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剿匪
解放前，峄县被顽伪长期统治，反动势力根深蒂固。解放初期，峄县顽伪残余势力及武装土匪多匿留地方。1948年12月，特务杨文彬与匪首王建堂组成19人的武装股匪，持手枪3支，大刀1把，夜聚日散，冒充地方干部或解放军，以查户口或查岗放哨为名，两个月内在峄城周围村庄抢劫26次，路劫7次，严重危害了广大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县公安局于是年12月30日，捕获杨文彬、王建堂等匪徒9名。杨、王二主犯被处决，投案自首者10名。
峄县一区(城关)、二区(张范)、七区(韩庄)。自1949年1月至3月，发生土匪抢劫案30多起，其中路劫5起。据报案统计，共被抢劫粮食641.5公斤，北海币138万元，牛驴22头，羊8只，布匹300余尺，金戒指7只，还有被子、衣服等其它物资。
1949年1月，峄县成立剿匪治安委员会，各区成立剿匪治安小组，统一领导与指挥剿匪工作。对活动在四区(阴平)、五区(周营)、七区(韩庄)的武装土匪作重点清剿。1至5月，歼灭武装土匪12股，破获经常在峄城南关、八里屯、青檀寺等地抢劫财物、偷盗牲畜的丁栾等匪徒18名，缴获步枪4支。匪首丁栾被处决。
1949年6月至10月，峄县歼灭武装土匪4股，捕获王廷栋、王玉峰等匪徒61名，缴获长短枪35支，子弹150余发，手榴弹5枚。
1950年3月至4月，峄县歼灭武装土匪8股，捕获匪首李修堂、胡福迎等匪徒56名，缴获长短枪52支，子弹470发，手榴弹2枚。
至1950年10月，峄境内的武装土匪基本被肃清。
二、镇压反革命分子
1948年11月，峄县解放后，公安机关根据中共鲁中南区党委“关于冬季公安保卫工作”的指示，坚持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方针，对峄县残余反革命势力进行侦察和逮捕镇压。至1949年底，破获预谋暴动的“山东保安义勇军”等反革命地下武装7支，反革命杀人抢劫案40起。逮捕周景田、孙美峰、胡继田等反革命分子48名。其中，周景田、孙美峰等反革命骨干分子被依法处决。
1950年3月，党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是年10月，峄县共逮捕反革命分子739名，其中，处决133名。
1951年5月，全民发动，对残余反革命分子进行大张旗鼓地搜捕、镇压。峄县共逮捕残余反革命分子509名，其中，处决172名。
1955年4月，党中央关于“必须有计划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残余反革命分子几个打击”的指示下达后，至9月底，峄县共逮捕残余反革命分子107名。
镇压反革命运动从1950年10月至1956年底，峄县共逮捕残余反革命分子1345名。在政策感召下，投案自首者116名。被处决者均系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残余反革命分子。如国民党峄县县长段木贞，于1947年6月22日制造震惊鲁南的“峄县西沙河惨案”，杀害革命干群管敦五、李延举等22人。国民党峄县联防大队长孙茂山，残害革命干群50余人。仅在刘河口一次抓去革命干群18人，活埋、枪杀8人。国民党还乡团乡长孙茂灿，在阴平区上黄崖、刘庄、石头楼、茅山窝等村地洞中，将隐避的革命干部曹昭礼、王化明等11人抓去，杀害10人。将烈士曹昭礼的头挂在宁楼村庙前树上。国民党还乡团保干事孙传伦，逮捕东于沟村群众积极分子吕贾氏，将其乳房割去推入水井活活淹死!特务分子李德灿1949年逃台，受美蒋特务机关训练后，于1950年7月潜回大陆，组织“山东绥靖司令部峄南办事处”，发展特务10名，阴谋组织暴动。段、孙、李等被逮捕后均被判处死刑。
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共峄县县委于1956年1月成立肃反办公室。从县直机关及中小学等单位，抽调干部120余人，组成肃反小组，在机关、学校、厂矿企业、手工业合作社等单位，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工作。工作分发动组织群众、开展小组斗争、专案斗争及甄别定案四个阶段。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政策，工作取得显著成果。至1959年3月，历时3年零2个月，挖出暗藏反革命分子293名。其中，依法判刑的94名。全县共有4643人分别写出检举材料7650份。对被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分别作了处理，纯洁了革命队伍。
被查出的隐藏在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中，如县文教科干事赵维奎，山东长清人，在1947年8月任顽伪乡干事期间，曾积极参与杀害村民兵队长郑春和；与还乡团逮捕拷打革命干群10余人；又曾帮助反动地主倒回土地200余亩。经省肃反领导小组定赵为反革命分子，依法逮捕送原籍处理。
四、取缔反动道会门
解放前，峄县反动道会门多达26种。其中，一贯道、中央道、赔钱道、眼光会、五仙坛等反动道会门为数较多，为害较深，道众遍及城乡。它们多以神鬼论、宿命论、捉妖驱邪、躲灾避难等邪说，蒙骗恫吓愚昧群众。反动道首利用封建迷信为联系手段，建立发展其秘密团体。有的拥有武器，多被反动统治阶级操纵和利用。
解放后，峄县反动道会门活动猖獗，肆意进行反革命宣传破坏活动。类别由原有的26种，发展到40多种。反动道首866人，设坛堂140多个，道众近万人。
1950年春，峄县公安机关及有关单位抽调18名干部，组成6个小组，在一、六、三、八区的9个乡设登记处，开展取缔反动道会门工作。在政策感召下，被蒙蔽的群众纷纷登记，宣布退道。对拒不登记，顽固不化的反动道首，予以严厉打击。是年5月底，峄县共逮捕罪恶大、民愤大的反动道首及骨干分子16名。县公安人员将活动在峄、滕地区的中央道首邱传文、王振明、孟光勋等逮捕归案。
1950年春至1957年底，峄县在取缔道会门和镇反运动中，共逮捕罪恶严重的反动道首、骨干分子122名，被依法判处死刑的7名。
1959年2月，县公安局破获以李清荣为首的“红枪会”复辟案。
第二节 政权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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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剿匪
解放前，峄县被顽伪长期统治，反动势力根深蒂固。解放初期，峄县顽伪残余势力及武装土匪多匿留地方。1948年12月，特务杨文彬与匪首王建堂组成19人的武装股匪，持手枪3支，大刀1把，夜聚日散，冒充地方干部或解放军，以查户口或查岗放哨为名，两个月内在峄城周围村庄抢劫26次，路劫7次，严重危害了广大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县公安局于是年12月30日，捕获杨文彬、王建堂等匪徒9名。杨、王二主犯被处决，投案自首者10名。
峄县一区(城关)、二区(张范)、七区(韩庄)。自1949年1月至3月，发生土匪抢劫案30多起，其中路劫5起。据报案统计，共被抢劫粮食641.5公斤，北海币138万元，牛驴22头，羊8只，布匹300余尺，金戒指7只，还有被子、衣服等其它物资。
1949年1月，峄县成立剿匪治安委员会，各区成立剿匪治安小组，统一领导与指挥剿匪工作。对活动在四区(阴平)、五区(周营)、七区(韩庄)的武装土匪作重点清剿。1至5月，歼灭武装土匪12股，破获经常在峄城南关、八里屯、青檀寺等地抢劫财物、偷盗牲畜的丁栾等匪徒18名，缴获步枪4支。匪首丁栾被处决。
1949年6月至10月，峄县歼灭武装土匪4股，捕获王廷栋、王玉峰等匪徒61名，缴获长短枪35支，子弹150余发，手榴弹5枚。
1950年3月至4月，峄县歼灭武装土匪8股，捕获匪首李修堂、胡福迎等匪徒56名，缴获长短枪52支，子弹470发，手榴弹2枚。
至1950年10月，峄境内的武装土匪基本被肃清。
二、镇压反革命分子
1948年11月，峄县解放后，公安机关根据中共鲁中南区党委“关于冬季公安保卫工作”的指示，坚持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方针，对峄县残余反革命势力进行侦察和逮捕镇压。至1949年底，破获预谋暴动的“山东保安义勇军”等反革命地下武装7支，反革命杀人抢劫案40起。逮捕周景田、孙美峰、胡继田等反革命分子48名。其中，周景田、孙美峰等反革命骨干分子被依法处决。
1950年3月，党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是年10月，峄县共逮捕反革命分子739名，其中，处决133名。
1951年5月，全民发动，对残余反革命分子进行大张旗鼓地搜捕、镇压。峄县共逮捕残余反革命分子509名，其中，处决172名。
1955年4月，党中央关于“必须有计划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残余反革命分子几个打击”的指示下达后，至9月底，峄县共逮捕残余反革命分子107名。
镇压反革命运动从1950年10月至1956年底，峄县共逮捕残余反革命分子1345名。在政策感召下，投案自首者116名。被处决者均系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残余反革命分子。如国民党峄县县长段木贞，于1947年6月22日制造震惊鲁南的“峄县西沙河惨案”，杀害革命干群管敦五、李延举等22人。国民党峄县联防大队长孙茂山，残害革命干群50余人。仅在刘河口一次抓去革命干群18人，活埋、枪杀8人。国民党还乡团乡长孙茂灿，在阴平区上黄崖、刘庄、石头楼、茅山窝等村地洞中，将隐避的革命干部曹昭礼、王化明等11人抓去，杀害10人。将烈士曹昭礼的头挂在宁楼村庙前树上。国民党还乡团保干事孙传伦，逮捕东于沟村群众积极分子吕贾氏，将其乳房割去推入水井活活淹死!特务分子李德灿1949年逃台，受美蒋特务机关训练后，于1950年7月潜回大陆，组织“山东绥靖司令部峄南办事处”，发展特务10名，阴谋组织暴动。段、孙、李等被逮捕后均被判处死刑。
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共峄县县委于1956年1月成立肃反办公室。从县直机关及中小学等单位，抽调干部120余人，组成肃反小组，在机关、学校、厂矿企业、手工业合作社等单位，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工作。工作分发动组织群众、开展小组斗争、专案斗争及甄别定案四个阶段。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政策，工作取得显著成果。至1959年3月，历时3年零2个月，挖出暗藏反革命分子293名。其中，依法判刑的94名。全县共有4643人分别写出检举材料7650份。对被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分别作了处理，纯洁了革命队伍。
被查出的隐藏在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中，如县文教科干事赵维奎，山东长清人，在1947年8月任顽伪乡干事期间，曾积极参与杀害村民兵队长郑春和；与还乡团逮捕拷打革命干群10余人；又曾帮助反动地主倒回土地200余亩。经省肃反领导小组定赵为反革命分子，依法逮捕送原籍处理。
四、取缔反动道会门
解放前，峄县反动道会门多达26种。其中，一贯道、中央道、赔钱道、眼光会、五仙坛等反动道会门为数较多，为害较深，道众遍及城乡。它们多以神鬼论、宿命论、捉妖驱邪、躲灾避难等邪说，蒙骗恫吓愚昧群众。反动道首利用封建迷信为联系手段，建立发展其秘密团体。有的拥有武器，多被反动统治阶级操纵和利用。
解放后，峄县反动道会门活动猖獗，肆意进行反革命宣传破坏活动。类别由原有的26种，发展到40多种。反动道首866人，设坛堂140多个，道众近万人。
1950年春，峄县公安机关及有关单位抽调18名干部，组成6个小组，在一、六、三、八区的9个乡设登记处，开展取缔反动道会门工作。在政策感召下，被蒙蔽的群众纷纷登记，宣布退道。对拒不登记，顽固不化的反动道首，予以严厉打击。是年5月底，峄县共逮捕罪恶大、民愤大的反动道首及骨干分子16名。县公安人员将活动在峄、滕地区的中央道首邱传文、王振明、孟光勋等逮捕归案。
1950年春至1957年底，峄县在取缔道会门和镇反运动中，共逮捕罪恶严重的反动道首、骨干分子122名，被依法判处死刑的7名。
1959年2月，县公安局破获以李清荣为首的“红枪会”复辟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