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是一位以救世为己任的思想家。他认为，“圣人”以“治天下为事”，①“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②因此，他的一切作为的总目标就是拯救衰败混乱之世，即改造社会。要改造社会，墨子可能要考虑以下问题：社会存在的基础是什么？社会是否发展变化？社会是否可以改造？推动社会发展依靠什么力量？
《墨子》一书，虽然没有明确概括地表述社会历史观，但确实渗透和间接反映了墨子对社会历史的看法。在墨子看来，社会存在的基础是生产劳动；社会是变化的，虽可以在不同时期有倒退，但总的来说是进化的，因而社会是可以改造的；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于圣君贤相、王公大人实行“先王之道”。③
一、社会的存在以生产劳动为基础
墨子指出：“今之禽兽、麋鹿、飞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爪，以为库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虽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纟任，衣食之财，固已足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④在这里，墨子发现了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人能生产，而禽兽等动物则不能。禽兽等动物是依靠自己身体的结构和本能，并利用自然界所提供的现成条件（如水草花果等）来维持生存；而人则要靠种庄稼、栽果树、种蔬菜、纺纱织布等生产劳动来维持生存。勤奋劳动就生存，否则就不能生存的观点，间接地表达了墨子这样一种思想：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是生产劳动；没有生产劳动就不会有人的生存，也就不会有人类社会，更谈不上社会的发展；既然生产活动是第一位的，那么它是决定其他活动能否进行的基本因素。
二、今胜于古的历史进化观念
墨子与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一样，也有崇古的思想。他认为：“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诸侯力争，是以存夫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长贞良也，正长之不强于听治，贱人之不强于从事也，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以兵刃毒药水火，退（追）无罪人乎道路率径，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并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乱。”⑤就是说，今不如古，从“三代圣王”到墨子当时这段时间来看，历史是退化的，从治世退到乱世。他着意美化“三代圣王"或先王，认为“先王之道”是“天下所以生者”，⑥甚至谈到要“祖述尧舜禹汤之道”。⑦他作为真理标准的“三表”、“三法”，第一项即为“上本者古之圣王之事，”⑧“考先圣大王之事”，⑨可见其对“古者圣王之事”的重视。
但是，墨子尊古，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能入说”⑩的考虑，即托古改制的需要。在实际上，墨子并不认为“先王”治世是古已有之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进化、长期发展的过程；在“先王”治世以前，天下曾是混乱不堪的“乱世”：“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B11“是以人 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天下之乱，至若禽兽然”。B12当人们明白了“天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时，就“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三公……诸侯…正长”， B13所以才逐步出现了“先王”的盛世之治。很明显，从人与禽兽无别的乱世进到先王盛世，这是社会的进步。 在社会的物质文明方面，墨子也认为大致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而不是古已有之的。墨子明确指出，在上古之世，人们曾经备受“猛禽狡兽”的暴害，“因陵丘堀（掘）穴而处”，B14“衣皮带茭”，“重任不移，远道不至”，B15生活十分艰难。后来只是由于圣人的教诲和作为，才出现了“甲盾五兵”、“舟楫”、“舟车”、“宫室”等，人们“治丝麻，木困 (捆）布绢”而“为衣服”，“耕稼树艺以为民食”。B16在墨子看来，在圣人产生之前，人类经历了一个几乎没有物质文明的时代。
墨子在后来对尧舜禹汤和“圣王之道”有了更为全面、进步的看法。他说，尧以仁义治天下，有名有实。名者，谓尧在今日有“义治”的称誉；实者，谓尧在往古有“义治”的事实。由于往古和现在的社会条件不一样，时移事异，对“仁义”理解和规定已有很大区别，说“尧有义治”是指他所在的古代，而不是指现在，现在的“义治”则指另一回事（“尧之义也，生（声）于今而处于古，而异时，说在所异二”。B17）从这个角度出发，墨子认为：“尧善治”，自今察诸古也。自古察之今，则尧不能治也”。B18即如果说“尧善治，”是指尧所处的那个时代，这个命题是对的；如果说的是现在，那么这个命题就要用反命题“尧不能治”来取代。依此类推，墨子认为，舜、禹、汤、文、武等古代圣王，都是“善治古而不能治今”的。墨子在此已清楚地认识到，古今异时异事，社会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化，征易也”。B19变化就是特征、性质的变化。古今对比，性质大不同，今天的情况又远比古代复杂，不能盲目崇古，学古，还需要提出新的改革思想，才能达到积极救世的目的。
三、 述而且作的社会改革理想
基于历史进化的观念，墨子在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上，不是唯古是从，而是采取分析和批判的态度，主张“述”“作”并举、继承和创建并重。
（一） 对盲目推崇古代先人的“言”、“服”，持否定态度
儒家弟子公孟子提出“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B20墨子驳斥道，此种见解不对：“昔者商王纣卿士费仲，为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为天下之圣人。”他们说的是同一种形式的语言，却有“仁”与“不仁”之分；“周公旦为天下之圣人，关叔为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B21 “仁”与“不仁”哪里又在穿的衣服相同呢？并且，所谓古代的“言”和“服”，对于更古的时代来说，都曾经是新的，“而古人言之服之，则非君子也？然则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后仁乎”？B22
（二） 提倡“述而且作”
对于公孟子提出的“先人有，则（之）而已矣”的观点，B23墨子反对说：“孰曰先人（有），则（之）而已矣？子未智（知）人之先而有后（在焉）。”意谓谁说先人有的东西，仿效就行了？你不知道无论如何久远的“先人”，对于更古的先人来说，他们必定也是后生。所谓“则”先人，其实是“则”后生，这就从逻辑上驳倒了公孟子。
针对儒家提出的“君子循而不作”，墨子回应说：“古者羿作弓，亻予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B24按照“君子循而不作”的标准，那么现在的“鲍函车匠”，都是君子，而羿、亻予、奚仲、巧垂等创造者都成了小人，岂有此理.因此，他鲜明地指出：“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诛(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B25主张对于古代好的东西必须要继承，对于现在只要是好的东西，就要大胆地创作。这种要使未来超过往昔和今天的变革愿望，鲜明地表达了墨子所具有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