反革命分子230名，坏分子146名，发动广大群众，对他们进行监督改造。1979年2月，全县共有四类分子483名，通过贯彻中发〔1979〕5号文件《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精神，一次摘掉帽子462名，纠正10名，未摘的11名，1981年全部摘掉帽子。
五、枪支、爆炸物品管理
1951年，县公安局开始对枪支进行管理。1958年，对射击运动使用的5.6毫米的小口径步枪和手枪、7.62毫米的大口径运动步枪和做为射击运动的猎枪也进行管理，凡作为开展射击运动的枪支弹药，皆须向公安局申请发给持枪执照。至1984年，全区社会枪支总数为1706支，其中土枪1116支，汽枪223支，猎枪350支，小口径步枪17支。
建国初期，对爆炸物品管理未列入治安管理范围，对炸药的生产、运输、保管、销售过程无统一规则，发生爆炸事故甚多。
1957年12月，公安部关于《爆炸物品的管理规则》颁布后，县公安局对爆炸物品的制造、运输、储存、使用都做了严格规定，不论集体和个人均需持乡人民政府信件，向公安局申请，经批准后方能生产和经销黑炸药。凡购买工农业生产所需炸药、雷管和导火索，必须持单位申请书向公安局领取购买证。1960年以后，要求各经营单位在经营炸药、雷管、导火索、鞭炮等物品中，购销按规定，储存有专库，保管有专人，制度健全，手续完备。曾家庄自1958年就生产黑炸药和鞭炮，一般年份生产黑炸药20—30吨，鞭炮1万余盘。由于安全措施得力，从未发生事故，但仍有因放松警惕，保管不善，被不法分子骗取或偷盗，利用炸药作案。1979年至1985年，春节期间全区共发生爆炸村干部、群众的门楼、房舍的事件15起。
六、户口管理
清康熙以前，县衙定期核查人口，审编户籍，用以按人丁征集赋税、调派劳役。雍正年间，丁税摊入田赋，户籍失去征调赋税作用，停止审编。国民党统治时期，区、乡、村、闾层层以户籍管理作为抽征壮丁、征收捐税等的一种手段。日军侵占福山后，建立保甲组织，设立户口册，不定期的“清查”户口，进行审查和搜捕革命人士。建国后，县公安局对全县人口实行统一管理。1956年，设户籍股，建立常住人口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四项变动手续，农村户口由区、乡、公社文书兼做户籍管理工作，大队由会计兼管。1984年至1985年，由乡镇派出所管理。
七、车辆交通管理
建国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公路车辆数量剧增，交通管理工作逐步加强。交通秩序和机动车辆由交通监理部门管理，重大交通事故由公安局、交通局共同调查处理，肇事人须负刑事责任者，由双方共同向法院起诉。1973年3月，设自行车管理站，配备合同制人员14名，每个公社设车管员1名。各乡镇设派出所后，车管员附设于派出所内，实行自行车登记、挂牌、发证、打钢印号码，每年按证验审1次。1985年，全区对8.63万辆自行车实行登记管理，盗车案件明显减少。1984年8月，公安局设交通队，配备干部3名，合同制治安交通队员18名。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交通规则，在区联社和百货大楼交叉口各设1个交通指挥岗，安装信号灯指挥交通。在县府街和商业街设立交通隔离桩，并设多处游动交通指挥岗，随时随地维持交通秩序，保证车辆、行人安全。
第二节 治安管理
建国初期，全县农村始设治安保卫委员会或小组，为群众性的治保组织，受村级政权组织的领导和区公安特派员的指导。其主要任务是负责所属范围的防特、防盗、防火和防其它事故的“四防”工作，以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生产建设的顺利进行。1952年，全县已建立治保会92个，治保小组284个。1956年，农村治保会发展到361个，企业、学校成立治保小组35个。1958年末各公社设派出所后，治保组织归派出所指导。在镇压反革命、取缔反动会道门等政治运动和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均有治保组织参加，治保会还配合公安机关侦破案件。1985年，全区有治保会302个，治保小组120个。
一、禁娼
清末民初福山即有妓院，大部分布在城内和八角口。1935年后，尤其是日伪时期，娼妓活动猖獗。1945年福山第一次解放后，公安机关采取措施予以取缔。1947年秋国民党军队盘踞福山后，娼妓活动又趋猖獗。1948年10月第二次解放后，公安机关坚决予以取缔，教育她们从事正当职业，有的回归原籍，有的就地嫁人。
二、禁赌
福山赌博的方法很多，常有押宝、推牌九、看纸牌、打麻将、掷骰子等。日伪时期，县城内有1个公开的大赌场，名曰“俱乐部”，在县政府备案，按章缴税，合法营业。每年阴历正月十五以前或庙会期间，赌风最盛。赌徒为偿还赌债，有的典房卖地，有的盗窃行劫。1949年，公安局三令五申不准设局聚赌，但赌风仍旧不断。公安局通过发动群众，调查摸底，在全县破获几处大赌局，设局者和惯赌分子皆受到严厉惩处，赌风有所收敛。1953年以后，社会赌博基本销声匿迹。进入80年代，赌博风又渐兴起。1983年，臧家公社大杨家村党支部书记杨秉治，联络外省市赌徒在其家里聚赌，被公安局逮捕，判处有期徒刑4年。1985年春，回里镇一赌徒纠合牟平、栖霞赌徒聚赌，被公安局严厉处罚。
三、禁毒
1842年前后，县内即有人吸毒，清末民初渐增。30年代中期，吸毒风极盛。1941至1945年，全县先后有烟馆121家，吸食鸦片者723人。东厅乡吴阳泉村250户，800口人，有烟馆7家，吸毒者100余人，有7户吸毒者家破人亡，12人被毒死。南、北涂山600余户，有12户种罂粟，多者种160余棵。1952年，罂粟种植蔓延至23个村63户，种植1384棵。
人民政府严厉禁毒，多次采取措施，断绝毒品来源。同时，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吸毒者，动员其家属控诉，令吸毒者自我坦白，检举立功，对屡教不改者，予以惩处。为彻底禁毒，政府责成医疗部门配制戒烟药品，使吸毒者逐渐消除烟瘾，戒绝嗜好。
四、监督改造地、富、反、坏分子
1952年，县公安局根据公安部发布的《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对历史上有罪恶、解放后又无悔改表现，有反革命活动的特务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伪军、政、警、宪分子，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分子，共348名实行管制。1956年冬，对没有入社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进行评审，老实守法表现好者入社为社员，表现一般者允许入社为候补社员，表现坏的，由县人民政府下达“戴帽监督改造决定”通知书，由所在村实行监督改造。改造好的，经群众评议和公安机关审查，摘掉帽子。1958年春，对全县1295名地主分子，1304名富农分子，855名反革命分子进行全面评审，此次评审，对2032名表现好的“四类分子”转为正式社员，其中地主分子转为社员的972名，富农分子转为社员的1060名；转为候补社员的201名，其中地主分子113名，富农分子88名。继续监督生产的1214名，其中地主分子114名，富农分子85名，反革命分子855名，坏分子160名。对原摘帽经评审发现又有破坏活动的37名分子重新戴上帽子，其中5名送教养所，表现一般的令其制定出自我改造计划。1958年以后，对四类分子的改造，实行半年小评，年终大评。1962年，全县共有四类分子828名，其中地主249名，富农203名，反革命分子230名，坏分子146名，发动广大群众，对他们进行监督改造。1979年2月，全县共有四类分子483名，通过贯彻中发〔1979〕5号文件《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精神，一次摘掉帽子462名，纠正10名，未摘的11名，1981年全部摘掉帽子。
五、枪支、爆炸物品管理
1951年，县公安局开始对枪支进行管理。1958年，对射击运动使用的5.6毫米的小口径步枪和手枪、7.62毫米的大口径运动步枪和做为射击运动的猎枪也进行管理，凡作为开展射击运动的枪支弹药，皆须向公安局申请发给持枪执照。至1984年，全区社会枪支总数为1706支，其中土枪1116支，汽枪223支，猎枪350支，小口径步枪17支。
建国初期，对爆炸物品管理未列入治安管理范围，对炸药的生产、运输、保管、销售过程无统一规则，发生爆炸事故甚多。
1957年12月，公安部关于《爆炸物品的管理规则》颁布后，县公安局对爆炸物品的制造、运输、储存、使用都做了严格规定，不论集体和个人均需持乡人民政府信件，向公安局申请，经批准后方能生产和经销黑炸药。凡购买工农业生产所需炸药、雷管和导火索，必须持单位申请书向公安局领取购买证。1960年以后，要求各经营单位在经营炸药、雷管、导火索、鞭炮等物品中，购销按规定，储存有专库，保管有专人，制度健全，手续完备。曾家庄自1958年就生产黑炸药和鞭炮，一般年份生产黑炸药20—30吨，鞭炮1万余盘。由于安全措施得力，从未发生事故，但仍有因放松警惕，保管不善，被不法分子骗取或偷盗，利用炸药作案。1979年至1985年，春节期间全区共发生爆炸村干部、群众的门楼、房舍的事件15起。
六、户口管理
清康熙以前，县衙定期核查人口，审编户籍，用以按人丁征集赋税、调派劳役。雍正年间，丁税摊入田赋，户籍失去征调赋税作用，停止审编。国民党统治时期，区、乡、村、闾层层以户籍管理作为抽征壮丁、征收捐税等的一种手段。日军侵占福山后，建立保甲组织，设立户口册，不定期的“清查”户口，进行审查和搜捕革命人士。建国后，县公安局对全县人口实行统一管理。1956年，设户籍股，建立常住人口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四项变动手续，农村户口由区、乡、公社文书兼做户籍管理工作，大队由会计兼管。1984年至1985年，由乡镇派出所管理。
七、车辆交通管理
建国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公路车辆数量剧增，交通管理工作逐步加强。交通秩序和机动车辆由交通监理部门管理，重大交通事故由公安局、交通局共同调查处理，肇事人须负刑事责任者，由双方共同向法院起诉。1973年3月，设自行车管理站，配备合同制人员14名，每个公社设车管员1名。各乡镇设派出所后，车管员附设于派出所内，实行自行车登记、挂牌、发证、打钢印号码，每年按证验审1次。1985年，全区对8.63万辆自行车实行登记管理，盗车案件明显减少。1984年8月，公安局设交通队，配备干部3名，合同制治安交通队员18名。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交通规则，在区联社和百货大楼交叉口各设1个交通指挥岗，安装信号灯指挥交通。在县府街和商业街设立交通隔离桩，并设多处游动交通指挥岗，随时随地维持交通秩序，保证车辆、行人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