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期间，临城屡经战乱，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摊派捐税，物价不断上涨。1930年，每斤小麦价0.0353元(银元)，1936年每斤为0.479元(法币)，1945年每斤0.875元(法币)，1947年每斤涨到2700元(法币)，比1930年上涨了数千倍。
日伪时期，由于日军疯狂掠夺本地资源，大量发行“联合币”，造成市场物价暴涨。如1943年初，双龙白布每匹12.31元(联合币)，下半年涨到33元以上。1944年涨到115元。到1945年下半年，联合币已贬值为废纸。
1948年临城解放后，物价曾一度上涨。先是粮食、食油，继而棉花、布匹、土特产品也有不同程度的上涨，涨幅粮食为88.4％，食油为115.9％，布匹棉花为63.5％，猪肉为70％。
1949年至1957年，为稳定市场物价，安定人民生活，保证工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政府通过向市场大量投放生活日用品，稳定市场价格。薛城出现了物资丰富、市场繁荣的景象，农产品价格基本持平，略有上升。1952年小麦每市斤0.0934元(以下均为人民币)，高粱每市斤0.062元。1957年小麦每市斤0.0955元，高粱每市斤0.665元，日用工业品的销售价格呈下降趋势。1952年原煤每吨36元，红糖每市斤降为0.57元，肥皂每条降为0.33元。
1958年至1965年，由于不适当地强调经济发展的高速度，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职工人数增长过快，货币发行量过大，加上连续三年的经济困难，商品供应和社会购买力失去平衡，薛城受此影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比计划价格上升了3至5倍。经过1962年以后的三年经济调整，调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对主要日用工业品实行了高价供应，大量回笼货币。到1965年底，高价商品基本上恢复到平价的水平。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区商品价格基本冻结，仅对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及议购价进行调整。1970年将议购小麦价调为0.22元/斤。1972年将皮棉的收购价由90元/担调为104.8元/担。1973年，花生米由30元/百斤调为38元/百斤。1975年，将议购玉米价调为0.18元/斤，高粱0.15元/斤，瓜干0.12元/斤。1978年，皮棉收购价再次上调，由104.8元/担上调为105元/担。对日用工业品的销售价保持不变。但由于物资匮乏，商店有价无货的现象比较普遍，集贸市场的价格浮动较大，任意涨价现象比较严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价格体制和价格管理进行全面改革，全区在保持市场价格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对部分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了调整：
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1979年，分别对18种农产品上调了收购价。其中，粮、棉、油、生猪、禽、蛋、鱼等提高20％至25％，粮食超购加价幅度由30％提高到50％。如小麦由13.60元/百斤调为16.70元/百斤，提高29.4％；玉米由9.50元/百斤调为11.70元/百斤，提高23.2％；花生米由38.00元/百斤调为48.00元/百斤，提高26.3％；生猪由48.00元/百斤调为63.00元/百斤，提高31.25％；棉花由115元/百斤调为138.25元/百斤，提高20％。1979年11月，又提高了猪肉、牛肉、羊肉、禽蛋、牛奶、鱼、蔬菜等八类副食品的销售价格。其中，猪肉提高33％，鲜蛋提高32％，牛羊肉提高35％，水产品提高25.2％，解决了农副产品收购价低于销售价的“倒挂”现象。1985年，国家取消对粮棉油的统购政策，实行合同定购。合同定购以内的三成按原收购价，七成按超购价。1986年又改为“倒四六”。经过多次价格调整，1987年比1978年农产品的收购价平均提高66.8％。
降低农业生产资料的销售价格。1983年将碳酸氢铵的销售价格由247.50元/吨降为195元/吨，农机、农药、塑料薄膜等农用物资的价格也不同程度有所降低。
调低部分日用工业品的价格。1980年10月，国产和进口黑白电视机平均下调27％。1982年至1984年，三次调低了各种手表的销售价，平均下调了26％。国家除对棉织品价格上调外，1981年对各种涤纶混纺织品平均降价18％左右。1983年，对涤棉织物再次降价，幅度为30.1％。
第二节 物价变动
视图
民国期间，临城屡经战乱，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摊派捐税，物价不断上涨。1930年，每斤小麦价0.0353元(银元)，1936年每斤为0.479元(法币)，1945年每斤0.875元(法币)，1947年每斤涨到2700元(法币)，比1930年上涨了数千倍。
日伪时期，由于日军疯狂掠夺本地资源，大量发行“联合币”，造成市场物价暴涨。如1943年初，双龙白布每匹12.31元(联合币)，下半年涨到33元以上。1944年涨到115元。到1945年下半年，联合币已贬值为废纸。
1948年临城解放后，物价曾一度上涨。先是粮食、食油，继而棉花、布匹、土特产品也有不同程度的上涨，涨幅粮食为88.4％，食油为115.9％，布匹棉花为63.5％，猪肉为70％。
1949年至1957年，为稳定市场物价，安定人民生活，保证工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政府通过向市场大量投放生活日用品，稳定市场价格。薛城出现了物资丰富、市场繁荣的景象，农产品价格基本持平，略有上升。1952年小麦每市斤0.0934元(以下均为人民币)，高粱每市斤0.062元。1957年小麦每市斤0.0955元，高粱每市斤0.665元，日用工业品的销售价格呈下降趋势。1952年原煤每吨36元，红糖每市斤降为0.57元，肥皂每条降为0.33元。
1958年至1965年，由于不适当地强调经济发展的高速度，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职工人数增长过快，货币发行量过大，加上连续三年的经济困难，商品供应和社会购买力失去平衡，薛城受此影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比计划价格上升了3至5倍。经过1962年以后的三年经济调整，调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对主要日用工业品实行了高价供应，大量回笼货币。到1965年底，高价商品基本上恢复到平价的水平。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区商品价格基本冻结，仅对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及议购价进行调整。1970年将议购小麦价调为0.22元/斤。1972年将皮棉的收购价由90元/担调为104.8元/担。1973年，花生米由30元/百斤调为38元/百斤。1975年，将议购玉米价调为0.18元/斤，高粱0.15元/斤，瓜干0.12元/斤。1978年，皮棉收购价再次上调，由104.8元/担上调为105元/担。对日用工业品的销售价保持不变。但由于物资匮乏，商店有价无货的现象比较普遍，集贸市场的价格浮动较大，任意涨价现象比较严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价格体制和价格管理进行全面改革，全区在保持市场价格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对部分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了调整：
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1979年，分别对18种农产品上调了收购价。其中，粮、棉、油、生猪、禽、蛋、鱼等提高20％至25％，粮食超购加价幅度由30％提高到50％。如小麦由13.60元/百斤调为16.70元/百斤，提高29.4％；玉米由9.50元/百斤调为11.70元/百斤，提高23.2％；花生米由38.00元/百斤调为48.00元/百斤，提高26.3％；生猪由48.00元/百斤调为63.00元/百斤，提高31.25％；棉花由115元/百斤调为138.25元/百斤，提高20％。1979年11月，又提高了猪肉、牛肉、羊肉、禽蛋、牛奶、鱼、蔬菜等八类副食品的销售价格。其中，猪肉提高33％，鲜蛋提高32％，牛羊肉提高35％，水产品提高25.2％，解决了农副产品收购价低于销售价的“倒挂”现象。1985年，国家取消对粮棉油的统购政策，实行合同定购。合同定购以内的三成按原收购价，七成按超购价。1986年又改为“倒四六”。经过多次价格调整，1987年比1978年农产品的收购价平均提高66.8％。
降低农业生产资料的销售价格。1983年将碳酸氢铵的销售价格由247.50元/吨降为195元/吨，农机、农药、塑料薄膜等农用物资的价格也不同程度有所降低。
调低部分日用工业品的价格。1980年10月，国产和进口黑白电视机平均下调27％。1982年至1984年，三次调低了各种手表的销售价，平均下调了26％。国家除对棉织品价格上调外，1981年对各种涤纶混纺织品平均降价18％左右。1983年，对涤棉织物再次降价，幅度为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