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机 构
机构沿革 清代，初设绿营兵和捕快管理城镇与四乡的社会治安。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成立县
巡警局。三十三年（1907年）改为巡警署，设警务长1名，分区区官若干名。
民国2年（1913年） 改巡警署为警察事物所，设警务长，受县知事指挥监督。民国三年（1914年）改称
警察所， 县知事兼任所长。翌年，成立县警备队。民国17年（1928年0，警备队与警察所合并后改称公
安局。初设局长1名，警官5名，长警58名。民国24年（1935年）改编为警官5名，警长3名，警士50名。
日本军侵占利津城后， 国民党利津县公安局被日伪警察所取代。民国28年（1939年）1月，日伪警察所
下设警务、司法、保安、特务4股。民国31（1942）年增设剿共班，同年改股为系，设警务系、司法系、
保安系、 特务系（由剿共班改名），并增设经济系。民国33年（1944年）8月利津县解放，摧毁日伪机
构。
解放后，利津县抗日民主政府于1944年10月设公安局，配备局长1人，下设侦查、治安、审讯、秘书4股
及1个政卫队。 1945年各区设公安员1人，并在宋集设公安分局1处。1948年下半年撤消各区公安员，宋
集分局改为大盖公安派出所。同时在盐窝、宁海（现属垦利县）、东堤等三个区建立公安分局；在城关、
董集（现属垦利县） 两区设派出所。1949年2月至1952年增设看守所、劳改股、协理室。1955年增设保
卫股。同时撤去各区公安分局和派出所，改设公安员。1956年--1958年县公安局下设执行股、政保股、
户籍股和互助合作保卫股，并在城关、刁口公社设立派出所。1961年县公安局设治安、刑侦、预审、政
保、秘书等股以及协理室和县中队。“文化大革命”中的1967年--1973年5月，公检、法实行军事管制，
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小组”，下设办事组、治安组、审批组、政保组。由军代表行使各种职能。
1973年5月撤消军事管制， 恢复公安局建制，下设秘书股、治安股、政保股、预审股、检察股（后归检
察院）。1978年又增设内保股，并配备协理员1名。1979年9月增设消防股。1980年增设刑警队。1981年
新建明集、店子、虎滩、罗镇、集贤等5个公社（乡镇）派出所。1985年3镇14乡均建立了派出所。
基层治安保卫组织 1951年5月遵照《农村治安条例》 ，在全县56个乡设立治保委员会；在17个经济部
门建立治保委员会。1952年根据公安部发布的《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各村设立治保会和治
保小组。“文化大革命”中，治保组织瘫痪。1979年底恢复治保组织。截止1985年底，全县共建立基层
治保会546个， 其中，县直单位58个。各基层治保组织密切配合公安部门保卫油区生产，预防和打击刑
事犯罪活动，保卫社会治安。
第二节 治安保卫
清代，初置绿营兵掌管县城治安，设捕快掌管四路盗窃案及命案的抓捕。雍正四年（1726年）实行保甲
法，改由巡警担负治安管理。民国时期，县警备队管理社会治安。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伪警察所
强化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滥杀无辜，反共反人民，社会动乱不安。解放后，人民警察保护公民的人
身权利、民主权利及其他合法权益，打击敌人，惩治犯罪，保卫人民政权，维护社会治安。
政权保卫 处理敌伪人员：1944年10月，人民公安机关针对敌伪顽残余势力尚存的情况，收集敌伪档案，
掌握敌情。按照“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一般伪顽分子，只要其回心转意，共同抗日，既往不
咎；对最恶严重分之予以严厉打击，消除隐患，安定社会秩序。1945年春，配合“拥军参军”、“减租
减息”、“锄奸反霸”等运动开展工作，将煽动闹事的原伪区长吕宗先依法逮捕，处以死刑，震慑敌人，
保障中心工作顺利进行。1946年春，县政府颁发布告，宣传党的政策，号召敌伪军、政、警、宪人员到
政府登记自首。 上述人员到政府悔改登记的583名，其中有91人进训练班接受教育。县政府将村中为他
们代管的房屋土地还给他们，组织他们参加生产。
清剿匪特：国民党进攻解放区前夕的1946年，特务土匪土匪及发动会道门一度猖獗。仅1946年5--7月，
就有14名干部、民兵、群众积极分子被特务和还乡团分子杀害，被劫去50多支大枪和大宗物资。为保卫
人民政权和解放区胜利果实，中共利津县委决定成立了剿匪指挥部，并在县大队和公安局政卫队中选拔
20余人组成武装工作队， 配合各区开展反特剿匪斗争。是年7月，公安局政卫队在五区谢家灶截获特务
分子孙会英一伙5人，营救出被劫持去的区村干部6人，缴获长短枪32支，毛驴2头。三区袭击匪特两次，
毙伤敌2人， 缴获手榴弹2枚。一区破获特务地下线分子刘龙章、马岱玉等5人。次间，还全部歼灭匪特
团伙耿希盛30余人。 1947年1月30日，县武装工作队配合东堤区平息了屠户张反动会道门“铁板会”暴
动，击毙了首恶分子崔振华、崔希富。
镇压反革命：1950年10月遵照中央关于“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在全县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简称“镇反”），至1953年10月“镇反”判定结束。运动中，逮捕了一大批“五类反革命分子”（即
土匪、恶霸、发动道首、发动党团骨干分子、特务分子），按照对“五类反革命分子”执行杀、关、管
的政策，大张旗鼓地杀了80多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关、管了一批。1952年11月，召开群众大会，
由县人民法院宣判， 将国民党中统特务，滨蒲利三县情报组组长鞠鹤园处以死刑。1955年4月，县人民
法院召开公审大会，将最大恶极的伪区长、反革命杀人犯崔振江处以死刑。
取缔反动会道门： 县公安局根据山东省1951年5月两次分布的严厉取缔发动会道门布告的要求，广泛发
动群众，检举揭发反动会道门的罪行。举办“道首自述会”、“道首罪行展览会”、“道徒控诉道首罪
行及退道会”。对构成犯罪的道首予以逮捕；对小道首进行登记；对一般道徒，教育其自动退道。全县
共逮捕罪恶严重的道首91名（其中发动圣贤道道首69名） ，处决了7名罪大恶极的道首，释放13名，余
皆进行关、管。有3471名道徒自动退道。
肃清反革命分子： 1956年2月，中共利津县委遵照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在机
关、工厂、学校及手工业合作社等单位内部开展肃反运动。公安、司法部门组成指导小组具体负责对敌
斗争指导工作。运动中严格贯彻执行“提高警惕，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防止偏差，不冤枉一个好人”
的方针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法，广泛反动群众，周密调查研
究，分4批进行，到1958年8月全面结束，清查出反革命分子数名，分别给以相应的处理。
监督改造“四类分子”：1956年冬至1957年，对未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称“四
类分子”）进行监督改造工作。结合生产整社（农业合作社），对2354名“四类分子”进行评审，老实
守法表现好的吸收入社为社员；表现一般的为候补社员；坚持发动立场表现坏的实行群众监督劳动。经
过评审， 地主分子中批准为正式社员的占68%，候补社员占18.8%，管制生产的占13.2%。富农分子中批
准为正式社员的占64.5%， 候补社员占18.5%， 管制生产的占16.5%。 反坏分子中批准为正式社员的占
64.5%，候补社员占7.8%，管制生产的占27.7%。1957年以后，由社内保卫人员和各生产队的“包夹”组
织对“四类分子” 进行经常性教育和监督， 半年进行一次评审。1979年春，县公安部门贯彻中共中央
1979年5号文件，给1940名“四类分子”摘了帽。同时给6364名地主、富农出身的子女定了社员成份。
社会治安管理
户籍管理：清代，雍正四年（1726年）实行保甲法，由刑房掌管。“按保甲编户。石户为牌，有牌头。
十牌为甲，有甲长。户给门牌，注明姓名、年岁、丁口、田粮、行业等项，以备稽查”。民国时期，设
警察所管理户口， 稽查城镇治安。 日军侵占，利津时期，强化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推行所谓
“治安强化运动”，清查户口，发“良民证”、身份证、通行证，维护其法西斯统治。
1944年10月，人民公安局和地方派出所，负责户口稽查，对迁移、居住，进行登记。建国后，建立新的
户口管理制度。1951年根据中央公安部公布的《农村治安条例》和《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建立城
镇户口簿册，规定了迁出、迁入、出生、死亡、婚嫁、收养、临时户口的申报制度。1953年第一次全国
人口普查中， 全县45个乡465个村，普遍建立了户口登记制度。1956年农村户口登记、统计工作由民政
部门移交公安部门。1958年，各人民公社（乡镇）和大队（村）开始建立户口卡片，对居民的迁入、迁
出、出生、死亡实行管理。在机关、学校、企业内部也建立集体户口管理制度。“文化大革命”中，户
口管理工作一度松弛。1978年恢复与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户口管理工作步入正规。
特种行业管理：利津县的特种行业有旅店业、印铸业、旧货业。建国以来，对这些行业执行审查登记制
度， 进行安全教育，并帮助他们制定防范措施，有关控制 吃、住、行、销场所，预防犯罪分子作案。
1985年登记的特种行业总计79户，从业人员479人。其中：旅店业57户，印铸业5户，旧货业17户。枪支
弹药及危险物品管理：建国初，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把散存在社会上的枪支弹药收归国有。“文化大革
命”期间，社会上的零星枪支弹药一度较多。“文化大革命”后期，公安部门协同人武部收缴了枪支。
1981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办法》规定，对枪支弹药进行了一次清理登记。1982年对全县
政法系统的业务用枪和社会上的各种土猎枪全部进行登记发证。 对爆炸物品的管理， 历来十分严格。
1957年--1983年执行公安部公布的《爆炸物品管理规则》。1984年--1985年执行国务院关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条例》县公安机关对雷管、炸药、导火索及导爆索和鞭炮的生产、销售、运输、
使用保管，加强管理。规定凡需购买危险物品的单位或个人，都必须到公安机关办理购买证和运输证。
历年冬季组织专人对鞭炮生产点进行安全检查，并签发制造、销售证，预防事故发生。
交通管理：建国初以管理自行车为重点，县公安部门对社会上的自行车实行登记、发证。60年代机动车
辆增多。 县公安局设1名干警负责交通管理。同时配合交通部门和县安全办公室，开展安全大检查，清
除交通障碍，处理交通事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营、集体和个人的自行车、汽车、拖拉机、
摩托车、 三轮车等车辆大增， 交通事故随之增多。1978年--1985年平均每年处理交通事故20起左右。
1985年，全县登记打印的自行车7万辆。
打击严重刑事犯罪： 1983年8月下旬，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有计
划有步骤地开展“严打” 斗争。到1985年底，先后进行战役性活动两次，战斗性活动8次，侦破各类刑
事案件92起，逮捕了一批刑事犯罪分子，判刑167人，缴获赃款8.36万元，缴获自制手枪1支、子弹47发，
火药一宗，钢丝鞭、匕首等凶器20件，淫秽书刊7本、录音带4盒。有19名犯罪分子投案自首。还收到人
民群众揭发违法犯罪线索300多条。社会秩序有明显好转。
第三节 刑事案件侦破
民国时期，公安机关不查处刑事案件。一般刑事案件“民不告官不究”。
建国后，公安部门对各类刑事案件的侦破，执行专门工作和群众路线的方针。一般案件都经过研究情况、
辨别性质、决定计划、进行侦察、检查对象、判断材料、搞清正反事实、掌握确实证据、弄清各方面关
系等步骤，依法逮捕。对特种刑事案件，还运用科学仪器，进行化验、分析，提高破案率。案件侦破工
作终结后，提交县检察机关批捕。1949年—1955年，侦查工作以政治案件侦查为重点，破案率平均为80
%， 重大案件的破案率为100%。1956年—196 5年，破案率平均为90%，重大案件破案率为100%，刑事侦
查以保卫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大革命”期间，公安机构瘫痪，工作不能正常进行，政治案件明显上
升，普通刑事案件增多，破案率下降。1978年后，侦查工作逐步走上正规，技术力量加强，刑事侦查以
整顿社会治安为中心。对于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流氓集团以及其它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的案件，
积极侦破。1983年破案率83%。1985年破案率为92.8%。
第四节 消 防
建国初期， 消防工作又公安局治安股设一名干警专管。1957年建立农村消防组339个，计3045人参加。
在县直企业事业单位中配备兼职消防人员32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消防工作贯彻以防为主的方
针， 预防工作加强。1979年9月，县公安局始设消防股，编制4人，设股长1人。1980年—1985年，消防
股配备指挥车和消防车。 全县建立起义务消防队14个，有消防员120人。配备9—10马力机动泵5台，各
类灭火机652个， 水塔3座， 水池17个，消防栓25个。全县重点放火单位14家，全部建立了防火档案。
1978年—1985年没有发生大的火灾。
第五节 监狱、看守所
清末，利津县衙设监狱3间，其中女监室1间。监狱有典狱官1名，禁卒8名，专管囚犯。典狱官和禁卒经
常虐待囚犯， 克扣囚粮，有的还勒索囚犯及其家属的钱财。民国7年（1918年），监狱改称看守所，设
看守所所长1人，看守员4人。狱内生活和卫生条件都很差。囚犯经常有病、冻、饿死者。囚犯的家人探
监，常受刁难。1938年—1944年上半年，日伪侵占时期，监狱成了法西斯杀人魔窟，无辜群众、抗日志
士，不幸入狱者，遭受各种毒刑折磨，许多人被残杀。
1944年下半年至1978年人民公安机关设看守所，由公安局审讯股管理，政卫队看守。审讯股设看守所所
长和看守员，管理人犯的生活]学习和教育。1978年新建丙级看守所一处，监室12间，看守所办公室1间，
人犯伙房2间。配备所长1人，内勤1人，看守员3人。看守所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对人犯进行文明管理。
公、检、法、司四长定期轮流给在押人犯上政治课，进行法制教育和改恶从善教育。每天早晨让其收听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并经常允许人犯看报纸。对在押人犯按国家规定每人每眼每月供给口粮30
斤，食油半斤，卫生费1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