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实施后，着手组织实行审查起诉工作，于1955年12月开始担负审查起诉。
一、起诉免诉
1955年12月，共审查起诉13起，决定起诉法院7起，退查4起，正在审查的2起，起诉后退查1起，其余6起均作有罪判决。
1956年受理公安移送起诉案件234起，经审查决定起诉161起，退查49起，不予起诉24起(当时对不诉和免诉概念不明)。全年不应起诉而起诉的38起。其中判决无罪的19起，撤诉6起，退查13起。
1957年，受理公安移送起诉案件172起，审查完结159起。其中：决定起诉91起(经审查追诉3人不在内)，占57.27％；不诉9起，占5.66％；免诉2起，占1.26％；退查57起，占35.8％；尚在审查的13起。
对王宗仁杀人一案退查的重新侦查，重新起诉，受到济宁分院的通报表扬。
王宗仁系峄县张庄人，解放前干过还乡团小队长，解放后逃至黑龙江省鹤岗市干工。1955年12月经鹤岗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解回原籍。原认定，1947年4月，国民党区长孙继更(已病死)指使被告将在小季河暂住的中共工作人员带到西集的东庄东头枪杀；1947年2月，被告受孙继更指使，率队去马头、张庄等村，抢去民兵步枪26支，并打罚妇女干部等。被告供认不讳。公安局以被告供认予以起诉。县政法部门召开“三长”会议，亦认为被告已供认，同意起诉。起诉后，经审查，杀害2名工作人员无旁证，法院驳回，不予判决。
事后，重新组织调查。办案人员在5天内，走访官桥一带24个村庄，终于查清，起诉法院，反革命杀人犯王宗仁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政法部门打破常规，采取三个部门“联合办案”、“一员顶三员”、“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三长定案分头去办”的方法，以及“三就一马”即：“就地破案，就地逮捕，就地审判，马上送劳改队”的程序。检察院的跃进计划中规定，从起诉到出庭平均每人一天为5起，争取7起。重大复杂的案件一天办一起，超时为积案。1958年1至11月共受理公安移送起诉案738起(反革命案421起)，上年未审结13起，共751起。决定起诉710起，不诉9起，退查32起。1至11月共起诉法院721起，上年起诉法院未审50起。法院作有罪判决744起，退查4起，撤诉1起。有罪判决和出庭支持公诉均为100％。
1959年，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少捕、少杀、管制也要比过去少”的方针。至11月份共受理公安移送起诉案件387人，共审结406人(包括自办案件和退查后又起诉)，决定起诉371人，占审结数的93.4％。不起诉11名，占审结数的2.8％。自侦免诉1人，占0.25％，未审结5人，退查27人。起诉法院371人均作有罪判决。为确保起诉案件质量，自8月份以后，对被告人作了100％的提审。对重点有异议案件进行深入群众核查。如姜兴汉反革命案，通过调查，排除了他抓捕中共3名干部、参与杀害4名村干和抢粮10000公斤的犯罪事实，经县委同意释放，避免了错案。
根据上级指示，对上半年起诉的207起案件全部进行了复查。正确、基本正确的192起，畸轻畸重8起，不应判决的3起，事实不清2起，漏罪漏犯2起。
8月，根据上级指示，县委决定撤销政法三家合并办公的办公室，恢复业务系统的上下联系。恢复了检察机关应有的职能。
1960年，共受理移送起诉案件548起，经审查决定起诉511起。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审查起诉由军管会负责。1979年，重建峄城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恢复。
1980年，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各类案件33起39人，经审查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的31起37人，免诉的1起1人，未审结1起1人。出席法庭支持公诉31次，发表公诉词23篇，法院对起诉的31案37人均作有罪判决。
1981年，受理公安机关起诉的各类案犯28案32名，已审结27案31名。
1982年，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各类案件51起，76人(含法院移送起诉1起3人)。审结51起75人，免诉1人。在起诉的75人中，检察院追诉的有6人。法院均作了有罪判决。
1983年，按照中央“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方针，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受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各类案件77起141人，法院移送起诉1起2人。经审查决定起诉61起105人，法院全部作了有罪判决，案情重大报市院起诉的12起32人，免诉3起4人，不诉2起2人。
1984年，以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为重点，继续贯彻执行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方针和再加一个“准”字的指示，严格掌握捕人的“三个条件”、“两个基本”，受理公安移送起诉的各类案件67起94人，法院移送起诉的案件2起3人。
1985年，受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各类案件32起42人，全部审结，起诉32起41人，法院全部作了有罪判决。免诉1人。
1986年至1988年，3年共起诉119起158人，免诉3起8人，不诉1起1人。
1990年，受理各种案件78案112人。经审查，起诉刑事案件41起64人，法院均作有罪判决。
二、出庭支持公诉
1956年，出庭支持公诉4次，占起诉案件的2.5％，参加法院预审19次，发现问题，及时交换了意见。
1957年，出庭支持公诉72次84人，共判决起诉案件85起(含自办案件)，出庭率为95.4％，就地支持公判13次20人，扩大了办案效果，进行了法制宣传。
1958年，采取了“三就一马”的工作方法，对744起起诉案件全部出庭支持公诉。
1959年8月份以后，取消合并的办公室，出庭支持公诉仍达法院判决案件的90％以上。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作中断。由军管会接管。至1978年重建检察院，工作恢复。
1980年，法院审判的31案37人都全部出庭支持公诉，发表公诉词23篇。1981年，出庭支持公诉24案27名，发表公诉词15篇。
1981年，出庭支持公诉24案27名，发表公诉词15篇。
1983年，起诉的61起案件，全部出庭支持公诉，发表公诉词61篇。
1985年，出庭支持公诉29案33人，发表公诉词29篇。
1986年至1988年，出庭支持公诉6起6次(内有一年无记录)。
1990年，凡公布案件，检察院均出庭支持公诉。
三、审判监督
1956年，审查判决书117件，参加法院预审活动，发现判决不当的3起，向法院提出后均作了改判。
1957年，受理不服判决申诉案件21起，驳回12起，尚未处理的9起。
1958年至1959年，在“大跃进”年代中，采取了“一员顶三员，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三长定案，分头去办”的方法，监督职能无法实施。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工作中断，由军管会接管，至1978年恢复。
1980年，对法院判决不当提出抗诉的4起4人，全部胜诉。对法院在审判中违法行为口头提出纠正2起2人，书面提出纠正1起1人。
1981年，对法院判决不当提出抗诉2案2名，口头纠正违法1案1名。
1982年，向法院口头提出纠正违法1起1人，书面纠正违法1起1人。法院均作了改正。向法院抗诉3起5人，市中级法院均作了改判。如王××投机倒把、贪污受贿一案，法院以投机倒把未遂、贪污罪不能成立，判决有期徒刑一年半。在认定事实及判处刑罚方面均有不当，依法抗诉后，市中级法院以投机倒把既遂，改判王犯有期徒刑2年。
1990年，口头向公安机关提出在其侦查活动中违法行为6次。改变公安机关定性不当的6案6人，口头向法院提出纠正判决书不当的1案2人。
第三节 审查起诉
视图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实施后，着手组织实行审查起诉工作，于1955年12月开始担负审查起诉。
一、起诉免诉
1955年12月，共审查起诉13起，决定起诉法院7起，退查4起，正在审查的2起，起诉后退查1起，其余6起均作有罪判决。
1956年受理公安移送起诉案件234起，经审查决定起诉161起，退查49起，不予起诉24起(当时对不诉和免诉概念不明)。全年不应起诉而起诉的38起。其中判决无罪的19起，撤诉6起，退查13起。
1957年，受理公安移送起诉案件172起，审查完结159起。其中：决定起诉91起(经审查追诉3人不在内)，占57.27％；不诉9起，占5.66％；免诉2起，占1.26％；退查57起，占35.8％；尚在审查的13起。
对王宗仁杀人一案退查的重新侦查，重新起诉，受到济宁分院的通报表扬。
王宗仁系峄县张庄人，解放前干过还乡团小队长，解放后逃至黑龙江省鹤岗市干工。1955年12月经鹤岗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解回原籍。原认定，1947年4月，国民党区长孙继更(已病死)指使被告将在小季河暂住的中共工作人员带到西集的东庄东头枪杀；1947年2月，被告受孙继更指使，率队去马头、张庄等村，抢去民兵步枪26支，并打罚妇女干部等。被告供认不讳。公安局以被告供认予以起诉。县政法部门召开“三长”会议，亦认为被告已供认，同意起诉。起诉后，经审查，杀害2名工作人员无旁证，法院驳回，不予判决。
事后，重新组织调查。办案人员在5天内，走访官桥一带24个村庄，终于查清，起诉法院，反革命杀人犯王宗仁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政法部门打破常规，采取三个部门“联合办案”、“一员顶三员”、“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三长定案分头去办”的方法，以及“三就一马”即：“就地破案，就地逮捕，就地审判，马上送劳改队”的程序。检察院的跃进计划中规定，从起诉到出庭平均每人一天为5起，争取7起。重大复杂的案件一天办一起，超时为积案。1958年1至11月共受理公安移送起诉案738起(反革命案421起)，上年未审结13起，共751起。决定起诉710起，不诉9起，退查32起。1至11月共起诉法院721起，上年起诉法院未审50起。法院作有罪判决744起，退查4起，撤诉1起。有罪判决和出庭支持公诉均为100％。
1959年，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少捕、少杀、管制也要比过去少”的方针。至11月份共受理公安移送起诉案件387人，共审结406人(包括自办案件和退查后又起诉)，决定起诉371人，占审结数的93.4％。不起诉11名，占审结数的2.8％。自侦免诉1人，占0.25％，未审结5人，退查27人。起诉法院371人均作有罪判决。为确保起诉案件质量，自8月份以后，对被告人作了100％的提审。对重点有异议案件进行深入群众核查。如姜兴汉反革命案，通过调查，排除了他抓捕中共3名干部、参与杀害4名村干和抢粮10000公斤的犯罪事实，经县委同意释放，避免了错案。
根据上级指示，对上半年起诉的207起案件全部进行了复查。正确、基本正确的192起，畸轻畸重8起，不应判决的3起，事实不清2起，漏罪漏犯2起。
8月，根据上级指示，县委决定撤销政法三家合并办公的办公室，恢复业务系统的上下联系。恢复了检察机关应有的职能。
1960年，共受理移送起诉案件548起，经审查决定起诉511起。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审查起诉由军管会负责。1979年，重建峄城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恢复。
1980年，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各类案件33起39人，经审查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的31起37人，免诉的1起1人，未审结1起1人。出席法庭支持公诉31次，发表公诉词23篇，法院对起诉的31案37人均作有罪判决。
1981年，受理公安机关起诉的各类案犯28案32名，已审结27案31名。
1982年，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各类案件51起，76人(含法院移送起诉1起3人)。审结51起75人，免诉1人。在起诉的75人中，检察院追诉的有6人。法院均作了有罪判决。
1983年，按照中央“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方针，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受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各类案件77起141人，法院移送起诉1起2人。经审查决定起诉61起105人，法院全部作了有罪判决，案情重大报市院起诉的12起32人，免诉3起4人，不诉2起2人。
1984年，以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为重点，继续贯彻执行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方针和再加一个“准”字的指示，严格掌握捕人的“三个条件”、“两个基本”，受理公安移送起诉的各类案件67起94人，法院移送起诉的案件2起3人。
1985年，受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各类案件32起42人，全部审结，起诉32起41人，法院全部作了有罪判决。免诉1人。
1986年至1988年，3年共起诉119起158人，免诉3起8人，不诉1起1人。
1990年，受理各种案件78案112人。经审查，起诉刑事案件41起64人，法院均作有罪判决。
二、出庭支持公诉
1956年，出庭支持公诉4次，占起诉案件的2.5％，参加法院预审19次，发现问题，及时交换了意见。
1957年，出庭支持公诉72次84人，共判决起诉案件85起(含自办案件)，出庭率为95.4％，就地支持公判13次20人，扩大了办案效果，进行了法制宣传。
1958年，采取了“三就一马”的工作方法，对744起起诉案件全部出庭支持公诉。
1959年8月份以后，取消合并的办公室，出庭支持公诉仍达法院判决案件的90％以上。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作中断。由军管会接管。至1978年重建检察院，工作恢复。
1980年，法院审判的31案37人都全部出庭支持公诉，发表公诉词23篇。1981年，出庭支持公诉24案27名，发表公诉词15篇。
1981年，出庭支持公诉24案27名，发表公诉词15篇。
1983年，起诉的61起案件，全部出庭支持公诉，发表公诉词61篇。
1985年，出庭支持公诉29案33人，发表公诉词29篇。
1986年至1988年，出庭支持公诉6起6次(内有一年无记录)。
1990年，凡公布案件，检察院均出庭支持公诉。
三、审判监督
1956年，审查判决书117件，参加法院预审活动，发现判决不当的3起，向法院提出后均作了改判。
1957年，受理不服判决申诉案件21起，驳回12起，尚未处理的9起。
1958年至1959年，在“大跃进”年代中，采取了“一员顶三员，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三长定案，分头去办”的方法，监督职能无法实施。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工作中断，由军管会接管，至1978年恢复。
1980年，对法院判决不当提出抗诉的4起4人，全部胜诉。对法院在审判中违法行为口头提出纠正2起2人，书面提出纠正1起1人。
1981年，对法院判决不当提出抗诉2案2名，口头纠正违法1案1名。
1982年，向法院口头提出纠正违法1起1人，书面纠正违法1起1人。法院均作了改正。向法院抗诉3起5人，市中级法院均作了改判。如王××投机倒把、贪污受贿一案，法院以投机倒把未遂、贪污罪不能成立，判决有期徒刑一年半。在认定事实及判处刑罚方面均有不当，依法抗诉后，市中级法院以投机倒把既遂，改判王犯有期徒刑2年。
1990年，口头向公安机关提出在其侦查活动中违法行为6次。改变公安机关定性不当的6案6人，口头向法院提出纠正判决书不当的1案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