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发展经济,既要注重开源,也要注重节流。墨子提出的节用、节葬、非乐是节流方面的主张,而劝人强力生产,强力从事则是主张开源。此外,墨子还研究了商品交换关系,提出“价宜则售”等观点。他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节用》、《节葬》、《非乐》、《七患》、《辞过》、《经上下》诸篇,比较全面而深刻。
一、赖其力者生:论强力生产和强力从事
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墨子认为,动物仅是靠自己的身体条件(羽毛蹄爪等)和现成的自然条件(如水草果实)来求生存,而“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B52关于“力”,墨子认为,“力”是形体运动的原因(“力,形之所以奋也”B53),生命则是形体和知识能力的结合(“生:刑(形)与知处也”B54)。可知墨子所说的“赖其力”的“力”,是指人改变自然、创造财富而从事生产的能力,既包括“思虑之智”的脑力,也包括“耕稼纺织”一类的体力。在墨子看来,人为了生存发展,必须要与自然抗争,进行生产劳动,从无到有地创造财富。劳动不仅创造经济价值,如粟米布帛,也创造政治价值,如国泰民安。“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揭示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即劳动与否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墨子这种精辟的见解,为他的关于人的价值的确定提供了基本依据,既然“力”与人的生命创造活动密切相关,“力”又与人的生产劳动须臾不可分离,那么劝人劳动就成为必要的合情合理的事情。墨子劝“劳”的直接目的在于发展生产,那么发展生产有哪些手段和途径呢?一是墨子提出要强力劳作。他认为人们对于价值的追求、渴望总是高于实际创造价值的能力,只有“庶人竭力从事”、“士竭力从事”、“将军大夫竭力从事”,“三公诸侯竭力听治,”才能“谋事得,举事成”。B55庶人竭力从事,就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上世的穷民,就是因为“贪于饮食,惰于从事 ,”从而导致“衣食之财不足,而饥寒冻馁之忧至”。B56在墨子时代,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当然是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关系到人的衣食问题:“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食者,国之宝也”,“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B57想要五谷丰登,就要把握季节时令,充分利用土地,如此才能“以时生财”。为了提高生产能力,墨子鼓励农民加长时间,勤奋劳动。他说农夫应该“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耕种禾谷,栽植蔬果),多聚菽粟;”妇人应该“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纫(纺纱织布),多治麻丝葛绪。”B58只有这样,社会才会富足,人们才会吃饱穿暖。墨子同样要求社会的统治者(三公诸侯、将军大夫、士)也必须要“强力从事”。墨子追求和向往的功业,表现在治国方面,就是“富其国家,众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实现“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的政治理想。但要实现这样一种理想决不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作为统治
者,必须要运用高度的智力,付出艰辛的劳动。每一个从事政治活动的人都应该知道,对于国家来说,“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每个身任要职而居于高位的人更应懂得,对于他个人来说,就是“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B59
二是墨子提出在劳动中要坚持“分工”和“互助”的原则。
墨子说:“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革贵、革包、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B60就是要求车工、皮革工、陶工、冶金工、木工等各种行业,各自发挥自己的专长,“修舟车,为器皿”,制造各种产品,以供给社会的需要。他还说,“能筑者筑(打模板)、能实壤者实壤(打地基),能欣者欣(望也,即测量),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B61这种分工合作的观念十分重要,它是增
加生产的重要方法,也是生产进步的必然要求。墨子进一步提出,在劳动创造活动中,每个人的劳动能力是有区别的,有人长于此而短于彼,有人长于彼而短于此,为了使人们的劳动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就要合理地进行劳动分工,以便使每个人都“各从事其所能”,B62创造出更多的衣食之财。同时互助本身又是为贤之道,人们在劳动中分工合作,互帮互助,必能产生良好的道德观念。
三是墨子提出要增加人口。在墨子时代,劳动人口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增加劳动力,就是促进生产,推进价值创造,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因而他常把“人民之众”与“国家之富”、“刑政之治”并列,同时当作国家强盛的目标。他提出“非攻”,反对诸侯攻战,认为统治者频繁发动战争,使人民在战乱、饥荒、疾病中转死沟壑,使“男女久不相见”,从而造成劳动力急剧下降;他反对“久丧”,因为“久丧”“败男女之交”;反对统治者“蓄私不节”,搜求大量的美女充当侍妾,造成生育人口的减少。墨子认为,这些都是“寡人之道”。为了增加人口,他主张从法律上规定:“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B63他提出男二十、女十五的结婚年龄,是针对战国时代的经济条件而言的,有其时代必要性。
二、节用、节葬、非乐:论节俭
“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B64节俭即是墨子的重要经济思想,又是他的一个治国方略。事实上,在任何时代,生产条件都是既定的,劳动财富的创造都是有限的,因而提倡节俭都有重要意义。节俭是针对过度消费而言的。墨子站在“农与工肆之人”的立场,无情揭露了“王公大人”搜刮民财、穷奢极欲、浪费无度的种种恶劣行为:在住的方面,“当今之主,……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财不足”;在衣服方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轻丽)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在食的方面,“以为美食芻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列方丈,目不能遍视,口不能遍味,冬则冻冰,夏则饣曷饣壹(腐臭)”;在行的方面,“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在蓄私(纳妾)方面,“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B65在丧葬方面,“必大棺中棺,革贵)三操(刺绣的皮革绕三道),璧玉既具戈剑鼎鼓壶滥钅监),文绣素练,六鞅銮铃,舆马女乐皆具。”还有三年之丧,“哭泣不秩(迭)”,“处倚庐,寝苫枕块,”“强不食而为饥,薄衣而为寒。使面目陷陬(绉),颜色黎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劲强”,“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甚至杀人殉葬:“天子诸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B66由于统治者如此挥霍浪费,造成“民苦于外,府库单(殚,尽也)于内”,B67导致侈靡浪费成风,社会财富锐减,不仅劳动者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而且官吏日益腐化,国家行政事务得不到正常处理,如再加上外敌入侵,国家的破灭之灾便会如期而至。
面对国家贫穷、统治者奢侈浪费的情形,墨子提出了“节用”的经济对策。他说:“圣人为政”,“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B68即去掉政府不必要的浪费,停办不必要的活动,节省费用,成倍增加国家的利益。节用的原则是:“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B69这个原则建立在“民用”、“民利”的基础上,凡是能增加国民所得、改善人民生活的就实行,否则就废止。作为一个圣明的君王,“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B70
基于节用原则,墨子为统治者制定了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具体标准:
在饮食方面,能够“增气充虚,强体适腹”就可以;在穿衣方面,能够“冬以御寒,夏以御暑”就可以;在居住方面,能够“避润湿”、“御风寒”、“别男女之礼”就可以;在
舟车方面,能够“完固轻利”、“任重致远”就可以;在蓄私方面,要在“不以伤行”,即不夺人所爱,“蓄私不可不节”。
节葬是墨子节俭思想的内在要求,也是“节用”思想的推衍。墨子说:“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犹尚有节;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独无节?”B71即穿衣吃饭是活人的利益,都要有“节”,埋葬之事是死人的利益,为什么就不讲“节”呢?为此墨子提出“葬埋之法”:“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菹(沮)漏,气无发氵曳于上,
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哭往哭来,反从事乎衣食之财”。墨子提倡薄葬短丧,认为“厚葬为多埋赋财”,“久丧为久禁从事”,不能富贫众寡,也不能定危治乱,不利于生人,也无利于死人。“此非仁非义非孝子之事也”。B72死后即葬,大家赶快各就各业,努力生产,工作,以便好好祭祀,表示孝敬父母之心。
“非乐”是墨子节俭思想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墨子认为,“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其中一政为“弦歌鼓舞,习为声乐”。B73所以墨子作“非乐”、“三辩”等篇,首先反对统治者的纵情音乐,同时,也反对纵情于美色、甘味、安居等享乐。
墨子“非乐”,提出两条主要理由:
(一)“为乐”“不中圣王之事”。墨子征引先王之书记载:“万舞洋洋,黄言孔章,上帝不常(式,重用),九有(州)以亡,上帝不顺,降之百殃,其家必坏丧”,认为“为乐”“上者天鬼弗式,下者万民弗利,”B74若一味纵情歌舞之乐,必受上天的惩罚,导致国家的灭亡。所以古来的尧舜禹汤圣王是不刻意追求歌舞声乐的。
(二)王公大人“为乐”不中万民之利。墨子指出,当时“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在人民饥寒并至的情况下,王公大人等统治者非但没有半点哀怜之心,反而不顾人民死活,纵情于音乐享受,这必然“厚措敛乎万民”,“亏夺民衣食之财”,B75加重人民的负担和痛苦。首先,要演奏音乐,必先制造乐器,这要浪费大量财物;乐器造好后,为王公大人演奏也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如“齐宣王使吹竽,必三百人”,B76“齐康公兴乐《万》”B77需一万名演员,而且击鼓、吹竽、舞蹈者都由年轻力壮的聪慧敏捷之人充任,势必耽误男耕女织。他们不仅不从事生产劳动,而且还要别人来供养。而演奏音乐又需要人去欣赏,欣赏会占用人们的劳动时间,既会占用王公大人、士君子从政的时间,又会占去一般庶民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时间。墨子认为统治者如此大办音乐舞蹈,等于剥夺了广大人民的衣食之财,因此必须加以反对。
三、价宜则售:论商品交换
墨子时代,伴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人阶层已经形成。农民、手工业者、商人构成“农与工肆之人”。墨子说:“商人之四方,市价倍蓰(蓰为五倍),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B78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和货币的广泛流通,促使“农与工肆之人”的代表墨子钻研商品交换规律。
首先,墨子分析了物价与市场需求的关系。价格适宜就出售,理由在于卖完存货(“价宜则售,说在尽”B79)。因为起卖时价格较高,买主挑质量好的买,剩下质量差的,就削价卖完。出售质量好的货物,可以捞回本钱;卖完剩余的孬货才能赚钱(“价,尽也者,尽去其所以不售也”B80)。物价的高低,要看买主的需要而定,价格的适宜不适宜与买主的想要不想要成正比(“宜不宜,正欲不欲”B81)。
其次墨子论述了货币与物价的关系。墨子说,物价不昂贵,原因在于可用货币调节物价,使它回复到一定行情(“买无贵,说在反其价”B82)。古时称钱为刀(齐鲁盛行刀币),王刀即政府铸造通用的货币。在古代农业社会,一切物价,通常以谷价为标准,墨子认为,币值与谷价是互为升降的。大钱(刀重)体重,值大,不易找钱,不好携带,所以使用不方便,若市面上流行大钱,则农家不愿卖粮,所以买粮不易,粮价就要上涨;反之,小钱(刀轻)体轻而值小,容易流通,农家多愿卖粮换钱,粮价就不会贵(“刀籴相为价,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易”B83)。此外,政府发行的货币,币值一定,但谷价则因岁收丰歉而有涨跌,所以说“王刀无变,籴有变”。而“岁变籴,则岁变刀若鬻子”B84,是说粮价既然随着丰歉而每年有变化,那么政府就应适当变更轻钱、重钱的发行量,用来调节粮价。如果物价贵币值轻,要用许多小钱才能买东西,就发行重币加以调节;如果币值重物价贱,钱重找钱不易,就多发行轻币与重币并用,重币买贵的东西,轻币买贱的东西,这样大小钱都方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