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罘濒临黄海，海岸绵长曲折，港湾交错，滩涂广阔，潮差平缓，水温和暖，极利于各种水生生物的生息繁衍。
境内渔业历史悠久。白石村遗址第一期文化层出土有真鲷、黑鲷、鲈鱼、红鳍东方鲀、河豚等鱼类骨骼；出土贝壳有福氏玉螺、滩栖螺、脉红螺、毛蚶、牡蛎、长牡蛎、日本镜蛤、等边线蛤、文蛤、青蛤、蚌、蚬等14种，除蚌、蚬为淡水种类外，其它均为浅海种类。真鲷为底层鱼类，多栖于30～60米深沙砾海底，河豚鱼有剧毒，说明在距今6000多年前，境内渔民已有捕捞底层鱼的工具和技术，掌握食用有毒鱼的知识，采捕浅海软体动物的技能。白石村遗址第二期文化层距今约5000多年，从出土的鱼刺器、石网坠、陶网坠，推知当时已使用网具从事海上捕捞。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渔业发展缓慢。19世纪初，只有几处荒凉渔村，七八十户渔民，十几只小角子，只能在近海浅滩捕鱼捉蟹而已。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开埠后，省内和邻省进出鱼船频繁，渔村渔民增多。1917年起，相继建立水产研究试验机构、水产学校及水上警察，加快了渔业发展。1921年，渔轮手缲网渔业兴起，境内很快成为我国北方沿海鱼船、渔获物的重要集散地。至30年代中期，入港渔轮达298艘，渔帆船约7000余只，卸鱼量最多时达7万余吨。每当春秋渔汛期间，港内帆樯林立，渔船栉比，成为我国北方渔产量最大的渔港。日军侵占烟台期间，大肆掠夺渔业资源，限制渔业生产，渔业生产备受摧残。至1945年日本投降时，仅剩渔轮34艘，渔帆船720只，年产量仅为战前的12％。1945年8月烟台解放后，在人民政府扶持下，渔业迅速恢复生产。1947年10月国民党占据期间，又陷入萧条，入港渔帆船仅583只，渔轮2艘。
1948年10月烟台第二次解放后，党和政府采取贷款贷粮，组织建起渔业企业等措施，恢复发展渔业生产。新中国建立初，军政机关先后建起许多渔业生产机构和公司，从事捕捞生产。至1951年，国营、公营（由军政机关、事业、团体自办捕捞单位）捕捞单位发展到18个，拥有渔轮58艘。群众渔业经过民主改革，也迅速发展。1952年，进港渔帆船达1100只左右，其中境内渔帆船255只。此后，水产企业捕捞能力不断增强，群众渔业合作化，海水养殖业发展，水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1953年为16000余吨，1956年增长到23000余吨。1958年，渔村成立人民公社，实行“一平二调”，挫伤渔民生产积极性，加上自然灾害，渔业生产处于困难时期，渔业产量迅速下降。1963年起，群众渔业开始实行包产、包值、包工、包成本、超产奖励的“四包一奖”政策，网具逐步纤维化，海带及贝类养殖迅速发展，水产品年产量回升到5万余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产量急剧下降。1967年下降到31352吨，1968年下降到26680吨。70年代，船网具迅速增加，渔帆船大都机动化，海水养殖除海带外，贝类养殖迅速发展，水产品年产量开始增长，1978年产量达到67706吨。同时因盲目增船增网，底层鱼类捕捞过度，加上海水污染，鱼类资源明显呈现衰竭，渔货质量下降。
1979年开始调整渔业生产结构，捕捞业由近海、内海转向外海、远海；渔业生产部分由捕捞转向滩涂养殖；养殖业在压缩海带、贻贝养殖的同时，大量发展海参、对虾、扇贝等海珍品的增养殖，渔业产量虽减少，但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80年代，渔业生产结构通过进一步调整，向养殖、增殖、捕捞、加工和综合利用等多方面、多层次的方向发展，为境内海水渔业生产开辟了新的前景。
第十一卷 水产
芝罘濒临黄海，海岸绵长曲折，港湾交错，滩涂广阔，潮差平缓，水温和暖，极利于各种水生生物的生息繁衍。
境内渔业历史悠久。白石村遗址第一期文化层出土有真鲷、黑鲷、鲈鱼、红鳍东方鲀、河豚等鱼类骨骼；出土贝壳有福氏玉螺、滩栖螺、脉红螺、毛蚶、牡蛎、长牡蛎、日本镜蛤、等边线蛤、文蛤、青蛤、蚌、蚬等14种，除蚌、蚬为淡水种类外，其它均为浅海种类。真鲷为底层鱼类，多栖于30～60米深沙砾海底，河豚鱼有剧毒，说明在距今6000多年前，境内渔民已有捕捞底层鱼的工具和技术，掌握食用有毒鱼的知识，采捕浅海软体动物的技能。白石村遗址第二期文化层距今约5000多年，从出土的鱼刺器、石网坠、陶网坠，推知当时已使用网具从事海上捕捞。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渔业发展缓慢。19世纪初，只有几处荒凉渔村，七八十户渔民，十几只小角子，只能在近海浅滩捕鱼捉蟹而已。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开埠后，省内和邻省进出鱼船频繁，渔村渔民增多。1917年起，相继建立水产研究试验机构、水产学校及水上警察，加快了渔业发展。1921年，渔轮手缲网渔业兴起，境内很快成为我国北方沿海鱼船、渔获物的重要集散地。至30年代中期，入港渔轮达298艘，渔帆船约7000余只，卸鱼量最多时达7万余吨。每当春秋渔汛期间，港内帆樯林立，渔船栉比，成为我国北方渔产量最大的渔港。日军侵占烟台期间，大肆掠夺渔业资源，限制渔业生产，渔业生产备受摧残。至1945年日本投降时，仅剩渔轮34艘，渔帆船720只，年产量仅为战前的12％。1945年8月烟台解放后，在人民政府扶持下，渔业迅速恢复生产。1947年10月国民党占据期间，又陷入萧条，入港渔帆船仅583只，渔轮2艘。
1948年10月烟台第二次解放后，党和政府采取贷款贷粮，组织建起渔业企业等措施，恢复发展渔业生产。新中国建立初，军政机关先后建起许多渔业生产机构和公司，从事捕捞生产。至1951年，国营、公营（由军政机关、事业、团体自办捕捞单位）捕捞单位发展到18个，拥有渔轮58艘。群众渔业经过民主改革，也迅速发展。1952年，进港渔帆船达1100只左右，其中境内渔帆船255只。此后，水产企业捕捞能力不断增强，群众渔业合作化，海水养殖业发展，水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1953年为16000余吨，1956年增长到23000余吨。1958年，渔村成立人民公社，实行“一平二调”，挫伤渔民生产积极性，加上自然灾害，渔业生产处于困难时期，渔业产量迅速下降。1963年起，群众渔业开始实行包产、包值、包工、包成本、超产奖励的“四包一奖”政策，网具逐步纤维化，海带及贝类养殖迅速发展，水产品年产量回升到5万余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产量急剧下降。1967年下降到31352吨，1968年下降到26680吨。70年代，船网具迅速增加，渔帆船大都机动化，海水养殖除海带外，贝类养殖迅速发展，水产品年产量开始增长，1978年产量达到67706吨。同时因盲目增船增网，底层鱼类捕捞过度，加上海水污染，鱼类资源明显呈现衰竭，渔货质量下降。
1979年开始调整渔业生产结构，捕捞业由近海、内海转向外海、远海；渔业生产部分由捕捞转向滩涂养殖；养殖业在压缩海带、贻贝养殖的同时，大量发展海参、对虾、扇贝等海珍品的增养殖，渔业产量虽减少，但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80年代，渔业生产结构通过进一步调整，向养殖、增殖、捕捞、加工和综合利用等多方面、多层次的方向发展，为境内海水渔业生产开辟了新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