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境内发生多次较大水、旱、风、虫等灾害，官府除缓征税赋，蠲免杂课外，有时发放些钱粮赈济，但很少兑现，而地方官吏却趁机渔利，反使灾情扩大。1885年12月（清光绪十一年十一月）水灾，福山知县扣发水灾领款，抑勒户税，索取铺户规费，居民叫苦不迭。1903年8月（光绪二十九年七月）水灾，知县趁机勒捐，勾通恶商，坑害灾民。民国期间，军阀混战，天灾人祸不断，除严重灾情豁免农税杂课外，很少发放粮款赈济，遇有灾情多由地方公团救济。1920年，华北5省大旱，烟台成立胶东筹赈协会，募捐救灾。1923年，当地政商学界接收胶东筹赈协会所存余款，改组成立胶东赈灾公会，募集灾款2万余元，主要用于赈济灾情较重的利津、沾化、章丘、即墨等县，用于境内赈济款仅4000余元（银元）。
1945年8月烟台解放初，党和政府为受灾群众发放大量救济粮款，同时组织生产救灾。1946年风灾，市、区、村均成立救灾委员会，为受灾群众发放救灾款及贷款110万元，救灾粮15万余公斤，使1360户灾民生活得到保障。1949～1951年风水灾害，国家先后发放救济款北海币400余万元，新人民币455.79元，救灾粮88650余公斤，救济受灾群众3910户，10927人；发放贷粮和生产基金粮33.52万公斤，为1484户农民解决生产困难，帮助2120户受灾渔民修建大小船22只，网具876件；给306户居民提供小本生意资金粮18196公斤，为1820名失业工人介绍职业，安排工作；组织6901名灾民以工代赈，参加修马路、打石子、拣花生、结网扣、绣花，成立木瓦、印刷、成衣、编制生产组，为合作社跑运输、推销产品、打麻绳、织麻袋、剥花生、扒鱼割鱼等，解决自身温饱。此外，还发动各阶层、各行业及广大居民开展“社会互济”活动，共捐献救灾款2181.46元，救灾粮45188公斤，棉花7244公斤，各类衣物17707件。1959年，市政府为姜格庄、门楼公社等重灾区先后拨救灾款2万元。60年代，境内先后发生7次风、水等灾害，中共烟台市委生产救灾指挥部为受灾群众发放用于购买粮食、衣物、修屋、治病等救灾款32.20万元，受救济群众约45000人次。在三年经济调整时期，市委、市政府先后动员1169名干部、职工及其家属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压缩口粮标准，广种粮菜和开展副业生产，进行生产自救。为解决群众保暖过冬，调入棉花46498公斤，并为水肿病人调进各种营养食品。1949～1985年，国家共拨救灾款北海币400余万元，人民币74.13万元。此外，1951～1976年，还支援惠民、馆陶、临清、城武、菏泽、唐山等灾区救灾款10.19万元，救济粮350万公斤左右，衣被66218件。
第一节 灾害救济
清末，境内发生多次较大水、旱、风、虫等灾害，官府除缓征税赋，蠲免杂课外，有时发放些钱粮赈济，但很少兑现，而地方官吏却趁机渔利，反使灾情扩大。1885年12月（清光绪十一年十一月）水灾，福山知县扣发水灾领款，抑勒户税，索取铺户规费，居民叫苦不迭。1903年8月（光绪二十九年七月）水灾，知县趁机勒捐，勾通恶商，坑害灾民。民国期间，军阀混战，天灾人祸不断，除严重灾情豁免农税杂课外，很少发放粮款赈济，遇有灾情多由地方公团救济。1920年，华北5省大旱，烟台成立胶东筹赈协会，募捐救灾。1923年，当地政商学界接收胶东筹赈协会所存余款，改组成立胶东赈灾公会，募集灾款2万余元，主要用于赈济灾情较重的利津、沾化、章丘、即墨等县，用于境内赈济款仅4000余元（银元）。
1945年8月烟台解放初，党和政府为受灾群众发放大量救济粮款，同时组织生产救灾。1946年风灾，市、区、村均成立救灾委员会，为受灾群众发放救灾款及贷款110万元，救灾粮15万余公斤，使1360户灾民生活得到保障。1949～1951年风水灾害，国家先后发放救济款北海币400余万元，新人民币455.79元，救灾粮88650余公斤，救济受灾群众3910户，10927人；发放贷粮和生产基金粮33.52万公斤，为1484户农民解决生产困难，帮助2120户受灾渔民修建大小船22只，网具876件；给306户居民提供小本生意资金粮18196公斤，为1820名失业工人介绍职业，安排工作；组织6901名灾民以工代赈，参加修马路、打石子、拣花生、结网扣、绣花，成立木瓦、印刷、成衣、编制生产组，为合作社跑运输、推销产品、打麻绳、织麻袋、剥花生、扒鱼割鱼等，解决自身温饱。此外，还发动各阶层、各行业及广大居民开展“社会互济”活动，共捐献救灾款2181.46元，救灾粮45188公斤，棉花7244公斤，各类衣物17707件。1959年，市政府为姜格庄、门楼公社等重灾区先后拨救灾款2万元。60年代，境内先后发生7次风、水等灾害，中共烟台市委生产救灾指挥部为受灾群众发放用于购买粮食、衣物、修屋、治病等救灾款32.20万元，受救济群众约45000人次。在三年经济调整时期，市委、市政府先后动员1169名干部、职工及其家属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压缩口粮标准，广种粮菜和开展副业生产，进行生产自救。为解决群众保暖过冬，调入棉花46498公斤，并为水肿病人调进各种营养食品。1949～1985年，国家共拨救灾款北海币400余万元，人民币74.13万元。此外，1951～1976年，还支援惠民、馆陶、临清、城武、菏泽、唐山等灾区救灾款10.19万元，救济粮350万公斤左右，衣被66218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