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易图（生卒年不详） 字蔼仁，号含真，又号东海盟鸥长。福建省闽候县人，出身于官僚世家。
1859年（清咸丰九年）中进士，1868年（清同治七年）调补济南知府，1871年（同治十年）任登莱青兵备道道员兼东海关监督。热心慈善事业，创办兼善堂，为贫民施粥、施衣、施棺木等。1875年（清光绪元年）清廷下诏筹议海防，龚易图上《海防刍议》8篇。1876年（光绪二年），英国以传教士马嘉理在去云南被杀为借口，胁迫清政府签订《中英烟台条约》，英、美等13国兵舰停泊在烟台港口，进行威胁。龚易图严守职责，内抚外防，使治安无隙。当年，境内久旱降雨，当地商绅倡建“小蓬莱阁”，龚易图撰写了《小蓬莱阁铭》，记述建阁的缘起。“小蓬莱”石坊横额、阁北山墙外《光绪丙子八月登小蓬莱阁》七律诗4首，均系龚易图题书。1877年12月（光绪三年十一月），龚易图任满被召见进京后，请假回乡修祖茔，适逢福建大水，慷慨捐赈白银1万两。此后历任江苏按察使，云南、广东、湖南等地布政使。40几岁辞官还乡，过着饮酒赋诗的生活，享年59岁。
龚易图天资高旷，通禅理，精书法，善绘画，喜诗作，著有《乌石山房诗存》8卷、《文钞》2卷。
曲同丰（1876～1929） 字伟卿，烟台市芝罘区世回尧镇南尧村人，幼读私塾4年。1894年（光绪二十年）被招募入北洋舰队，在“镇远”号舰艇上当水手，不久升为旗语兵。中日甲午海战中“镇远”号遇难，曲同丰被威海百姓救起。后在天津再次入伍，在镇台府当差，深受镇台赏识，被送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学习。1904年（光绪三十年）毕业回国，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任北洋速成学堂教练官、监督，1911年（清宣统三年）任云南十九镇三十八协协统。辛亥革命爆发后，历任云南革命军军务部部长兼第二师师长、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招抚使。1912年2月20日，奉袁世凯之命来烟台遣散民军，后任大总统府军事参议及将军府参军。1915年9月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1917年筹建伟青矿务公司，1918年任参战军军士教导团团长，翌年任参战军第一师师长，不久改任边防军第一师师长。1920年7月爆发“直皖战争”，曲同丰任皖军第二路司令兼前敌司令，与靳云鹏、徐树铮、傅良佐并称为段祺瑞手下“四大金刚”。此次战争以皖系失败而告终，曲同丰兵败被俘，1922年获释。1925年1月，段祺瑞在奉系的扶植下东山再起，曲同丰出任临时政府航空署署长兼航空总司令。段被国民军赶出北京后，曲投靠张宗昌，任济南辛庄将校实施学校校长，后改任直鲁联军第十七军军长。1929年3月被人刺死于天津，时年53岁。
倪显廷（1873～1933） 浙江萧山县新坝乡人，生于北京，病逝于烟台。倪显廷肄业于京师大学堂。1903年（光绪二十五年）前后，从北京来烟台在英国领事署任文案。1906年（光绪二十八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宣统二年）前后，主办《两日白话报》。烟台辛亥革命武装起义成立山东军政分府后，倪显廷负责外交工作，并任国民联合会讲演团团长，为烟台辛亥革命发起人之一。烟台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倪显廷任国民党党部支部长。袁世凯复辟后，下令解散国民党，倪显廷与评议部长丁训初将烟台国民党员名册藏匿起来，转入地下活动。
倪显廷倡导新思想、新文化，主张办医院、兴学校，在《钟声报》上发表《国体梦》一文，宣传民主，反对封建帝制，反对张勋复辟。他参加私立通俗讲演所，积极宣讲辛亥革命宗旨，唤醒人民觉悟。其夫人郭荔年（崇德学校名誉董事）也上街宣讲，受到社会赞誉。1911年12月，成立形容演说团，倪显廷任团长，吸收许多演新剧的人才，率先登台为赈灾义演。同时潜心研究话剧创作，著有《波兰亡国惨》等话剧剧本，开烟台话剧创作之始。
崔松（1921～1939） 女，又名崔松岩，原籍海阳县人，世居烟台。在崇德女中读书时，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政策，揭露日本侵华暴行，在同学中影响较大。1938年冬，崔松毅然离校去抗日根据地蓬莱参加革命，初在县妇救会工作，后任胶东抗日救国会少年儿童部部长。1939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进胶东党校学习（掖县河南村）。12月10日凌晨，日军包围党校，激战中身负重伤，突围未成被捕。敌人对其用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最后被杀害于掖县驿道费现西村的小河边，年仅18岁。就义时高呼口号：“打倒汉奸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极为壮烈。
张黎（1916～1942） 原名张文成，芝罘区所城里人，出身于商人之家。小学毕业后改读私塾，17岁时辍学，先后进大连瑞康绸缎庄、烟台天成福绸缎庄做生意。1938年2月日军侵烟后，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烧杀抢掠暴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卖国求荣，毅然弃商从军，奔赴蓬莱革命根据地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去蓬莱第一行署工作，1940年任蓬莱第二行署五区指导员。日伪军经常骚扰五区，张黎冒着生命危险开展工作。在根据地工作期间，一直穿着离家时的衣服，补钉叠补钉，家里人很是心疼。他对母亲和妻子说，我们是八路军，要解放全中国，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鼓励弟弟妹妹们好好学文化，将来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1941年夏，张黎在栾家口战役中受伤，母亲去看他，想把他带走。他说：“不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决不回家。”不久，即把妻子、孩子接到根据地，一心一意工作。
1942年秋，张黎一边养病，一边坚持开展敌伪军的反正工作。蓬莱伪警备大队长郝铭传曾是三军起义人员，管辖18个伪中队。张黎通过栾家口商会会长朱子经（地下工作者）与郝铭传联系，约定地点谈判。同志们劝他不要冒险，张黎笑着说：“策反哪能不担风险？只要能把郝铭传争取过来，我个人有点风险也值得。”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和同志们刚赶到约定地点，就遭到敌人的逮捕，不久，张黎等7人在蓬莱朱泮 被杀害。临刑前，张黎昂首挺胸，大义凛然，充分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慨。
马镜（1920～1943） 原名马恩弟，原籍天津，出生于烟台。先后就读于振华、道德、养正小学，13岁考入志孚中学。马镜功课好，思想进步，积极参加爱国学生会等进步组织。1937年12月，参加著名的胶东天福山起义，加入理琪组织的抗日救国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常和其他同志化装进城，秘密张贴标语，摸敌岗哨。他在担任蓬、黄、掖3县少先队长时，广泛组织青年学生站岗放哨，打游击。一次，在掖县朱桥行军途中被日伪军包围，冲出包围后，发现有人未突围出来，他便毅然返回，直到把其他人全部救出来。马镜还先后担任十四团文化教员、十三团三营铁七连指导员，作战勇敢机智。1942年在掖县沙河一带，马镜奉命截击日伪军“上左”运粮队，指挥战士在敌人必经之路挖1条横沟，队伍埋伏在路两旁。日伪军有9辆汽车开进埋伏圈，不到半小时，缴获敌人装有罐头、白糖、粮食汽车7辆。1943年5月在蛇窝泊战斗中，久攻不克。马镜建议用浸水的棉被蒙在大板车、八仙桌作掩体（战士们称为土坦克），人在下面扛着炸药包冲上去，两小时攻克敌人号称的“鲁东第一大碉堡”，打死打伤日伪军100余名，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人民的斗争信心。
1943年8月在平南冷仙洲战役中，马镜到日伪军炮楼底下喊话，被打伤左肺，住院期间，医院遭到敌人包围。马镜自知伤势严重，难以突围，决心以死报效祖国。他要过通讯员小王的手枪，令小王突围，小王不肯离开，马镜命令小王要从党的利益出发，不要为了自己多牺牲一个同志，在小王离开不远就朝自己的胸膛开了枪。小王返回痛哭不迭，马镜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誓死不做俘虏。”
张本政（1866～1951） 字德纯，祖籍文登，生于辽宁旅顺。幼时家贫，只读过4年私塾，17岁与人合伙经营杂货铺，后到日本人店中当伙计。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来烟台，看到经营海运有利可图，便到日本人梶原门下学习海运贸易。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租用两艘日本轮船专驶烟台—大连—大东沟线，从事海运。在为日本刺探沙俄在旅大的政治和军事情报时，被沙俄殖民当局发觉遭追缉。日俄战争期间，张本政利用所租船只，为日军运输军需粮秣物资，很为日本人赏识。日本人占领旅大后，将俄人张德禄的两艘轮船和几百袋面粉没收，贱价卖给张本政。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在烟台设政记轮船公司，购进和租用10艘日本轮船，航行于威海、烟台、龙口、天津、营口、大连、安东等港，经营势力不断扩大。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美船只均被调用于战争运输，中国沿海航运出现空白。张本政趁机扩大经营，轮船除航行国内各航线外，还航行日本、香港、西贡、曼谷、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时运费飞涨，张本政资产以每分钟100元的收入猛增，整个大战期间，政记轮船公司每年购进轮船三四艘。1920年，张本政将政记轮船公司改组为政记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总资金500万元，拥有轮船21艘。
1931年，日军侵占东北，张本政以船资日，担负军运，大发横财，每年递增1艘四五千吨级的大型轮船。至1937年，政记公司轮船增至32艘，总吨位6万余吨，船员1700余人，成为中国北方航运业一霸。不久，张本政将其全部船只调集大连、香港，帮助日军运输军事物资，先后有14艘轮船在战争中沉没。张被日本人称为“图谋两国亲善的先驱者”、“特殊功劳者”，受到日本天皇接见，授予“勋五等瑞宝章”，先后委任他40多项职务和头衔。张本政除经营航运外，还在大连、烟台开设政利钱庄，投资青岛地方银行、烟台商业银行、龙口正隆银行以及东边道实业银行等，并开办大连政记油坊、政记铁工厂、政记战坞、瓦房店窑业公司、烟台电灯公司和房地产业务等。日本投降后，张本政投靠国民党反动派，提供经费据点，支持暴力暗杀团体。1951年6月10日被大连市人民政府处决。
邹秉绶（?—1955） 字印臣、因陈，别号邹大、邹一人，芝罘区初家镇邹家村人。清末痒生，青年时入山东高等师范学堂读书，毕业后去德国留学，获帝国工艺大学工艺士及美术专门学校美术士学位。归国后加入同盟会，与黄县徐镜心、栖霞谢鸿焘等在毓璜顶创办东牟公学，作为山东同盟会的总机关，邹秉绶任庶务长。1907年，在牟平与同盟会会员李书润、于清泮等建小学十几处，发展同盟会员30余人。烟台、牟平光复后去北京，先后任直隶督办公署参议、保大旗产清理处处长、河北大学校长等职。
邹秉绶民族气节高尚。冀东成立伪政权时聘其为顾问，被他严辞拒绝。日军侵占胶东后，他写信给在青岛李格庄任铁路站站长的儿子立即辞职，回家乡办学。儿子邹少臣担任邹家庄小学校长后，他积极支持儿子宣传抗日救国。邹秉绶擅长山水画，尤工松菊，左右手均能作书画画，可两手各同时书写对联，一挥而就。晚年闲居北京，以卖字画为生，著有《如是我闻》一书。1955年病逝于天津。
褚文郁（1890～1957） 字宗周，海阳县人，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政法系。在烟台创办《爱国报》，兼理律师业务，诉讼年收入达四五千元。
1929年成立烟台恤养院时，被聘请为第二副院长，将《爱国报》并入红卍字会，改名为《胶东卍报》，仍兼社长，并挂牌兼办律师业务，后恤养院事务渐多，停止律师业务和报社工作。1930年2月，与他人赴北平、天津等地考察学习，返回后在恤养院设孤儿、婴儿、嫠妇、产妇4部，后增加残废、老羸两部。1932年集资1000元，协助海阳红卍字会在县城、发城、西坊坞办起3处红卍字会小学，贫家子弟免收学费。“七七事变”前夕，洋货充斥市场，民族工业多数倒闭，劳动人民贫病交加，恤养院恤养人员陡增至650人，经费告急。褚文郁亲自到上海、大连、济南等地募捐，不到1个月，募集经费11000元，共募捐3次。1934年，派人去北平香山慈幼院学习哺乳和护理方法，改善收容条件，婴儿死亡率由40％下降到15％。1936年，嘉祥等县500余名灾民逃荒至海阳，褚文郁闻讯后，集资1000元，劝募面粉100袋，前往赈济。“七七事变”后，褚文郁卖地10亩，所得款项悉数献给29军宋哲元部，慰问抗日伤残军人。
1938年日军入侵烟台后，恤养院会计主任程宗禹、教员李炳令带领学生崔养收参加革命，临行前向褚文郁辞职。褚笑道：“不要瞒我，我劝你们到延安去，路费不足，可发双薪。”遂多给1个月薪金，送他们上路。此后，恤养院经费来源枯竭，出院的孤儿谋生困难，褚文郁集资3万元成立孤儿工业出品部，聘请技师开办木工、机织、铜铁、印刷等厂，解决全院经费开支。恤养院生产的工艺品在山东省评比中获优异奖，引起北平慈幼院院长熊希龄的重视，多次来恤养院参观、指导。至1943年，产品已达11种，实现经费自给自足。褚文郁还在东山建起孤儿村，为结婚的孤儿建立家庭；在宫家岛买耕地400亩，沙荒2000亩，在西沙旺建百亩果园，为恤养院提供粮食、果品。1945年烟台解放后，市政府责成恤养院尽力收容社会乞丐、流浪汉等，褚文郁积极办理，为解决经费去青岛、上海募捐黄金200两。1954年，褚文郁任副院长。1956年任烟台市政协副主席，1957年2月病故，终年67岁。
孙厚甫（1881～1960） 乳山县人，家庭贫穷，14岁只身来烟台做生意，1917年出任太安恒经理。孙厚甫为人忠厚、正直、谦和，曾被推为丝业公会会长、十四届商会副会长。1919年为抵制日货，保护工商业不受散兵游勇的侵扰，出任500人组成的商团团长。1920年，烟台华洋丝业联合会成立，洋行买办垄断丝绸生产与出口。为维护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他联合丝业公会和丝业代理店等民间组织，一面抵制海关加抽的丝绸捐，一面亲赴北京、济南，多次与财政部、农商部及海关总监理交涉，终在1926年迫使华洋丝业联合会改组，取消3名买办委员。1923年，随代表团去美国考察丝绸销售情况，发现1只故宫失落的铜鼎在街头叫卖，便用私款买下，回国后交故宫博物馆收藏。1936年，烟台蚕丝专科学校因经费无着停办，他与烟台丝业促进委员会会长周秀义出面，再三请求中央财政部和省建设厅拨款复校，并更名为烟台蚕丝改良场。1938年，日军强驻烟台蚕场，他与孙直芳等人出面交涉，迫使日军撤出。
孙厚甫一生乐贫好施，几无家业，常以自学的医术义务为贫民治病，曾出任慈善机构广仁堂董事，收养孤儿，舍粥济贫。日军侵烟后，广仁堂停办。1945年8月烟台解放后重组广仁堂，受到姚仲明市长的接见和人民政府的资助。国民党军占据烟台后，他托病居家，不予协作。1948年10月烟台第二次解放后，又主动出任广仁堂首职。1951年，广仁堂与卍字会并入恤养院，孙厚甫任副院长。1954年，烟台恤养院改为生产教养院，任副院长，直至病逝。
滕景禄（?～1962） 山东省乳山县崖子地口村人。少时在本村小学读书，1929年到烟台、东北等地做工。1933年参加革命工作，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乳山、牟平等地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38年起，先后任中共牟平县委委员、组织部长、县委书记及中共北海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45年1月，任中共烟台特区工委书记兼烟台大队政委。同年8月，任中共烟台市市委书记。任职期间，他和市委其他领导一起组织烟台人民开展反奸反霸斗争，稳定社会秩序。在农村土地改革进入高潮后，深入调查研究，提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合作，劳资两利”等城市工作方针，促进烟台经济的发展。1947年上半年，烟台发生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烟美籍职员殴打烟台二中学生和纵车轧死人力车夫杨禄奎事件。他根据市委的意见，严惩肇事者，维护民族尊严，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1949年后，历任青岛市总工会职工委员会书记兼中共青岛市委委员、山东省总工会主席、中共青岛市委第一书记和山东省委委员、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职。1962年10月19日病逝。
佘振兴（1889～1963） 烟台市芝罘区上夼村人，国民党海军少将。1903年考入烟台海军学校，1910年被派往日本留学。1912年被派往美国海军大学深造，回国后任袁世凯海军部兵器科科长，海军总长刘冠雄的副官。1919～1922年，任烟台海军学校校长。后任“楚有”、“楚谦”、“建威”、“普安”舰舰长及海军部参议、海军引水所所长、编译处少将处长。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海军驻青岛办事处处长，参与青岛对日受降。青岛解放前夕，随国民党逃至台湾。1952年退役后，任高雄市港务局顾问及海军官兵福利委员会顾问，1963年卒于台湾。
林秋圃（1890～1970） 又名林茂成、林春桂、林盛坊，福山区芝阳村人。出生于小康人家，幼年丧父，8岁入私塾，后考进烟台海军学堂，不久两个哥哥相继谢世，辍学转入实益学馆就读。18岁到烟台英美烟草公司供职，先后调升德州、兖州、济南等分公司任高级职员。1922年创办寰海商行，向澳州输出花边、发网、台布、花生等胶东土特产品和北京铜火锅等工艺品，代销美国胜家缝纫机公司产品和兼办水火、人寿等保险业务。寰海商行鼎盛时期，分店和入股合营的企业最远分布到哈尔滨和日本。20年代末，接办养正小学，购置三太爷庙址创建养正男校、建国女校和幼稚园，招收学生500余人。并先后任芝罘中学、育才中学、益文学校、省立八中、信义小学、志孚中学附小、养雋小学、养正小学校长及董事、董事长等职。30年代初，为振奋养正学校，扩建教学楼，学生增至800余人。林秋圃治学严谨，教育方针严明，择师严格，因而使养正小学很快成为小学校中的佼佼者。
1929年，张宗昌与刘珍年挑起战端，刘部将褚玉璞部围困福山县城，在芝阳山顶架炮准备轰击。危急关头，烟台商会连夜开会，商讨拯救百姓良策。林秋圃挺身而出，当晚去福山城与褚玉璞周旋，最后以褚放下武器达成协议，保全了福山县城居民的生命及财产。事后，福山县商民奉送林秋圃一块镌刻着“急公好义”的匾额，并附刻有跋语，记叙其事迹。1947年国民党军队占据烟台后，林秋圃拒绝商会邀请，出走青岛，辗转天津，接任平安保险公司经理。新中国建立初，金融保险业收归国家统一经营，他积极核定资产和办理移交手续。
1951年，林秋圃被天津市公安局以中统特务罪逮捕。1953年5月具保释放，定居于北京。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办事处以历史反革命罪，将林秋圃及其妻由淑英遣回原籍福山芝阳大队。1970年3月，林秋圃病逝于福山，1985年5月给予平反。
王儒楷（1892～1972） 原名王敬模，字儒楷，以字行，威海市羊亭镇廒上村人。1916年于省立蓬莱八中毕业后，去乡下小学任教。1919年，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在亲友的资助下考上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一边学习，一边勤工俭学。1923年起，先后在先志、省立烟台中学等校任教。1935年10月，烟台中学发生学潮，王儒楷不满国民党烟台当局的统治，愤然辞职，先后去省立第四师范（青州）、青岛市立中学、省立莱阳乡师、省立济南女子中学任教。1937年“七七事变”后，去文登中学、威海育华中学任教。其间，目睹日伪互相勾结，沆瀣一气，为非作歹，极为愤慨，几度辞职返乡务农。1944年参加革命，1945年8月成立威海市参议会时当选为副议长。解放战争爆发后，他毅然将正在威海师范读书，年仅17岁的二儿子王曲志送去参军。1946年8月当选为参议会议长，1948年秋受党派遣，去济南参加军管会工作，任济南第二师范校长。
1950年9月返烟台任一中校长，除做好领导工作外，还担任一二个班的教学。他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对于党组织，他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之，心向往之。”1951年二儿子牺牲于朝鲜战场后，忍着悲痛，支持三儿子王天衡报名参军（因身体不合格未去）。1952年升任教育局局长。1955年5月起，连续当选为1～4届烟台市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1～5届烟台市人民委员会委员。1956年兼任烟台市科普协会、科技协会副主席。其时他已64岁高龄，患有高血压、气管炎等症，但他严格要求自己，每天都要亲自处理许多工作。他的讲话稿子及一些重要工作报告都自己动手写，常常忙到深夜。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选为山东省政协委员。
王儒楷生活俭朴，公文包是老伴用黑布做的，一直用到去世。还经常教育子女好好学习，听党的话。1962年，王天衡于山东师范学院毕业，被分配到福山县，让他疏通关系留在烟台，他耐心劝说儿子服从组织安排。小儿子王天凯高中毕业后，分配到鞋厂当工人，家里人及亲朋都希望王儒楷求人给安排好一点的工作。他意味深长的对家里人说：“工作没有贵贱之分，我们干部子女不能特殊。”1972年2月，王儒楷病逝，终年80岁。
王瑞云（1914～1973） 女，山东益都县人，幼时家境贫寒，13岁习刺绣，18岁其绣品已远近闻名。1934年，王瑞云被烟台利民工厂招为绣花工人，为技术能手。1935年，被茂记绣花行招去做绒绣地毯技术工人。自此，王瑞云开始精心研究绒绣配色，利用不同的针法表现不同的图案，绒绣技术日益高超。1948年起，历任锡安工艺厂和联丰、联华工厂技师。
1956年，王瑞云进烟台工艺品出口公司绣花加工厂，任绒绣技师。同年被评为山东省先进工作者，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其间，她一面深入研究探索绒绣针法和表现形式，一面开始着手培养年轻的绒绣技术人员。1959年，指导绒绣工人为人民大会堂精心绣制了《东海日出》屏风，受到周总理的表扬。1963年任烟台工艺绣花社主任，并被选为山东省政协委员。1973年病逝，终年59岁。
隋开元（1916～1975） 蓬莱县村里集人，出身贫苦家庭。1936年在烟台双和德鱼行当店员，翌年回原籍任小学教员。193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入伍，历任蓬莱县中心区指导员、县政府科员，胶东行政公署科长。1947年，因工作成绩显著，荣立二等功。1948年8月任烟台市人民政府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1955年5月任中共烟台市委副书记。1958年6月任烟台市市长，11月任中共烟台市委第一书记。1960年5月被选为中共山东省委第一届代表大会代表，1961年3月被选为山东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1年7月起，任中共临沂地委常委、生产指挥部副主任、地委副书记等职。
隋开元长期担任市委、地委的领导工作，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较高的政策水平及决策能力，工作勤奋，生活廉洁。在担任烟台市财政和税务局长期间，有人为了个人目的，千方百计打探他的住址及嗜好，送钱送物。他都婉言谢绝，并明确表示：“只要符合党的政策的事，我都尽力去办；不符合党的政策的要求，就是送上金元宝也不能办。”60年代初经济调整时期，他一面带领大家开发经济渡难关，一面带头节衣缩食，解囊帮助生活困难的同志。他的大女儿因营养不足患了浮肿病，街道办事处瞒着他送去1袋大米，他知道后立即退了回去，并语重心长地教育孩子们，干部的子女不能特殊化。“文化大革命”中，隋开元被打成“走资派”，搬出市委大院，全部家产仅装了1拖板车，以致受到质问：“你这个市委书记就这么点东西？!”
隋开元工作勤勤恳恳，常常和秘书骑着自行车外出开会或下基层调查。积劳成疾后，医生再三嘱咐要多休息，但他总是说：“现在工作这么忙，我不能休息。”1975年2月10日病逝，终年59岁。
刘集臣（1904～1978） 别名刘培许，黄县东南梧桐村人，烟台程明锁厂创始人之一。幼时家贫，只读过3年私塾。因生活所迫，16岁离家，先后去海参崴、龙口、长春、大连、烟台等地药铺和磨坊当店员，学过钟表修理和镶牙技术。1930年回黄县开设精明钟表眼镜店，因生意萧条，遂与杜沛然等人合伙在黄县城创办顺记工厂，刘集臣负责产品设计和设备制造等技术工作。1939年，顺记厂更名程明锁厂，迁入烟台，刘集臣任厂长，主管生产。1954年公私合营后任副厂长，不久改任技术科科长。1963年，当选为烟台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8年病故。
烟台程明造锁厂建厂初期，刘集臣根据电影胶片衔接动作的道理，研制成锁芯机和锁心切削刃具，设计制造的锁芯拉槽机，为我国造锁工业第一台专用设备。新中国建立后，先后设计制造自动绕簧机、自动车弹子机、锁梁弯曲机、中型绕簧机、钥匙自动铣槽机、自动冲齿机、钥匙沟槽双面铣等较大的自动化关键设备10余种，其中有6种被轻工部定为全国造锁行业统一使用的定点生产专用设备。他不仅制造出弹子铜挂锁系列产品，还同王司光一起研制成功开铜挂锁。40余年中，刘集臣艰苦创业，勤于创造，为我国造锁工业倾注了毕生精力。
刘乃殿（1914～1979） 曾名刘来殿，山东省梁山县（原郓城县）郝庄村人。1937年9月7日参加革命工作，194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八团队二营俱乐部主任、政治处总务科长、副官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淮南东南办事处组织部部长、淮南东南办事处副主任，冶山县县长。1949年，任中共烟台市委书记、市长兼华东军区警备第五旅旅长。1954年10月，任中共济南市委第二书记、济南市市长，1963年10月，任山东省政协第三届委员会秘书长、党组副书记。1979年9月1日病逝，终年65岁。
邢林（1915～1980） 曾名邢炯，字林，以字行，文登市前北风口村人。1936年起，先后在荣成县立一小、文登县立六小任教。1938年6月参加革命，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胶东八路军第五支队政治部总务科科长、五旅供给处合社主任、胶东后勤部被服科科长。1940年7月起，先后担任第一、二、三、四兵工厂副厂长、厂长，第六兵工厂党支部书记，胶东兵工总厂副厂长、副政委。
邢林对党的兵工事业做出很大贡献。1941年2月，组织上派遣邢林率领20余名骨干，在险恶的战争环境下开进昆嵛山辛庄一带，在规模很小的东海兵工厂基础上组建山东纵队第五旅第三兵工厂，邢林担任厂长。建厂初期，没有技术人员，没有图纸，缺少原材料和必要的工具设备，只有几台土造车床及1台手板刨床和手摇钻。邢林把自力更生和培养人才视为兵工厂发展的根本，采取各种方法培训工人，广罗社会上能工巧匠，动员他们参加兵工生产，使兵工厂迅速发展壮大。兵工三厂的创建，使日军大为震惊，成为他们“围剿”、“扫荡”的主要目标，频繁跟踪袭击。当年3月14日，邢林获悉文登城日军行将偷袭兵工厂，立即组织进行“坚壁清野”，将设备和物资掩埋在田里和河流里，兵工人员则分兵两路疏散到周围农村，使日军的偷袭扑空。还有一次，在得到日军突袭的紧急情报时，已来不及疏散和掩藏设备和物资。邢林急中生智，命令大家在工作间挖坑，就地埋藏，然后果断点火烧塌工房，待日军赶来时，已是一片灰烬，只好无奈离去。
在动荡不安的战争环境中，邢林还带领全厂以“一切为了前线”为行动准则，创造“生产中备战，备战中生产，战事空隙中突击生产”的策略，制造出一批批武器弹药送往前线。复装子弹没有发射药，就用废旧电影片或塑料制品，加上甘油和少量助燃剂代替。造手榴弹没有合格的炸药，就用土硝兑上硫磺和梧桐木炭粉制成“黑色火药”。拉火装置就用3根火柴捆在一起，中间拉弦头上用鱼鳔粘上玻璃粉，互相摩擦发火引爆手榴弹。为了迷惑敌人，还在手榴弹柄上打上前几年生产日期，显示有大量武器储备。制造机枪没有图纸，就把机枪拆卸开来，制成模具、胎具，土法自制深孔钻和镗床、铣床，手工錾、锉、刮、煅，仅用4个月就试制出“捷克式”轻机枪两挺；手榴弹也由月产300余枚，增加到4000～5000余枚，受到胶东军区的表彰。
邢林在兵工战线上工作近10年。全国解放后，调任山东矿产管理局党委书记。1951年12月至1975年9月，先后任中共烟台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副书记、烟台市副市长、中共烟台市委书记处书记、烟台市市长、中共烟台市委副书记、烟台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烟台海洋渔业公司党委副书记、烟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1980年11月8日病逝，终年65岁。
第二章 人物传略
龚易图（生卒年不详） 字蔼仁，号含真，又号东海盟鸥长。福建省闽候县人，出身于官僚世家。
1859年（清咸丰九年）中进士，1868年（清同治七年）调补济南知府，1871年（同治十年）任登莱青兵备道道员兼东海关监督。热心慈善事业，创办兼善堂，为贫民施粥、施衣、施棺木等。1875年（清光绪元年）清廷下诏筹议海防，龚易图上《海防刍议》8篇。1876年（光绪二年），英国以传教士马嘉理在去云南被杀为借口，胁迫清政府签订《中英烟台条约》，英、美等13国兵舰停泊在烟台港口，进行威胁。龚易图严守职责，内抚外防，使治安无隙。当年，境内久旱降雨，当地商绅倡建“小蓬莱阁”，龚易图撰写了《小蓬莱阁铭》，记述建阁的缘起。“小蓬莱”石坊横额、阁北山墙外《光绪丙子八月登小蓬莱阁》七律诗4首，均系龚易图题书。1877年12月（光绪三年十一月），龚易图任满被召见进京后，请假回乡修祖茔，适逢福建大水，慷慨捐赈白银1万两。此后历任江苏按察使，云南、广东、湖南等地布政使。40几岁辞官还乡，过着饮酒赋诗的生活，享年59岁。
龚易图天资高旷，通禅理，精书法，善绘画，喜诗作，著有《乌石山房诗存》8卷、《文钞》2卷。
曲同丰（1876～1929） 字伟卿，烟台市芝罘区世回尧镇南尧村人，幼读私塾4年。1894年（光绪二十年）被招募入北洋舰队，在“镇远”号舰艇上当水手，不久升为旗语兵。中日甲午海战中“镇远”号遇难，曲同丰被威海百姓救起。后在天津再次入伍，在镇台府当差，深受镇台赏识，被送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学习。1904年（光绪三十年）毕业回国，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任北洋速成学堂教练官、监督，1911年（清宣统三年）任云南十九镇三十八协协统。辛亥革命爆发后，历任云南革命军军务部部长兼第二师师长、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招抚使。1912年2月20日，奉袁世凯之命来烟台遣散民军，后任大总统府军事参议及将军府参军。1915年9月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1917年筹建伟青矿务公司，1918年任参战军军士教导团团长，翌年任参战军第一师师长，不久改任边防军第一师师长。1920年7月爆发“直皖战争”，曲同丰任皖军第二路司令兼前敌司令，与靳云鹏、徐树铮、傅良佐并称为段祺瑞手下“四大金刚”。此次战争以皖系失败而告终，曲同丰兵败被俘，1922年获释。1925年1月，段祺瑞在奉系的扶植下东山再起，曲同丰出任临时政府航空署署长兼航空总司令。段被国民军赶出北京后，曲投靠张宗昌，任济南辛庄将校实施学校校长，后改任直鲁联军第十七军军长。1929年3月被人刺死于天津，时年53岁。
倪显廷（1873～1933） 浙江萧山县新坝乡人，生于北京，病逝于烟台。倪显廷肄业于京师大学堂。1903年（光绪二十五年）前后，从北京来烟台在英国领事署任文案。1906年（光绪二十八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宣统二年）前后，主办《两日白话报》。烟台辛亥革命武装起义成立山东军政分府后，倪显廷负责外交工作，并任国民联合会讲演团团长，为烟台辛亥革命发起人之一。烟台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倪显廷任国民党党部支部长。袁世凯复辟后，下令解散国民党，倪显廷与评议部长丁训初将烟台国民党员名册藏匿起来，转入地下活动。
倪显廷倡导新思想、新文化，主张办医院、兴学校，在《钟声报》上发表《国体梦》一文，宣传民主，反对封建帝制，反对张勋复辟。他参加私立通俗讲演所，积极宣讲辛亥革命宗旨，唤醒人民觉悟。其夫人郭荔年（崇德学校名誉董事）也上街宣讲，受到社会赞誉。1911年12月，成立形容演说团，倪显廷任团长，吸收许多演新剧的人才，率先登台为赈灾义演。同时潜心研究话剧创作，著有《波兰亡国惨》等话剧剧本，开烟台话剧创作之始。
崔松（1921～1939） 女，又名崔松岩，原籍海阳县人，世居烟台。在崇德女中读书时，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政策，揭露日本侵华暴行，在同学中影响较大。1938年冬，崔松毅然离校去抗日根据地蓬莱参加革命，初在县妇救会工作，后任胶东抗日救国会少年儿童部部长。1939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进胶东党校学习（掖县河南村）。12月10日凌晨，日军包围党校，激战中身负重伤，突围未成被捕。敌人对其用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最后被杀害于掖县驿道费现西村的小河边，年仅18岁。就义时高呼口号：“打倒汉奸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极为壮烈。
张黎（1916～1942） 原名张文成，芝罘区所城里人，出身于商人之家。小学毕业后改读私塾，17岁时辍学，先后进大连瑞康绸缎庄、烟台天成福绸缎庄做生意。1938年2月日军侵烟后，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烧杀抢掠暴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卖国求荣，毅然弃商从军，奔赴蓬莱革命根据地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去蓬莱第一行署工作，1940年任蓬莱第二行署五区指导员。日伪军经常骚扰五区，张黎冒着生命危险开展工作。在根据地工作期间，一直穿着离家时的衣服，补钉叠补钉，家里人很是心疼。他对母亲和妻子说，我们是八路军，要解放全中国，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鼓励弟弟妹妹们好好学文化，将来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1941年夏，张黎在栾家口战役中受伤，母亲去看他，想把他带走。他说：“不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决不回家。”不久，即把妻子、孩子接到根据地，一心一意工作。
1942年秋，张黎一边养病，一边坚持开展敌伪军的反正工作。蓬莱伪警备大队长郝铭传曾是三军起义人员，管辖18个伪中队。张黎通过栾家口商会会长朱子经（地下工作者）与郝铭传联系，约定地点谈判。同志们劝他不要冒险，张黎笑着说：“策反哪能不担风险？只要能把郝铭传争取过来，我个人有点风险也值得。”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和同志们刚赶到约定地点，就遭到敌人的逮捕，不久，张黎等7人在蓬莱朱泮 被杀害。临刑前，张黎昂首挺胸，大义凛然，充分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慨。
马镜（1920～1943） 原名马恩弟，原籍天津，出生于烟台。先后就读于振华、道德、养正小学，13岁考入志孚中学。马镜功课好，思想进步，积极参加爱国学生会等进步组织。1937年12月，参加著名的胶东天福山起义，加入理琪组织的抗日救国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常和其他同志化装进城，秘密张贴标语，摸敌岗哨。他在担任蓬、黄、掖3县少先队长时，广泛组织青年学生站岗放哨，打游击。一次，在掖县朱桥行军途中被日伪军包围，冲出包围后，发现有人未突围出来，他便毅然返回，直到把其他人全部救出来。马镜还先后担任十四团文化教员、十三团三营铁七连指导员，作战勇敢机智。1942年在掖县沙河一带，马镜奉命截击日伪军“上左”运粮队，指挥战士在敌人必经之路挖1条横沟，队伍埋伏在路两旁。日伪军有9辆汽车开进埋伏圈，不到半小时，缴获敌人装有罐头、白糖、粮食汽车7辆。1943年5月在蛇窝泊战斗中，久攻不克。马镜建议用浸水的棉被蒙在大板车、八仙桌作掩体（战士们称为土坦克），人在下面扛着炸药包冲上去，两小时攻克敌人号称的“鲁东第一大碉堡”，打死打伤日伪军100余名，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人民的斗争信心。
1943年8月在平南冷仙洲战役中，马镜到日伪军炮楼底下喊话，被打伤左肺，住院期间，医院遭到敌人包围。马镜自知伤势严重，难以突围，决心以死报效祖国。他要过通讯员小王的手枪，令小王突围，小王不肯离开，马镜命令小王要从党的利益出发，不要为了自己多牺牲一个同志，在小王离开不远就朝自己的胸膛开了枪。小王返回痛哭不迭，马镜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誓死不做俘虏。”
张本政（1866～1951） 字德纯，祖籍文登，生于辽宁旅顺。幼时家贫，只读过4年私塾，17岁与人合伙经营杂货铺，后到日本人店中当伙计。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来烟台，看到经营海运有利可图，便到日本人梶原门下学习海运贸易。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租用两艘日本轮船专驶烟台—大连—大东沟线，从事海运。在为日本刺探沙俄在旅大的政治和军事情报时，被沙俄殖民当局发觉遭追缉。日俄战争期间，张本政利用所租船只，为日军运输军需粮秣物资，很为日本人赏识。日本人占领旅大后，将俄人张德禄的两艘轮船和几百袋面粉没收，贱价卖给张本政。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在烟台设政记轮船公司，购进和租用10艘日本轮船，航行于威海、烟台、龙口、天津、营口、大连、安东等港，经营势力不断扩大。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美船只均被调用于战争运输，中国沿海航运出现空白。张本政趁机扩大经营，轮船除航行国内各航线外，还航行日本、香港、西贡、曼谷、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时运费飞涨，张本政资产以每分钟100元的收入猛增，整个大战期间，政记轮船公司每年购进轮船三四艘。1920年，张本政将政记轮船公司改组为政记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总资金500万元，拥有轮船21艘。
1931年，日军侵占东北，张本政以船资日，担负军运，大发横财，每年递增1艘四五千吨级的大型轮船。至1937年，政记公司轮船增至32艘，总吨位6万余吨，船员1700余人，成为中国北方航运业一霸。不久，张本政将其全部船只调集大连、香港，帮助日军运输军事物资，先后有14艘轮船在战争中沉没。张被日本人称为“图谋两国亲善的先驱者”、“特殊功劳者”，受到日本天皇接见，授予“勋五等瑞宝章”，先后委任他40多项职务和头衔。张本政除经营航运外，还在大连、烟台开设政利钱庄，投资青岛地方银行、烟台商业银行、龙口正隆银行以及东边道实业银行等，并开办大连政记油坊、政记铁工厂、政记战坞、瓦房店窑业公司、烟台电灯公司和房地产业务等。日本投降后，张本政投靠国民党反动派，提供经费据点，支持暴力暗杀团体。1951年6月10日被大连市人民政府处决。
邹秉绶（?—1955） 字印臣、因陈，别号邹大、邹一人，芝罘区初家镇邹家村人。清末痒生，青年时入山东高等师范学堂读书，毕业后去德国留学，获帝国工艺大学工艺士及美术专门学校美术士学位。归国后加入同盟会，与黄县徐镜心、栖霞谢鸿焘等在毓璜顶创办东牟公学，作为山东同盟会的总机关，邹秉绶任庶务长。1907年，在牟平与同盟会会员李书润、于清泮等建小学十几处，发展同盟会员30余人。烟台、牟平光复后去北京，先后任直隶督办公署参议、保大旗产清理处处长、河北大学校长等职。
邹秉绶民族气节高尚。冀东成立伪政权时聘其为顾问，被他严辞拒绝。日军侵占胶东后，他写信给在青岛李格庄任铁路站站长的儿子立即辞职，回家乡办学。儿子邹少臣担任邹家庄小学校长后，他积极支持儿子宣传抗日救国。邹秉绶擅长山水画，尤工松菊，左右手均能作书画画，可两手各同时书写对联，一挥而就。晚年闲居北京，以卖字画为生，著有《如是我闻》一书。1955年病逝于天津。
褚文郁（1890～1957） 字宗周，海阳县人，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政法系。在烟台创办《爱国报》，兼理律师业务，诉讼年收入达四五千元。
1929年成立烟台恤养院时，被聘请为第二副院长，将《爱国报》并入红卍字会，改名为《胶东卍报》，仍兼社长，并挂牌兼办律师业务，后恤养院事务渐多，停止律师业务和报社工作。1930年2月，与他人赴北平、天津等地考察学习，返回后在恤养院设孤儿、婴儿、嫠妇、产妇4部，后增加残废、老羸两部。1932年集资1000元，协助海阳红卍字会在县城、发城、西坊坞办起3处红卍字会小学，贫家子弟免收学费。“七七事变”前夕，洋货充斥市场，民族工业多数倒闭，劳动人民贫病交加，恤养院恤养人员陡增至650人，经费告急。褚文郁亲自到上海、大连、济南等地募捐，不到1个月，募集经费11000元，共募捐3次。1934年，派人去北平香山慈幼院学习哺乳和护理方法，改善收容条件，婴儿死亡率由40％下降到15％。1936年，嘉祥等县500余名灾民逃荒至海阳，褚文郁闻讯后，集资1000元，劝募面粉100袋，前往赈济。“七七事变”后，褚文郁卖地10亩，所得款项悉数献给29军宋哲元部，慰问抗日伤残军人。
1938年日军入侵烟台后，恤养院会计主任程宗禹、教员李炳令带领学生崔养收参加革命，临行前向褚文郁辞职。褚笑道：“不要瞒我，我劝你们到延安去，路费不足，可发双薪。”遂多给1个月薪金，送他们上路。此后，恤养院经费来源枯竭，出院的孤儿谋生困难，褚文郁集资3万元成立孤儿工业出品部，聘请技师开办木工、机织、铜铁、印刷等厂，解决全院经费开支。恤养院生产的工艺品在山东省评比中获优异奖，引起北平慈幼院院长熊希龄的重视，多次来恤养院参观、指导。至1943年，产品已达11种，实现经费自给自足。褚文郁还在东山建起孤儿村，为结婚的孤儿建立家庭；在宫家岛买耕地400亩，沙荒2000亩，在西沙旺建百亩果园，为恤养院提供粮食、果品。1945年烟台解放后，市政府责成恤养院尽力收容社会乞丐、流浪汉等，褚文郁积极办理，为解决经费去青岛、上海募捐黄金200两。1954年，褚文郁任副院长。1956年任烟台市政协副主席，1957年2月病故，终年67岁。
孙厚甫（1881～1960） 乳山县人，家庭贫穷，14岁只身来烟台做生意，1917年出任太安恒经理。孙厚甫为人忠厚、正直、谦和，曾被推为丝业公会会长、十四届商会副会长。1919年为抵制日货，保护工商业不受散兵游勇的侵扰，出任500人组成的商团团长。1920年，烟台华洋丝业联合会成立，洋行买办垄断丝绸生产与出口。为维护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他联合丝业公会和丝业代理店等民间组织，一面抵制海关加抽的丝绸捐，一面亲赴北京、济南，多次与财政部、农商部及海关总监理交涉，终在1926年迫使华洋丝业联合会改组，取消3名买办委员。1923年，随代表团去美国考察丝绸销售情况，发现1只故宫失落的铜鼎在街头叫卖，便用私款买下，回国后交故宫博物馆收藏。1936年，烟台蚕丝专科学校因经费无着停办，他与烟台丝业促进委员会会长周秀义出面，再三请求中央财政部和省建设厅拨款复校，并更名为烟台蚕丝改良场。1938年，日军强驻烟台蚕场，他与孙直芳等人出面交涉，迫使日军撤出。
孙厚甫一生乐贫好施，几无家业，常以自学的医术义务为贫民治病，曾出任慈善机构广仁堂董事，收养孤儿，舍粥济贫。日军侵烟后，广仁堂停办。1945年8月烟台解放后重组广仁堂，受到姚仲明市长的接见和人民政府的资助。国民党军占据烟台后，他托病居家，不予协作。1948年10月烟台第二次解放后，又主动出任广仁堂首职。1951年，广仁堂与卍字会并入恤养院，孙厚甫任副院长。1954年，烟台恤养院改为生产教养院，任副院长，直至病逝。
滕景禄（?～1962） 山东省乳山县崖子地口村人。少时在本村小学读书，1929年到烟台、东北等地做工。1933年参加革命工作，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乳山、牟平等地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38年起，先后任中共牟平县委委员、组织部长、县委书记及中共北海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45年1月，任中共烟台特区工委书记兼烟台大队政委。同年8月，任中共烟台市市委书记。任职期间，他和市委其他领导一起组织烟台人民开展反奸反霸斗争，稳定社会秩序。在农村土地改革进入高潮后，深入调查研究，提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合作，劳资两利”等城市工作方针，促进烟台经济的发展。1947年上半年，烟台发生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烟美籍职员殴打烟台二中学生和纵车轧死人力车夫杨禄奎事件。他根据市委的意见，严惩肇事者，维护民族尊严，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1949年后，历任青岛市总工会职工委员会书记兼中共青岛市委委员、山东省总工会主席、中共青岛市委第一书记和山东省委委员、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职。1962年10月19日病逝。
佘振兴（1889～1963） 烟台市芝罘区上夼村人，国民党海军少将。1903年考入烟台海军学校，1910年被派往日本留学。1912年被派往美国海军大学深造，回国后任袁世凯海军部兵器科科长，海军总长刘冠雄的副官。1919～1922年，任烟台海军学校校长。后任“楚有”、“楚谦”、“建威”、“普安”舰舰长及海军部参议、海军引水所所长、编译处少将处长。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海军驻青岛办事处处长，参与青岛对日受降。青岛解放前夕，随国民党逃至台湾。1952年退役后，任高雄市港务局顾问及海军官兵福利委员会顾问，1963年卒于台湾。
林秋圃（1890～1970） 又名林茂成、林春桂、林盛坊，福山区芝阳村人。出生于小康人家，幼年丧父，8岁入私塾，后考进烟台海军学堂，不久两个哥哥相继谢世，辍学转入实益学馆就读。18岁到烟台英美烟草公司供职，先后调升德州、兖州、济南等分公司任高级职员。1922年创办寰海商行，向澳州输出花边、发网、台布、花生等胶东土特产品和北京铜火锅等工艺品，代销美国胜家缝纫机公司产品和兼办水火、人寿等保险业务。寰海商行鼎盛时期，分店和入股合营的企业最远分布到哈尔滨和日本。20年代末，接办养正小学，购置三太爷庙址创建养正男校、建国女校和幼稚园，招收学生500余人。并先后任芝罘中学、育才中学、益文学校、省立八中、信义小学、志孚中学附小、养雋小学、养正小学校长及董事、董事长等职。30年代初，为振奋养正学校，扩建教学楼，学生增至800余人。林秋圃治学严谨，教育方针严明，择师严格，因而使养正小学很快成为小学校中的佼佼者。
1929年，张宗昌与刘珍年挑起战端，刘部将褚玉璞部围困福山县城，在芝阳山顶架炮准备轰击。危急关头，烟台商会连夜开会，商讨拯救百姓良策。林秋圃挺身而出，当晚去福山城与褚玉璞周旋，最后以褚放下武器达成协议，保全了福山县城居民的生命及财产。事后，福山县商民奉送林秋圃一块镌刻着“急公好义”的匾额，并附刻有跋语，记叙其事迹。1947年国民党军队占据烟台后，林秋圃拒绝商会邀请，出走青岛，辗转天津，接任平安保险公司经理。新中国建立初，金融保险业收归国家统一经营，他积极核定资产和办理移交手续。
1951年，林秋圃被天津市公安局以中统特务罪逮捕。1953年5月具保释放，定居于北京。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办事处以历史反革命罪，将林秋圃及其妻由淑英遣回原籍福山芝阳大队。1970年3月，林秋圃病逝于福山，1985年5月给予平反。
王儒楷（1892～1972） 原名王敬模，字儒楷，以字行，威海市羊亭镇廒上村人。1916年于省立蓬莱八中毕业后，去乡下小学任教。1919年，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在亲友的资助下考上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一边学习，一边勤工俭学。1923年起，先后在先志、省立烟台中学等校任教。1935年10月，烟台中学发生学潮，王儒楷不满国民党烟台当局的统治，愤然辞职，先后去省立第四师范（青州）、青岛市立中学、省立莱阳乡师、省立济南女子中学任教。1937年“七七事变”后，去文登中学、威海育华中学任教。其间，目睹日伪互相勾结，沆瀣一气，为非作歹，极为愤慨，几度辞职返乡务农。1944年参加革命，1945年8月成立威海市参议会时当选为副议长。解放战争爆发后，他毅然将正在威海师范读书，年仅17岁的二儿子王曲志送去参军。1946年8月当选为参议会议长，1948年秋受党派遣，去济南参加军管会工作，任济南第二师范校长。
1950年9月返烟台任一中校长，除做好领导工作外，还担任一二个班的教学。他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对于党组织，他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之，心向往之。”1951年二儿子牺牲于朝鲜战场后，忍着悲痛，支持三儿子王天衡报名参军（因身体不合格未去）。1952年升任教育局局长。1955年5月起，连续当选为1～4届烟台市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1～5届烟台市人民委员会委员。1956年兼任烟台市科普协会、科技协会副主席。其时他已64岁高龄，患有高血压、气管炎等症，但他严格要求自己，每天都要亲自处理许多工作。他的讲话稿子及一些重要工作报告都自己动手写，常常忙到深夜。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选为山东省政协委员。
王儒楷生活俭朴，公文包是老伴用黑布做的，一直用到去世。还经常教育子女好好学习，听党的话。1962年，王天衡于山东师范学院毕业，被分配到福山县，让他疏通关系留在烟台，他耐心劝说儿子服从组织安排。小儿子王天凯高中毕业后，分配到鞋厂当工人，家里人及亲朋都希望王儒楷求人给安排好一点的工作。他意味深长的对家里人说：“工作没有贵贱之分，我们干部子女不能特殊。”1972年2月，王儒楷病逝，终年80岁。
王瑞云（1914～1973） 女，山东益都县人，幼时家境贫寒，13岁习刺绣，18岁其绣品已远近闻名。1934年，王瑞云被烟台利民工厂招为绣花工人，为技术能手。1935年，被茂记绣花行招去做绒绣地毯技术工人。自此，王瑞云开始精心研究绒绣配色，利用不同的针法表现不同的图案，绒绣技术日益高超。1948年起，历任锡安工艺厂和联丰、联华工厂技师。
1956年，王瑞云进烟台工艺品出口公司绣花加工厂，任绒绣技师。同年被评为山东省先进工作者，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其间，她一面深入研究探索绒绣针法和表现形式，一面开始着手培养年轻的绒绣技术人员。1959年，指导绒绣工人为人民大会堂精心绣制了《东海日出》屏风，受到周总理的表扬。1963年任烟台工艺绣花社主任，并被选为山东省政协委员。1973年病逝，终年59岁。
隋开元（1916～1975） 蓬莱县村里集人，出身贫苦家庭。1936年在烟台双和德鱼行当店员，翌年回原籍任小学教员。193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入伍，历任蓬莱县中心区指导员、县政府科员，胶东行政公署科长。1947年，因工作成绩显著，荣立二等功。1948年8月任烟台市人民政府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1955年5月任中共烟台市委副书记。1958年6月任烟台市市长，11月任中共烟台市委第一书记。1960年5月被选为中共山东省委第一届代表大会代表，1961年3月被选为山东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1年7月起，任中共临沂地委常委、生产指挥部副主任、地委副书记等职。
隋开元长期担任市委、地委的领导工作，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较高的政策水平及决策能力，工作勤奋，生活廉洁。在担任烟台市财政和税务局长期间，有人为了个人目的，千方百计打探他的住址及嗜好，送钱送物。他都婉言谢绝，并明确表示：“只要符合党的政策的事，我都尽力去办；不符合党的政策的要求，就是送上金元宝也不能办。”60年代初经济调整时期，他一面带领大家开发经济渡难关，一面带头节衣缩食，解囊帮助生活困难的同志。他的大女儿因营养不足患了浮肿病，街道办事处瞒着他送去1袋大米，他知道后立即退了回去，并语重心长地教育孩子们，干部的子女不能特殊化。“文化大革命”中，隋开元被打成“走资派”，搬出市委大院，全部家产仅装了1拖板车，以致受到质问：“你这个市委书记就这么点东西？!”
隋开元工作勤勤恳恳，常常和秘书骑着自行车外出开会或下基层调查。积劳成疾后，医生再三嘱咐要多休息，但他总是说：“现在工作这么忙，我不能休息。”1975年2月10日病逝，终年59岁。
刘集臣（1904～1978） 别名刘培许，黄县东南梧桐村人，烟台程明锁厂创始人之一。幼时家贫，只读过3年私塾。因生活所迫，16岁离家，先后去海参崴、龙口、长春、大连、烟台等地药铺和磨坊当店员，学过钟表修理和镶牙技术。1930年回黄县开设精明钟表眼镜店，因生意萧条，遂与杜沛然等人合伙在黄县城创办顺记工厂，刘集臣负责产品设计和设备制造等技术工作。1939年，顺记厂更名程明锁厂，迁入烟台，刘集臣任厂长，主管生产。1954年公私合营后任副厂长，不久改任技术科科长。1963年，当选为烟台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8年病故。
烟台程明造锁厂建厂初期，刘集臣根据电影胶片衔接动作的道理，研制成锁芯机和锁心切削刃具，设计制造的锁芯拉槽机，为我国造锁工业第一台专用设备。新中国建立后，先后设计制造自动绕簧机、自动车弹子机、锁梁弯曲机、中型绕簧机、钥匙自动铣槽机、自动冲齿机、钥匙沟槽双面铣等较大的自动化关键设备10余种，其中有6种被轻工部定为全国造锁行业统一使用的定点生产专用设备。他不仅制造出弹子铜挂锁系列产品，还同王司光一起研制成功开铜挂锁。40余年中，刘集臣艰苦创业，勤于创造，为我国造锁工业倾注了毕生精力。
刘乃殿（1914～1979） 曾名刘来殿，山东省梁山县（原郓城县）郝庄村人。1937年9月7日参加革命工作，194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八团队二营俱乐部主任、政治处总务科长、副官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淮南东南办事处组织部部长、淮南东南办事处副主任，冶山县县长。1949年，任中共烟台市委书记、市长兼华东军区警备第五旅旅长。1954年10月，任中共济南市委第二书记、济南市市长，1963年10月，任山东省政协第三届委员会秘书长、党组副书记。1979年9月1日病逝，终年65岁。
邢林（1915～1980） 曾名邢炯，字林，以字行，文登市前北风口村人。1936年起，先后在荣成县立一小、文登县立六小任教。1938年6月参加革命，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胶东八路军第五支队政治部总务科科长、五旅供给处合社主任、胶东后勤部被服科科长。1940年7月起，先后担任第一、二、三、四兵工厂副厂长、厂长，第六兵工厂党支部书记，胶东兵工总厂副厂长、副政委。
邢林对党的兵工事业做出很大贡献。1941年2月，组织上派遣邢林率领20余名骨干，在险恶的战争环境下开进昆嵛山辛庄一带，在规模很小的东海兵工厂基础上组建山东纵队第五旅第三兵工厂，邢林担任厂长。建厂初期，没有技术人员，没有图纸，缺少原材料和必要的工具设备，只有几台土造车床及1台手板刨床和手摇钻。邢林把自力更生和培养人才视为兵工厂发展的根本，采取各种方法培训工人，广罗社会上能工巧匠，动员他们参加兵工生产，使兵工厂迅速发展壮大。兵工三厂的创建，使日军大为震惊，成为他们“围剿”、“扫荡”的主要目标，频繁跟踪袭击。当年3月14日，邢林获悉文登城日军行将偷袭兵工厂，立即组织进行“坚壁清野”，将设备和物资掩埋在田里和河流里，兵工人员则分兵两路疏散到周围农村，使日军的偷袭扑空。还有一次，在得到日军突袭的紧急情报时，已来不及疏散和掩藏设备和物资。邢林急中生智，命令大家在工作间挖坑，就地埋藏，然后果断点火烧塌工房，待日军赶来时，已是一片灰烬，只好无奈离去。
在动荡不安的战争环境中，邢林还带领全厂以“一切为了前线”为行动准则，创造“生产中备战，备战中生产，战事空隙中突击生产”的策略，制造出一批批武器弹药送往前线。复装子弹没有发射药，就用废旧电影片或塑料制品，加上甘油和少量助燃剂代替。造手榴弹没有合格的炸药，就用土硝兑上硫磺和梧桐木炭粉制成“黑色火药”。拉火装置就用3根火柴捆在一起，中间拉弦头上用鱼鳔粘上玻璃粉，互相摩擦发火引爆手榴弹。为了迷惑敌人，还在手榴弹柄上打上前几年生产日期，显示有大量武器储备。制造机枪没有图纸，就把机枪拆卸开来，制成模具、胎具，土法自制深孔钻和镗床、铣床，手工錾、锉、刮、煅，仅用4个月就试制出“捷克式”轻机枪两挺；手榴弹也由月产300余枚，增加到4000～5000余枚，受到胶东军区的表彰。
邢林在兵工战线上工作近10年。全国解放后，调任山东矿产管理局党委书记。1951年12月至1975年9月，先后任中共烟台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副书记、烟台市副市长、中共烟台市委书记处书记、烟台市市长、中共烟台市委副书记、烟台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烟台海洋渔业公司党委副书记、烟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1980年11月8日病逝，终年6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