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伦理学的核心思想是“兼相爱，交相利”，围绕这一思想，他论述了伦理学的仁、义、忠、信、孝、勇、任、智等问题，内容相当丰富，影响深远。
一、墨子兼爱思想的提出和社会功用
墨子作为一个积极救世的社会活动家提出“兼爱”主张，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从伦理方面消除社会混乱的根源，进而使社会从“乱世”走向“治世”。他认为“世乱”的根源即在于人与人之间不相爱。“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B70以致国与国相攻，家与家相篡，人与人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B71他断言：“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傲）贱，诈必欺愚”。相反，“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B72如此，天下就会走向大治，所以他提出了以“禁恶而劝爱”的“兼爱”说为核心的伦理思想。墨子的伦理思想批评了儒家传统的宗法等级观念，代表了当时迫切希望改变自己社会政治地位的小生产者的利益，反映了下层劳动人民之间相爱互助、互利互惠的朴素美德。
二、“兼相爱”“交相利”：墨子伦理思想的核心
何谓“兼爱”？《墨经》中“兼”与“俱”、“尽”、“周”词意相同，“兼爱”也就是“俱爱”、“尽爱”、“周爱”。墨子认为：“兼即仁矣、义矣。”B73 “仁，体爱也”。B74“义，利也”。B75又说：“爱己者，非为用己也。不若爱马者”。B76 “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B77 “志以天下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B78这就是说“兼爱”就是行“仁”施“义”，就是“爱”“利”他人；自己虽然也在“兼爱”之内，但自己对于别人的仁爱，完全发自纯真的内心，不存在任何利己的私念，这与爱马是为了供人驱使、曳重致远是大不一样的。立志使天下的人“交相利”，以此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分，并努力实现这一宏伟报负，即使不见用于王公大人，也在所不辞。“大抵墨子之言兼也，含有‘交’义。言爱也，包有‘利’言。其曰‘兼爱交利者，详言之，即‘兼交的爱利’”，“爱亦有交，利亦有兼”，“兼”就是“尽”，“交”就是“交互”、“相互”。B79 “兼爱”的原意也就是：每一个人要爱、利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要互施爱、利于对方。
至于施予爱、利的范围，墨子认为应当是除残害天下的“暴乱之人”B80以外的社会全体成员。对社会上层，他处处为之设谋献计，以使永保其所有，还殷切希望他们能实行他的兼爱主张；对下层，“爱利万民，”B81 “爱利百姓”，B82 “为万民兴利除害”B83等，更是墨子上说下教的常语。他视上下同利，混“国家百姓人民之利”B84为一利，统称为“天下之利”。B85事实是，墨子的“兼爱”是一种不分国界、家别、人我的普遍的爱，即所谓“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B86
不仅如此，墨子还把“爱”推到人的外延的全部。他论证了“无穷不害兼”B87（空间和人的无穷不妨害兼爱）、“不知其数而知其尽”B88（不知国人的具体数目，仍可知国人尽得其爱）、“不知其处所不害爱之”B89（不知道国人住在何处不妨害兼爱），还说“爱众世”（人口多的世）和“爱寡世”（人口少的世），“爱尚（上）世与爱后世（爱前代人与爱后代人），一若今之世人也”。B90在墨子看来，只要是人，都是被爱的对象，即使奴隶、仆人也不例外：“获，人也。爱获，爱人也。臧，人也。爱臧，爱人也。”B91
三、 为彼犹为己：对等互报的原则
墨子在阐述他的“兼爱”学说时，提出了“为彼犹为己”（即为别人就像为自己）的道德原则。如对待别的国家，就像对待自己的国家，对待别人的都市，就像对待自己的都市；对待别人的家，就像对待自己的家，等等。也就是说，在处理人际关系中，要事事处处替别人着想，急人之所急，与人为善，成人之美。墨子“为彼犹为己”的原则的出发点是先“为彼”，即把他人放在第一位。他认为，自己先为他人，他人也会对等地给自己以回报：“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B92又说：“吾必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B93他引用诗经中的话说：“无言而不售（回答），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这说明这些早已存在于劳动人民中间的道德风尚，正是墨子爱利对等互报原则的理论渊源。
四、墨子伦理思想的其他重要概念
社会伦理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墨子从“兼爱”这一核心思想出发，阐述了当时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主仆等等应当遵循的伦理规范。他要求“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B94考《墨子》一书，墨子拟定的“修己”、“治人”的德目甚多，主要有仁、义、忠、信、孝、廉、任、勇诸条。
（一）仁。仁道学说为孔子所独创，儒家以“仁”为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墨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度物量事常以“仁”为标准：“仁者之为天下度也，辟（譬）之无异乎孝子之为亲度也。”B95真正的仁者是为天下苍生谋利益的。什么是仁？“仁，体爱也。”B96“仁，爱己者，非为用己者，不若爱马。”B97在墨子看来，“仁”为众德之元，而爱由“仁”生，“仁”为“体”，而“爱”为“用”。仁者之爱人，爱人如爱己，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纯真的“爱”，这就象爱自己并不是为使用自己一样，也不象爱马那样，爱马的本心是为了更好地使用马。
（二）义。墨子极重“义”。《墨子》专列《贵义》一篇。墨子认为：“义，天下之良宝也。”B98 “万事莫贵于义”。B99何为“义”？《经上８》说：“义，利也”。《经说上８》云：“义，志以天下为芬（分），而能能利之，不必用”。“义”就是使天下人“交相利”，并把使天下人“交相利”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职分，并努力使之实现，即使不见用于王公大人，也在所不辞。可见墨子所说的“义”，就是谋天下人的“公利”。关于“义”的作用：“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B100他又说，古代圣王“为政”，能做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B101可知“义”不仅可以服人，可使人富贵亲近，而且还关系到天下人的生死治乱。“义”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就“必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爱，去恶，而用仁义；手足口鼻耳目，从事于义”B102。“我得天下而不义，不为也”。B103
（三）忠。“忠”也为孔子所创。无论于人于事，于民于国，凡尽其心尽其力，甚至献出生命者，谓之“忠”。墨子对于“忠”有很深刻的认识，认为“忠”就是为国尽忠，为国计民生之利而强谏君上（“忠，以为利而低（氐）也”B104）；就是考虑到君国的利益，不可妄自谦卑，而要伸张正义，坚持真理，但在入见君上时仍执君臣之常礼（“忠，不利弱孙，足将入止容”B105）。所谓忠臣，就是“上有过，则微之以谏，己有善，则访之上，而无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尚同而无下比，是以美善在上，而怨仇在下，安乐在上，而忧戚在臣”，B106 “知而不争，不可谓忠。”B107墨子认为，“忠”或“不忠”，关系到天下之得失：“昔者三代之圣王，禹、汤、文、武，百里之诸侯也，说忠行义取天下即使贵为君王，也要讲“忠”讲“义”，这种道德尺度就有了普遍性。
（四）信。“信”从人从言，人言谓之“信”，不“信”则不是“人言”。孔子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B109 “民无信不立”。B110墨子对于“信”的理解，与儒家近似。他说：“信，言合于意也”。B111他认为“诚信”就是人的言语要合于心识，而不指言语合于事实（“信，不以其言之当也”B112）。凡人意发于内心，而言出于口，心口如一，言必有当，言而合意，就可叫作“信”。“信”对于人的功用，墨子明确提出“言不信者，行不果，”“行不信者，名必耗。”B113他是把“信”当作“行果”和“名立”的主要原因。换言之，不讲“信”的人，行动起来犹犹豫豫，畏缩不前，就不可能得到人民的信赖，难以做到扬名立功于天下。
（五）孝。儒家认为，“孝”为百行之先。墨子对于“孝”德也是十分重视的：“入则孝慈于亲戚（父母），出则弟长于乡里”，“就能得到“上之所赏而百姓之所誉也”。B114他认为“厚亲，分也”B115，即对父母克尽孝道，是做人子的本分。那么墨子理解的“孝”是什么？“孝，利亲也”，B116 “孝以利亲为芬（分），而能能利亲，不必得。”B117即孝以利亲为职分，如果本身之才能又能够做到“利亲”之实，就一定要做到；但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得一个孝子之名，或者为了另有所得，比如得到家产等。由此可知，墨子不曾“非”孝德，孟子斥墨子“兼爱”为无父，确有偏颇之处。孙诒让说：“墨氏兼爱，固谆谆以孝慈为本，其书具在，可以勘验”。B118
（六）勇。勇也是人生必具之道德。墨子对于“勇”的认识非常深刻，至今仍为不刊之论：“勇，志之所以敢也”。B119“勇，以其敢于事也，命之；不以其不敢于彼也，害之”。B120在墨子看来，“勇”首先表现为敢于进取的坚强意志。但“勇”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敢与不敢。一方面表现得敢于进取，固然应当名之为“勇”，而在另一方面表现得不敢去为，并不伤害其为勇的美名。如一个“兼士”或“君子”，虽敢于为天下之公利奋不顾身，同时也一定不敢谋取非分的私利，否则不能称为“兼士”或“君子”。（七）任。墨子忘己而济人，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B121是因其道德修养之高，而尤以“任”德最为突出。“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B122“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B123《说文解字》云：“任，保也”。凡是能保护人者谓之“任”。“任”就是甘于牺牲自己，以求有益于所为（利天下）之事，有益于所知所爱之人。任者，可以捐财出力，赴汤蹈火，杀身舍生，以拯救他人之患难。患难是别人所急于求人救助的，而捐财出力，赴汤蹈火，杀身舍生，又是自己所厌恶的，但墨家（任者）都能做到“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完全牺牲掉个人利益乃至生命，这是多么崇高的道德境界。如“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B124墨子大弟子禽滑率三百人为宋国守城，“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B125都是很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