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政治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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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兼爱”学说基础上的“尚贤”、“尚同”论,既是墨子的政治理想也是他的政治理论。墨子的尚贤主张,较儒家详尽深刻。为政必须尚贤,其正确性古今无别。而“尚同”认为政治必须由贤人在位,统一思想,清除百人百义交相非的纷乱局面,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是针对当时天下诸侯攻伐兼并、处士横议而提出的顺应潮流的进步主张。因而“尚贤”、“尚同”思想被后世儒家、法家等吸收,以致成为封建统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墨子作为中国封建政治理论家的地位是不可否认的。
一、“兼爱”是墨子政治学说的核心
“兼爱”既是墨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他的政治学说的核心,同时还是他的伦理规范,它贯穿于墨子理论和实践的始终。墨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一个兼爱人人、和睦相处的人间天堂。
墨子的“兼爱”大体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应不分人我,不别亲疏、贫富、贵贱,毫无差别地爱一切人;二是人与人之间应和平相处,对等互报,互爱互利。墨子的“兼爱”已把局限于统治阶级范围内的“亲亲、尊尊”的爱发展成为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针对所有人的爱,即不分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和等级身份的高低贵贱的普遍平等的爱。墨子第一次把千千万万“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的贫苦大众推为爱的对象,抛弃了统治阶级视人民为牛马的阶级偏见。
战国时代,由于各个诸侯国的割据混战使整个社会陷入了相互斗争、相互倾轧、相互篡夺的状况之中:“若大国之攻小国,大家之乱小家,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敖贱”,①比比皆是。针对这种“别相恶、交相贼”的混乱局面,墨子以天下为己任,站在小生产者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从道德的角度出发,指出天下一切祸乱产生的根源在于人们“不相爱”。所以他提倡并大声疾呼要“兼相爱”,“交相利”。在他看来,只要实行“兼爱”,社会上一切祸乱灾难皆可以消亡,天下便可以达到大治。“兼爱”,成了墨子治理乱世的基本途径和重要方法。
那么如何才能实行“兼爱”呢?墨子主张“视人之国,若视其国”,即要求每个人从思想上抹去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与冲突,把别人的国、家、身当作自己的国、家、身一样去尊重和爱惜,把别人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当作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一样去亲爱。如果能够做到这些,那么“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夺;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②天下一切祸乱怨恨便会烟消云散。
二、列德尚贤 为政之本
在春秋以前,基本上依据宗法血缘的“世卿世禄”制度规定进行任官和封赏,所谓“周道亲亲”、“立嫡以长不以贤。”③春秋中后期,政治、军事斗争日趋激烈,贤能人才的作用日益突出,各国统治者开始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如晋文公虽仍“昭旧族,爱亲戚,”但更重视“明贤良”、“赏功劳”,以致“左右皆卿才”。④吴公子季札甚至说:“君子务在择人”。⑤但真正系统提出尚贤思想的是孔子。孔子不仅论述了尚贤的重要作用、贤能的标准,而且也提出了识贤的原则和用贤的策略。当然孔子的“尚贤”还局限在贵族阶级内部,与一般平民无涉。墨子在继承孔子尚贤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又发展了这种尚贤思想,在选贤、用贤、众贤等方面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观点和具体方案,含有平等选拔人才的民主因素和合理使用人才的思想,这是具有创新意义的。
(一) 为政之本:尚贤作用
墨子总结了“贤者为政则国治,愚者为政则国乱”的历史经验,从国家行政管理的角度指出,君主欲成就大业,只靠君主一人之力是难以奏效的,必须要选贤用贤:“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缓,怠慢。)非贤无急(急,危难。),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⑥继而指出,一个国家任用贤良之士的数量亦与国家兴衰密切相关:“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⑦国家用贤的多少决定国家的治乱兴衰,肯定贤良之士是“国家之珍,社稷之佑”,明君“得贤人而使之”,⑧可以更好地进行统治。在墨子看来,“国家之乱,社稷之危”的主要根源是为政者“不明乎尚贤使能为政也,”并抨击“不知使能以治之,亲戚则使之,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⑨的任人唯亲、任人唯贵、任人唯美,必然造成吏治腐败和政事混乱,明确地说:“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⑩因而得出结论:“义人(贵且智者)在上,天下必治,”B11贤人治国,“故国家治则刑法正,官府实则万民富”,B12 “尚贤者,政之本也”。B13
(二) 德才兼备:贤能的标准
墨子吸收了孔子关于“德才兼备”尤重其德的思想,并具体提出了选贤的三个标准:“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B14即德性高、口才好、学识广博的人才可称为贤者,强调贤才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和丰厚的学识。他还认为贤才最根本的标准有两条,一是“义”,二是“能”。所谓“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B15就是说不义之人绝不可能成为贤才,只有讲“义”的“兼士”才有可能成为贤才。“兼士”就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的兼爱之人。“义”指道德品质和志向,是一个道德范畴,墨子将其放在首位,主张为政要“列德尚贤”,“以德就列”。B16 “能”则指才能,“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即贤者必备才能,故曰“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B17
(三) 听其言,迹其行:识贤原则
墨子主张对贤者要进行全面的考察了解,认为“尚贤”方针能否得到真正推行,主要即在于为上者能否审核贤与不肖之别,不但“听其言”,更要“迹其行”,“察其所能”,通过对被荐者的言谈、行为、能力等多方面的综合考核,然后确定其是否为贤才;对于真正的贤才也要据其德才之高低“慎予之官”,B18即授予合适的官职。
(四) 不分贵贱,唯才是才:举贤范围
墨子基于以“兼爱”为标准的人才范式,在举贤范围上,已完全打破了讲“亲疏尊卑之异”即“亲亲”、“尊尊”的血缘宗法等级制的藩篱,不问贫富贵贱,面向社会的大多数人荐贤、举贤。墨子思想的核心是“兼爱”,这是一种无差等的全人类之爱,它已冲破血缘宗法制的束缚,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在这个基础上,墨子提出了“举义不避贫贱”、“举义不避亲疏”、举义不避远近”B19三条关于选贤范围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个原则,选贤不仅包括了士君子阶层,也包括了生产劳动者平民阶层:“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以至“远鄙郊外之臣,门庭庶子,国中之众,四鄙之萌(民)人”,B20也都具备被选拔资格。墨子已将举贤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社会,主张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不辨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B21并且墨子所讲的贤才,不仅指国家的管理人才,而且还包括有特殊技艺、一技之长的人,象“良医”、“良工”、“良宰”、“善射御之士”等所有能“兴天下之利”、“中国家百姓之利”B22者。因此墨子举贤之广是前所未有的。
(五) 以德就列,以劳殿赏:用贤策略
墨子在用贤方面提出了“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B23的策略。这个策略比较全面、合理。“以德就列”就是根据一个人的德才来安排他的官位:“可使治国者治国,可使长官者长官,可使治邑者治邑”。B24务使各任其职,各尽其力,也就是量材录用,用其所长。“以官服事”就是根据自己的官位职责为国家办事:“贤者治国也,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以国家正而刑法正;贤者之长官也,夜寝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贤者之治邑也,蚤出暮入,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B25即要求为官者有尽心竭力的负责精神和干练的办事能力。“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即根据各人的功劳和政绩进行赏赐,先评定劳绩大小,再确定应享受的俸禄。
(六)富之贵之,敬之誉之:众贤之术
所谓众贤就是设法增加贤才的数量。在墨子看来,因为贤才为国家的根本,贤才越多,治绩越卓著,国力越强盛,社会就越稳定。所以招纳贤才不是一时权宜之计,而是治国的长远策略。正如江河容纳百川的涓涓细流而成其大、白裘云集狐狸腋毛而价值连城一样,一个国家必须网罗众多的贤能之士,才能达到天下大治。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众贤”?墨子认为:“亦必且富且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家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B26又如何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应“高予之爵,重予之禄,断予之令”。B27即让贤才有职、有禄、有权,用高官、厚禄、权力建立起人们对贤才的敬服和崇信。墨子将此三条称为“置三本”,B28认为“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B29只要做到这“三本”,国中之人必勉力从义,效法贤人,“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得而众也”。B30贤人必能大量增加,就可以达到招贤纳士、安邦治国的目的了。
“众贤”除“置三本”外,还要做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B31“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B32即通过有效的监察和合理评判对做官的人该赏则赏,该罚则罚。要使官位、权力、爵禄都带有一定的竞争性、流动性,从而使每个人都有凭借个人德行、才能参与政事的机会。即使那些享受丰厚俸禄、处于尊贵地位的大臣,也必须兢兢业业地处理政事,否则就不能永远为官而富贵;即使那些“农与工肆之人”等平民百姓,只要崇尚才德,积极进取,也不会永远处于在野的贫贱地位。有了这样一心向往仁义的贤臣和良民,国家就不愁治理不好。因此,古代尧舜禹汤等明君,都是善于识别人才、选择人才、使用人才和驾驭人才的。
三、为政之本:尚同
墨子理想中的政治体制,是建立天下吏民思想一致、高度集中统一的贤人政治。为建立这种体制,他提出“尚同”思想,主张“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B33:“以尚同一义为政”,那么“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B34各项法令政策便可畅行无阻,整个国家也可运于掌上。所以他认为:“尚同为政之本,而治之要也”。B35
(一) 尚同的含义及提出
“尚同”即同于上,即提倡集权,统一是非,统一思想,统一步调。其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天子由“天”选立;三公、国君由天子选立;左右将军、大夫、乡长、里长均由国君选立。(二)包括天子在内的各级“正长”(行政长官),都选天下贤者担任。(三)“一同天下之义”是“天之欲”,“天之欲”就是爱人利人,就是“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B36(四)天子必须顺“天之欲”,率领各级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五)各级正长率领其管区人民,逐级向上认同学习,服从于上,一直尚同于“天”。墨子尚同论建立在“尚贤”论基础上,“尚同”、“尚贤”论又与他的“国家起源说”密不可分:“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人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滋也,益)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在墨子看来,在未有国家的古代,一人一义,十人十义,天下人没有统一的思想,因而导致人们不仅不能密切合作,反而“皆以水火毒药相毒害”,“天下之乱,若禽兽然”。B37既然“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那么上天就“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B38又因天子的力量有达不到的地方,天子又选出三公、诸侯(国君)辅佐治国;诸侯(国君)“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以为正长”,B39于是产生将军、大夫、乡长、里长等各级官长。“故古者之置正长也,将以治民也,譬之若丝缕之有纪,而网罟之有纲也。将以连收天下之淫暴而一同其义也”。B40墨子认为,君主的产生起源于避乱就治的选择,各级官吏是选拔出来辅佐君主的,国家机器就是为了保证社会秩序化而建立的。因而天下士民认同、服从于上级官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墨子的“尚同”以“尚贤”为条件,即从天子、三公、诸侯,到将军、大夫、乡长、里长等各级政长都必须由“天下之贤可者”充任。而对于桀、纣一类昏君,易牙、竖刁一类奸臣,需人人得而诛之,又岂能“尚同”?
(二) 尚同“四法”
为了建立完善的“尚同”体制,墨子提出了四种有机联系、缺一不可的方法:
1、“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B41这是“尚同”的根本方法。为了便于令行禁止,必须议定国是,统一认识,形成统一的是非标准。那么谁为“上”?依“尚同”的顺序看,最高的“上”应是“天”;因为有意志的“天”并不存在,所以最高的“上”实际上是天子。只有以天子的是非为是非,才能“一同天下之义”。是非统一,故刑罚得中:“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也”;“上之所罚,而下之所毁也”。B42赏罚皆得民心,故可劝善惩恶。
2、“上同而不下比。”这是尚同的组织保证。上同即下级与上级同心,万民与天子一意;下比即臣民有异心,结党营私,勇于私斗,不服公义。“上同而不下比”,就是要去私服公,下与上同,民与君同,在行动上统一,“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B43天下运于掌中,这是“尚同”的最高境界。
3、“闻善而(或)不善,皆以告其上”,B44即下情上达。彻底的专制主义学说,已取消人民的个人意志。墨子的“尚同“思想,仍为人民保留发言的权利。他提出“上下情请为通”,“上有隐事遗利,下得而利之;下有除怨积害,上得而除之”。B45这样做就能兴利除弊,增强君主的办事效力。特别是君主“非神也”,如果“助之视听者众,则其所闻见者远矣;助之言谈者众,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助之思虑者众,则其谋度速得矣;助之动作者众,即其举事速成矣”。B46如此便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上之为政也,得下情则治,不得下情则乱”。 B47
4、“上有过则谏,下有善则傍(访)荐之”。这是匡谬补缺、扩大善行之道。“尚同”并不是把人民一切权力都交付君主,自己任凭宰割,而是随时可以监督、匡正统治者。如果统治者荒淫堕落,墨子也不反对进行推翻腐朽统治的革命,如汤、武革命他就认为是“诛”昏君。B48然革命毕竟是十分痛苦的事,故墨子要采取积极防范的措施,特别提倡臣民进谏,反对阿谀逢迎,主张“君必有弗弗(口弗口弗,否决)之臣,上必有讠各讠各 (争议)之下,分(异)议者延延(眫眫,谏诤),而支苟(忠于职守)者讠各讠各 。焉(于是)可以长生保国”。否则,如果“臣下重其爵禄而不言,近臣则喑(沉默),远臣则口金 (不言)。怨结于民心,善议障塞,则国危矣”。B49可见进谏是尚同的重要内容,减少了专制统治的残酷和愚昧成分。
(三)“尚同”的实际功效
按照墨子的设想,“尚同”可以使思想统一,是非一致,赏善罚恶准确无误就有了保证;下情上达,“天子之视听也神”,B50政令有了合乎实际的保证;匡过荐贤,避免失误有了保证;上同而不下比,令行禁止就有了保证。所以他认为:“尚同之为说也,上用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诸侯,可以治其国矣;下用之家君,可以治其家矣。”B51然而,墨子所制造的虚幻的上天,实际上对君主并无有效的约束力,并且只是强调君对民、上对下的赏罚之权,下对上、民对君只有规谏权,而在如何实施规谏上又没有具体制度,这就使人民意见不能保证及时畅达地反馈到统治者那里。也就是说,墨子的“尚同”,主要强调地是下对上的服从,而忽略了下对上的制约,尽管初选的正长不失为好官,仍难免不受权力的腐蚀。因此,“尚同”思想很容易成为专制主义理论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