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伪人员登记 1945年8月和1948年10月烟台解放初，即组成敌伪人员训练班，对敌伪人员进行登记处理，经教育后大部分释放，恢复政治权利。1949年，南京、上海、青岛等城市相继解放后，一批外逃地主、恶霸分子及散兵游勇等陆续返回，公安机关建立市、区、街三级处理委员会，实行定点登记，分别按恢复政治权利、停止政治权利、管制、判刑等4种类型进行处理。
破获特务组织 1947年5月，查获潜伏的“中统烟台区室烟台突击组”特务组织，缴获电台1部。1948年10月，破获“军统青岛站烟台潜伏组”特务组织。1949年5月，抓获1国际间谍分子。1950年10月，破获国民党“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茅山游击队驻鲁指挥部烟台行动大队”，对被捕获的特务分子依法进行了处理。
取缔反动会道门 反动会道门向由反动官僚、政客、地主恶霸、特务、汉奸操纵，利用其封建迷信进行反革命活动。1946年4月，取缔一贯道、“大正佛教会”、“佛学推行社”等反动会道门组织。1948年10月烟台第二次解放初，由公安、宣传、教育、财政等部门组成取缔反动会道门行动指挥部，取缔13个反动会道门组织，封闭佛坛香堂41处，惩办一批有罪恶民愤和抗拒取缔的会道首，有7000余会众声明退道。1950年7月，驻天津天主教圣母军华北分会，指示烟台教区代理主教（加拿大人）、神甫（法国人），纠集华籍神甫、教徒在烟台山下天主教堂成立“圣母慈爱祈祷会”（即圣母军），先后组织10个支会及1个区会“圣母军”用宗教麻醉教徒，在教徒中散发多种反动刊物和小册子，造谣污蔑党的方针、政策，为帝国主义搜集情报，破坏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运动。烟台市公安机关组织力量对其进行侦察，在获得大量罪恶事实材料后，于1951年7月将其依法取缔，并将首恶分子逮捕。1959～1960年，破获“龙华会”、“大正佛教会”、“五台山南会”、“普济佛教会”4个反动会道门的复辟案件。1963年10月，取缔有活动的“东歧大会”。至此，境内反动会道门组织被彻底摧垮。
惩治反革命 1945年8月烟台解放后，人民政府根据广大群众要求，先后镇压伪商会会长邹子敏、伪烟台市市长耿迺熙等一批汉奸特务分子。美国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后，潜伏的反革命分子猖狂进行活动，地主恶霸分子也明目张胆地进行反攻倒算。1951年2月，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安司法部门成立城乡联合办事处，采取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发动各阶层群众揭发、控诉反革命分子罪行，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在烟台警备部队配合下，对核准的反革命分子进行镇压。至8月，全市逮捕一批反革命分子，并分别依法进行了处理。1952年，潜匿异地、罪大恶极的日伪登州道尹、大汉奸张化南，伪烟台市市长丁 庭，特务汉奸陈世珍、汪钧甫等先后落网伏法。1955年7月开始肃清暗藏在内部的反革命分子，1959年8月结束，历时4年。运动期间共收到群众各种检举材料18718件，清查出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并对其中部分人员分别依法进行了判刑、管制、行政开除、安置农村监督改造及其它处分，部分免予或不予处分。
监督改造“四类分子” 1948年10月烟台第二次解放后，烟台市公安机关即开始对反动党团、特务、地主恶霸和伪保长人员实行管制。1952年6月，根据“政府管制与群众监督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改造结合”的管制方针，开始实行由治保会、行业公会、街道居民及工厂企业工人共同对“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进行监督教育和改造，建立管制制度。1957年，结合基层普选，对农业合作社的222名地主、富农分子进行评审。1958年，按照“十好夹一坏”的原则，建立“包夹”组织，对“四类分子”实行“三包一保证”（包管、包教、包改造，保证参加生产劳动）的月考、季评、年升降的管制办法，令其制订劳动改造计划，每月向街道治保会或社队干部汇报改造情况，年终进行自查互评和群众评议。1979年底，地主、富农分子全部摘掉“帽子”，同时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确定的“四类分子”，按有关政策妥善安排了工作和生活。
第二节 政治保卫
敌伪人员登记 1945年8月和1948年10月烟台解放初，即组成敌伪人员训练班，对敌伪人员进行登记处理，经教育后大部分释放，恢复政治权利。1949年，南京、上海、青岛等城市相继解放后，一批外逃地主、恶霸分子及散兵游勇等陆续返回，公安机关建立市、区、街三级处理委员会，实行定点登记，分别按恢复政治权利、停止政治权利、管制、判刑等4种类型进行处理。
破获特务组织 1947年5月，查获潜伏的“中统烟台区室烟台突击组”特务组织，缴获电台1部。1948年10月，破获“军统青岛站烟台潜伏组”特务组织。1949年5月，抓获1国际间谍分子。1950年10月，破获国民党“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茅山游击队驻鲁指挥部烟台行动大队”，对被捕获的特务分子依法进行了处理。
取缔反动会道门 反动会道门向由反动官僚、政客、地主恶霸、特务、汉奸操纵，利用其封建迷信进行反革命活动。1946年4月，取缔一贯道、“大正佛教会”、“佛学推行社”等反动会道门组织。1948年10月烟台第二次解放初，由公安、宣传、教育、财政等部门组成取缔反动会道门行动指挥部，取缔13个反动会道门组织，封闭佛坛香堂41处，惩办一批有罪恶民愤和抗拒取缔的会道首，有7000余会众声明退道。1950年7月，驻天津天主教圣母军华北分会，指示烟台教区代理主教（加拿大人）、神甫（法国人），纠集华籍神甫、教徒在烟台山下天主教堂成立“圣母慈爱祈祷会”（即圣母军），先后组织10个支会及1个区会“圣母军”用宗教麻醉教徒，在教徒中散发多种反动刊物和小册子，造谣污蔑党的方针、政策，为帝国主义搜集情报，破坏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运动。烟台市公安机关组织力量对其进行侦察，在获得大量罪恶事实材料后，于1951年7月将其依法取缔，并将首恶分子逮捕。1959～1960年，破获“龙华会”、“大正佛教会”、“五台山南会”、“普济佛教会”4个反动会道门的复辟案件。1963年10月，取缔有活动的“东歧大会”。至此，境内反动会道门组织被彻底摧垮。
惩治反革命 1945年8月烟台解放后，人民政府根据广大群众要求，先后镇压伪商会会长邹子敏、伪烟台市市长耿迺熙等一批汉奸特务分子。美国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后，潜伏的反革命分子猖狂进行活动，地主恶霸分子也明目张胆地进行反攻倒算。1951年2月，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安司法部门成立城乡联合办事处，采取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发动各阶层群众揭发、控诉反革命分子罪行，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在烟台警备部队配合下，对核准的反革命分子进行镇压。至8月，全市逮捕一批反革命分子，并分别依法进行了处理。1952年，潜匿异地、罪大恶极的日伪登州道尹、大汉奸张化南，伪烟台市市长丁 庭，特务汉奸陈世珍、汪钧甫等先后落网伏法。1955年7月开始肃清暗藏在内部的反革命分子，1959年8月结束，历时4年。运动期间共收到群众各种检举材料18718件，清查出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并对其中部分人员分别依法进行了判刑、管制、行政开除、安置农村监督改造及其它处分，部分免予或不予处分。
监督改造“四类分子” 1948年10月烟台第二次解放后，烟台市公安机关即开始对反动党团、特务、地主恶霸和伪保长人员实行管制。1952年6月，根据“政府管制与群众监督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改造结合”的管制方针，开始实行由治保会、行业公会、街道居民及工厂企业工人共同对“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进行监督教育和改造，建立管制制度。1957年，结合基层普选，对农业合作社的222名地主、富农分子进行评审。1958年，按照“十好夹一坏”的原则，建立“包夹”组织，对“四类分子”实行“三包一保证”（包管、包教、包改造，保证参加生产劳动）的月考、季评、年升降的管制办法，令其制订劳动改造计划，每月向街道治保会或社队干部汇报改造情况，年终进行自查互评和群众评议。1979年底，地主、富农分子全部摘掉“帽子”，同时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确定的“四类分子”，按有关政策妥善安排了工作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