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少年时代就学于儒门，深受儒家思想的训练和熏陶。但他的平民出身决定了他要代表“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孕育了他的积极救世的精神。《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简易），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这是说墨子之所以反对儒家，是因为“其礼烦扰”，“厚葬靡财”和“久服伤生”。《墨子?公孟》记载，墨子告诉儒家弟子程繁，儒道有四种主张足以丧天下：（1）“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悦）”（2）“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搬家），三年哭泣，扶后起，杖而行，耳无闻，目无见。”（3）弦歌鼓舞，习为声乐。“（4）“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常）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由此可知，儒家的“以天鬼为不神明”、“厚葬久丧”、“习为声乐”和“以命为有”，都是墨子所反对的。
墨子认为批评和反对别人的学说，一定要拿出可以替代的理论和主张：“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无以易之，譬之犹以水投水，以火救火也，其说将必无可焉。”B44基于这一理念，墨子一方面抨击儒家的学说，另一方面同时提出自己的主张。他反对“以天为不明”，所以提出“天志”；反对“以鬼为不神”，所以提出“明鬼”；反对“厚葬久丧”，所以提出“节葬”、“节用”；反对“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所以提出“非乐”；反对“以命为有”，所以提出“非命”。
在针锋相对反对儒家某些主张的同时，墨子对儒家学说采取了批判继承的态度，对某些方面作了一些修正和补充。
（1）尚贤。孔、墨都尚贤，但有所不同：儒家尚贤偏重道德修养，并且还未能打破贵族和平民的界限；墨子认为贤者要“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B45德才都要具备。同时，主张做官不应是贵族的专利，“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B46这是针对儒家“尊尊”所作的修正。
（2）孔子有反战思想，他称赞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就是因为管仲“不以兵车”，能使桓公九合诸侯。B47可是孔子尝闻“俎豆之事”，不学“军旅之事”。B48而墨子主“非攻”，不仅积极宣传反侵略思想，而且教导各国国君要充实军备，做好防御；他还积极研究防御之术，研制守城器械。
可见，墨子的非儒，体现了他所说的“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的精神，正是在反对儒家某些思想，修正和补充儒家某些思想的基础上，他系统地推出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十大救世主张：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创立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墨家学派。
墨子和他的弟子及其后学（墨者）所组成的学派，世称墨家。墨家既是一个学术流派，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共同信仰和宗旨、共同执行一定政治任务、组织严密的民间社团。在止楚攻宋活动中，墨子向楚王透露：“臣之弟子禽滑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B49即可为证。墨家社团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有共同的信仰和宗旨：墨家信仰就是墨子的学说，其宗旨就是“为义”，也就是孟子所说“利天下”，B50庄子所说的“备世之急”。B51 “为义”的内容，是以墨子学说为基本标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2）有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的领袖。墨家的领袖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绝对的权威，凡墨家成员，对其领袖都有绝对服从的义务。墨子生前，即是这样的领袖；墨子身后，墨家的领袖成为巨子，B52巨子为终身职务，前任巨子选拔后任巨子。墨家“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B53今可考见的巨子有三：孟胜、田襄子、B54腹黄享。B55所谓“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B56说的就是墨者对墨子的绝对服从和忠诚。到了后世巨子，甚至对其成员拥有生杀予夺之权。《吕氏春秋.上德》记载，墨家巨子孟胜因不能为楚国阳城君守其封国而以死报之，“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孟胜派出二名弟子传巨子之位于田襄子，“已致令于田襄子，欲反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巨子于我矣’。不听，遂反死之。墨者以为不听巨子”。此二人即因不服从新巨子之命令，而得到“不听巨子”的恶名。
（3）有严密的管理控制系统。墨家领袖通过遍布各国的组织体系和“墨者之法”，对墨家成员进行严格管理和严密控制。墨家成员的政治、经济活动都受领袖的安排和限制、监督。领袖根据需要，安排弟子到各国出仕，如墨子推荐耕柱子到楚国，高石子到卫国，B57公尚过到越国，曹公子到宋国，胜绰到齐国为官从政，B58均可为证。如果出仕弟子违背墨家主张，错误严重者就要被罢免：胜绰三次追随项子牛侵鲁，“子墨子闻之，使高孙子请而退之。”B59墨家成员的仕宦收入，也不能全部据为己有，必须分出一部分供墨家团体当作活动经费。耕柱子从楚回来，即交十金（二百两）黄金予墨子，受到墨子称赞。墨家还有“墨者之法”，而且在内部执法如山，不能徇私，即使巨子本身也不例外。墨家巨子腹黄享（前385——前315）的儿子在秦国杀了人，秦惠王顾念腹黄享年老且唯有此子，就赦免了其子所犯之罪，但腹黄享 却回答：“墨子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黄享不可不行墨子之法”。B60终于把儿子处死了。
（4）有严格的训练和要求。为了贯彻“为义”、“利天下”的活动宗旨，就需要对成员进行训练，使他们能胜任工作，为此墨子编制了完整的训练方法和课程，并对弟子的工作作了明确分工：“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他根据弟子的性向和能力，把他们分成谈辩、说书、从事三组，分别加以训练。能谈辩的要精于宗教哲学的研究，能说书的应具备丰富的社会政治知识，能从事的则熟练地掌握军事防御技能。就现存《墨子》53篇看，〈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小取〉以及〈法仪〉、〈天志〉等篇应是谈辩者的教材；自〈尚贤〉以至〈非命〉23篇，则为说书者的教材；而〈备城门〉以下各篇，应是从事者的教材。教材虽然不同，训练方法也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有所利，有所用。墨子说：“为文学，出言谈”，是为了“治理万民刑政”，为了“中（合于）国家百姓人民之利。B61而训练的目标，墨子则要求弟子必去心中六种偏执的情绪，做到“默者思，言则诲，动则事，……手足口鼻耳目，从事于义”B62，人人成为“言必信、行必果”B63的“兼士”。墨子就是带领这样一个有信仰、有宗旨、有训练、有纪律的墨家社团，到处宣传呼号，积极参与救世的社会活动，终于使墨学与儒学并列为“世之显学”。B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