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兼爱”学说基础上的“尚贤”、“尚同”论，既是墨子的政治理想也是他的政治理论。墨子的尚贤主张，较儒家详尽深刻。为政必须尚贤，其正确性古今无别。而“尚同”认为政治必须由贤人在位，统一思想，清除百人百义交相非的纷乱局面，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是针对当时天下诸侯攻伐兼并、处士横议而提出的顺应潮流的进步主张。因而“尚贤”、“尚同”思想被后世儒家、法家等吸收，以致成为封建统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墨子作为中国封建政治理论家的地位是不可否认的。
一、“兼爱”是墨子政治学说的核心
“兼爱”既是墨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他的政治学说的核心，同时还是他的伦理规范，它贯穿于墨子理论和实践的始终。墨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一个兼爱人人、和睦相处的人间天堂。
墨子的“兼爱”大体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应不分人我，不别亲疏、贫富、贵贱，毫无差别地爱一切人；二是人与人之间应和平相处，对等互报，互爱互利。墨子的“兼爱”已把局限于统治阶级范围内的“亲亲、尊尊”的爱发展成为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针对所有人的爱，即不分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和等级身份的高低贵贱的普遍平等的爱。墨子第一次把千千万万“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的贫苦大众推为爱的对象，抛弃了统治阶级视人民为牛马的阶级偏见。
战国时代，由于各个诸侯国的割据混战使整个社会陷入了相互斗争、相互倾轧、相互篡夺的状况之中：“若大国之攻小国，大家之乱小家，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敖贱”，①比比皆是。针对这种“别相恶、交相贼”的混乱局面，墨子以天下为己任，站在小生产者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从道德的角度出发，指出天下一切祸乱产生的根源在于人们“不相爱”。所以他提倡并大声疾呼要“兼相爱”，“交相利”。在他看来，只要实行“兼爱”，社会上一切祸乱灾难皆可以消亡，天下便可以达到大治。“兼爱”，成了墨子治理乱世的基本途径和重要方法。
那么如何才能实行“兼爱”呢？墨子主张“视人之国，若视其国”，即要求每个人从思想上抹去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与冲突，把别人的国、家、身当作自己的国、家、身一样去尊重和爱惜，把别人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当作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一样去亲爱。如果能够做到这些，那么“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夺；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②天下一切祸乱怨恨便会烟消云散。
二、列德尚贤 为政之本
在春秋以前，基本上依据宗法血缘的“世卿世禄”制度规定进行任官和封赏，所谓“周道亲亲”、“立嫡以长不以贤。”③春秋中后期，政治、军事斗争日趋激烈，贤能人才的作用日益突出，各国统治者开始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如晋文公虽仍“昭旧族，爱亲戚，”但更重视“明贤良”、“赏功劳”，以致“左右皆卿才”。④吴公子季札甚至说：“君子务在择人”。⑤但真正系统提出尚贤思想的是孔子。孔子不仅论述了尚贤的重要作用、贤能的标准，而且也提出了识贤的原则和用贤的策略。当然孔子的“尚贤”还局限在贵族阶级内部，与一般平民无涉。墨子在继承孔子尚贤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又发展了这种尚贤思想，在选贤、用贤、众贤等方面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观点和具体方案，含有平等选拔人才的民主因素和合理使用人才的思想，这是具有创新意义的。
（一） 为政之本：尚贤作用
墨子总结了“贤者为政则国治，愚者为政则国乱”的历史经验，从国家行政管理的角度指出，君主欲成就大业，只靠君主一人之力是难以奏效的，必须要选贤用贤：“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缓，怠慢。）非贤无急（急，危难。），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⑥继而指出，一个国家任用贤良之士的数量亦与国家兴衰密切相关：“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⑦国家用贤的多少决定国家的治乱兴衰，肯定贤良之士是“国家之珍，社稷之佑”，明君“得贤人而使之”，⑧可以更好地进行统治。在墨子看来，“国家之乱，社稷之危”的主要根源是为政者“不明乎尚贤使能为政也，”并抨击“不知使能以治之，亲戚则使之，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⑨的任人唯亲、任人唯贵、任人唯美，必然造成吏治腐败和政事混乱，明确地说：“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⑩因而得出结论：“义人（贵且智者）在上，天下必治，”B11贤人治国，“故国家治则刑法正，官府实则万民富”，B12 “尚贤者，政之本也”。B13
（二） 德才兼备：贤能的标准
墨子吸收了孔子关于“德才兼备”尤重其德的思想，并具体提出了选贤的三个标准：“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B14即德性高、口才好、学识广博的人才可称为贤者，强调贤才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和丰厚的学识。他还认为贤才最根本的标准有两条，一是“义”，二是“能”。所谓“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B15就是说不义之人绝不可能成为贤才，只有讲“义”的“兼士”才有可能成为贤才。“兼士”就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的兼爱之人。“义”指道德品质和志向，是一个道德范畴，墨子将其放在首位，主张为政要“列德尚贤”，“以德就列”。B16 “能”则指才能，“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即贤者必备才能，故曰“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B17
（三） 听其言，迹其行：识贤原则
墨子主张对贤者要进行全面的考察了解，认为“尚贤”方针能否得到真正推行，主要即在于为上者能否审核贤与不肖之别，不但“听其言”，更要“迹其行”，“察其所能”，通过对被荐者的言谈、行为、能力等多方面的综合考核，然后确定其是否为贤才；对于真正的贤才也要据其德才之高低“慎予之官”，B18即授予合适的官职。
（四） 不分贵贱，唯才是才：举贤范围
墨子基于以“兼爱”为标准的人才范式，在举贤范围上，已完全打破了讲“亲疏尊卑之异”即“亲亲”、“尊尊”的血缘宗法等级制的藩篱，不问贫富贵贱，面向社会的大多数人荐贤、举贤。墨子思想的核心是“兼爱”，这是一种无差等的全人类之爱，它已冲破血缘宗法制的束缚，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在这个基础上，墨子提出了“举义不避贫贱”、“举义不避亲疏”、举义不避远近”B19三条关于选贤范围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个原则，选贤不仅包括了士君子阶层，也包括了生产劳动者平民阶层：“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以至“远鄙郊外之臣，门庭庶子，国中之众，四鄙之萌（民）人”，B20也都具备被选拔资格。墨子已将举贤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社会，主张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不辨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B21并且墨子所讲的贤才，不仅指国家的管理人才，而且还包括有特殊技艺、一技之长的人，象“良医”、“良工”、“良宰”、“善射御之士”等所有能“兴天下之利”、“中国家百姓之利”B22者。因此墨子举贤之广是前所未有的。
（五） 以德就列，以劳殿赏：用贤策略
墨子在用贤方面提出了“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B23的策略。这个策略比较全面、合理。“以德就列”就是根据一个人的德才来安排他的官位：“可使治国者治国，可使长官者长官，可使治邑者治邑”。B24务使各任其职，各尽其力，也就是量材录用，用其所长。“以官服事”就是根据自己的官位职责为国家办事：“贤者治国也，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以国家正而刑法正；贤者之长官也，夜寝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贤者之治邑也，蚤出暮入，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B25即要求为官者有尽心竭力的负责精神和干练的办事能力。“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即根据各人的功劳和政绩进行赏赐，先评定劳绩大小，再确定应享受的俸禄。
（六）富之贵之，敬之誉之：众贤之术
所谓众贤就是设法增加贤才的数量。在墨子看来，因为贤才为国家的根本，贤才越多，治绩越卓著，国力越强盛，社会就越稳定。所以招纳贤才不是一时权宜之计，而是治国的长远策略。正如江河容纳百川的涓涓细流而成其大、白裘云集狐狸腋毛而价值连城一样，一个国家必须网罗众多的贤能之士，才能达到天下大治。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众贤”？墨子认为：“亦必且富且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家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B26又如何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应“高予之爵，重予之禄，断予之令”。B27即让贤才有职、有禄、有权，用高官、厚禄、权力建立起人们对贤才的敬服和崇信。墨子将此三条称为“置三本”，B28认为“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B29只要做到这“三本”，国中之人必勉力从义，效法贤人，“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得而众也”。B30贤人必能大量增加，就可以达到招贤纳士、安邦治国的目的了。
“众贤”除“置三本”外，还要做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B31“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B32即通过有效的监察和合理评判对做官的人该赏则赏，该罚则罚。要使官位、权力、爵禄都带有一定的竞争性、流动性，从而使每个人都有凭借个人德行、才能参与政事的机会。即使那些享受丰厚俸禄、处于尊贵地位的大臣，也必须兢兢业业地处理政事，否则就不能永远为官而富贵；即使那些“农与工肆之人”等平民百姓，只要崇尚才德，积极进取，也不会永远处于在野的贫贱地位。有了这样一心向往仁义的贤臣和良民，国家就不愁治理不好。因此，古代尧舜禹汤等明君，都是善于识别人才、选择人才、使用人才和驾驭人才的。
三、为政之本：尚同
墨子理想中的政治体制，是建立天下吏民思想一致、高度集中统一的贤人政治。为建立这种体制，他提出“尚同”思想，主张“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B33：“以尚同一义为政”，那么“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B34各项法令政策便可畅行无阻，整个国家也可运于掌上。所以他认为：“尚同为政之本，而治之要也”。B35
（一） 尚同的含义及提出
“尚同”即同于上，即提倡集权，统一是非，统一思想，统一步调。其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天子由“天”选立；三公、国君由天子选立；左右将军、大夫、乡长、里长均由国君选立。（二）包括天子在内的各级“正长”（行政长官），都选天下贤者担任。（三）“一同天下之义”是“天之欲”，“天之欲”就是爱人利人，就是“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B36（四）天子必须顺“天之欲”，率领各级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五）各级正长率领其管区人民，逐级向上认同学习，服从于上，一直尚同于“天”。墨子尚同论建立在“尚贤”论基础上，“尚同”、“尚贤”论又与他的“国家起源说”密不可分：“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人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滋也，益）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在墨子看来，在未有国家的古代，一人一义，十人十义，天下人没有统一的思想，因而导致人们不仅不能密切合作，反而“皆以水火毒药相毒害”，“天下之乱，若禽兽然”。B37既然“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那么上天就“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B38又因天子的力量有达不到的地方，天子又选出三公、诸侯（国君）辅佐治国；诸侯（国君）“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以为正长”，B39于是产生将军、大夫、乡长、里长等各级官长。“故古者之置正长也，将以治民也，譬之若丝缕之有纪，而网罟之有纲也。将以连收天下之淫暴而一同其义也”。B40墨子认为，君主的产生起源于避乱就治的选择，各级官吏是选拔出来辅佐君主的，国家机器就是为了保证社会秩序化而建立的。因而天下士民认同、服从于上级官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墨子的“尚同”以“尚贤”为条件，即从天子、三公、诸侯，到将军、大夫、乡长、里长等各级政长都必须由“天下之贤可者”充任。而对于桀、纣一类昏君，易牙、竖刁一类奸臣，需人人得而诛之，又岂能“尚同”？
（二） 尚同“四法”
为了建立完善的“尚同”体制，墨子提出了四种有机联系、缺一不可的方法：
1、“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B41这是“尚同”的根本方法。为了便于令行禁止，必须议定国是，统一认识，形成统一的是非标准。那么谁为“上”？依“尚同”的顺序看，最高的“上”应是“天”；因为有意志的“天”并不存在，所以最高的“上”实际上是天子。只有以天子的是非为是非，才能“一同天下之义”。是非统一，故刑罚得中：“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也”；“上之所罚，而下之所毁也”。B42赏罚皆得民心，故可劝善惩恶。
2、“上同而不下比。”这是尚同的组织保证。上同即下级与上级同心，万民与天子一意；下比即臣民有异心，结党营私，勇于私斗，不服公义。“上同而不下比”，就是要去私服公，下与上同，民与君同，在行动上统一，“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B43天下运于掌中，这是“尚同”的最高境界。
3、“闻善而（或）不善，皆以告其上”，B44即下情上达。彻底的专制主义学说，已取消人民的个人意志。墨子的“尚同“思想，仍为人民保留发言的权利。他提出“上下情请为通”，“上有隐事遗利，下得而利之；下有除怨积害，上得而除之”。B45这样做就能兴利除弊，增强君主的办事效力。特别是君主“非神也”，如果“助之视听者众，则其所闻见者远矣；助之言谈者众，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助之思虑者众，则其谋度速得矣；助之动作者众，即其举事速成矣”。B46如此便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上之为政也，得下情则治，不得下情则乱”。 B47
4、“上有过则谏，下有善则傍（访）荐之”。这是匡谬补缺、扩大善行之道。“尚同”并不是把人民一切权力都交付君主，自己任凭宰割，而是随时可以监督、匡正统治者。如果统治者荒淫堕落，墨子也不反对进行推翻腐朽统治的革命，如汤、武革命他就认为是“诛”昏君。B48然革命毕竟是十分痛苦的事，故墨子要采取积极防范的措施，特别提倡臣民进谏，反对阿谀逢迎，主张“君必有弗弗（口弗口弗，否决)之臣，上必有讠各讠各 (争议)之下，分(异)议者延延(眫眫，谏诤)，而支苟(忠于职守)者讠各讠各 。焉(于是)可以长生保国”。否则，如果“臣下重其爵禄而不言，近臣则喑(沉默)，远臣则口金 (不言)。怨结于民心，善议障塞，则国危矣”。B49可见进谏是尚同的重要内容，减少了专制统治的残酷和愚昧成分。
（三）“尚同”的实际功效
按照墨子的设想，“尚同”可以使思想统一，是非一致，赏善罚恶准确无误就有了保证；下情上达，“天子之视听也神”，B50政令有了合乎实际的保证；匡过荐贤，避免失误有了保证；上同而不下比，令行禁止就有了保证。所以他认为：“尚同之为说也，上用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诸侯，可以治其国矣；下用之家君，可以治其家矣。”B51然而，墨子所制造的虚幻的上天，实际上对君主并无有效的约束力，并且只是强调君对民、上对下的赏罚之权，下对上、民对君只有规谏权，而在如何实施规谏上又没有具体制度，这就使人民意见不能保证及时畅达地反馈到统治者那里。也就是说，墨子的“尚同”，主要强调地是下对上的服从，而忽略了下对上的制约，尽管初选的正长不失为好官，仍难免不受权力的腐蚀。因此，“尚同”思想很容易成为专制主义理论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