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古代的徐州
张知寒
一、古徐州名子起源问题
当代著名的学者丁山先生认为：“徐州得名于徐方。”(丁山《禹贡·九州通考》)我们认为这个论断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徐方(或徐国)是徐州地区里一个最著名的古国，人们很容易以它的名字来命名后来的地名。在这里，我们先谈谈徐方是怎样演变为徐州的。
徐方，相传是伯益的后裔，是东夷族的一支，史称“徐夷。”自远古以来，他们就生息发展于泗水流域。约在商代即建立了国家，名为徐方或徐国。《左传》昭公元年有条记载说：“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 、邳，周有徐、奄。”由此可见，徐、奄两国是可与西周三足鼎立的东方大国。西周建国初年，徐与奄，都积极地参加了对抗西周的战争。如《逸周书·作雒篇》说：“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叛。”《史记·鲁世家》也说：“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徐、奄、熊、盈，皆为淮夷之族)周公曾率兵东征达三年之久。《周礼》的《雍氏注》说：“伯禽以王师征徐戎。”伯禽，周公长子，他们父子对东夷各国，虽然进行了多年的战争，但始终没有把这些夷族国家征服。如《后汉书·东夷传》说：“武乙衰蔽，东夷寝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后徐夷潜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六国。”这条史料说明，徐国在穆王时代，仍然是东方的庞然大国。到周宣王时代，徐国与周王朝又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诗·大雅·常武篇》，曾专门记载了这次战争的详细情况。如“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如霆如雷，徐方震惊……”这篇诗，虽然说周宣王取得了胜利，但对徐方的影响并不很大。自此之后，徐国，反而建立了许多小的卫星国。我们在《春秋》里见到的所谓“群舒”：如舒蓼、舒庸、舒鸠、舒龚等，都是徐国的重要分支，舒与徐为通假字。在金文里作 (如《 、王慢鼎》)，所以人们常把徐假为舒，或把舒惜为徐。
徐国在春秋时期，依然相当兴旺，而且还不断地与邻国战斗。《待·鲁颂》里有篇《 宫》，是专门歌颂鲁僖公伐淮夷的诗，其中曾说：“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从这首诗里，可以看到，在鲁人眼里，荆与舒(徐)还是同样重要的。春秋晚期，吴国强盛起来，到中原争霸，于鲁昭公三十年，“冬十二月，吴灭徐。徐子章羽奔楚。”后来，吴被越打败，徐这个地方，却又为齐国占领。《春秋》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91年)“夏四月，齐、陈恒执其君，置于舒》州”《史记·齐世家)：“田常(即陈恒)执简公于徐州”《史记·索隐》说：“徐音舒，其字从人。《左传》曰舒。舒，陈氏邑。《说文》作 。 ，在薛县。”这些史料，说明徐已为齐国陈氏的下邑，并改名为舒州了，舒州即徐州，这就是以薛为首府的徐州，出现在我国史册里的最早记载。《竹书纪年》说：“梁惠王三十年，下邳(徐国的治所)迁薛，故名徐州。”由此可见，在徐国的治所未迁至薛(上邳)之前，薛早就改名为徐州了。
二、在古代史籍里所见的几个徐州
《史记·齐世家》：田常执简公的徐州，《田齐世家》：“宣王九年与魏襄王会于徐州。十年，楚围我徐州。”《战国策·齐策》：“楚威王战败于徐州”。以上这些徐州，都是以薛为首府的徐州。《史记·田齐世家》：齐威王与魏王谈话时说：“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从者七千余家”。这里所说的徐州，清代著名的学者江永作过详细地考证。他说：“徐与舒，古虽相通，然舒州非薛之徐州也。《史记·正义》云：“徐州，齐西北界之地名，在勃海郡东平舒县。”此说最是。齐威王有黔夫守徐州，此亦舒州，正是东平舒，接燕而近赵之地，故燕赵畏之而祭门。若黔夫守薛城之徐州，去燕赵甚远，何为而祭门？”(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卷三哀公十四年节)这条考证，对齐威王所说的徐州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
东汉时代的著名学者许慎，在他所著的《说文解字》里说：“ ，邾下邑也。”《史记·鲁世家》说：“顷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广注曰：“徐州在鲁东。”段玉裁说：“楚取之徐州即 地。疑非薛。齐 王三年，已封田婴于薛，不能至于鲁顷公十九年尚有薛地也。《齐世家朴》：‘田常执简公于徐州’，亦非此徐州.”(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这个徐州，是位于‘古代“邹鲁之东”的徐》州。
“州”，最初只是介于都邑之间的地方上的行政单位。一个州的户籍，仅二干五百家。但是，到了战国时代，州”就变成了广阔的行政区划，类似我们解放初期的大行政区。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禹贡》和《吕氏春秋》所说的“州”，前者是指的大的行政区划，后者是指的一个国家。《禹贡》说：“海岱及淮惟徐州.”《尔雅》曰：“济东曰徐州。”这个徐州的辖区：北起泰山，南及淮水，东至海，西到济水。相当于今天的苏、鲁、豫、皖四省的边区这么大的行政区划。《吕氏春秋·有始览》说：“泗上为徐州，鲁也”童书业先生说：“然观《吕氏春秋.有始览》，知九州之区划实来自春秋时周、晋、魏、齐、鲁、越、荆、秦、燕等国。”(童书业《左传研究》)，由此看来《吕氏春秋》里所说的徐州，是专指鲁国说的。
秦统一六国后，在《禹贡》的徐州地区内，设置了薛、砀、泗水、东海、琅琊等郡，这些郡，由于经济、文化比较进步，所以就成了秦帝国东方的半边天。
两汉时代，也在《禹贡》的徐州区域内设置了徐州。徐汉初年，其治所在薛，后迁下邳。东汉时期，把徐州刺史部的治所迁往郯城。辖区：北起泰山、琅琊，南至长江。泗水流域及淮河下游，皆为所有。到东汉末年，曹操始将徐州治所迁于古代的彭城。自此之后，徐州就成了以彭城为中心的行政区划了。
三、古徐州的历史地位
古代齐国西北部的徐州，在我国历史上影响不大，所以就不谈它了。邹鲁之东的徐州，后来也汇入《禹贡》所说的徐州之内了，以彭城为首府的徐州，又是《禹贡》徐州的继续，所以我们只简略地说说《禹贡》里的徐州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
《禹贡》里的徐州，北有泰山，南临淮河，东有海而西有济，确乎是四塞之地。在境内又有许多著名的山川，地理环境十分优越。徐州的首府薛，从夏代起就是制造舟、车的主要基地。(古代的舟、车，比现代的火车、轮船的作用还大。)薛还位于泗水之滨，是当时东西南北交通的中枢，也是古代各个不同的氏族文化，主要的交会之处。这里的居民，易于接受各种不同文化的滋养，所以比较先进。古话说，“地灵人杰”，在《禹贡》所说的范围之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如古代著名的科学家奚仲父子，全能的工艺学家公输班，道家创始人老子、庄子，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墨家创始人墨子，大史学家左丘明，大文献学家刘向、刘歆，大医学家华伦，大政治家仲虺，农民起义的领袖陈涉、吴广、项羽、刘邦等等，都是我国历史上的巨人。由此可见，《禹贡》里的徐州地区，对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贡献是何等的巨大了。
不仅如此，古代徐州，在我国历史上还具有十分崇高的战略地位，当时以薛为首府的徐州，可通过泗水南下江淮而制荆楚与吴越，逆流而上，可以控制齐鲁与燕晋，所以从春秋晚期起，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到了战国，齐威王以及楚、曹等国都曾来抡占过这个战略要地。但从《春秋》、《战国策》、《史记》等书的记载来看，以薛为中心的徐州，绝大部分时间为齐国所有。在孟尝君时代，徐州曾勃然兴盛起来。自孟尝君增修了周长二十八里的庞大薛城之后，更成为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重镇。秦汉之际，陈涉、吴广领导的人民大起义，就首先以“下薛”为急务。项羽、刘邦对徐州的首府薛，也是势在必争的。他们都曾积极“引兵向薛”。在项羽攻占了薛城之后，他的叔父项梁，即大会起义军于薛，然后分兵西向攻秦。所以说，徐州也是我国第一次人民大起义的主要基地。从这之后，徐州，在我国历史上，一直具有举足轻重之势。
(此文选自1986年5月在滕县召开的《山东省古国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三次古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作者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
目夷亭辨
童书业
地理的考证本来是很难的事，古今地名的变迁和各地名目的混同，纠来纠去已经够使人脑袋发胀了；加以书本和口头上的乱说，往往更使人坠入五里雾中。所以讲，严格的地理真不能不格外慎审从事。现举一个例子，请大家看一看后世书上的材料是怎样不可随便用的。
《路史·国名纪》：又商氏后有目夷国，条下记遣，今滕之东南有目夷亭。它是说，这个“目夷亭”所在就是古目夷国所在。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卷三，宋公子目夷条下根据《路史》这条记载便说：“目夷”之名不可解。《路史·国名纪》四谓：“徐之滕东有目夷亭”，盖取以地以命名者。……
《史记·殷本纪》：契为子姓，其名分封，以国为姓，有目夷氏(案：这个目夷氏，实在就是公子目夷的后裔。参看书业与顾颉人刚师合作的《墨子姓氏辨》，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二期)。这便是《路史》目夷国的由来。至于目夷亭呢？襄公四年传记：“邾人、莒人伐 ，鲁臧纥救 侵邾，败于狐骀”，杜预注道：“狐骀邾地；鲁国蕃县东南有目夷亭”。
台夷字古同音通假。古鲁国蕃县就是宋朝的滕县，这就是《路史》目夷享的由来。但是，在《左传》明人说“狐骀”，杜预注文也说“狐骀”，下面举的证明的地点变成了目夷，这是什么原故。我们须得考查一下：
考《续汉书郡国志》，鲁国蕃县下，刘昭《补注》道：左传襄公四年战狐台，杜预曰：“滕东南有目台山”他引杜注也作目台，惟亭作山，汲古阁本是山作亭，怀疑山字为是。查现在的滕县的东南有狐台山，并没有目夷山，或许是狐台山之误。大约由狐台山讹作目台山，由目夷山又作目台亭……
从前也有人怀疑杜预这条左传注的如惠栋《春秋左传·补注》《补记》“ 骀”。《淮南子·训》曰：“沂出 台术。”篆文 与壶字相似，又与狐通，故传作狐骀，杜氏以为即蕃县之目夷山。案：“目夷”即淮南子》“目骀山”淄水所出，杜说非也!(原注：目夷岭杜解作目台亭非是!刘昭补注亦作目夷山。
按：昭公元年，左传载汾川之神唤作“ 骀”，这是“合骀”的传说，恐与会骀的地名有关，则狐骀当是舍骀之讹，因字迹相近由是骀讹为“壶骀”，又因字音相近，由“壶骀”变为“狐骀”，再因别的地名拉扰而变为“目夷”。它一共变了三次。
马宗琏《春秋左传》补注说，《淮南·坠形》：“时泗、沂出 台术”。高诱注：“ 台术皆山名”，《水经》：泗水鲁般山北。琏案：郦元注：“邾姑蔑城下，在卞县南”。是鲁卞县为邾鲁接境之地。臧孙与邾战，败于狐骀，为目夷山，即鲁卞县北山也。惠定宇援《淮南》：“淄水出目骀山”，证明目骀为淄水所出之山。案：《水经：淄水出泰山莱芜县原山，东北过临淄县东，非邾鲁接境，惠说不如杜注之确。
查惠栋没说“狐骀”就是淄水所出的“目骀”，马氏驳议简直是无的放矢。惠栋的说法，正与马氏相近。马氏以“狐骀”即鲁卞县北山，也是不对的，查卞县在现在的泗水县；其地当邾国的东北，离邾极远，决非臧孙与邾交战之处。 在今峄山县，邾在今邹县，滕县适当两县之间。那么，所谓“救 侵邾，败于狐骀”的“狐骀”，其地当在滕县，杜预的注这点并没错……。
(摘自1937年《禹贡》六七合期，作者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
狐骀附论墨台氏
童书业
邾人、莒人伐 ，臧仡救 侵邾，败于狐骀。(襄四年)
杜注：“狐骀，邾地，鲁国蕃县东南有目台亭。”案(路史·国名纪》商氏后有目夷国条下记云：“今徐之滕东有目夷亭。”此盖据《史记·殷本纪》“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目夷氏”之文。“台”“夷”字同音通假。古鲁国蕃县即宋之滕县，唯左氏明言“狐骀”，杜注所举证明地点则作“目台”，何也？案今滕县之东南有狐台山，并无目台山，则“目台”或为“狐台”之误。《檀弓》：“鲁妇人之 而吊也、自败于 骀始也。”郑注：“·各当为壶字之误也，春秋传作狐骆。”其说近是。至《史记》之目夷氏，盖本古国名或邑名，宋公子目夷之名疑即取此地名(说见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卷三)。目夷之名或作“墨夷”“墨台”，《广韵》六脂及《姓氏急就篇》引《世本》：“宋襄公子墨夷须为大司马，其后有墨夷皋。”“子”当作“兄子”。《风俗通义》：“宋大夫有墨夷须、墨夷鸿、墨夷皋“。公子目夷即为宋襄公时之大司马(倩十九年“司马子鱼曰......”可证)。《通志.氏族略》：“墨台氏子姓，宋成公子墨台之后”，此或亦本《世本》等书。《潜夫论·志氏姓》篇以目夷氏为微子之后。《广韵》六脂：“宋子目夷之后，以目夷为氏”。《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墨氏，孤竹君之后，本墨台氏，后改为墨氏，……战国时宋人墨翟著书号墨子。”以墨翟为孤竹君之后。案左氏及《说苑·立节》篇所载公子目夷与宋襄公(太子兹父)互让君位事，与伯夷叔齐让国故事颇相似，墨子或为公子目夷之后(公子目夷之后，盖有鱼氏、目夷氏二支，或目夷氏即鱼氏)，故曾为宋大夫，后讹传为孤竹国伯夷之后。总之，殷宋之后盖有目夷氏或墨台(夷)氏，墨翟即其后也，此“目夷氏”与“狐骀”“目台”之地名有无关系，尚待详考。
(摘自《春秋左传研究》)
宋公族兴衰附墨氏起源
童书业
宋大夫多公族，中叶以后，政权亦稍下移。先是华元执政甚久，其后则为司城子罕，更后则为向戎向戌之后为华亥，华亥之后为乐大心，乐大心之后为皇瑗，皇瑗之后为皇缓，至春秋之末为乐 。昭二十一年传楚太宰犯曰：“诸侯唯宋事其君。”哀二十六年传：“于是皇缓为右师，皇非我为大司马，皇怀为司徒，灵不缓为左师，乐 为司城，乐朱 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听政，因大尹以达，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称君命以令，国人恶之。”司城因国人以去大尹，改立国君，于是“司城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无相害也。”杜注：“大尹，近官有宠者。”盖至春秋之末，宋政乃完全下移，启战国时“戴氏篡宋”之渐矣。
《史记·孟、荀列传》：“墨翟为宋大夫”，知墨子当为宋之公族。《广韵》“夷”字注：“宋公子目夷之后，以目夷为氏。”(张澍以此为《世本》之文，《史记·殷本纪》谓殷后有目夷切，《潜夫论·志氏姓》以目夷氏为微子之后，盖本此)。“目夷”又作“墨夷”，《世本》：“宋襄公子(当作兄子)墨夷须为大司马，其后有墨夷 ”(《广韵》及《姓氏急就篇》引)可证。而墨子有为孤竹君子伯夷后裔之说，《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墨氏，孤竹君之后，本墨台氏，后改为墨氏，……战国时宋人墨翟著书号墨子。”《史记·伯夷列传》索隐亦引应劭说：“(孤竹)，伯夷之国也，君姓墨胎氏。”“墨胎”、“墨台”当读作“墨怡”(据《北周书·怡峰传》)，即“墨夷”或“目夷”也。《史记》述孤竹夷、齐事多不经，所谓伯夷让国者，盖宋公子目夷让国事之传讹，墨子实目夷后裔，以墨夷为氏，省为墨氏也。否则，何其巧合至斯耶？
(接自《春秋左传研究》)
墨子里籍新探
张知寒
墨子，姓墨名翟，“生于周定王之初年(公元前468年)，而卒于安王(前375年)之季，盖八九十岁。”①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学说在战国时期曾盛极一时，与儒家并称“显学”②。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派“显学”，由于受秦始皇的压制，在秦代即沦为绝学，“故墨子遗事，在西汉时，已莫得其详。……《史记》 采极博，于先秦诸子，自儒家外，老、庄、韩、吕、苏、张、孙、吴之伦，皆论列言行为传，唯对墨子，则仅于《孟荀传》末附缀其姓名，尚不能质定其年代，遑论行事。”③甚至说，就连他是何许人也，也没有搞清楚。西汉以来，人们多根据司马迁所说的“墨翟，宋大夫”④这样一句话，遂以为他是“宋国人”。高诱注《吕氏春秋·慎人览》：“墨于名翟，鲁人也。”此“鲁”是指鲁阳，春秋时属楚(今在河南南阳)。但与墨子同时而且曾互相答问的鲁阳文君却说：“墨子，北方贤圣人”，可见墨子并非鲁阳人。高诱之说已为历代学者所否定。到了晚清，著名学者孙诒让“就今存《墨子》五十三篇之书推校之”，认为墨子为“鲁国人”。孙氏的考证，曾得到许多著名学者的赞同，似已成定论。孰料，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忽然有人提出：“墨子不是中国人，而是印度的高僧”。对这一奇谈怪论，当时杨宽先生曾撰专文予以驳正，所以，现在很少有人再相信这种说法。解放后，又有人说，墨子是“齐国人”。真是众说纷纺，莫衷一是。那么，他到底是哪里人呢？根据我们占有的资料来看，翠于确确实实应该是古代“小邾国人”，即今之山东滕州市人。在此，谨将我们的根据简略论述如下：
五十年代初，我在山东大学历史系读书，童书业者师曾对我说：“抗战前，我到过你们滕县，调查与目夷亭有关的问题，……我认为墨子与目夷有关，他应该是你们滕县人”。我听先生说我们家乡曾出过这样一位大贤人，深以为荣，高兴之余，遂查阅了童先生自三十年代起所写的有关墨子的一些文章。童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曾不止一次地提到：“墨子，实为目夷子后裔，以墨为氏，省为墨也。”⑤顾颉刚先生在《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里也说：“近人以墨姓不多见，对于墨子的姓氏祖籍等起了很多的猜测。我们以为，墨确是他的真姓氏，而且从这姓上，可以知道他是公子目夷之后，原是宋国的公族。”⑥按：《广韵六脂》“夷”字注：“宋公子目夷之后，以目夷为氏。”
但是，在我国古籍中，也有说墨子为孤竹君子伯夷后裔的。如《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说：“墨子，孤竹君之后，本墨台氏，后改为墨氏……战国时宋人墨子著书号墨子”。《史记·伯夷传》索隐亦引应劭说：“(孤竹)伯夷之国也，君姓墨氏。”童先生说：“《史记》述孤竹夷、齐事多不经，所谓伯夷让国者，盖公子目夷让国之讹传。”⑦顾颉刚先生说：“《左传》僖公八年载太子兹父与公子目夷互相以仁让国，兹父说，‘目夷长且仁’，目夷说，‘能以让国，仁孰大焉!’这颇与伯夷、叔齐相互让国的传说相似。……事既甚相近，姓又相同，即名也有一半相同，也许是一个传说的分化。目夷居长，所以称作伯夷，叔齐当即太子兹父。墨子是伯夷之后，实在就是公子目夷之后。”⑧
由以上所述，还可看出，“目夷”，不仅是个人名，而且原是一个古代方国的名字。如《史记·殷本纪》所说：“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目夷氏。”“目夷”在什么地方？晋代著名的《春秋左传》专家杜预，在《左传》襄公四年条下注B：“狐骀，邾地，鲁国蕃县东南有目夷亭。”《路史·国名纪》在商氏后有“目夷”条下记曰：“今徐之滕东有目夷。”在古代，台、骀、胎、 、均与夷同音，并互相通假。《左传》里所记载的“狐骀”，杜预肯定地认为就是滕东南的“目夷”。明代万历十三年所编的《滕县志》说：“城东南十五里曰‘狐骀山’，一名‘目台山’，讹为‘湖山’，又曰‘ 山’，皆非也。……山南头名‘木石’者，疑亦‘目台’之讹也”。童书业先生在《目夷亭辨》一文里曾确认：“目夷就在今天的滕县”。王献唐先生也说：“滕东有木台，亦即墨胎。”⑨
“目夷之名或作墨夷、墨台。”⑩《广韵·六脂》及《姓氏急就篇》引《世本》说：“宋襄公子(实为其兄子)墨夷须为大司马。其后有墨夷皋。”《风俗通义》说：“宋大夫有墨夷须、墨夷鸿、墨夷皋。”目夷子即封于“目夷”的宋国大司马。目夷子死后，葬于距“目夷”较近的微山(解放前属滕县，今为微山县)，其墓即在微子墓附近。目夷子的后人均生息繁衍于“目夷”而“墨子实目夷子后裔”，可知墨子也生长于“目夷”当时的“目夷”，已为小邾国的领土，因此说，墨子应为小邾国人。
王献唐先生却有另一种看法。他说：“墨氏本出于炎族”。(11)由于“炎族的语言尾声多邾娄音，所以黄族称炎族日邾娄，急读合音为邾或邹。邾又转为夷，所以《春秋》称邾皆为夷。”(12)“夷邾一事，以夷名地，犹以邾名地也。”(13)所以说炎族即称夷，又名邾娄。“炎族后裔有黑氏，有墨氏……墨木双声。有木台。”(14)木台在滕东，知墨氏后裔当生息发展于此。如墨子为这支墨氏的后裔，也应为古代小邾国人。
明代万历本《滕县志》说：“滕盖一邑而包春秋侯国之地者三矣，以今图按之，县治为邾国地，而‘滕城，为滕地，南‘薛城’为薛地……东北之 水，东南之昌虑，皆邾地也。”西周灭商后，将商族后裔微子封于宋，将以上小国均划为宋国的附庸。一直至春秋晚期，宋国的几仲还说：“滕、薛、 吾役也。”(15)( 是小邾的旧名)小邾国，从夷父颜封其子友于 ，改称“小邾娄”或“小邾子”之日起，就臣服于宋。所以宋能将他的大司马封于小邾境内的“目夷”。至战国初，宋国把它的首府迁到彭城(今之徐州市)(16)与滕、薛、小邾成为近邻，以上小国，更无法摆脱宋国的控制。特别是小邾国，一直老老实实地受宋国的统治。生长于小邾国的墨子，自然应为“宋国人”。起初，宋国为周王朝治下的唯一的公国(齐、鲁、燕、晋、郑、卫皆侯国)，时有泱泱大国之风。后来日趋衰弱，对附庸已无力保护，至春秋晚期，小邾国即为鲁国占有。说墨子是“鲁国人”，也是完全可以的。到了战国初年，小邾又成了齐国的下邑，因而也可说他是“齐国人”。总之，不论说他是“宋国人”、“鲁国人”，还是“齐国人”，其具体地址，都在小邾国境内。这就是我们说他是古代小郑国人的主要理由。
其次，如再从墨子学说思想和科技成就的渊源来看，他也应为小邾国人。可以说，他的学说思想和科技成就，全是为小邾娄文化培溉出来的。在此，我们简要地谈谈墨子与小邾文化的关系。
先说说邾娄的问题。《公羊传》徐疏：“《公羊》以邾娄本为大国，亦仅次于齐鲁。”周族灭商后，对异族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邾遂一分为三。“邾，在今邹县中部、南部，济宁东境，滕县北境，东、西、北三面界鲁”，(18)“小邾在今滕之东北至东南一带”，(19)“滥在滕之东南六十里陶山北，周十里许”，(20)“三邾土著人民，乃炎帝、神农之后，当时所谓夷者也。”(21)三邾文化、自唐、虞三代以来，一直就领先于其他各族。三邾民众，皆“彬彬礼让，文质相宜，……知古代东方土著民族，敦厚和平。其气度风范，黄族虽以异族嫉视，鄙为夷，终以良心上之躯使，不能不曰‘有君子国’、“夷俗仁也”。他方之人各有贬词，独于东夷无异言，以礼让称之，以仁人称之。”(22)《山海经，大荒东经》也说，东方“有君子国，其人衣冠带剑……”《海外经》说，“其人好让不争”。所以史称炎族秉性仁爱”，并“有夷仁好生万物”之说。三邾人民尊天，敬祖，重鬼神，尚祝由，与物无竞(23)。
按：“夷、人(尸)，原为一字，人、仁一字，因又以仁为夷，仁之别作 ，《汉书》更以 为夷。”(24)《孟子·尽心上》说：“仁者，人也。”《春秋繁露》说：“仁之为言，人也”。由此可见，古之“仁学”，实即“人学”或”“夷学”，而夷的最初发间如侧，侧邾一音之转，所以说“夷邾一事”。所谓“仁学”、“人学”、“夷学”、实为“邾娄之学”。“邾娄之学”为儒墨两家所自出。儒、墨两家，俱“讲礼让，称仁义，说君子、衣冠带剑、正夷仁之流风遗俗”。再说，“儒之一词，即原于邾娄之娄”，墨翟即牟狄、墨、牟同纽、同源、牟为炎族，牟娄即邾娄，为墨氏所出。最早的鲁文化，也由邾娄文化孳乳出来。“鲁为娄转，因娄得名”。(27)所以古人常说“邹(邾)鲁文化”，而不称鲁邹，起初，邾确比鲁先进。
下面，我们再把墨子的学说思想与邾娄文化作一简略对比。大家知道，墨子学说的中心思想是尚“兼”而反“别”的。所谓“兼”就是要有利于群体，有利于他人；要视人如己；所谓“别”，就是“亏人自利”和人不关己。他由此而倡导“兼爱”，要人们爱人如已，让天下所有的人都相亲相爱，以“兼相爱”而达到“交相利”的目的；反对“兼相恶、交相贼”，相互仇视和伤害。他认为“别道”、“亏人自利”是产生一切社会祸害的根源。因此，他主张以“兼”易“别”，“禁恶而劝爱”，以“兼相爱，交相利”，去取代“兼相恶，交相贼。”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治理，民生才得安定。他认为，能符合“兼相爱、交相利”这一宗旨的，就是“义”；反之，就是不“义”。他称这个“义”，是“天下之良贵”，是“大器”。他曾竭尽全力将“天下鼓而进于义”。他由这个中心思想出发，进而提出了许多关于“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强本”、“节用”、“非儒”、“非乐”以及“天志”、“明鬼”等等主张。他为了宣传和贯彻这些主张，不仅游说列国，而且还艰苦卓绝地身体力行，真有孟子所说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28)的精神。汪中说，墨子确是“‘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之仁人也。”(29)墨子的这些思想，与邾娄文化有着明显的源流承继关系，而与当时其它地域文化特征的差异是一望可知的。当时的燕晋文化，是重君而轻民的、其俗多好勇斗狠，有一种“在衽革，死而不厌”(30)的冒死精神，所以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南方的荆楚文化，以个人为本位，拔一毛而利天下皆不欲为。他们向往“小国寡民”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31)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戎秦文化，是以“贵权顺、高诈力”、“重耕战”为特色的霸道文化。以上几种文化地域，都不可能产生象墨子这样的“讲礼让、称仁义、说君子”的思想家，而且历史也为此作了雄辨的证明。
再说，象墨子所取得的那些惊人的科技成就，如果他不生长在邾娄地区，也不可能出现。当时的三邾地区，在科技方面也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地。我国古代人民的衣裳、宫室、舟车、文字、历数、音律等，相传都是黄帝和他的臣下创造的，其实不然。(32)古人用的衣、食、住、行方面的器物用品等，多系邾娄族所发明。何以知之？王献唐先生说过：“知声音文字者，前代典章文物之秘钥也。今以此钥求典章文物，其出于炎族者，皆可以邾娄一词得之。”(33)我们可以此法，验诸古代文献。先说“衣”。衣，古与夷通。当时的黄族即把“夷人”所服之物名之曰“衣”。最早的鞋子叫屦。屦者，娄也。可见发原于邾娄。人住的屋，从尸(夷)，从至，也出于邾娄。“庐”、娄同纽，字由娄转，亦出于邾娄之族。《说文》：“‘楼’，重屋也。”楼从娄声，即邾娄之娄。冶炼金属用的 ，农业生产用的锄、 、钱布、耒粕、 、 、 、 以及刻物用的镂刀等，皆由邾娄族发明(34)。交通用的舟、车，也是却娄人的产物。“舟亦出于邾，古言舟，今言船……《说文》舳下：‘汉律名船，长方为舳舻。舳舻即邾娄。邾娄可单名邾，故舟也可称俞、称舟，又可连名邾娄、故船亦称舳舻，此尤制出炎族之铁证。’邾我国最早的车，相传是奚仲或其子吉光发明的。(36)他们也出身于东夷炎族。“车”由邾转，也当为邾娄族所制造。制造舟、车，在春秋战国之际，仍然是一项尖端技术。如果没有相当高的力学、数学，特别是几何学、机械学等方面的知识，是根本做不成的。奚仲是薛国的始祖、奚仲墓和奚仲造车处遗址，与小邾娄南端毗邻，距墨子的故乡“目夷”，仅十余里。今天来看，乃属同一个乡镇。墨子自幼就生长于这样的科技之乡，文化环境对他成为杰出的科学家，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与墨子同时代而年稍长的公输般，也成长于邾娄地区北境的卞山脚下(37)。他们都是在邾娄文化的培溉下，才成为能工巧匠和杰出科学家的。
墨子制造的舟、车、飞鸢，(38)以及他根据力学原理为古代车子创造的“车辖”(今之车闸)，和为“备城门”用的“堑县(县)梁”(即吊桥)(39)，以及根据声学原理创制的“罂听”(罂，瓮也)(40)等等，都是前无古人的。值得提出的是，他在自然观、(41)力学(42)数学、(43)光学(44)等方面的某些创见，与近代的科学原理相比，几乎完全相同。近代某些科学家认为，墨子给“力”下的定义，即牛顿第二定律的雏形。他以“秤”为例，来说明杠杆原理，比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阿基米德描述的杠杆原理要先进得多。他对几何学，既有概念的描述，又有定理的表达，当时都领先于世界各国。他对“方”的定义，与欧几里得几何学“四个角都是直角的四边形是长方形”的定义也完全一样。更为突出的是他对几何光学的贡献。他用物影生成，小孔成象和瞬间鸟影不动三个例子，来说明光的直线定律--光线(在同一种均匀媒质中)是直线传播的。这不仅比欧几里得关于光线直进的描述要科学得多，而且还早于欧氏一百多年。墨子的这些科学成就，与当时邾娄地区重视科技的文化传统有着必然的联系。
由墨子的生活习尚来看，也能证明他是小邾国人。《庄子·天下篇》云，“墨者，以 为服。” 即屐 ，亦从尸(夷)，知其为邾娄族所制。墨子生长于邾娄，服其乡人之服，以证其从夷之谊。又，夷人以鸟为神，自主就有爱鸟、敬鸟的习俗，所谓“被服容止，皆象鸟也”。墨子特以翟(翟(狄)雉也)为名，即是邾娄族的习俗在墨子身上的一个印记。
综上所述，都说明墨于应为小邾国人。
(1)(3)孙诒让《墨子间诂》附《墨子传略》
(2)《韩非子·显学》。
(4)《史记·孟荀列传》。
(5)(7)(10)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334页、245页、334页。
(6)(8)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载于1936年《史学集刊》第一期和《古史辨》第七册。
(9)(11)(12)(13)(14)(21)(22)(23)(24)(25)(26)(27)(33)(35)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第334页，143页，12页，84页，116页，2页，512页，114页，39页，543页，105页，91页，137页。
(15)《春秋左传》定公元年。
(16)《史记·韩世家》。
(17)(18)(20)王献唐《春秋邾分三国考》第18页，3页，15页。
(19)明万历十三年编《滕县志》。
(28)《孟子·告子下》
(29)汪中《述学·墨子序》。
(30)《札记·中庸》第一章。
(31)《老子》第十八章。
(32)可见齐思和《黄帝制器之故事》一文之考证，文载《古史辨》第七册。
(34)参见王献唐《炎黄二族名物礼俗之差异》，见《炎黄氏族文化考》191-220页。
(36)《山海经·海内经》。
(37)《泗水县志·古迹志》
(38)《淮南子·齐俗训》、《论衡·儒增篇》、《韩非子·外储说》
(39)(40)《墨子·备城门》第52节。
(41)见《墨经》上：39、40、41、42、43、44、48、56、57、61，85各节《墨经》下：13、33、47、49、60、61、62、63、64各节。
(42)见《墨经》上：21、49、50各节。
《墨经》下：11、24、25、26、27、28、29、52各节。
(43)见《墨经》上：2、47、52、53、54、55、58、59、60、62、63、64、67、68、69各节。
(44)见《墨经》下：16、17、18、19、20、21、22、23、各节。
(此文选自《山东社会科学》1988第6期，作者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
考证文章（二）
略谈古代的徐州
张知寒
一、古徐州名子起源问题
当代著名的学者丁山先生认为：“徐州得名于徐方。”(丁山《禹贡·九州通考》)我们认为这个论断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徐方(或徐国)是徐州地区里一个最著名的古国，人们很容易以它的名字来命名后来的地名。在这里，我们先谈谈徐方是怎样演变为徐州的。
徐方，相传是伯益的后裔，是东夷族的一支，史称“徐夷。”自远古以来，他们就生息发展于泗水流域。约在商代即建立了国家，名为徐方或徐国。《左传》昭公元年有条记载说：“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 、邳，周有徐、奄。”由此可见，徐、奄两国是可与西周三足鼎立的东方大国。西周建国初年，徐与奄，都积极地参加了对抗西周的战争。如《逸周书·作雒篇》说：“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叛。”《史记·鲁世家》也说：“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徐、奄、熊、盈，皆为淮夷之族)周公曾率兵东征达三年之久。《周礼》的《雍氏注》说：“伯禽以王师征徐戎。”伯禽，周公长子，他们父子对东夷各国，虽然进行了多年的战争，但始终没有把这些夷族国家征服。如《后汉书·东夷传》说：“武乙衰蔽，东夷寝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后徐夷潜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六国。”这条史料说明，徐国在穆王时代，仍然是东方的庞然大国。到周宣王时代，徐国与周王朝又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诗·大雅·常武篇》，曾专门记载了这次战争的详细情况。如“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如霆如雷，徐方震惊……”这篇诗，虽然说周宣王取得了胜利，但对徐方的影响并不很大。自此之后，徐国，反而建立了许多小的卫星国。我们在《春秋》里见到的所谓“群舒”：如舒蓼、舒庸、舒鸠、舒龚等，都是徐国的重要分支，舒与徐为通假字。在金文里作 (如《 、王慢鼎》)，所以人们常把徐假为舒，或把舒惜为徐。
徐国在春秋时期，依然相当兴旺，而且还不断地与邻国战斗。《待·鲁颂》里有篇《 宫》，是专门歌颂鲁僖公伐淮夷的诗，其中曾说：“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从这首诗里，可以看到，在鲁人眼里，荆与舒(徐)还是同样重要的。春秋晚期，吴国强盛起来，到中原争霸，于鲁昭公三十年，“冬十二月，吴灭徐。徐子章羽奔楚。”后来，吴被越打败，徐这个地方，却又为齐国占领。《春秋》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91年)“夏四月，齐、陈恒执其君，置于舒》州”《史记·齐世家)：“田常(即陈恒)执简公于徐州”《史记·索隐》说：“徐音舒，其字从人。《左传》曰舒。舒，陈氏邑。《说文》作 。 ，在薛县。”这些史料，说明徐已为齐国陈氏的下邑，并改名为舒州了，舒州即徐州，这就是以薛为首府的徐州，出现在我国史册里的最早记载。《竹书纪年》说：“梁惠王三十年，下邳(徐国的治所)迁薛，故名徐州。”由此可见，在徐国的治所未迁至薛(上邳)之前，薛早就改名为徐州了。
二、在古代史籍里所见的几个徐州
《史记·齐世家》：田常执简公的徐州，《田齐世家》：“宣王九年与魏襄王会于徐州。十年，楚围我徐州。”《战国策·齐策》：“楚威王战败于徐州”。以上这些徐州，都是以薛为首府的徐州。《史记·田齐世家》：齐威王与魏王谈话时说：“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从者七千余家”。这里所说的徐州，清代著名的学者江永作过详细地考证。他说：“徐与舒，古虽相通，然舒州非薛之徐州也。《史记·正义》云：“徐州，齐西北界之地名，在勃海郡东平舒县。”此说最是。齐威王有黔夫守徐州，此亦舒州，正是东平舒，接燕而近赵之地，故燕赵畏之而祭门。若黔夫守薛城之徐州，去燕赵甚远，何为而祭门？”(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卷三哀公十四年节)这条考证，对齐威王所说的徐州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
东汉时代的著名学者许慎，在他所著的《说文解字》里说：“ ，邾下邑也。”《史记·鲁世家》说：“顷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广注曰：“徐州在鲁东。”段玉裁说：“楚取之徐州即 地。疑非薛。齐 王三年，已封田婴于薛，不能至于鲁顷公十九年尚有薛地也。《齐世家朴》：‘田常执简公于徐州’，亦非此徐州.”(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这个徐州，是位于‘古代“邹鲁之东”的徐》州。
“州”，最初只是介于都邑之间的地方上的行政单位。一个州的户籍，仅二干五百家。但是，到了战国时代，州”就变成了广阔的行政区划，类似我们解放初期的大行政区。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禹贡》和《吕氏春秋》所说的“州”，前者是指的大的行政区划，后者是指的一个国家。《禹贡》说：“海岱及淮惟徐州.”《尔雅》曰：“济东曰徐州。”这个徐州的辖区：北起泰山，南及淮水，东至海，西到济水。相当于今天的苏、鲁、豫、皖四省的边区这么大的行政区划。《吕氏春秋·有始览》说：“泗上为徐州，鲁也”童书业先生说：“然观《吕氏春秋.有始览》，知九州之区划实来自春秋时周、晋、魏、齐、鲁、越、荆、秦、燕等国。”(童书业《左传研究》)，由此看来《吕氏春秋》里所说的徐州，是专指鲁国说的。
秦统一六国后，在《禹贡》的徐州地区内，设置了薛、砀、泗水、东海、琅琊等郡，这些郡，由于经济、文化比较进步，所以就成了秦帝国东方的半边天。
两汉时代，也在《禹贡》的徐州区域内设置了徐州。徐汉初年，其治所在薛，后迁下邳。东汉时期，把徐州刺史部的治所迁往郯城。辖区：北起泰山、琅琊，南至长江。泗水流域及淮河下游，皆为所有。到东汉末年，曹操始将徐州治所迁于古代的彭城。自此之后，徐州就成了以彭城为中心的行政区划了。
三、古徐州的历史地位
古代齐国西北部的徐州，在我国历史上影响不大，所以就不谈它了。邹鲁之东的徐州，后来也汇入《禹贡》所说的徐州之内了，以彭城为首府的徐州，又是《禹贡》徐州的继续，所以我们只简略地说说《禹贡》里的徐州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
《禹贡》里的徐州，北有泰山，南临淮河，东有海而西有济，确乎是四塞之地。在境内又有许多著名的山川，地理环境十分优越。徐州的首府薛，从夏代起就是制造舟、车的主要基地。(古代的舟、车，比现代的火车、轮船的作用还大。)薛还位于泗水之滨，是当时东西南北交通的中枢，也是古代各个不同的氏族文化，主要的交会之处。这里的居民，易于接受各种不同文化的滋养，所以比较先进。古话说，“地灵人杰”，在《禹贡》所说的范围之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如古代著名的科学家奚仲父子，全能的工艺学家公输班，道家创始人老子、庄子，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墨家创始人墨子，大史学家左丘明，大文献学家刘向、刘歆，大医学家华伦，大政治家仲虺，农民起义的领袖陈涉、吴广、项羽、刘邦等等，都是我国历史上的巨人。由此可见，《禹贡》里的徐州地区，对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贡献是何等的巨大了。
不仅如此，古代徐州，在我国历史上还具有十分崇高的战略地位，当时以薛为首府的徐州，可通过泗水南下江淮而制荆楚与吴越，逆流而上，可以控制齐鲁与燕晋，所以从春秋晚期起，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到了战国，齐威王以及楚、曹等国都曾来抡占过这个战略要地。但从《春秋》、《战国策》、《史记》等书的记载来看，以薛为中心的徐州，绝大部分时间为齐国所有。在孟尝君时代，徐州曾勃然兴盛起来。自孟尝君增修了周长二十八里的庞大薛城之后，更成为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重镇。秦汉之际，陈涉、吴广领导的人民大起义，就首先以“下薛”为急务。项羽、刘邦对徐州的首府薛，也是势在必争的。他们都曾积极“引兵向薛”。在项羽攻占了薛城之后，他的叔父项梁，即大会起义军于薛，然后分兵西向攻秦。所以说，徐州也是我国第一次人民大起义的主要基地。从这之后，徐州，在我国历史上，一直具有举足轻重之势。
(此文选自1986年5月在滕县召开的《山东省古国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三次古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作者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
目夷亭辨
童书业
地理的考证本来是很难的事，古今地名的变迁和各地名目的混同，纠来纠去已经够使人脑袋发胀了；加以书本和口头上的乱说，往往更使人坠入五里雾中。所以讲，严格的地理真不能不格外慎审从事。现举一个例子，请大家看一看后世书上的材料是怎样不可随便用的。
《路史·国名纪》：又商氏后有目夷国，条下记遣，今滕之东南有目夷亭。它是说，这个“目夷亭”所在就是古目夷国所在。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卷三，宋公子目夷条下根据《路史》这条记载便说：“目夷”之名不可解。《路史·国名纪》四谓：“徐之滕东有目夷亭”，盖取以地以命名者。……
《史记·殷本纪》：契为子姓，其名分封，以国为姓，有目夷氏(案：这个目夷氏，实在就是公子目夷的后裔。参看书业与顾颉人刚师合作的《墨子姓氏辨》，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二期)。这便是《路史》目夷国的由来。至于目夷亭呢？襄公四年传记：“邾人、莒人伐 ，鲁臧纥救 侵邾，败于狐骀”，杜预注道：“狐骀邾地；鲁国蕃县东南有目夷亭”。
台夷字古同音通假。古鲁国蕃县就是宋朝的滕县，这就是《路史》目夷享的由来。但是，在《左传》明人说“狐骀”，杜预注文也说“狐骀”，下面举的证明的地点变成了目夷，这是什么原故。我们须得考查一下：
考《续汉书郡国志》，鲁国蕃县下，刘昭《补注》道：左传襄公四年战狐台，杜预曰：“滕东南有目台山”他引杜注也作目台，惟亭作山，汲古阁本是山作亭，怀疑山字为是。查现在的滕县的东南有狐台山，并没有目夷山，或许是狐台山之误。大约由狐台山讹作目台山，由目夷山又作目台亭……
从前也有人怀疑杜预这条左传注的如惠栋《春秋左传·补注》《补记》“ 骀”。《淮南子·训》曰：“沂出 台术。”篆文 与壶字相似，又与狐通，故传作狐骀，杜氏以为即蕃县之目夷山。案：“目夷”即淮南子》“目骀山”淄水所出，杜说非也!(原注：目夷岭杜解作目台亭非是!刘昭补注亦作目夷山。
按：昭公元年，左传载汾川之神唤作“ 骀”，这是“合骀”的传说，恐与会骀的地名有关，则狐骀当是舍骀之讹，因字迹相近由是骀讹为“壶骀”，又因字音相近，由“壶骀”变为“狐骀”，再因别的地名拉扰而变为“目夷”。它一共变了三次。
马宗琏《春秋左传》补注说，《淮南·坠形》：“时泗、沂出 台术”。高诱注：“ 台术皆山名”，《水经》：泗水鲁般山北。琏案：郦元注：“邾姑蔑城下，在卞县南”。是鲁卞县为邾鲁接境之地。臧孙与邾战，败于狐骀，为目夷山，即鲁卞县北山也。惠定宇援《淮南》：“淄水出目骀山”，证明目骀为淄水所出之山。案：《水经：淄水出泰山莱芜县原山，东北过临淄县东，非邾鲁接境，惠说不如杜注之确。
查惠栋没说“狐骀”就是淄水所出的“目骀”，马氏驳议简直是无的放矢。惠栋的说法，正与马氏相近。马氏以“狐骀”即鲁卞县北山，也是不对的，查卞县在现在的泗水县；其地当邾国的东北，离邾极远，决非臧孙与邾交战之处。 在今峄山县，邾在今邹县，滕县适当两县之间。那么，所谓“救 侵邾，败于狐骀”的“狐骀”，其地当在滕县，杜预的注这点并没错……。
(摘自1937年《禹贡》六七合期，作者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
狐骀附论墨台氏
童书业
邾人、莒人伐 ，臧仡救 侵邾，败于狐骀。(襄四年)
杜注：“狐骀，邾地，鲁国蕃县东南有目台亭。”案(路史·国名纪》商氏后有目夷国条下记云：“今徐之滕东有目夷亭。”此盖据《史记·殷本纪》“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目夷氏”之文。“台”“夷”字同音通假。古鲁国蕃县即宋之滕县，唯左氏明言“狐骀”，杜注所举证明地点则作“目台”，何也？案今滕县之东南有狐台山，并无目台山，则“目台”或为“狐台”之误。《檀弓》：“鲁妇人之 而吊也、自败于 骀始也。”郑注：“·各当为壶字之误也，春秋传作狐骆。”其说近是。至《史记》之目夷氏，盖本古国名或邑名，宋公子目夷之名疑即取此地名(说见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卷三)。目夷之名或作“墨夷”“墨台”，《广韵》六脂及《姓氏急就篇》引《世本》：“宋襄公子墨夷须为大司马，其后有墨夷皋。”“子”当作“兄子”。《风俗通义》：“宋大夫有墨夷须、墨夷鸿、墨夷皋“。公子目夷即为宋襄公时之大司马(倩十九年“司马子鱼曰......”可证)。《通志.氏族略》：“墨台氏子姓，宋成公子墨台之后”，此或亦本《世本》等书。《潜夫论·志氏姓》篇以目夷氏为微子之后。《广韵》六脂：“宋子目夷之后，以目夷为氏”。《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墨氏，孤竹君之后，本墨台氏，后改为墨氏，……战国时宋人墨翟著书号墨子。”以墨翟为孤竹君之后。案左氏及《说苑·立节》篇所载公子目夷与宋襄公(太子兹父)互让君位事，与伯夷叔齐让国故事颇相似，墨子或为公子目夷之后(公子目夷之后，盖有鱼氏、目夷氏二支，或目夷氏即鱼氏)，故曾为宋大夫，后讹传为孤竹国伯夷之后。总之，殷宋之后盖有目夷氏或墨台(夷)氏，墨翟即其后也，此“目夷氏”与“狐骀”“目台”之地名有无关系，尚待详考。
(摘自《春秋左传研究》)
宋公族兴衰附墨氏起源
童书业
宋大夫多公族，中叶以后，政权亦稍下移。先是华元执政甚久，其后则为司城子罕，更后则为向戎向戌之后为华亥，华亥之后为乐大心，乐大心之后为皇瑗，皇瑗之后为皇缓，至春秋之末为乐 。昭二十一年传楚太宰犯曰：“诸侯唯宋事其君。”哀二十六年传：“于是皇缓为右师，皇非我为大司马，皇怀为司徒，灵不缓为左师，乐 为司城，乐朱 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听政，因大尹以达，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称君命以令，国人恶之。”司城因国人以去大尹，改立国君，于是“司城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无相害也。”杜注：“大尹，近官有宠者。”盖至春秋之末，宋政乃完全下移，启战国时“戴氏篡宋”之渐矣。
《史记·孟、荀列传》：“墨翟为宋大夫”，知墨子当为宋之公族。《广韵》“夷”字注：“宋公子目夷之后，以目夷为氏。”(张澍以此为《世本》之文，《史记·殷本纪》谓殷后有目夷切，《潜夫论·志氏姓》以目夷氏为微子之后，盖本此)。“目夷”又作“墨夷”，《世本》：“宋襄公子(当作兄子)墨夷须为大司马，其后有墨夷 ”(《广韵》及《姓氏急就篇》引)可证。而墨子有为孤竹君子伯夷后裔之说，《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墨氏，孤竹君之后，本墨台氏，后改为墨氏，……战国时宋人墨翟著书号墨子。”《史记·伯夷列传》索隐亦引应劭说：“(孤竹)，伯夷之国也，君姓墨胎氏。”“墨胎”、“墨台”当读作“墨怡”(据《北周书·怡峰传》)，即“墨夷”或“目夷”也。《史记》述孤竹夷、齐事多不经，所谓伯夷让国者，盖宋公子目夷让国事之传讹，墨子实目夷后裔，以墨夷为氏，省为墨氏也。否则，何其巧合至斯耶？
(接自《春秋左传研究》)
墨子里籍新探
张知寒
墨子，姓墨名翟，“生于周定王之初年(公元前468年)，而卒于安王(前375年)之季，盖八九十岁。”①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学说在战国时期曾盛极一时，与儒家并称“显学”②。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派“显学”，由于受秦始皇的压制，在秦代即沦为绝学，“故墨子遗事，在西汉时，已莫得其详。……《史记》 采极博，于先秦诸子，自儒家外，老、庄、韩、吕、苏、张、孙、吴之伦，皆论列言行为传，唯对墨子，则仅于《孟荀传》末附缀其姓名，尚不能质定其年代，遑论行事。”③甚至说，就连他是何许人也，也没有搞清楚。西汉以来，人们多根据司马迁所说的“墨翟，宋大夫”④这样一句话，遂以为他是“宋国人”。高诱注《吕氏春秋·慎人览》：“墨于名翟，鲁人也。”此“鲁”是指鲁阳，春秋时属楚(今在河南南阳)。但与墨子同时而且曾互相答问的鲁阳文君却说：“墨子，北方贤圣人”，可见墨子并非鲁阳人。高诱之说已为历代学者所否定。到了晚清，著名学者孙诒让“就今存《墨子》五十三篇之书推校之”，认为墨子为“鲁国人”。孙氏的考证，曾得到许多著名学者的赞同，似已成定论。孰料，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忽然有人提出：“墨子不是中国人，而是印度的高僧”。对这一奇谈怪论，当时杨宽先生曾撰专文予以驳正，所以，现在很少有人再相信这种说法。解放后，又有人说，墨子是“齐国人”。真是众说纷纺，莫衷一是。那么，他到底是哪里人呢？根据我们占有的资料来看，翠于确确实实应该是古代“小邾国人”，即今之山东滕州市人。在此，谨将我们的根据简略论述如下：
五十年代初，我在山东大学历史系读书，童书业者师曾对我说：“抗战前，我到过你们滕县，调查与目夷亭有关的问题，……我认为墨子与目夷有关，他应该是你们滕县人”。我听先生说我们家乡曾出过这样一位大贤人，深以为荣，高兴之余，遂查阅了童先生自三十年代起所写的有关墨子的一些文章。童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曾不止一次地提到：“墨子，实为目夷子后裔，以墨为氏，省为墨也。”⑤顾颉刚先生在《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里也说：“近人以墨姓不多见，对于墨子的姓氏祖籍等起了很多的猜测。我们以为，墨确是他的真姓氏，而且从这姓上，可以知道他是公子目夷之后，原是宋国的公族。”⑥按：《广韵六脂》“夷”字注：“宋公子目夷之后，以目夷为氏。”
但是，在我国古籍中，也有说墨子为孤竹君子伯夷后裔的。如《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说：“墨子，孤竹君之后，本墨台氏，后改为墨氏……战国时宋人墨子著书号墨子”。《史记·伯夷传》索隐亦引应劭说：“(孤竹)伯夷之国也，君姓墨氏。”童先生说：“《史记》述孤竹夷、齐事多不经，所谓伯夷让国者，盖公子目夷让国之讹传。”⑦顾颉刚先生说：“《左传》僖公八年载太子兹父与公子目夷互相以仁让国，兹父说，‘目夷长且仁’，目夷说，‘能以让国，仁孰大焉!’这颇与伯夷、叔齐相互让国的传说相似。……事既甚相近，姓又相同，即名也有一半相同，也许是一个传说的分化。目夷居长，所以称作伯夷，叔齐当即太子兹父。墨子是伯夷之后，实在就是公子目夷之后。”⑧
由以上所述，还可看出，“目夷”，不仅是个人名，而且原是一个古代方国的名字。如《史记·殷本纪》所说：“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目夷氏。”“目夷”在什么地方？晋代著名的《春秋左传》专家杜预，在《左传》襄公四年条下注B：“狐骀，邾地，鲁国蕃县东南有目夷亭。”《路史·国名纪》在商氏后有“目夷”条下记曰：“今徐之滕东有目夷。”在古代，台、骀、胎、 、均与夷同音，并互相通假。《左传》里所记载的“狐骀”，杜预肯定地认为就是滕东南的“目夷”。明代万历十三年所编的《滕县志》说：“城东南十五里曰‘狐骀山’，一名‘目台山’，讹为‘湖山’，又曰‘ 山’，皆非也。……山南头名‘木石’者，疑亦‘目台’之讹也”。童书业先生在《目夷亭辨》一文里曾确认：“目夷就在今天的滕县”。王献唐先生也说：“滕东有木台，亦即墨胎。”⑨
“目夷之名或作墨夷、墨台。”⑩《广韵·六脂》及《姓氏急就篇》引《世本》说：“宋襄公子(实为其兄子)墨夷须为大司马。其后有墨夷皋。”《风俗通义》说：“宋大夫有墨夷须、墨夷鸿、墨夷皋。”目夷子即封于“目夷”的宋国大司马。目夷子死后，葬于距“目夷”较近的微山(解放前属滕县，今为微山县)，其墓即在微子墓附近。目夷子的后人均生息繁衍于“目夷”而“墨子实目夷子后裔”，可知墨子也生长于“目夷”当时的“目夷”，已为小邾国的领土，因此说，墨子应为小邾国人。
王献唐先生却有另一种看法。他说：“墨氏本出于炎族”。(11)由于“炎族的语言尾声多邾娄音，所以黄族称炎族日邾娄，急读合音为邾或邹。邾又转为夷，所以《春秋》称邾皆为夷。”(12)“夷邾一事，以夷名地，犹以邾名地也。”(13)所以说炎族即称夷，又名邾娄。“炎族后裔有黑氏，有墨氏……墨木双声。有木台。”(14)木台在滕东，知墨氏后裔当生息发展于此。如墨子为这支墨氏的后裔，也应为古代小邾国人。
明代万历本《滕县志》说：“滕盖一邑而包春秋侯国之地者三矣，以今图按之，县治为邾国地，而‘滕城，为滕地，南‘薛城’为薛地……东北之 水，东南之昌虑，皆邾地也。”西周灭商后，将商族后裔微子封于宋，将以上小国均划为宋国的附庸。一直至春秋晚期，宋国的几仲还说：“滕、薛、 吾役也。”(15)( 是小邾的旧名)小邾国，从夷父颜封其子友于 ，改称“小邾娄”或“小邾子”之日起，就臣服于宋。所以宋能将他的大司马封于小邾境内的“目夷”。至战国初，宋国把它的首府迁到彭城(今之徐州市)(16)与滕、薛、小邾成为近邻，以上小国，更无法摆脱宋国的控制。特别是小邾国，一直老老实实地受宋国的统治。生长于小邾国的墨子，自然应为“宋国人”。起初，宋国为周王朝治下的唯一的公国(齐、鲁、燕、晋、郑、卫皆侯国)，时有泱泱大国之风。后来日趋衰弱，对附庸已无力保护，至春秋晚期，小邾国即为鲁国占有。说墨子是“鲁国人”，也是完全可以的。到了战国初年，小邾又成了齐国的下邑，因而也可说他是“齐国人”。总之，不论说他是“宋国人”、“鲁国人”，还是“齐国人”，其具体地址，都在小邾国境内。这就是我们说他是古代小郑国人的主要理由。
其次，如再从墨子学说思想和科技成就的渊源来看，他也应为小邾国人。可以说，他的学说思想和科技成就，全是为小邾娄文化培溉出来的。在此，我们简要地谈谈墨子与小邾文化的关系。
先说说邾娄的问题。《公羊传》徐疏：“《公羊》以邾娄本为大国，亦仅次于齐鲁。”周族灭商后，对异族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邾遂一分为三。“邾，在今邹县中部、南部，济宁东境，滕县北境，东、西、北三面界鲁”，(18)“小邾在今滕之东北至东南一带”，(19)“滥在滕之东南六十里陶山北，周十里许”，(20)“三邾土著人民，乃炎帝、神农之后，当时所谓夷者也。”(21)三邾文化、自唐、虞三代以来，一直就领先于其他各族。三邾民众，皆“彬彬礼让，文质相宜，……知古代东方土著民族，敦厚和平。其气度风范，黄族虽以异族嫉视，鄙为夷，终以良心上之躯使，不能不曰‘有君子国’、“夷俗仁也”。他方之人各有贬词，独于东夷无异言，以礼让称之，以仁人称之。”(22)《山海经，大荒东经》也说，东方“有君子国，其人衣冠带剑……”《海外经》说，“其人好让不争”。所以史称炎族秉性仁爱”，并“有夷仁好生万物”之说。三邾人民尊天，敬祖，重鬼神，尚祝由，与物无竞(23)。
按：“夷、人(尸)，原为一字，人、仁一字，因又以仁为夷，仁之别作 ，《汉书》更以 为夷。”(24)《孟子·尽心上》说：“仁者，人也。”《春秋繁露》说：“仁之为言，人也”。由此可见，古之“仁学”，实即“人学”或”“夷学”，而夷的最初发间如侧，侧邾一音之转，所以说“夷邾一事”。所谓“仁学”、“人学”、“夷学”、实为“邾娄之学”。“邾娄之学”为儒墨两家所自出。儒、墨两家，俱“讲礼让，称仁义，说君子、衣冠带剑、正夷仁之流风遗俗”。再说，“儒之一词，即原于邾娄之娄”，墨翟即牟狄、墨、牟同纽、同源、牟为炎族，牟娄即邾娄，为墨氏所出。最早的鲁文化，也由邾娄文化孳乳出来。“鲁为娄转，因娄得名”。(27)所以古人常说“邹(邾)鲁文化”，而不称鲁邹，起初，邾确比鲁先进。
下面，我们再把墨子的学说思想与邾娄文化作一简略对比。大家知道，墨子学说的中心思想是尚“兼”而反“别”的。所谓“兼”就是要有利于群体，有利于他人；要视人如己；所谓“别”，就是“亏人自利”和人不关己。他由此而倡导“兼爱”，要人们爱人如已，让天下所有的人都相亲相爱，以“兼相爱”而达到“交相利”的目的；反对“兼相恶、交相贼”，相互仇视和伤害。他认为“别道”、“亏人自利”是产生一切社会祸害的根源。因此，他主张以“兼”易“别”，“禁恶而劝爱”，以“兼相爱，交相利”，去取代“兼相恶，交相贼。”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治理，民生才得安定。他认为，能符合“兼相爱、交相利”这一宗旨的，就是“义”；反之，就是不“义”。他称这个“义”，是“天下之良贵”，是“大器”。他曾竭尽全力将“天下鼓而进于义”。他由这个中心思想出发，进而提出了许多关于“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强本”、“节用”、“非儒”、“非乐”以及“天志”、“明鬼”等等主张。他为了宣传和贯彻这些主张，不仅游说列国，而且还艰苦卓绝地身体力行，真有孟子所说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28)的精神。汪中说，墨子确是“‘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之仁人也。”(29)墨子的这些思想，与邾娄文化有着明显的源流承继关系，而与当时其它地域文化特征的差异是一望可知的。当时的燕晋文化，是重君而轻民的、其俗多好勇斗狠，有一种“在衽革，死而不厌”(30)的冒死精神，所以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南方的荆楚文化，以个人为本位，拔一毛而利天下皆不欲为。他们向往“小国寡民”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31)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戎秦文化，是以“贵权顺、高诈力”、“重耕战”为特色的霸道文化。以上几种文化地域，都不可能产生象墨子这样的“讲礼让、称仁义、说君子”的思想家，而且历史也为此作了雄辨的证明。
再说，象墨子所取得的那些惊人的科技成就，如果他不生长在邾娄地区，也不可能出现。当时的三邾地区，在科技方面也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地。我国古代人民的衣裳、宫室、舟车、文字、历数、音律等，相传都是黄帝和他的臣下创造的，其实不然。(32)古人用的衣、食、住、行方面的器物用品等，多系邾娄族所发明。何以知之？王献唐先生说过：“知声音文字者，前代典章文物之秘钥也。今以此钥求典章文物，其出于炎族者，皆可以邾娄一词得之。”(33)我们可以此法，验诸古代文献。先说“衣”。衣，古与夷通。当时的黄族即把“夷人”所服之物名之曰“衣”。最早的鞋子叫屦。屦者，娄也。可见发原于邾娄。人住的屋，从尸(夷)，从至，也出于邾娄。“庐”、娄同纽，字由娄转，亦出于邾娄之族。《说文》：“‘楼’，重屋也。”楼从娄声，即邾娄之娄。冶炼金属用的 ，农业生产用的锄、 、钱布、耒粕、 、 、 、 以及刻物用的镂刀等，皆由邾娄族发明(34)。交通用的舟、车，也是却娄人的产物。“舟亦出于邾，古言舟，今言船……《说文》舳下：‘汉律名船，长方为舳舻。舳舻即邾娄。邾娄可单名邾，故舟也可称俞、称舟，又可连名邾娄、故船亦称舳舻，此尤制出炎族之铁证。’邾我国最早的车，相传是奚仲或其子吉光发明的。(36)他们也出身于东夷炎族。“车”由邾转，也当为邾娄族所制造。制造舟、车，在春秋战国之际，仍然是一项尖端技术。如果没有相当高的力学、数学，特别是几何学、机械学等方面的知识，是根本做不成的。奚仲是薛国的始祖、奚仲墓和奚仲造车处遗址，与小邾娄南端毗邻，距墨子的故乡“目夷”，仅十余里。今天来看，乃属同一个乡镇。墨子自幼就生长于这样的科技之乡，文化环境对他成为杰出的科学家，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与墨子同时代而年稍长的公输般，也成长于邾娄地区北境的卞山脚下(37)。他们都是在邾娄文化的培溉下，才成为能工巧匠和杰出科学家的。
墨子制造的舟、车、飞鸢，(38)以及他根据力学原理为古代车子创造的“车辖”(今之车闸)，和为“备城门”用的“堑县(县)梁”(即吊桥)(39)，以及根据声学原理创制的“罂听”(罂，瓮也)(40)等等，都是前无古人的。值得提出的是，他在自然观、(41)力学(42)数学、(43)光学(44)等方面的某些创见，与近代的科学原理相比，几乎完全相同。近代某些科学家认为，墨子给“力”下的定义，即牛顿第二定律的雏形。他以“秤”为例，来说明杠杆原理，比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阿基米德描述的杠杆原理要先进得多。他对几何学，既有概念的描述，又有定理的表达，当时都领先于世界各国。他对“方”的定义，与欧几里得几何学“四个角都是直角的四边形是长方形”的定义也完全一样。更为突出的是他对几何光学的贡献。他用物影生成，小孔成象和瞬间鸟影不动三个例子，来说明光的直线定律--光线(在同一种均匀媒质中)是直线传播的。这不仅比欧几里得关于光线直进的描述要科学得多，而且还早于欧氏一百多年。墨子的这些科学成就，与当时邾娄地区重视科技的文化传统有着必然的联系。
由墨子的生活习尚来看，也能证明他是小邾国人。《庄子·天下篇》云，“墨者，以 为服。” 即屐 ，亦从尸(夷)，知其为邾娄族所制。墨子生长于邾娄，服其乡人之服，以证其从夷之谊。又，夷人以鸟为神，自主就有爱鸟、敬鸟的习俗，所谓“被服容止，皆象鸟也”。墨子特以翟(翟(狄)雉也)为名，即是邾娄族的习俗在墨子身上的一个印记。
综上所述，都说明墨于应为小邾国人。
(1)(3)孙诒让《墨子间诂》附《墨子传略》
(2)《韩非子·显学》。
(4)《史记·孟荀列传》。
(5)(7)(10)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334页、245页、334页。
(6)(8)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载于1936年《史学集刊》第一期和《古史辨》第七册。
(9)(11)(12)(13)(14)(21)(22)(23)(24)(25)(26)(27)(33)(35)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第334页，143页，12页，84页，116页，2页，512页，114页，39页，543页，105页，91页，137页。
(15)《春秋左传》定公元年。
(16)《史记·韩世家》。
(17)(18)(20)王献唐《春秋邾分三国考》第18页，3页，15页。
(19)明万历十三年编《滕县志》。
(28)《孟子·告子下》
(29)汪中《述学·墨子序》。
(30)《札记·中庸》第一章。
(31)《老子》第十八章。
(32)可见齐思和《黄帝制器之故事》一文之考证，文载《古史辨》第七册。
(34)参见王献唐《炎黄二族名物礼俗之差异》，见《炎黄氏族文化考》191-220页。
(36)《山海经·海内经》。
(37)《泗水县志·古迹志》
(38)《淮南子·齐俗训》、《论衡·儒增篇》、《韩非子·外储说》
(39)(40)《墨子·备城门》第52节。
(41)见《墨经》上：39、40、41、42、43、44、48、56、57、61，85各节《墨经》下：13、33、47、49、60、61、62、63、64各节。
(42)见《墨经》上：21、49、50各节。
《墨经》下：11、24、25、26、27、28、29、52各节。
(43)见《墨经》上：2、47、52、53、54、55、58、59、60、62、63、64、67、68、69各节。
(44)见《墨经》下：16、17、18、19、20、21、22、23、各节。
(此文选自《山东社会科学》1988第6期，作者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