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本地分属滕、峄二县。清时，所有财政政策的制订，岁入岁出款项的划分，地方财税征免、解交、存留的数额，都由中央统一额定，地方无权自定。峄县、滕县不是独立财政，无权预决算，岁入岁出均以四柱清册记载备核。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滕、峄地区的财政体系极为混乱，谁占谁收，谁收谁支。1930年，滕、峄两县开始编制县财政预决算，但县财政不独立，从属于省财政。县级财政收入只有田赋附捐、杂捐和数额极少的地方公款、公产收入。由于主要地方收入县级无份，加之连年战争和灾荒，民不聊生，因此，滕、峄两县的财政收入历年完成极差，入不敷出，难以维持县财政支出及地方治安所需，更无力发展地方经济。1932年，两县要求追加税收附捐以满足地方财政需要。1934年，国民党政府以减轻地方负担为名，废除苛杂。山东省于同年先后二次废除地方细杂税捐，但到次年，税捐仍高于往年。
1938年日军侵占滕、峄两县，仍将田赋、契税、工商税等主要收入全部归省。县级财政收入仍以田赋附捐、杂捐、公款生产收入为主，但增加了行政收入、省补助两项收入。为维护日伪统治，支付县公署及县警备队的巨额军费，滕、峄两县伪政权大量增收田赋临时附捐。1943年，滕县征收的临时附捐为正税的12.8倍，峄县征收的临时附捐竟为正税的27倍多。
1939年沛滕边县至1945年临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期间，实行的是自筹自给分散管理的财政。临城周围地区抗日游击队伍的吃、穿及军火供应，主要依靠募捐和摊派。后随着抗日民主政权的巩固、发展，抗日革命根据地逐步扩大，财政收支逐步走上正规。1944年至1945年，临城县抗日民主政府设立财粮科，置科长1人。具体负责粮款的征收、政府及军需开支等，纠正了乱筹乱支现象，使财政收支逐步统一。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税制分为国家税和地方税两种。1945年9月至1948年11月，临城及周围陶庄等地被国民党军占领。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不断增加税种，并大幅度地提高税率，在临城和陶庄仅开征的各税附加捐就达20余种。
1948年11月临城县解放，临城县人民政府随将财粮科分为粮食局和财政科。自解放至1952年，临城县财政收支的项目、办法、标准均由上级制定，财政收入全部上交专署，支出由专署拨给。
1953年开始，国家实行中央、省和县(市)三级预算管理体制。薛城县为一级财政，有县级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其中，预算支出的项目主要有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行政管理费和其它费用。至于乡镇行政经费、干部补助费、公杂费及小学经费均列入县级预算范围，统一支拨，收不抵支的部分由省调剂补充。
1962年薛城区建立后，薛城区不是一级财政，实行向市财政报帐制办法。直到1974年，薛城区始恢复实行财政预决算制度。自1974年至1979年，区财政每年由市财政核定财政收入及支出指标，继续执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1975年8月，区财政机构发生变化，撤销财政科，设区财税局。
1980年，打破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开始实行“分灶吃饭”。市对薛城区实行“总额分成，分级包干，节余留用，超支不补”的财政体制。确定区财政的固定收入有：区级固定收入，包括区属企业收入、工商所得税、其它工商税、税款滞纳金、补税罚没收入、其它收入，市财政定额补助收入，市财政专案拨款收入。区级财政支出包括：按照体制的包干支出，市专项拨款安排的支出，用自有财力安排的体制范围以外的各项支出。1980年，市财政核定薛城区的总额分成比例为55.5％。
1988年，枣庄市对薛城区的财政体制进行调整，实行“定额上缴，比例递增，超收分成”的财政管理办法。同时对包干基数作了两项调整，即下划枣庄五中、八中的支出基数和上划统计事业费支出基数，年终不再结算；根据省政府文件精神，将城乡个体工商所得税、个体工商户营业税、车船使用费、房产税、集市交易税、奖金税等13种地方小税划为区级固定收入。上述各税以1987年实际收入为基数，增长部分全部作为地方固定收入。实行这种新体制后，薛城区的总额分成比例由1980年的55.5％提高到58.3％。上解支出以1987年的实际上解数为基数，每年递增8％为定额。超定额上解数，市区两级财政四六分成，至1990年，仍执行这种体制。
1986年，薛城区开始建立乡级财政。同年，全区13处乡镇实行“定额上解，超收分成”的财政管理体制。1988年进行乡镇财政体制改革，对薛城镇、兴仁乡、夏庄乡、金河乡、常庄乡、邹坞镇、张范乡、南石乡、陶庄镇实行“收支挂钩，比例分成，超收奖励分成”的体制，对周营镇、陶官乡、南常乡、沙沟乡实行“核定收支，收入全留，定额补助，超支不补，节余留用”的财政体制。至1990年仍用此体制，乡级财政建立后，没有随之建立乡级金库，实行收入上解、支出由区财政下拨的办法。
第一节 财政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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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本地分属滕、峄二县。清时，所有财政政策的制订，岁入岁出款项的划分，地方财税征免、解交、存留的数额，都由中央统一额定，地方无权自定。峄县、滕县不是独立财政，无权预决算，岁入岁出均以四柱清册记载备核。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滕、峄地区的财政体系极为混乱，谁占谁收，谁收谁支。1930年，滕、峄两县开始编制县财政预决算，但县财政不独立，从属于省财政。县级财政收入只有田赋附捐、杂捐和数额极少的地方公款、公产收入。由于主要地方收入县级无份，加之连年战争和灾荒，民不聊生，因此，滕、峄两县的财政收入历年完成极差，入不敷出，难以维持县财政支出及地方治安所需，更无力发展地方经济。1932年，两县要求追加税收附捐以满足地方财政需要。1934年，国民党政府以减轻地方负担为名，废除苛杂。山东省于同年先后二次废除地方细杂税捐，但到次年，税捐仍高于往年。
1938年日军侵占滕、峄两县，仍将田赋、契税、工商税等主要收入全部归省。县级财政收入仍以田赋附捐、杂捐、公款生产收入为主，但增加了行政收入、省补助两项收入。为维护日伪统治，支付县公署及县警备队的巨额军费，滕、峄两县伪政权大量增收田赋临时附捐。1943年，滕县征收的临时附捐为正税的12.8倍，峄县征收的临时附捐竟为正税的27倍多。
1939年沛滕边县至1945年临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期间，实行的是自筹自给分散管理的财政。临城周围地区抗日游击队伍的吃、穿及军火供应，主要依靠募捐和摊派。后随着抗日民主政权的巩固、发展，抗日革命根据地逐步扩大，财政收支逐步走上正规。1944年至1945年，临城县抗日民主政府设立财粮科，置科长1人。具体负责粮款的征收、政府及军需开支等，纠正了乱筹乱支现象，使财政收支逐步统一。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税制分为国家税和地方税两种。1945年9月至1948年11月，临城及周围陶庄等地被国民党军占领。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不断增加税种，并大幅度地提高税率，在临城和陶庄仅开征的各税附加捐就达20余种。
1948年11月临城县解放，临城县人民政府随将财粮科分为粮食局和财政科。自解放至1952年，临城县财政收支的项目、办法、标准均由上级制定，财政收入全部上交专署，支出由专署拨给。
1953年开始，国家实行中央、省和县(市)三级预算管理体制。薛城县为一级财政，有县级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其中，预算支出的项目主要有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行政管理费和其它费用。至于乡镇行政经费、干部补助费、公杂费及小学经费均列入县级预算范围，统一支拨，收不抵支的部分由省调剂补充。
1962年薛城区建立后，薛城区不是一级财政，实行向市财政报帐制办法。直到1974年，薛城区始恢复实行财政预决算制度。自1974年至1979年，区财政每年由市财政核定财政收入及支出指标，继续执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1975年8月，区财政机构发生变化，撤销财政科，设区财税局。
1980年，打破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开始实行“分灶吃饭”。市对薛城区实行“总额分成，分级包干，节余留用，超支不补”的财政体制。确定区财政的固定收入有：区级固定收入，包括区属企业收入、工商所得税、其它工商税、税款滞纳金、补税罚没收入、其它收入，市财政定额补助收入，市财政专案拨款收入。区级财政支出包括：按照体制的包干支出，市专项拨款安排的支出，用自有财力安排的体制范围以外的各项支出。1980年，市财政核定薛城区的总额分成比例为55.5％。
1988年，枣庄市对薛城区的财政体制进行调整，实行“定额上缴，比例递增，超收分成”的财政管理办法。同时对包干基数作了两项调整，即下划枣庄五中、八中的支出基数和上划统计事业费支出基数，年终不再结算；根据省政府文件精神，将城乡个体工商所得税、个体工商户营业税、车船使用费、房产税、集市交易税、奖金税等13种地方小税划为区级固定收入。上述各税以1987年实际收入为基数，增长部分全部作为地方固定收入。实行这种新体制后，薛城区的总额分成比例由1980年的55.5％提高到58.3％。上解支出以1987年的实际上解数为基数，每年递增8％为定额。超定额上解数，市区两级财政四六分成，至1990年，仍执行这种体制。
1986年，薛城区开始建立乡级财政。同年，全区13处乡镇实行“定额上解，超收分成”的财政管理体制。1988年进行乡镇财政体制改革，对薛城镇、兴仁乡、夏庄乡、金河乡、常庄乡、邹坞镇、张范乡、南石乡、陶庄镇实行“收支挂钩，比例分成，超收奖励分成”的体制，对周营镇、陶官乡、南常乡、沙沟乡实行“核定收支，收入全留，定额补助，超支不补，节余留用”的财政体制。至1990年仍用此体制，乡级财政建立后，没有随之建立乡级金库，实行收入上解、支出由区财政下拨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