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和民国时期，由于工商业发展和人口不断增加，境内副食品市场不断增加和扩大，逐渐形成了一些专卖蔬菜及肉、蛋等副食品的集市，平时有沿街叫卖的小商小贩及郊区菜农。1918年7月，由商会集资，海塘工程局包建的烟台公利市场建成，共建房499间，在场经营鱼、肉、禽、蛋、蔬菜、水果等大小商店155家，成为烟台副食品交易中心。
新中国建立后，建立起若干国营蔬菜副食品商店，经营蔬菜副食品。1955年，成立烟台市消费合作社蔬菜供应站。1956年，成立蔬菜公司，组织蔬菜副食品购销。1981年起，除国营、集体企业经营部分外，蔬菜及肉、蛋购销逐步转入农贸市场。
蔬菜 1949年前后，市区有小菜贩百余户，或出摊摆销，或沿街挑卖。1956年私商社会主义改造后，居民用菜由国营蔬菜公司和合作菜店组织购销。1957年，按“就地生产，划片包干，产后包销，保证供给”的原则，与郊区菜农签订合同，全年共收购各种鲜菜20700吨，销售14025吨。1963年起，对菜农按计划生产和交售的蔬菜实行奖售办法，当年核发奖售布票近万米，布胶鞋票14000余双，市场蔬菜供应量大增，价格下降。1965年，贯彻“以销定产，产销平衡”的原则，将原有蔬菜基地19000亩，压缩到9253亩，并对种植品种进行调整，适当增加细菜类，减少粗菜类，当年收购30600吨，销售30500吨。1970年起，蔬菜基地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建立保护区，实行“以菜为主，带动其他”的种植结构。1978年，收购鲜菜51300吨，销售61050吨，为历年最高数。1981年，蔬菜市场放开，除商业部门经营外，蔬菜种植专业户和贩运户开始进入农贸市场交易，品种增多，供求两旺。1985年，国营与集体蔬菜企业销售鲜菜31050吨，比1980年减少34450吨。
蔬菜销售历来坚持稳价政策，对计划内购销差价亏损，由国家财政补贴。当地生产的蔬菜，购销差价一般在20%左右。
猪肉 民国时期，市区与郊区有屠户数十家，宰猪供市。新中国建立后，国营食品公司和供销社参与经营，私营屠户逐渐消失。为掌握货源，保证肉食供应，国家采取补助饲料和适当提高收购价格等办法，鼓励农民养猪。1957年起，实行队养、户养并举的方针，生猪增加，当年收购肉猪7370头，销售鲜肉2100吨，比1950年分别增加3.50倍和2.50倍。1960～1962年，农业遭灾，农民口粮不足，养猪困难，3年共收购肉猪8509头，1961年仅收购614头。同年初开始，猪肉实行凭票供应，全年销售量为300吨。1963年起，队养、户养肉猪实行“售一留一”政策，完成交售任务后，允许凭证自宰上市出售，不受牌价限制。交售的肉猪，每头除仍奖售饲料15公斤外，另按斤计算，每斤增加奖售化肥0.35公斤。当年肉猪饲养量回升，收购7926头，比上年增加6158头。“文化大革命”期间，户养肉猪时有起落，鲜肉供应一直紧缺。1978年，农业实行承包责任制，集体养猪停办，户养增加。1979年，收购肉猪26800头，销售鲜肉8150吨，比1977年分别增长56%和58%。进入80年代，取消肉票，采取多渠道经营，敞开供应，购销两旺。1985年，区属国营和集体食品企业销售鲜肉5400吨，约占总销售量的60%左右。
鲜蛋 农民素有养鸡养鸭习惯，产蛋除自用外，销售于市。新中国建立后，为调剂市场供求，商业部门参与经营。1956年，收购鲜蛋175.50吨，零售142吨，比1954年分别增长7.30倍和10.20倍。1959年实行派购，1961年实行按额奖售，促进了民户投售的积极性。1962～1965年，年均收购鲜蛋223.50吨，零售236吨。1967～1976年，家禽饲养量减少，年均仅收购鲜蛋11.95吨，供应紧缺。1978年起，家禽饲养量大增，蛋源丰富，供应充足。1985年，收购鲜蛋180.50吨，零售1712吨，均为1977年的2倍左右。
第二节 蔬菜与肉蛋
清末和民国时期，由于工商业发展和人口不断增加，境内副食品市场不断增加和扩大，逐渐形成了一些专卖蔬菜及肉、蛋等副食品的集市，平时有沿街叫卖的小商小贩及郊区菜农。1918年7月，由商会集资，海塘工程局包建的烟台公利市场建成，共建房499间，在场经营鱼、肉、禽、蛋、蔬菜、水果等大小商店155家，成为烟台副食品交易中心。
新中国建立后，建立起若干国营蔬菜副食品商店，经营蔬菜副食品。1955年，成立烟台市消费合作社蔬菜供应站。1956年，成立蔬菜公司，组织蔬菜副食品购销。1981年起，除国营、集体企业经营部分外，蔬菜及肉、蛋购销逐步转入农贸市场。
蔬菜 1949年前后，市区有小菜贩百余户，或出摊摆销，或沿街挑卖。1956年私商社会主义改造后，居民用菜由国营蔬菜公司和合作菜店组织购销。1957年，按“就地生产，划片包干，产后包销，保证供给”的原则，与郊区菜农签订合同，全年共收购各种鲜菜20700吨，销售14025吨。1963年起，对菜农按计划生产和交售的蔬菜实行奖售办法，当年核发奖售布票近万米，布胶鞋票14000余双，市场蔬菜供应量大增，价格下降。1965年，贯彻“以销定产，产销平衡”的原则，将原有蔬菜基地19000亩，压缩到9253亩，并对种植品种进行调整，适当增加细菜类，减少粗菜类，当年收购30600吨，销售30500吨。1970年起，蔬菜基地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建立保护区，实行“以菜为主，带动其他”的种植结构。1978年，收购鲜菜51300吨，销售61050吨，为历年最高数。1981年，蔬菜市场放开，除商业部门经营外，蔬菜种植专业户和贩运户开始进入农贸市场交易，品种增多，供求两旺。1985年，国营与集体蔬菜企业销售鲜菜31050吨，比1980年减少34450吨。
蔬菜销售历来坚持稳价政策，对计划内购销差价亏损，由国家财政补贴。当地生产的蔬菜，购销差价一般在20%左右。
猪肉 民国时期，市区与郊区有屠户数十家，宰猪供市。新中国建立后，国营食品公司和供销社参与经营，私营屠户逐渐消失。为掌握货源，保证肉食供应，国家采取补助饲料和适当提高收购价格等办法，鼓励农民养猪。1957年起，实行队养、户养并举的方针，生猪增加，当年收购肉猪7370头，销售鲜肉2100吨，比1950年分别增加3.50倍和2.50倍。1960～1962年，农业遭灾，农民口粮不足，养猪困难，3年共收购肉猪8509头，1961年仅收购614头。同年初开始，猪肉实行凭票供应，全年销售量为300吨。1963年起，队养、户养肉猪实行“售一留一”政策，完成交售任务后，允许凭证自宰上市出售，不受牌价限制。交售的肉猪，每头除仍奖售饲料15公斤外，另按斤计算，每斤增加奖售化肥0.35公斤。当年肉猪饲养量回升，收购7926头，比上年增加6158头。“文化大革命”期间，户养肉猪时有起落，鲜肉供应一直紧缺。1978年，农业实行承包责任制，集体养猪停办，户养增加。1979年，收购肉猪26800头，销售鲜肉8150吨，比1977年分别增长56%和58%。进入80年代，取消肉票，采取多渠道经营，敞开供应，购销两旺。1985年，区属国营和集体食品企业销售鲜肉5400吨，约占总销售量的60%左右。
鲜蛋 农民素有养鸡养鸭习惯，产蛋除自用外，销售于市。新中国建立后，为调剂市场供求，商业部门参与经营。1956年，收购鲜蛋175.50吨，零售142吨，比1954年分别增长7.30倍和10.20倍。1959年实行派购，1961年实行按额奖售，促进了民户投售的积极性。1962～1965年，年均收购鲜蛋223.50吨，零售236吨。1967～1976年，家禽饲养量减少，年均仅收购鲜蛋11.95吨，供应紧缺。1978年起，家禽饲养量大增，蛋源丰富，供应充足。1985年，收购鲜蛋180.50吨，零售1712吨，均为1977年的2倍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