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发展经济，既要注重开源，也要注重节流。墨子提出的节用、节葬、非乐是节流方面的主张，而劝人强力生产，强力从事则是主张开源。此外，墨子还研究了商品交换关系，提出“价宜则售”等观点。他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节用》、《节葬》、《非乐》、《七患》、《辞过》、《经上下》诸篇，比较全面而深刻。
一、赖其力者生：论强力生产和强力从事
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墨子认为，动物仅是靠自己的身体条件（羽毛蹄爪等）和现成的自然条件（如水草果实）来求生存，而“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B52关于“力”，墨子认为，“力”是形体运动的原因（“力，形之所以奋也”B53），生命则是形体和知识能力的结合（“生：刑（形）与知处也”B54）。可知墨子所说的“赖其力”的“力”，是指人改变自然、创造财富而从事生产的能力，既包括“思虑之智”的脑力，也包括“耕稼纺织”一类的体力。在墨子看来，人为了生存发展，必须要与自然抗争，进行生产劳动，从无到有地创造财富。劳动不仅创造经济价值，如粟米布帛，也创造政治价值，如国泰民安。“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揭示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即劳动与否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墨子这种精辟的见解，为他的关于人的价值的确定提供了基本依据，既然“力”与人的生命创造活动密切相关，“力”又与人的生产劳动须臾不可分离，那么劝人劳动就成为必要的合情合理的事情。墨子劝“劳”的直接目的在于发展生产，那么发展生产有哪些手段和途径呢？一是墨子提出要强力劳作。他认为人们对于价值的追求、渴望总是高于实际创造价值的能力，只有“庶人竭力从事”、“士竭力从事”、“将军大夫竭力从事”，“三公诸侯竭力听治，”才能“谋事得，举事成”。B55庶人竭力从事，就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上世的穷民，就是因为“贪于饮食，惰于从事 ，”从而导致“衣食之财不足，而饥寒冻馁之忧至”。B56在墨子时代，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当然是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关系到人的衣食问题：“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食者，国之宝也”，“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B57想要五谷丰登，就要把握季节时令，充分利用土地，如此才能“以时生财”。为了提高生产能力，墨子鼓励农民加长时间，勤奋劳动。他说农夫应该“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耕种禾谷，栽植蔬果），多聚菽粟；”妇人应该“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纫（纺纱织布），多治麻丝葛绪。”B58只有这样，社会才会富足，人们才会吃饱穿暖。墨子同样要求社会的统治者（三公诸侯、将军大夫、士）也必须要“强力从事”。墨子追求和向往的功业，表现在治国方面，就是“富其国家，众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实现“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的政治理想。但要实现这样一种理想决不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作为统治
者，必须要运用高度的智力，付出艰辛的劳动。每一个从事政治活动的人都应该知道，对于国家来说，“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每个身任要职而居于高位的人更应懂得，对于他个人来说，就是“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B59
二是墨子提出在劳动中要坚持“分工”和“互助”的原则。
墨子说：“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革贵、革包、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B60就是要求车工、皮革工、陶工、冶金工、木工等各种行业，各自发挥自己的专长，“修舟车，为器皿”，制造各种产品，以供给社会的需要。他还说，“能筑者筑（打模板）、能实壤者实壤（打地基），能欣者欣（望也，即测量），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B61这种分工合作的观念十分重要，它是增
加生产的重要方法，也是生产进步的必然要求。墨子进一步提出，在劳动创造活动中，每个人的劳动能力是有区别的，有人长于此而短于彼，有人长于彼而短于此，为了使人们的劳动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就要合理地进行劳动分工，以便使每个人都“各从事其所能”，B62创造出更多的衣食之财。同时互助本身又是为贤之道，人们在劳动中分工合作，互帮互助，必能产生良好的道德观念。
三是墨子提出要增加人口。在墨子时代，劳动人口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增加劳动力，就是促进生产，推进价值创造，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因而他常把“人民之众”与“国家之富”、“刑政之治”并列，同时当作国家强盛的目标。他提出“非攻”，反对诸侯攻战，认为统治者频繁发动战争，使人民在战乱、饥荒、疾病中转死沟壑，使“男女久不相见”，从而造成劳动力急剧下降；他反对“久丧”，因为“久丧”“败男女之交”；反对统治者“蓄私不节”，搜求大量的美女充当侍妾，造成生育人口的减少。墨子认为，这些都是“寡人之道”。为了增加人口，他主张从法律上规定：“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B63他提出男二十、女十五的结婚年龄，是针对战国时代的经济条件而言的，有其时代必要性。
二、节用、节葬、非乐：论节俭
“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B64节俭即是墨子的重要经济思想，又是他的一个治国方略。事实上，在任何时代，生产条件都是既定的，劳动财富的创造都是有限的，因而提倡节俭都有重要意义。节俭是针对过度消费而言的。墨子站在“农与工肆之人”的立场，无情揭露了“王公大人”搜刮民财、穷奢极欲、浪费无度的种种恶劣行为：在住的方面，“当今之主，……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财不足”；在衣服方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轻丽）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在食的方面，“以为美食芻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列方丈，目不能遍视，口不能遍味，冬则冻冰，夏则饣曷饣壹（腐臭）”；在行的方面，“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在蓄私（纳妾）方面，“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B65在丧葬方面，“必大棺中棺，革贵）三操（刺绣的皮革绕三道），璧玉既具戈剑鼎鼓壶滥钅监)，文绣素练，六鞅銮铃，舆马女乐皆具。”还有三年之丧，“哭泣不秩（迭）”，“处倚庐，寝苫枕块，”“强不食而为饥，薄衣而为寒。使面目陷陬（绉），颜色黎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劲强”，“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甚至杀人殉葬：“天子诸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B66由于统治者如此挥霍浪费，造成“民苦于外，府库单（殚，尽也）于内”，B67导致侈靡浪费成风，社会财富锐减，不仅劳动者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而且官吏日益腐化，国家行政事务得不到正常处理，如再加上外敌入侵，国家的破灭之灾便会如期而至。
面对国家贫穷、统治者奢侈浪费的情形，墨子提出了“节用”的经济对策。他说：“圣人为政”，“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B68即去掉政府不必要的浪费，停办不必要的活动，节省费用，成倍增加国家的利益。节用的原则是：“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B69这个原则建立在“民用”、“民利”的基础上，凡是能增加国民所得、改善人民生活的就实行，否则就废止。作为一个圣明的君王，“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B70
基于节用原则，墨子为统治者制定了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具体标准：
在饮食方面，能够“增气充虚，强体适腹”就可以；在穿衣方面，能够“冬以御寒，夏以御暑”就可以；在居住方面，能够“避润湿”、“御风寒”、“别男女之礼”就可以；在
舟车方面，能够“完固轻利”、“任重致远”就可以；在蓄私方面，要在“不以伤行”，即不夺人所爱，“蓄私不可不节”。
节葬是墨子节俭思想的内在要求，也是“节用”思想的推衍。墨子说：“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犹尚有节；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独无节？”B71即穿衣吃饭是活人的利益，都要有“节”，埋葬之事是死人的利益，为什么就不讲“节”呢？为此墨子提出“葬埋之法”：“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菹（沮）漏，气无发氵曳于上，
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哭往哭来，反从事乎衣食之财”。墨子提倡薄葬短丧，认为“厚葬为多埋赋财”，“久丧为久禁从事”，不能富贫众寡，也不能定危治乱，不利于生人，也无利于死人。“此非仁非义非孝子之事也”。B72死后即葬，大家赶快各就各业，努力生产，工作，以便好好祭祀，表示孝敬父母之心。
“非乐”是墨子节俭思想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墨子认为，“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其中一政为“弦歌鼓舞，习为声乐”。B73所以墨子作“非乐”、“三辩”等篇，首先反对统治者的纵情音乐，同时，也反对纵情于美色、甘味、安居等享乐。
墨子“非乐”，提出两条主要理由：
（一）“为乐”“不中圣王之事”。墨子征引先王之书记载：“万舞洋洋，黄言孔章，上帝不常（式，重用），九有（州）以亡，上帝不顺，降之百殃，其家必坏丧”，认为“为乐”“上者天鬼弗式，下者万民弗利，”B74若一味纵情歌舞之乐，必受上天的惩罚，导致国家的灭亡。所以古来的尧舜禹汤圣王是不刻意追求歌舞声乐的。
（二）王公大人“为乐”不中万民之利。墨子指出，当时“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在人民饥寒并至的情况下，王公大人等统治者非但没有半点哀怜之心，反而不顾人民死活，纵情于音乐享受，这必然“厚措敛乎万民”，“亏夺民衣食之财”，B75加重人民的负担和痛苦。首先，要演奏音乐，必先制造乐器，这要浪费大量财物；乐器造好后，为王公大人演奏也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如“齐宣王使吹竽，必三百人”，B76“齐康公兴乐《万》”B77需一万名演员，而且击鼓、吹竽、舞蹈者都由年轻力壮的聪慧敏捷之人充任，势必耽误男耕女织。他们不仅不从事生产劳动，而且还要别人来供养。而演奏音乐又需要人去欣赏，欣赏会占用人们的劳动时间，既会占用王公大人、士君子从政的时间，又会占去一般庶民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时间。墨子认为统治者如此大办音乐舞蹈，等于剥夺了广大人民的衣食之财，因此必须加以反对。
三、价宜则售：论商品交换
墨子时代，伴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人阶层已经形成。农民、手工业者、商人构成“农与工肆之人”。墨子说：“商人之四方，市价倍蓰（蓰为五倍），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B78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和货币的广泛流通，促使“农与工肆之人”的代表墨子钻研商品交换规律。
首先，墨子分析了物价与市场需求的关系。价格适宜就出售，理由在于卖完存货（“价宜则售，说在尽”B79）。因为起卖时价格较高，买主挑质量好的买，剩下质量差的，就削价卖完。出售质量好的货物，可以捞回本钱；卖完剩余的孬货才能赚钱（“价，尽也者，尽去其所以不售也”B80）。物价的高低，要看买主的需要而定，价格的适宜不适宜与买主的想要不想要成正比（“宜不宜，正欲不欲”B81）。
其次墨子论述了货币与物价的关系。墨子说，物价不昂贵，原因在于可用货币调节物价，使它回复到一定行情（“买无贵，说在反其价”B82）。古时称钱为刀（齐鲁盛行刀币），王刀即政府铸造通用的货币。在古代农业社会，一切物价，通常以谷价为标准，墨子认为，币值与谷价是互为升降的。大钱（刀重）体重，值大，不易找钱，不好携带，所以使用不方便，若市面上流行大钱，则农家不愿卖粮，所以买粮不易，粮价就要上涨；反之，小钱（刀轻）体轻而值小，容易流通，农家多愿卖粮换钱，粮价就不会贵（“刀籴相为价，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易”B83）。此外，政府发行的货币，币值一定，但谷价则因岁收丰歉而有涨跌，所以说“王刀无变，籴有变”。而“岁变籴，则岁变刀若鬻子”B84，是说粮价既然随着丰歉而每年有变化，那么政府就应适当变更轻钱、重钱的发行量，用来调节粮价。如果物价贵币值轻，要用许多小钱才能买东西，就发行重币加以调节；如果币值重物价贱，钱重找钱不易，就多发行轻币与重币并用，重币买贵的东西，轻币买贱的东西，这样大小钱都方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