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夕，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一方面要偿付“甲午”“庚子”巨额赔款以及为偿还“甲午战争”
赔款而借的外债；另一方面，搞假维新以欺骗人民，花银两办军队以镇压人民。清政府为了解决国库支
绌的严重困难，在全国增捐加税横征暴敛，地方官吏则以实行新政为名，巧立名目，大刮地皮，中饱私
囊。广大人民的生活原已十分贫困，再加上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犹如雪上加霜。所以，自义和团起义
失败后，自发的抗捐抗税斗争在蒙受盘剥最深的广大农村不断发生。
农民的抗捐斗争，是由于官府以推行办学新政为名随意加捐而引发的。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利津
县的捐税十分繁杂严重，除定例征收的各种正税外，还加征地摊税、鼠耗、火耗、杂办费、河工附税、
验地契费、海滩地租、海防附税，等十多种。知县吴士钊又以“奉檄改良，实行办学堂新政”为由，强
迫各地捐地助学， 一般村捐地百多亩，多者高达900亩，少者数十亩，一年之内，从捐地的地租中“收
入一万两千余缗”，美其名曰“捐地义举”，实则所收大量捐款，极少用于办新学，绝大多数的银两被
层层克扣，落入贪官污吏腰包。因此，县境北部捐地较多的一些村镇，首先发起了抗捐活动，农民群众
结伙聚众抗交捐款捐粮。知县吴士钊派出官兵进行镇压，以抓盗为名，到处抓捕无辜的农民，有13人被
抓到县衙大牢。事后知县谎报案情，在奏折中写道：“置十三人与法，远迩皆惊，自是相戒，不敢犯。”
“经多方捕治，境内以安。”（《利津县续志》）是年秋，有县城和乡镇的商贩联络外地小客商共计30
余人，在东关码头的商船上秘密聚会，商讨抗税办法，不料被官府查知，遭官兵包围，数人被捕，余皆
弃船逃散。后来，盐窝镇一带又发生了抗交“验地契费”的斗争，数百名农民追捕差官，追至县城，围
困县署，大闹公堂，惩治了逼税打人的差官。
这个时期的抗捐抗税斗争都是自发的，分散的，没有像义和团一样形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