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末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黄河尾闾频繁改道变迁，政区不断调整，争种新淤地的矛盾屡有发生。
兹摘要略记如下：
沾利分界纪略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沾利两县交界处，河道变迁、大片退海之地成为新淤沃土。群众争相
垦种，发生争执。
山东省垦务局提调冯树勋。武定知府曹荣，沾化县知县姚鹏图，利津县知县沈福介，共同协商，并禀告
府县、藩县，划定了两县界址：
“自利国镇旧有芦洼道起，正北偏东斜直至中流沟之间。居中划分。在北偏东之利津官灶城、李家屋子
之间。亦系居中划分。在北偏东至胡往屋子向正北、东至黄河边，西属沾境东为利地。自此向东北沿河
曲线至幻水坨、圣水灵池石碑下，正北2420步止以黄河西北岸为界。西北属沾，东南连河身属利地。在
往正东1880步止，又自沾境之大洋铺、龙王庙东山墙起。向正东5400步止。在向正北至海。西属沾境。
东属利地，绘图立案。永久遵守。”（光绪九年《利津县志》）。
沾利两线挑河边界土地纠纷
1965年，利津东北部淤出部分新荒地，沾化县义和区的群众越界争种新淤地和抢收芦苇等野生资源，引
起纠纷。 为妥善解决矛盾，中共利津县委于1965年9月30日，向惠民地委和专署写了《关于请求解决沾
利两县土地纠纷问题的报告》。
惠民地区派苏新三副专员处理此事。苏副专员提出了六条意见：一、县界不东，因两县和专区的地
图都是印的以挑河为界；二、县界不动不影响种地；三、县界以南的荒地应归属利津县；四、沾化县在
利津县界内的熟地（原系解放初期垦种），利津应当承认，有多少是多少；五、现有荒洼苇地，两县派
人分开，该谁收就归谁，划好界不准再争；六、两县立即停止开荒，待问题定下来再种植。
沾化利津挑河边界征地纠纷
“文化大革命” 动乱中，沾利两县群众在挑河边界，不断发生越界争种争收现象。1968年9月，惠民地
区革命委员会派出由地县两级组成的28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处理纠纷。在挑河南岸羊拦河和陈玉
芬屋子一带，划给沾化3.6万亩。
利、垦新淤地分界略
1965年，黄河以东，三号庄以北，利津、垦利两县群众屡次发生争种新淤地的矛盾。
1966年10月7日，利津县副县长孙维章，垦利县代表人孙法诰，带领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了实地勘察，
双方本者互尊互让，相互谅解的原则，经过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在三号桩以北， 圈出一块新淤地（约1.2万亩）给利津县陈庄区群众耕种。其地界是：东南以老黄河为
界，西北从第二个制高点向正北2500米处划一直线为界，向西北如果河沟中间有很大变曲，则在全长的
中心取一点划直线，达2500米桩号为界。
新界划定后，凡是垦利群众在利津片内耕种的土地。有垦利县负责动员出来，另行安置；利津县在界外
耕种的土地，由利津县负责动员出来，另行安置，但不包括罗镇区。
利津垦利群众争种新淤地纠纷
1977年9月15日， 利津县盐窝镇公社部分单位与垦利县下镇、民丰、新安等公社的部分单位，因争种黄
河下游罗11附近的洼地， 发生了打、砸、抢事件（主要是抢收大豆），9月18日，地县联合调查组到现
场进行调查处理，经调查和落实材料，惩办了策划者和直接打伤、致残、致死人命的凶手。所收大豆各
分一半，两县争种之土地一律退交给军马场管理。
军马场圈划草原地
“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军马场圈划草原，将利津县设对群众的13万亩耕地划入草原区。其中二河以东
100500亩， 三号半1.75万亩，原同兴农场附近群众的耕地1万多亩。同时让陈庄区在“三号半”的12个
自然村迁出， 计351户，拆房726间。因此，群众与军马场之间产生了矛盾。1973年7月，山东省革委会
派农办牵头处理此事。省农办召集利津县、军马场、惠民地革委等各方领导成员参加，进行协商。经反
复研究，搞了个《调整土地协议书》，议定军马场调给利津县部分土地，并给利津嵌迁出村以适当的搬
迁补助费和木料。在调给利津的土地中，是由耕地面积仅6万多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