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期，中国社会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时期。在这半个世纪中，墨学研究由前三十年的沉寂转入本世纪的再度复兴，墨学研究硕果累累,发生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学术意义足可载入史册的事件。
一、1949-1978年中国大陆的墨学研究
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大陆墨学研究再次进入沉寂期，近三十年取得的研究成果寥若晨星，“乏善可陈”。B188
1949年——1978年三十年间，中国墨学研究不仅与三四十年代轰轰烈烈的研究局面大相径庭，而且与同时期台、港及海外华人的墨学研究相比也显得冷落沉寂。据不完全统计，三十年中国大陆共出版各类墨学书籍18种，发表各类墨学论文125篇；而以台湾为主的台港地区在这时期则出版墨学著作34种，发表墨学论文272篇，B189并且著作类多是大部头的专著，很少是限于知识介绍的小册子。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简言之，这是由当时特殊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所决定的。新中国在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和包围之中，只好采取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逐步建立起高度中央集权的经济政治体制。由于党的“八大”以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出现了重大偏差，左倾思想不断发展，阶级斗争扩大化，终于发生了十年“文革”这样的全局左倾路线错误。在此局面下，过“左”的政治斗争代替了正常的思想、学术讨论，学术研究的气氛和条件不复存在；即使被允许进行的学术研究，也变成了为政治服务的附庸和工具。“文革”时期儒家之被批判，法家之被颂扬，如同墨家之被冷落一样，恰恰都是当时左倾路线笼罩下的错误政治斗争的需要。即使当时出版、发表的一些墨学成果，也过多地纠缠阶级性、唯物和唯心问题，明显带有政治形势的印记。
从大陆出版发表的论文看，一是绝大部分墨学成果产生在左倾错误尚不严重的1962年以前，1963年——1978年间，研究几成空白；二是这些著作和论文多是研究墨家的哲学、逻辑和自然科学知识的（约占60%以上），远离当时的社会政治斗争。三是18种墨学书籍少有力作、新作。其中栾调甫的《墨学研究论文集》是二三十年代已发表论文的结集；胡征和周慕白分别出版的《墨子救宋》是历史故事；吉联抗、朱伯山昆、芦获、吴则虞出版的小册子分别是对《墨子》中一篇或几篇原文进行文字上的注释和翻译。能够称得上墨学新著的只有詹剑峰的《墨家形式逻辑》（1956年版）、任继愈《墨子》（1956年版）、高亨的《墨经校诠》（1958年版）、汪奠基的《墨辩的逻辑科学思想分析》（1961年版）和陈奇猷的《墨子的科学》（1963年版）等。其中任继愈的《墨子》、高亨的《墨经校诠》和詹剑峰《墨家形式逻辑》堪称这时期墨学研究的力作。
任先生《墨子》一书篇幅并不宏大，14万字，但却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历史主义方法来研究墨学的成功之作。三四十年代的墨学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掌握得并不准确和娴熟，因而研究结论不够科学，往往主观武断，带有很大片面性。如有的肯定过多，看不到局限性；有的否定过多，甚至全盘否定，看不到墨子学说中包含的真理性因素。任先生则努力做到辩证地分析和整体上把握墨子的思想体系。一方面他充分肯定了“墨子是公元前五世纪末中国的伟大思想家，”B190 “反映了当时小生产者和劳动者的正当愿望”，“一生为改善小生产者和劳动者的物质生活、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而斗争”，并“指出了具有唯物主义观点的认识论和思想方法，”“创立了艰苦力行、求真理、爱和平、有组织、有纲领的学派。”B191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了墨子思想的矛盾、错误和历史局限性。例如他指出墨子和墨家“是由当时的小生产者、小手工业者上升为士的，”B192因而带有很大的妥协性和保守性，墨子和墨家不是革命派，而是改良派。由于墨子总是把王公贵族与劳动者的利益混在一起，因此他所提出的许多主张不免流于空想，甚至适得其反。如“墨子所反对的是……‘强凌弱、众暴寡’的非正义战争，”B193是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但是他“把战争的起源、社会的不合理现象，都归结为道德品质问题，”“在客观上却支持了当时的世袭贵族的社会制度”。B194又如“墨子的‘天志’、‘明鬼’主张，固然在主观上是为了庶民阶层的利益，想要吓一吓当时无法无天的贵族统治者、王公大人，但这种主张常常吓倒了当时缺少知识的广大人民，”使他们“不敢萌生任何反抗的念头。”B195
高亨的《墨经校诠》（1958年版）和谭戒甫的《墨辩发微》（1958年版）是这时期少有的墨学研究成果。杨向奎认为“这两部书是近几十年来研究墨经最有成就的书”。B196
高亨是著名 的古文字学家和训诂专家，他充分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旁征博引，又非常严谨求实，钩沉爬梳，正谬说。首先他几乎解决了《经》和《经说》的联系问题。由于《墨子》版本的驳杂，文字脱漏错讹比比皆是，如何把古奥难懂的《经》和《经说》进行准确连接，就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前人解《经》多有意改之处，先生力避此弊，常以《经》、《说》互校，从而启疑。其次，高亨尽管没有专攻过自然科学知识，但他凭借古文字学的优势，对各家之说进行卓有成效的质疑考证，对《墨经》中几何学、物理学、光学等条目的解释，十之七八都是对的。
詹剑峰的《墨家形式逻辑》又是一个重要墨学成果。此书定稿于1953年10月，1956年出版。第一，他按照现代逻辑教学大纲的顺序，把墨学形式逻辑分作六个部分：一、明辩（即逻辑的对象与意义）；二、言法（思维规律）；三、立名（概念论）；四、立辩（判断论）；五、立说（推理论）；六、辞过（谬误论）。通过这一体系，他认为墨子“总结前人的思维经验，构成了思维法则，”B197“墨子的形式逻辑，其系统是分明的、一贯的、相当完整的，”“即放在世界的逻辑史上，亦可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并列而无愧色。”B198
第二，詹剑峰把《墨子》全书都当作他构建墨学逻辑体系的材料，因为他反对把墨家分为前期后期，不承认《墨经》系由后期墨家所著，认为《墨经》亦基本是墨子自著。在此认识基础上，他“综合《墨子》全书，融会贯通，整理成一套规模初具的形式逻辑。”B199
第三，詹剑峰对墨家形式逻辑的缺点进行了分析。从局限性看，墨子由于所处时代“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他的眼光，满足于常识习用的思维形式，所以他在逻辑上的成就就只能是形式逻辑。”还有墨子形式逻辑关于论式方面，不免简略。例如推论式，“墨子就没有明确的论述，更谈不上周密。”B200此外，《经下》后一部分所采用的立论形式，如“杀犬非杀狗”、“牛马之非牛”等，“标奇立异，耸人听闻，使人有诡异之感”。B201
二、1978——2000年的墨学研究
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墨学又再度复兴，其主要标志是成立了由党和国家支持的地方和全国级的研究组织，召开了一系列国内国际大型学术研讨会，建成了墨学研究会议中心和墨子纪念馆，收获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墨学研究成果。
（一） 墨学再度复兴的原因。
首先，墨学在20世纪末期再度复兴绝非偶然，它有着深厚的经济和社会根源。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同时中国社会也处在亘古未有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人民面临的基本矛盾和基本任务当然不同于近代中国，但在提倡民主与科学这一点上都十分相似。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为了反帝反封建，拯救民族危亡，逐渐认识到中国社会的落后和挨打，是由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和科学的不发达，因而大力倡导民主与科学。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学比较缺乏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于是从地主阶级的改良派、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再到无产阶级革命家都不同程度地关注、称赞和提倡墨学。而到了1978年，随着“文革”的结束、左倾错误路线的被否定，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上来。后来党又在苏联东欧剧变、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候，逐步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法治国的基本战略。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总结国内国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努力探索成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形成了当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其中包括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和完善民主和法制、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主义占胜资本主义的决定因素最终取决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等重要思想。这些思想可以概括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和完善民主和法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可偏废等。而墨学研究者恰恰从古老的《墨子》一书中发现了与邓小平理论的许多相通相似之处，从而对墨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墨学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暗相契合，这是墨学再度复兴的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
其次，这时期的学术氛围也为墨学复兴提供了条件。在左倾思想盛行时期，学术完全沦为政治的附庸，思想因禁锢趋于僵化，实际上已不具备自由探索的学术氛围，加之反右扩大化和“文革”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所有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事实上都处于停顿状态。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和国家提倡思想解放，鼓励人们大胆地探索问题，“双百”方针得到贯彻落实，于是出现了学术繁荣的局面。墨学之再度复兴，也正是得益于这样的“大气候”。
其三，对墨子里籍的探索和确定为墨学复兴提供了契机和突破口。山东省和滕州市之所以成为墨学再度复兴的发源地，主要是由于山东大学教授张知寒先生考证墨子里籍在今之山东滕州市，并且这一结论得到张岱年、任继愈、蔡尚思、杨向奎等中国学界前辈的认可。以墨子里籍确定为契机，张知寒把弘扬墨学与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和倡导世界和平相结合，提出了墨学研究要为现实服务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既为墨学复兴注入了活力和动力，又得到了党和国家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他依托山东大学和滕州市，遍请海内外墨学专家参与，争取中央和省市县四级政府支持，先后组织成立了山东省墨子学会、中国墨子学会和山东墨子基金会，从而导引墨学研究进入了两千多年来有组织、有领导、海内外专家协作共进的新时期。
（二） 墨学研究团体和机构
1．《墨经》研究会
1990年8月，中国科学史学会、中国逻辑史研究会等单位，在合肥联合发起成立了《墨经》研究会。该会从1990年到1995年先后召开了三次《墨经》研讨会。
2．山东大学、滕州市墨子研究中心
1990年12月29日，山东大学、滕州市墨子研究中心在墨子故里山东滕州市召开，与会者有山东大学和滕州市的党政领导、专家学者近百人。会议选举滕州市委书记林兆义为研究中心主任，乔幼梅、张知寒、王裕安等为副主任，张知寒兼任秘书长，李广星等为副秘书长。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发来贺电并为中心题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官方建立的墨学研究领导机构。
3．山东墨子学会
1991年6月4日，由山东大学、滕州市墨子研究中心召集在滕州市召开首届墨子学术讨论会。
在会上宣布成立山东墨子学会，通过了《山东墨子学会章程》，选举山东大学党委书记陈之安为会长，林兆义、乔幼梅、郭良志、朱锡光、祝明、张知寒、王裕安为副会长，张知寒兼任秘书长，刘合光、李广星、董家胜、张德锁为副秘书长；聘请匡亚明、张岱年、蔡尚思、张政火良 、王先进、张季平、刘敦愿、漆侠、田昌五、石峻、汤一介、刘守朴、梁自洁、王学仲为顾问；聘请杨向奎、任继愈、苗枫林、孟繁成为名誉会长。
4．中国墨子学会
山东墨子学会报请国家教育部批准、民政部注册登记后，于1992年10月6日至10日，在山东滕州市召开的首届墨学国际研究讨会上正式成立中国墨子学会。会议选举山东大学党委书记陈之安为会长，乔幼梅、张知寒、王裕安、朱锡光等８人为副会长；选举张知寒兼任秘书长，孙志敏、李广星、郑杰文等５人为副秘书长；聘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为首席名誉会长，杨向奎、任继愈、赵志浩、韩喜凯、董凤基、苗枫林、孙淑义、秦尧基、孟繁成、李中林11人为名誉会长；还聘任匡亚明、蔡尚思、张岱年、杨斯德、聂力、陈鼓应、李绍山昆 (美籍华人）、王讠赞源（中国台湾）、李云九（韩国）、张尚德（中国台湾）等29人为顾问；学会在山东大学和滕州市分别设立办公室，1996年起创办会刊《墨子研究》，不定期出版，到2000年已出版6期。中国墨子学会的成立在墨学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二千多年来无组织的分散研究局面的结束，墨学研究从此进入了有组织有领导各方面专家参与、海内外协作共进的新时期。
中国墨子学会成立8年来，成绩显著，最主要的成绩是：
（1）筹办主持召开了1992、1994、1997、1999年4次国际墨学研讨会。
（2）筹划出版或资助出版了一大批墨学著作，其中包括组织编辑出版大型论文集《墨子研究论丛》（一）、（二）、（三）、（四）辑，175万字；大型墨学研究丛书《墨学与当今世界》10册，100万字。资助著名墨学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向奎出版了《墨经数理研究》（13万字）；资助山东大学教授张知寒出版了《墨子里籍考论》（16万字）、《读墨余论》（44万字）等等。
（3）建造墨子塑像。1992年9月，在滕州火车站树起12米高大型墨子全身铜像；1994年7月，在滕州国际墨子研究中心，树起4米高石刻墨子胸像。
（4）1994年7月主要由滕州市拨款在滕州市区建成大型墨子研究基地——国际墨子研究中心，占地10200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
（5）征集墨学研究题字和资料。先后征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国内外著名学者、专家等600多人关于墨学研究的题词，并刻成石碑，永藏于国际墨子研究中心。还接受任继愈、王讠赞源、李绍山昆、李震、李云九等国内外专家捐赠的重要研究资料1000余册。
（6）参加和接待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先后接待美、日、韩、英以及台港地区的学者来访共计16批50多人次。还接受邀请，派出专家去美国参加“第九届国际中国哲学研讨会”，并访问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7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宣传了墨家精神，推动了国际墨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5．山东墨子基金会。由中国墨子学会和山东大学、滕州市墨子研究中心联合提出申请，经山东省副省长王玉玺批示，省政府办公厅督办，山东省人民银行于1995年4月2日批准，山东省民政厅于同年8月29日登记，并于同年9月18日在山东滕州召开了山东墨子基金会成立大会。会上通过了《山东墨子基金会章程》，选举滕州市政协主席朱锡光为会长，张知寒为常务副会长，陈之安、郭良志、乔幼梅为副会长；选举李广星为秘书长，郑杰文为副秘书长；聘任杨思德、贾亦斌、张岱年、杨向奎、任继愈等12人为名誉顾问；聘任王玉玺、王玉中、曾繁仁、林兆义、彭湃5人为顾问。
6、滕州市墨子国际研究中心
为了推进墨学研究，为国内外墨学研究专家和爱好者提供研究墨子的基地，并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滕州市委、市政府根据有关领导和专家的建议，从1993年5月31日破土奠基，兴建墨子国际研究中心。该中心1994年7月峻工，总投资500万元，占地面积10200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内部设立墨子生平事迹大型壁画展厅、墨子科技成果和军事研究展厅、墨子研究成果展厅、国际学术研讨会议室、墨子书库、山东大学和滕州市研究中心办公室、中国墨子学会和山东墨子基金会接待室等，还设立了《墨子》全书石刻碑廊和当代专家、领导题字碑林、黑色大理石墨子胸像和目夷亭等。该中心作为现代艺术与民族形式相结合的园林建筑，是进行学术研讨、图书资料收藏和参观游览的综合性多功能活动中心。墨子研究中心建成后，先后接待召开了两次墨学国际研讨会，接待国内外专家学者访问参观上千人次。
7、墨子研究所
1996年10月，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在该校校长、中国墨子学会副会长王裕安倡导和组织下，成立了枣庄师专墨子研究所，王裕安兼所长，调进和聘请校内20多名具有副高级职称的教学和科研人员为研究所专兼职研究员，并部署任务进行了若干专题研究。研究所成立后，先后聘请海内外墨学专家杨向奎、颜道岸、张知寒、李绍山昆到学校讲学，并不定期出版《墨学研究专刊》（《枣庄师专学报》专辑）。
（三） 学术活动
1、 国内学术讨论会
（1）首届全国墨子学术讨论会：1991年6月4日至6日，山东大学、滕州市墨子研究中心筹办的首届全国墨子学术讨论会在滕州召开。来自全国40多所高等院校及科研单位的120多名墨学专家参加会议，匡亚明、张岱年、任继愈、杨向奎等著名学者在主席台就座。会议重点讨论了墨子的里籍和时代、墨家思想体系、墨家历史地位、墨学现代意义等问题。对这些问题，专家们进行了民主、热烈的讨论。多数学者认为，墨子里籍就在今天的山东滕州市；墨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应当占有一个重要位置；研究和弘扬墨学，必能提高我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为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服务。会议共收到论文30多篇。会后论文由张知寒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墨子研究论丛》第一辑（1993年12月第1版），收录论文36篇和专家讲话17篇，共36.4万字。
2、 国际学术讨论会
(1)首届墨学国际研讨会:
1992年10月6日至10日，由中国墨子学会、山东大学和滕州市联合主办的首届墨学国际研讨会在山东滕州召开。来自美国、瑞士、南斯拉夫、韩国、中国台湾和祖国内地的12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中宣部副部长徐惟成，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董凤基等中央、省、市党政领导35人亲临会议。新华社主任记者刘关权、傅洪德，人民日报社首席记者张鲁成，大众日报社高级编辑王家寿等共20多个新闻单位的40多名新闻工作者对大会进行了专题采访和报道。开会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楚图南，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组长、原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岱年教授等16位领导、专家向大会发来贺电、贺信。中顾委常委张爱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楚图南，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周克玉，海军司令员李景，全国政协常委杨斯德、贾亦斌，著名学者、书画家蔡尚思、张岱年、臧克家、姚雪垠、魏传统、武中奇、王学仲、孙仲翔、梁斌、宗惟成等42人为大会题词祝贺。其中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题词是：“唯物师祖，科圣墨翟”。会议共收到专著7部、论文97篇。会议就墨子的政治、军事、经济、伦理、教育、宗教思想和科学成就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会者普遍认为墨子不仅人文思想丰富，至今闪耀着真理的光芒，而且墨子也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科技发展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很多学者认为，要挖掘墨学的现代价值，用以指导现代生活；墨家提倡的兼爱、非攻、强本节用、勤奋劳作、为民兴利除弊等论说对当代社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墨家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为民服务的精神，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自我牺牲精神，力行实践、积极进取的求实奋进精神都值得今人取法。会后，会议论文由张知寒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墨子研究论丛》第二辑（1993年12月第1版），收入论文55篇，共49.6万字。
（2）第二届墨学国际研讨会:
1994年8月18日至21日，由中国墨子学会、山东大学和滕州市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墨学国际研讨会在济南山东大学召开。任继愈、杨向奎、颜道岸等中国大陆、台湾澳门地区和美、日、韩国的121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共收到《墨经数理研究》等专著6部，论文96篇。会议重点讨论了三个问题：①《墨经》对自然科学与逻辑学的贡献。多数学者认为，《墨经》中蕴含着中国逻辑学的文化基础。要对《墨经》产生的条件（知识状况、社会背景）作出深入研究，进而可以了解墨家逻辑学的整体思维特性；但也有学者认为《墨经》逻辑学并没有摆脱笼统性思维的模式束缚，因而对它在形式逻辑方面的成就不可估计过高。②墨子学说对人类面临的“和平与发展”主题应有的作用。与会者一致认为，墨子的“尚贤”政治学、“节用”经济学、“兼爱”伦理学、“尚同”社会学、“非攻”军事学以及文学艺术和科技文化诸方面，都为当今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提供了可资吸收的思想文化精神。③墨子学说与当代经济发展的关系。论者普遍认为，当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贫富悬殊拉大的趋势，今天我们借鉴墨子的学说则能够“务实而唯用”，起到“兴利除弊”的作用；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的精义即代表了国际间经济贸易、文化科技交流的基本准则。会后，有关论文由张知寒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墨子研究论丛》第三辑（1995年10月第1版），收入论文55篇，专家讲话和贺信贺电11篇，共53万字。
（3）中国墨子学会暨山东墨子基金会工作会议:
1996年8月18日在山东滕州召开。全国各地著名专家学者及党政领导10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上通过了中国墨子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张知寒作的《中国墨子学会建会四年来的工作报告》，一致通过了《“九五”墨子研究规划》，从而促使全国的墨学研究走上了规范化的轨道。
（4）第三届墨学国际研讨会:
1997年8月20日至23日，由中国墨子学会、山东大学、滕州市、山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山东墨子基金会联合举办的第三届墨学国际研讨会在山东济南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韩国、日本、新加坡、美国、瑞典的吴官正、李景、杨斯德、任继愈、杨向奎、张知寒、孙中原、史墨卿、李绍山昆、河崎孝治、李云九等130名领导、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开幕式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接见了国内外的著名学者任继愈、杨向奎、孙中原、张知寒、李绍山昆、史墨卿、河崎孝治、李云九等人，并发表关于墨学研究的讲话。会议共收到论文64篇，专著及专刊8种。会议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①关于墨家哲学与当代哲学。多数论者认为，墨家哲学的创造性思维和理论成果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②关于墨子的军事思想。论者认为，墨子也是伟大的军事家，《墨子》城守各篇应看成是积极防御的军事经典。③关于墨子的科技思想。有的专家提出，《墨经》所包含的力学、光学、数学、物理学，在当时是非常杰出的，甚至在不少地方超过了古希腊。④关于墨子的教育思想。论者普遍认为，墨子的教育思想自成体系，举其教育目的、教育原则、教学方法、教学科目、教学心理都相当完整，墨子又培育出一大批杰出的弟子，因而他是当之无愧的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会后，向大会提交的有关论文由张知寒主编、齐鲁书社出版了《墨子研究论丛》第四辑（1998年12月第1版），共收入论文48篇、领导专家贺电、贺信等9篇，计36万字。
（5）第四届墨学国际研讨会:
1999年8月18日至20日，由中国墨子学会，山东大学、滕州市、山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和山东省墨子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墨学国际研讨会”在山东省滕州市召开。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及港台地区的6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前，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教授和山东省委副书记吴爱英为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题写馆名的墨子纪念馆揭牌。大会共收到论文40余篇、专著6部。与会代表主要就以下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①墨学研究的百年回顾。论者就百年来墨学研究进行了分期，对其研究内容、研究成果、研究特点进行了分析。一致认为，一百年来，墨学在沉寂二千年后在“现代复活”，重新成为“天下显学”，其成果足以令后世瞩目。②墨家逻辑学研究。多数学者认为，墨家逻辑在体系上相当完整，内容上可与西方逻辑对照和互补，既不是“完全不同”，也不是“完全等同”。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提出墨家逻辑一词欠妥，墨家逻辑还不是探求和认识科学真理的工具。③关于墨家经济伦理思想。论者认为，墨家既贵义又尚利，把义利并重、义利互动作为调整人们物质利益关系的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论对社会主义的中国还是对资本主义的西方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次会议的论文,会后由王裕安主编、齐鲁书社出版了《墨子研究论丛》
第五辑，共收入讲话3篇，贺信3篇，论文48篇，34.2万字。
（四） 主要研究特点
20世纪最后十年的墨学研究成果与前10年、前90年相比，有着以下显著特点：
首先，概括性、通论性和全面性大型研究著述集中出现。以往的墨学成果多是研究墨学一个侧面，属专题性的。这种作业方式的优越性是，便于进行窄而深的专题追索，短处则是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利于在更大面积上普及。而90年代出版的这批成果多是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形成 的，既具通识又不乏专精。其中孙中原的《墨学通论》，（1993年版），“以对墨子论述的系统性和对墨家逻辑分析的深刻性为人称道；”B202谭家健的《墨子研究》（1995年版），规模宏大，40万字，该书前14章每章最后一节，都是关于墨子学说与先秦诸子及后世思想家相关论述的比较研究，学术价值甚高。杨俊光所著《墨子新论》，被专家推许为“是目前对墨子作比较全面细致论述的专著”。B203台湾王讠赞源“以他专深精到的《墨子》（1996年版）一书为广大的墨学同道所知”。B204
其次，挖掘、阐释、强调墨学的现代价值，成为墨学研究的一个重点。20世纪最后10年，以出版的《墨子研究论丛》一、二、三、四辑（张知寒主编）、《墨学与当今世界丛书》（10册，张知寒主编）、《墨学与现代文化》（孙中原著）和论文《贵义、兼爱与企业最高目标》（王讠赞源著）为代表，墨学研究者十分注意对墨学现代价值的挖掘和阐发。这些成果“既有对墨学本身的准确把握，也有对现代社会的深刻理解，真正做到了古今呼应”。B205在同期的墨学研究成果中，关于墨学现代价值的成果之所以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是因为在先秦诸子中，最具有入世精神和救世情怀的是墨子和墨家。墨子思想本身所包含的“反战争、反特权、反等级、反腐败、倡和平、主兼爱、尚廉洁、贵平等、重生产、重科技等，具有永恒和普世的价值。”B206这种价值的诠释和解读，不论对于拜金主义现象开始抬头的中国，
还是对于恃强凌弱、霸权主义横行的当下世界，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三，国内墨学研究者开始协作共研，海内外墨学专家的对话交流大大加强。从1991年山东大学、滕州市墨子研究中心成立为标志，墨学研究破天荒地步入了由国家支持的有组织有领导的历史新时期。国内墨学专家在中国墨子学会的领导组织下，开始携手共研墨学课题。《墨学与当今世界》丛书即是这种合作研究的重要成果。1992年以来，截止到2000年底，墨学国际研讨会已召开了四次。不同国家、地区的墨学专家的到来，给中国大陆的墨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基于不同的文化教育背景和价值视角，海外墨学专家们提供了他们对墨学的独特观察与心得，发现了一些从未发现的思想，提出了一些从未提出过的问题，从而极大地丰富和推动了中国大陆的墨学研究。可以认为，跨国界、跨地区的墨学学术对话将会继续下去，这是墨学在21世纪繁荣的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五）主要研究成果
二十世纪最后20年，墨学研究成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共出版墨学研究著作80多种，B207发表墨学论文1000多篇。B208
1、 关于墨子里籍问题
在墨子里籍问题研究上的突破，是20世纪墨学复兴的重要成果。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墨子里籍问题达到了7种观点：（1）宋人说。晋人葛洪、唐人杨亻京、今人黄世瑞主此说。（2）齐人说。今人宋正方主此说。（3）印度人说。今人胡怀琛主此说。（4）阿拉伯人说。今人卫聚贤主此说。（5）孤竹国之后说。今人蒙文通、舒大刚认为，齐桓公时，孤竹逸民被掠，居于齐鲁，后有晏婴、墨翟。（6）楚人说。清人毕源、武亿主此说；今人刘蔚华、郭成智进一步认为墨子是楚之鲁阳人。（7）鲁人说。东汉人高诱、清人孙诒让、梁启超，今人章太炎、钱穆、陈柱、方授楚、张纯一、鲁迅、郭沫若、范文澜、栾调甫、高亨、张岱年、任继愈、蔡尚思、杨向奎、孙中原、谭家健都主此说。鲁人说是从古至今治墨者的主流认识。
张知寒在墨子是鲁人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墨子为鲁国所属的小邾国人：“公子目夷实为第一代目夷子，而墨子可能就是出生于小邾国的末代目夷子”。B209小邾国的具体地望在现在山东省滕州市。他列举了如下证据：（1）从墨子的家世起源看，墨子应为宋国公子目夷之后。（2）从墨子思想学术渊源看，墨子思想只能是“邾娄文化”的产物。（3）从墨子科学技术成就看，墨子出生在当时科技最发达的有“邾娄百工”之乡称号的三邾地区。（4）从墨子生活习惯看，他也属于东夷文化浸润下的小邾国人。B210
张知寒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墨子为小邾国人说，得到了国内外以张岱年、蔡尚思、任继愈、杨向奎、孙中原、谭家健、王讠赞源、史墨卿、李绍山昆、张尚德、李云九等为代表的大多数墨学研究者的赞同。
与张知寒“墨子为小邾国人说”继续争鸣的有今人刘蔚华、郭成智为代表，他们坚持墨子应为楚之鲁阳人说，并于1997年10月在河南省鲁山县召开了墨子学术讨论会。B211会上刘蔚华等提出了墨子为鲁阳人的若干论据：（1）清人毕源、武亿的见解。（2）清修《鲁山县志》的记载。B212（3）《墨子》等书记载墨子与鲁阳文君的交往，墨子众多弟子都是楚人，墨子在楚国的频繁活动。（4）鲁山县的关于墨子的古迹、传说等。
1999年，孙以楷在赞同墨子为小邾国人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墨子生于鲁、长于鲁、成于鲁、仕于宋、死于楚国鲁阳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墨学研究者的赞同。B213
2、关于墨子、墨学的学术地位和墨学的当代价值
20世纪最后20年，论者注重墨学当代价值的研究，在著作和论文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其中张知寒主编的《墨学与当今世界》丛书，孙中原的《墨学与现代文化》就是把墨学研究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当今世界发展结合起来的代表之作。
从总体上看，中国学术界对墨子、墨学普遍给予了高度评价，对墨学的当代价值也是充分肯定的，任意贬低或全盘否定墨子和墨学的观点已不多见。对墨子学说的各种具体观点的评价，大致情况是：对兼爱、非攻、尚贤、节用、节葬、非命，基本上都是肯定的，也有论者认为兼爱动机虽好，却不能实现；对于尚同，多数人肯定，甚至认为有民主法制因素，也有人认为尚同发展下去就会导致专制；对非乐不少论者持批评态度，也有人为之辩护；对于尊天明鬼，分歧很大，尤其与非命是否矛盾，见解不一；对墨家的逻辑和自然科学成就，多数论者给予高度评价。
张岱年指出：“墨子出身工农，所以能极端刻苦，丝毫不要享乐，墨子及其弟子的精神可歌可泣。”B214他又指出，“墨子将君子之道与百工之事统一起来，将道与技统一起来，”“对于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几何学等有较深的探索”，“墨子又注重谈辩，因而墨子后学对形式逻辑有较大贡献”，“墨子学说表现了人道主义与科学精神的结合”，“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卓越的价值”，“比孔子来看更符合现代精神，”“我们应该发扬墨子的救世精神和科学精神”。B215蔡尚思认为，由于墨子具有“反宗法血缘关系的大公无私”，“强调人力否定宿命论的绝对正确”，“强调人类必须加紧生产，努力工作，才能生存”、“强调节省不必要的消费，反对厚葬久丧，主张节用节私”，“主张有力相劳、有财相分、有道相教”，“为人太多，自为太少，甚至只知损己杀人去利天下”，因而，“墨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价值是超过任何一家学派的”。B216“墨子大部分思想与精神，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无比伟大的。中国出了一个墨子，是最值得中国人民骄傲的”。B217
1998年8月18日，在第四届墨学国际研讨会上，中国墨子学会会长、山东大学校长曾繁仁对墨子和墨学给予历史定位：“墨子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最集中、最系统反映下层劳动人民利益的伟大的平民思想家，墨子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完全站在弱小国家立场上提出了一系列反战理论与防御战略的伟大军事家，墨子也是世界上足以同古希腊诸多科学家比肩的第一个东亚的伟大科学家”。B218对这三个“第一”的评价，大部分墨学研究者是赞同的，并
认为这是20世纪100年墨学研究的主要收获之一。
对于墨学的当代价值，论者普遍认为，21世纪人类将走向以信息科学为标志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的生存方式将极大改善，生活质量也将全面提高。但人类也面临着一系列严肃的问题：环境问题、贫穷问题、精神危机问题、人口膨胀问题、强权政治问题等等，都威胁着人类。而世界的两极分化，强权政治的发展，贫穷与战争的蔓延，使广大的第三世界弱国、小国的贫苦人民存在着基本人权与生存权被威胁的问题尤为突出。这就使21世纪弱国贫苦人民为争取基本人权与生存权、抗击强权政治、争取民族复兴与强大的斗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之一。在这种时代大局下，墨学显现出特殊的价值和意义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墨子提倡不分贵贱与血缘的无区别的“兼爱”，反对讲贵贱与血缘的“别爱”，这就
彻底地把第三世界弱国小国人民的生命价值与发达国家大国富国人民的生命价值放到完全平等的地位上，“兼爱”思想就成为第三世界人民争取和捍卫基本人权和生存权的重要根据。
1991年5月，江泽民总书记在访问俄罗斯时，曾引用墨子“强不执弱，富不侮贫”来阐明我国以平等互利为宗旨的安全观。李景上将认为，墨子“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的处理国家关系的准则，对于今天的国际环境来说，则具有普遍意义。”B219
其次，墨子倡导“非攻”不是一般地反对战争，而是反对恃强凌弱的侵略战争，并且创造了一系列以弱胜强、以小胜大的理论和战略战术，这对于当前反对强权政治、抵御不义的侵略战争，乃至鼓舞弱小国家的人民在强国侵略欺侮面前树立必胜的信念，都有重要意义。从我国的现实看，我们希望“消灭贫困，争取富强，特权大国十分看不惯，从而百般限制。我们要坚持非攻原则，反对侵略战争，”“也要发展科学，加速现代化，消灭愚昧，提高全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争取立于不败之地。”B220
第三，墨子提出“非命”理论，严厉批判了“命富则富，命穷则穷”的思想，认为劳动人民只有抗击命运自强不息，才能摆脱贫穷，求得温饱。这种强力从事、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传统之一。在新的世纪，中华民族肩负着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任务光荣，特别艰巨，要发展经济，摆脱贫穷，壮大国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要克服重重困难和阻力。在这种情况下，墨子的非命思想就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第四，墨子及其后学具有鲜明的科学精神，并取得了很高的科学成就，这成为新时期我们强民族自信心，发展科技，贯彻“科技兴国”战略方针的精神基础。由于墨学在汉代的中绝，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别缺乏科学精神。今天，我国人民要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尽快走向繁荣富强，就必须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凭借科学技术这个先进的武器去创造中华民族的辉煌。也有的论者指出，墨学有其时代、阶级的局限性，因而包含一些消极因素。对于墨学的当代价值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似乎墨家提倡的一切都可以适用于现代社会，这显然是不科学的”。B221
3、关于墨子的军事思想
墨子及其弟子创立了我国古代积极防御的军事学，墨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军事家，这已成为墨学研究者的共识。
（1）墨子的战争观在中国古代是最为进步的：他爱人利人，酷爱和平，“反对残暴君主的穷兵赎武，但又不反对正当的武力，主张以‘诛无道’的正义战争，去反对‘攻无罪’的不义战争，还把劳动群众看成是克敌制胜、夺取战争胜利的重要力量”。B222因而墨子的战争观比同时期的孙子、孔子都要进步。
（2）墨子的积极防御的军事思想非常深刻，“在当时具有战无不胜的实战效益”。B223墨子取守小国、弱国的立场，其军事思想“可称之为注重‘救守’的反侵略战争思想。”B224他对大国、强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提出了有备无患和和平备战，从内政、外交、经济、财力等方面做好全方位防御，建立赏罚分明、高效畅通的防御和指挥系统以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全民战争的一整套军事思想。
（3）墨子、墨家在研制城防工程和攻防武器方面成就巨大。从现存《备城门》以下11篇看，墨家根据当时实际作战的需要，把他们掌握的高水平的科学技术运用于军事工程和兵器制造，“发明和制作了威力无比的防守武器和科学完善的防守工程”，B225“贯串了土木、机械、光学、声学等科技的伟大成就。”B226论者对墨子军事思想和兵学圣典《孙子兵法》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墨子城守各篇，与“主要研究大国进攻战规律的《孙子兵法》，恰好成为古代军事史上的‘双子星座’”，B227二者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互为补充，同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军事经典。有的论者甚至认为，孙子“在写《孙子兵法》时研究了墨家军事，并受其影响，当是确定无疑的。”B228
4．墨子的教育思想
论者普遍认为，墨子继承了孔子的许多教育思想，同时又进行了创新，提出了独特的教育理论、独特的教育目标、独特的教育内容、独特的教育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教育成就，因此他与孔子同为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
首先墨子提出了独特的教育理论
孔子提出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B229认为人的先天本能和素质相近似，后天的环境、教育和自我努力程度导致人性上的差异。但同时他又把人分作“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困而学之”者和“困而不学”者，B230 认为老百姓是“困而不学”的。从而对下层民众的受教育能力提出了怀疑。墨子则主张人性如素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B231人性本没有什么差别，接受后天的教育如同“染丝”一样，接受什么样的教育便会被什么感化，教育是改造和陶冶人的基本途径。 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墨子开始实行“打破亲疏、智愚不平等的有道教人”。B232
其次，墨子提出了独特的教育目标
孔、墨都主张通过教育培养人才，达到积极救世的根本目的。但在教育培养目标上，孔子培养讲“仁爱”、通“六艺”的君子，墨子则是培养“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B233的“兼士”。“兼士”即只知有人、不知有己、“兼相爱、交相利”的义士，能够实行“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B234的墨家主张。
第三，墨子提出了独特的教育内容。
墨子对儒家的教育内容采取择善而从、不善者弃之的态度。孔子教育弟子做到“文、行、忠、信”，身通六艺，教学重点放在品德和文学。墨子当然也十分重视品德教育，同时他从培养“兼士”的目标出发，把自然科学知识、生产劳动知识、军事防御知识和“辩学”（即墨家逻辑）知识列入必修教学课程。这是儒家教育中根本没有的。墨子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上、最早对学生进行科学和生产知识以及逻辑知识教育的教育家。
第四，墨子提出了独特的教育方法
墨子继承了孔子因材施教、学思并重、身体力行的教育方法，同时，他在教学中偏重注入式教学，强调要“强教”、“强为”，而且要不厌其烦。他还重视学生掌握实际操作和科学试验的方法，锻炼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
第五，墨子的教育事业取得巨大成就。
墨子在世之时，“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B235已被誉为“北方贤圣人”。B236墨子去世后，墨学成为与儒学分庭抗礼的“天下显学”。特别应该指出，墨子把诸如高何、县子石等原为齐国暴徒、素为乡人痛恨的“刑戮死辱之人”，教育培养成为品行才智俱佳、备受王公大人称赞礼遇的“天下名士显人”，B237这不能不归功于墨子教育思想的巨大力量。
5、墨家逻辑的研究
1978—2000年，大约出版墨家逻辑的著作10多种（有些是在《中国逻辑史》或《先秦逻辑史》中列专章论述），发表有关论文约150篇。其中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1980年版）、陈孟麟《墨辩逻辑学》（1979年版）、孙中原《中国逻辑史（先秦）》（1978年版）、温公颐《先秦逻辑史》（1983年版）、庄春波《墨学与思维方式的发展》（1997年版）是其代表作。特别是沈有鼎的《墨经逻辑学》，被专家公认为“从《墨经》中揭示出一个相当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逻辑学体系，”“论述精当，粗具奠基性质。”B238这一时期，论者对墨家逻辑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争鸣，争论的问题和观点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1）墨学中究竟存在不存在逻辑学？崔清田、张斌峰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墨家辩学与西方逻辑的“目的、对象、性质、内容均不相同”，西方逻辑是为人们提供认识科学真理的工具，墨辩“不是探求和认识科学真理的工具”，B239因而提出“墨家逻辑”一词欠妥当。孙中原等许多学者则认为，使用“墨家逻辑”一词，并不意味着“把墨辩等同于西方逻辑”；墨辩与西方逻辑是可以进行比较的两个个体，它们有相同和不同两个方面：不是“完全不同”，也不是“完全等同”；实际上“墨家逻辑也是探求和认识科学真理的工具，在思维形式和规律论方面，墨辩与西方逻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B240（2）墨家逻辑应为何种逻辑？目前大陆学者分成三派：一派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某些学者为代表，认为墨家逻辑基本上就是形式逻辑；另一派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某些学者为代表，认为墨家逻辑除形式逻辑外，还应包括墨家辩证逻辑和语言逻辑；第三派以南开大学哲学系某些学者为代表，认为要结合文化史，广泛联系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加以研究，墨家逻辑到底属何种逻辑，尚需深入研究。
（3）对墨家逻辑应作何种评价？沈有鼎、高亨、孙中原、陈孟麟、谭家健等专家以及大部分墨学研究者，在充分肯定梁启超、胡适评价的基础上，又给予了新的评价：墨家逻辑“代表了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光辉成就，”中国古代逻辑学，到了《墨经》，“就同登上高峰一样。《墨经》不仅在古代，就是在现时，也还是逻辑学的宝库。”B241墨家逻辑“比之亚氏逻辑、印度因明是比较朴素的，但是《墨经》逻辑亦有其独到精湛之处”，“在整个人类思维方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B242另外，仍有少数学者认为，墨家逻辑由于缺乏明确的逻辑表达形式，逻辑思想也不系统，不应作过高评价。
（4）墨学逻辑形成于何时以及墨子对墨家逻辑有何种贡献？
胡适、沈有鼎、孙中原等一部分学者的基本思想是：墨家逻辑主要反映在《墨经》中，《墨经》是墨家后学所作，因而墨家逻辑形成于墨子去世后的战国中后期，墨子对墨家逻辑建立有倡导之功。杨俊光进一步认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集大成和第一个粗具规模的逻辑学科学体系的创建之功，属于墨子后学”，“墨子本人也已经提出并研究了逻辑科学的最基本的概念，对于思维的逻辑形式和逻辑的基本规律，亦作出了重要的研究和阐发”，因而墨子是“这一历史功勋（指墨家逻辑）的奠基者，亦属不可磨灭。”B243多数论者对“墨家的逻辑，导源于墨子,而完成于墨家后学”是赞同的。B244詹剑峰则有不同认识：“墨子在二千五百年前就奠定了同一、必异、排中、毋矛盾四条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建立了一套初具规模的辩学（逻辑）。”B245
这时期对墨家逻辑研究取得的重要成绩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沈有鼎对墨家逻辑研究的突出贡献
沈有鼎（1908——1989）既有中国古文字学、训诂学的深厚素养，又精通西方和现代的逻辑学、科学知识，大半生矢志钻研墨家逻辑，与梁启超、胡适同为中国现代著名的墨家逻辑研究家。沈先生从建国初开始发表墨学论文，代表作是《墨经的逻辑学》，1992年由其弟子全部收入《沈有鼎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墨经的逻辑学》一书中，沈先生广泛征引了孙诒让、王引之、梁启超、胡适、张惠言等20多位学者的校释成果和意见，对许多关于逻辑的条目作了重新解释或更为确切的解释。最重要的发现是关于“止式推论”的解释：《经上》说： “止，因以别道”。这是“止”的定义，即“止”，这种反驳方式是用来区别和限制一个一般性道理的。《经说上》说：“彼举然者，以为此其然也，则举不然者而问之。若‘圣人有非而不非’”。这是“止”的步骤和举例，即对方列举一些个别的正面事例，然后用简单枚举归纳法推论出一个并不正确的一般命题，我则列举反例来问难。过去的《墨经》专家对“止”式推论的解释不准确或完全错误。“由于沈先生对涉及止式推论定义、规则和步骤的上述两个条目，给予准确解释，与此相关的许多条目，才有可能给予正确的校释”。B246沈先生熟悉印度、西方逻辑，又深入钻研《墨经》逻辑，很自然地把三种逻辑加以比较研究。在进行这种比较研究时，他典范地运用了比较研究与具体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揭示了墨家逻辑与印度、西方逻辑的异同。一方面指出，“思维规律和形式”是“人类共同具有的”，指出“主张中国一向无逻辑学”和“主张中国一向无科学是同样的荒谬”，“企图证明中国没有逻辑学或者说中国人的思维遵循着一种从人类学术康庄大道游离出来的特殊逻辑”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他又指出，逻辑在中国语言中有其“表现方式的特质”，“在表达方面具有一定的民族形式”，如“‘彼’、‘是’等代词在墨家逻辑中是拿来作变项用的”，B247《墨经》中的“彼止于彼，此止于此，彼此止于彼此，”相同于西方逻辑中的A=A,B=B,AB=AB。《墨经》中用古汉语代词所表达的逻辑规律，应该与用西方拼音文字符号表达的逻辑规律等价。可以这样说，沈有鼎把20世纪关于墨家逻辑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此外，陈孟麟所著《墨辩逻辑学》亦属力作。他对“或”、“止”、“假”、“效”、“辟”、“侔”、“援”、“推”、“擢”种种具体论式作了更为细致的研究，并对墨家三条逻辑规律进入了深入阐发。此外，“作者还对墨家逻辑的宾项周延问题作了独特的探索”。B248在考察墨辩逻辑时，作者不仅将它与公孙龙、惠施、荀子等人的逻辑结合在一起分析，还通过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进行比较，指明了以墨辩为代表的中国古代逻辑的特点。
（2） 关于墨家逻辑产生于先秦时代的必然性研究
墨家逻辑产生于先秦的战国时代，并且由墨子本人创立，墨家后学完成，绝非偶然，而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一是墨家逻辑产生于“人类轴心期”。德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雅斯贝斯认为：“公元前800年——200年发生的精神过程标志人类历史正处于一个‘轴心时期’。”B249“轴心期”标志着人类自我意识的伟大觉醒，标志着文化从最初起源的原始状态过渡到文明状态，标志着人类意识判断、选择能力的巨大飞跃。这个时代在世界各地出现的文明的共同特征是：神话时代的终结，理性精神的形成，思想家群体出现。其中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古印度逻辑——因明体系和古代中国的墨家逻辑体系，都是在这一轴心时期彼此隔绝地差不多同时出现，标志着人类思维方式的进化所建树的伟大成果。
二是战国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社会发展到春秋末期，已是“礼崩乐坏”，周文化已经衰弱，走向崩溃。列国君主已充分意识到旧权威已不复存在，“在‘礼崩’之后，维系社会秩序需要新的方式——法”，B250于是各国开始了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的立法和变法运动。立法和变法的前提就是思想文化界的大辩论和大创新。于是思想文化界出现了空前活跃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百家在不断的长期的争鸣和辩论的过程中，为了战胜对手，树立自己的学说，就必然要十分注意论辩、论证的方式方法，从而有可能对思维的形式化工具——逻辑进行探讨、研究和总结。墨子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三是由于墨子和墨家是一个富有工具精神的重要学派。墨家逻辑不是由差不多同时期的老子、孔子和孙子所创立，而是由墨子创立，其最根本原因在于，由于墨子的生活地位、阶级地位造成了墨子富有工具精神。何为工具精神？人是能制造工具的动物，人类不仅能制造物质生产的工具，而且也能制造精神生产的工具。精神生产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思维形式，思维形式实际上是信息在人的头脑中运动过程的中介——工具，也就是逻辑。墨子出身于手工业家庭，长期生活在手工业十分发达的鲁国，作为一代能工巧匠，他不仅在生产工艺活动中研究制造工具，发现总结出不少力学、光学、数学知识，而且从积极救世的崇高目的出发，兴办教育，培养弟子，并率领弟子积极参与各国的政治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墨子又十分注意论辩，并把它发展成辩学。为了有力地说服君主大臣，实行墨家主张，为了驳倒儒家学派的观点，他殚思竭虑，不断发现和总结了辩论的规则和艺术，从而奠定了墨家逻辑的基础。与墨子相比，老子、孔子、孙子以及后来的庄子等思想家，由于固有的出身、经历以及特殊的价值取向和人生目标追求，都不可能有志于形式逻辑的探求。惠施、公孙龙等诡辩学派，混淆了相对与绝对的关系，如提出的“白马非马”等命题违背了形式逻辑规律。但由他们引发的名辩之风“从一个侧面刺激和推动了墨家形式逻辑的发展”。B251
（3） 墨辩逻辑的特点
有的论者认为，墨辩逻辑具有以下四大特点：第一，墨辩逻辑的推论是建立在类的同异基础之上的，是类的逻辑。但其类推不是纯外延的，有内涵逻辑的因素或倾向。第二，墨辩逻辑是容演绎、归纳、类比为一炉的综合性逻辑。他对于人类思维进程的往复性与多样性之辩证过程的研究，有其独到之处。第三，墨辩逻辑是论辩的逻辑，论辩思想是其逻辑学说的核心和精髓。他自觉初步探讨了逻辑与语言的关系。第四，墨辩逻辑属应用性逻辑，与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思想一致，是“兴利除弊”的工具，决定了他并不特别注重对思维形式结构和相应规则的研究，其体系的形式化特征不鲜明。B252
6．关于墨家自然科学知识成就的研究
在20世纪初中期，研究《墨经》的专家，除胡适、梁启超等少数人外， 大多数人不懂自然科学， 对于《墨经》所包含的自然科学知识， 不能从训诂学的角度加以考释， 不能与西方自然科学进行对比研究，其结论或嫌牵强，或达不到专业化水平。 70——80年代， 一些自然科学和训诂学学养深厚的学者加盟《墨经》研究， 并出版了一批成果， 遂使《墨经》自然科学知识的阐释趋于系统化和科学化。 这方面的主要学者和成果是：方孝博著《墨经中的数学和物理学》，（1983年版）；杨向奎著《绎史斋学术文集》（1983年版）、《墨经数理研究》（1993年版）；姜宝昌著《墨经训释》（1993年版）和《墨学与现代科技》（1997年版）；詹剑峰著《墨子的哲学和科学》（1981年版）等。
（1）对《墨经》自然科学知识的完整阐释
论者普遍认为，《墨经》包含着自然科学知识主要涉及到几何学、物理学、力学和光学领域。 ①几何学知识。 通过对《墨经》关于几何学的诸多定义、定理， 可以整理出一个墨家几何学的理论框架：在引入一整套几何学元素“端”、“尺”、“区”、“厚”（相当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点”、“线”、“面”、“体”）之后，墨家对于“平行”与“垂直”作了形象描述，对“圆”和 “方”作了科学界定，对几何图形的相交、重合、相接、相离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墨经》“关于‘无穷’（无限）的定义中，实际上已经孕育着微积分的胚胎”。B253在墨家之后三四百年，大数学家刘徽的“割圆术”，就是世界上最早最科学微
积分思想的应用。那种“微积分是欧洲人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创见，与中国人无缘”的说法，是违背事实和荒谬的。②物理学和力学知识。墨家深入研究过机械运动的时间与空间、时间与路程等方面的问题，明确认识到任何运动都是在空间和时间里的运动；没有空间和时间，运动将无从实现：运动是绝对的，而静止则是相对的。实际上墨家“已看到了空间是运动的异质共存形式，时间是运动的异质转变形式”。这种“时空本质的理论，解决了运动学上的重大问题。”B254并朦胧认识到，在匀速运动中，路程与时间成正比关系，只是未能用数学表达式揭示这一关系。墨家还初步论述了力是改变物质运动状态的要素，从而引出了变速运动的基本模式——匀加速运动，只是未能明确指出加速度作为一个物理量的存在。墨家的“偏去莫加少，说在故”，“是物质不灭定律的另一种表达形式，”B255较之法国化学家
拉瓦锡在18世纪下半期提出这一定律早出1900年。 墨家还研究了桔槔取水，对物重与用力的大小与重、力两臂的长短进行了分析说明，从中发现了杠杆平衡原理。该发现早于古希腊阿基米德的发现100——200年。墨家也分析了斜梯的受力情况，得出结论说，可用增大距离的代偿来换取减少用力的方便，只是未能用数学公式说明省力不省功的情况。墨家“均发引重”的思想，涉及到20世纪才建立起来的弹性力学和量子力学的问题，虽说墨家的认识“还带有某种朴素色彩，但由此可见，墨家科技思想博大精深之一斑”。B256③光学知识。古人利用“阳燧”（凹面镜）取火的实践使墨家悟出了凹面镜可以把太阳的平行光线积聚于镜的焦点的道理，并联系到镜的球心，进而对凹面镜、凸面镜的多种成像情况进行了详细而准确的描述，其研究结论与近代几何光学的结论大致相同。墨家还利用平面镜成像、小孔成像等光学现象，成功地解释了光的直线传播原理。
（2）关于墨家自然科学成就的评价
对于墨家所取得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论者普遍认为，这是先秦诸子缺少的或无法达到的，某些成果即使从人类自然科学发展史上看，也堪称科学先驱，具有世界意义。墨子的自然科学成就和科学精神，应列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值得整个中华民族为之骄傲。
杨向奎先生学贯中西，精研《墨经》40年，多有创获，他指出：“在古代，在先秦，说墨子是科学之圣，一点也不夸大。研究古希腊时期的重要科学著作，《墨经》全不比它落后，而且时间比它早，内容比它精。……一部《墨经》，无论在自然科学的哪一个方面，都超过整个希腊，至少等于整个希腊。”B257
张岱年先生认为，墨子学说“是人道主义与科学精神的结合，”科学精神在墨子全部学说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卓越的价值。”“我们应当发扬墨子的救世精神、科学精神。”B258他又进一步指出：“西方近代初期打破了基督教经院哲学的统治，于
是近代实证科学诞生了。”中国直到清代，“以理学为形式的经学仍处于统治地位，这是中国没有产生自己的近代实证科学的原因之一。”墨学“如果在汉代没有中绝，那么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将大大不同了。”B259
秦彦士认为，墨家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表现出的独特思维特点就是，不以内省的玄想或直观的推论为基础，而是非常注重实验和理论探讨，“他们那种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通过证伪以求真的方法正是一种非常科学的方法。”B260但不幸的是，墨学在汉代中绝以后，以儒学为中心的经学思维方式占据了主导地位，我国古代的自然科学形成了一种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忽视甚至缺乏归纳方法、实验方法和系统的理论探讨的倾向，因而中国科学历经两千多年，也不可能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实证科学。在这个意义上说，“墨家科学的失传对中国自然科学造成了巨大损失，”“而且对整个民族的思维深度也带来负面影响。”B261
7、墨学在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的价值定位
论者普遍认为，中国现代化的首要问题是民主和科学问题。在大胆吸纳西方民主和科学成果的同时，必须寻找和培植中国传统文化的合适土壤。“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结构是儒道互补的格局，在政治制度领域起作用的则主要是法家的理论，”其“真正缺陷可以说正是失掉了墨学这一环，”B262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缺陷是缺乏民主和科学的因素。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儒道两家都持整体思维观念。“所谓整体观念，就是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人和物都是一个整体。B263汉儒讲“天人合一”，已开始否定认识“天”（外在世界）的必要性；宋代程颢宣扬“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B264求知活动完全归结为个人内心的自我认识，把客观外在的天完全排除出认知的视野之外。可见儒学作为主观境界之学，亦即内圣之学，它所关注的是人的内在德行，其根本目标是提升人的道德境界。按照儒家的观点，人的道德的优劣、境界的高低，与具体知识没有直接性的关系。儒家尽管不反对为学求知，但其本意不是求外物之知，而是寻求道德本心的自我体认：仁性为本心所有，一个人只要保持本性不失，即是仁境。儒家也很重视“心思”，但“心思”不是求知，而“主要是指道德的思考”，B265即道德履践问题。
道家也是境界型内圣之学，它轻视、排斥和反对“为学”求知，认为人有知识，必对对象进行分别，形成是非、彼我、内外的观念，由此追逐外物以求欲望的满足，这正是人生痛苦和社会混乱的根源所在。因此道家主张“绝圣弃智”，超越知识，抛弃物欲， 重视“为道”，上升于道心境界，达到心灵的自由。
可见儒道内圣之学， 体现的是一种实践理性精神，忽略轻视知性精神。“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关于知识的学问，被置于视野以外。 关于科技的学问，划入“数术学”范围，与巫祝、卜筮、风水、星相等价观之。 因此儒道之学从根本上说是排斥科学技术的。
内圣关联着外王，外王的本义是平治天下，解决的是政治建构问题。但从儒道的外王学中均不可能发展出民主政治。（1）在儒家，外王的本质是德治主义，建立在内圣的根基上。 《大学》提出的格物致知、正心修身属内圣功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王，属政治实践活动。 按照儒家的政治理论，只要当政者有很高的道德水平，能以自己的道德行为教化天下，自然就会取得平治天下的理想效果。尽管儒家不反对“法”，但强调“为政以德”， 主张推行“仁政”。这一政治模式，把政治清明与否系于当权者的道德水准上，推崇圣君明臣的政治，实际上是“人治”，所以不可能从中发展出民主政治。（２）道家内圣学说追求的最高心境是“无”的境界，落在“外王”上面就是“无为而治”，反对有为而治。道家认为万物各有其性，各有其能，根本无需有为。道家不仅反对“法”，也反对仁义礼教，实际上对政治采取了消极的、超越的立场，最终只能走向无政府主义，不可能走向民主政治。（３）法家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理论，它确实重视“法”。民主离不开“法”，但有“法”未必就是民主政治。在法家那里，“法”从属于君主专制制度，是为君主专制服务的。君代表法，法是君主意志的体现，这样法就完全失去了它本有的客观性，成为主观的东西，成为君主的统治工具和手段。法家学说从本质上看是极端专制的法制主义理论，而不是真正的法治理论，它与民主政治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与儒道相比，墨学属于异质的知性形态的学问，“凸现的是一种认知理性精神或工具理性精神”。B266知性形态的学问从思维模式上看，强调天人、物我的对立，把双方理解为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从思维内容上看，主张心思向外，注重关于外物的知识及其获得的可能与方法，强调知识的客观性和有效性。
墨学何以成为知性形态的学问？（1）与墨家的政治理想有直接关系。墨家的政治理想就是“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B267达到国家富、财用足、刑政清平，使老有所养，幼有所长，人人衣食保暖，建立一个互助互利、互相友爱的美好社会。如何才能实现这种理想呢？墨子认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B268力即体力、智力，也就是生产劳动。墨家“把生产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和人的本质力量之所在，并把生产劳动说成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和人类生存的根本前提条件，”B269这种见解非常深刻。基于这种认识，墨子
和墨家提出了强力从事、强力生产的观点。墨家既然把生产劳动当作人生哲学的起点，它就必然高度重视物质生产活动，重视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群众，重视能够促进和提高物质生产效率的科学技术，因而内涵着民主与科学的因素。（2）与墨子的天志即宗教情怀有直接关系。“墨子的天实在是一个有意志有人格的上帝”。B270“天志”有两重属性：一是主宰性、超越性；二是外在性、客观性。墨子把天视作有意识的主宰，“其理论宗旨在于为人道确立一个形而上的根据。”B271用以“提倡‘兼爱’，恐吓统治者、剥削者、侵略者，”B272墨子“探讨了存在物的最后根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自然的神学家”。B273
墨子的天是最高的主宰，是评判是非善恶的最终准则。天的品格公正无私，人人在它面前都是平等的；上至天子，中到公卿大夫，下及平民百姓，都应该顺从天志。在这里，天不是内在于主体的意义性存在，而是外在于自我的客观存在，天与人相互对立，墨子的天的主宰性和超越性，直接引发了“兼爱”、“尚贤”的观念。墨子的“兼爱”观“打破各种不平等，”B274把人从血缘等级之中解脱出来，强调每个人在社会关系中都是以对等的身份存在的，这里面隐含着平等的意思。墨子的“尚贤”，主张“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B275就是人格独立、平等意识的体现，又是权力意识的体现。特别应该指出，墨子既然主张天人对立，把天视作外在于主体的客观存在，就必然重视对外物的认识、征服和改造，于是提出以力抗命。为了认识外界， 墨子提出了认识的原则和方法，其一是“言必有仪”的“三表法”，从经验层面为判别是非提供一个客观性标准；其二是察类明故，注重理性，强调理性思维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其三是“去六辟”，强调在认识过程中要排除感情因素，弃绝主观性，以纯客观性的心态去把握事物。综合观之，墨学的宗教情怀为民主和科学可以提供超越性的价值之源；墨学的“兼爱”、“尚贤”观念蕴含着民主政治的基因；墨学的认识论和逻辑学为科学的发展提供前提。
鉴于儒道互补文化格局的缺陷和墨学的重要价值，在进行中国传统文化重构时要融入墨学一极，形成儒、道、墨的新格局。这一新格局，即包括实践理性，又包括认知理性，是形上与形下、德性与知性的统一，其结构是立体的、饱满健全的，可以满足人的生命存在的全幅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