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临城县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时，一般由承办人员独任审判。有文化的审判员亲自提押犯人，自审自记。定罪量刑县法院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不用复核即可执行。民事审判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对口头起诉和状纸起诉一律受理。
1955以后，刑事审判全面贯彻《宪法》和《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对案件的审理实行公开审判、陪审、合议、辩护、上诉等程序制度。开庭时，除涉及国家机密及个人隐私的案件外，一律公开审理，允许群众旁听。案件审理时，实行合议制和独议制两种制度。凡重大复杂案件，均采取合议制，由院长或庭长或审判员一人担任审判长，连同经选举或邀请的群众代表组成合议庭。对一般事实清楚、情节简单的案件，则采取独任制，即由审判员一人开庭审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和上诉权。在开庭审理前，将检察机关或公安机关起诉的内容告诉被告，让被告准备并在审理过程中陈述自己的意见和辩护的理由。从1955年底开始，对反革命案件的判决准予上诉。
1955年以后，民事审判的程序制度逐步完善。凡有明确的原、被告和具体的诉讼请求的案件，均立案审理。当事人有诉状的接诉状审理，口诉的由审判员录其口诉代为诉讼。当事人亦可委托他人代理诉讼。未成年人、精神病患者或有生理缺陷的由其近亲属或由法院指定的人代理诉讼。民事案件审理坚持“调查研究，依靠群众，调解为主，就地解决”的方针，把调解作为审理民事案件的必经程序。凡调解达成协议的，制作调解书发给双方当事人。判决的案件一律公开审理(有关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的除外)。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案情复杂的组织成合议庭审理。
建国初，刑事、民事案件上诉期均为20天，后来又改为十天。土改和镇反法庭判决的案件，被告无上诉权。
1957年至1958年， 薛城地区相继开展了“整风”、“反右”、“大跃进”运动，正常的审判程序制度被破坏，提出了所谓“无错案、无冤案、无违法审判、无积案、无漏案”和“大案不过七，一般案件不过三，苦战七昼夜，破案五千件”等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审判、公安、检察人员“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共同进行就地侦察，就地批捕，就地预审，就地起诉，就地审理，就地宣判，就地组织群众对犯罪分子鸣放、辩论和斗争，实行“一长代三长，一员顶三员，一员写三书”的做法。根据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刑事案件除管制案件外，决定权全部由县委控制，党委审批案件成为一种规定程序。
1961年，检查总结了公、检、法三家混合办案、忽视办案程序规定、影响办案质量的做法，某些程序制度有所恢复。
“文化大革命”期间，审判工作由军管会负责。
1973年法院恢复办公后，由于“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不实行公审、陪审和辩护制度。区法院有权判决五年徒刑以下的案件，民事案件除涉外案件外，区人民法院均有判决权。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后，案件的审判严格执行《刑讼法》公开审判、陪审合议、回避、辩护、上诉等审判程序，并将公开审判作为审判程序的重心。除有关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和14岁以上不满16岁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公开审理外，其它犯罪案件一律公开审判。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颁布实施后，民事审判程序制度完全按《民讼法》的规定执行。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条件是，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个人或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有明确的被告、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起诉内容属本院管辖，又属本院受理的范围；不具备以上条件的均不受理。
调解是民事审判程序的重要环节。调解重点在就地进行，也在法院和人民法庭进行。凡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的，制作协议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凡调解不成，应公开审理的则公开审理。
1981年起，民事诉讼实行收费。1985年起，根据案情进行收费，审判经济纠纷案件的程序制度、法律文书，按照民事审判程序制度办理。
人民陪审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优良传统。1955年，薛城县人民法院开展了人民陪审工作，采取固定轮值的办法，先后邀请了82名陪审员参加陪审，对陪审员在陪审期间的误工补贴由法院从业务经费中开支。1957年，临城人民法庭辖区内的陪审员发展到51名。同时，制订了短期轮值制度。1958年大跃进时期，基本上废弛了陪审制度。1961年恢复陪审制度，并且实行了就地审判、就地邀请陪审员的办法。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陪审制度遭到破坏。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陪审制度得到恢复。1983年8月开展“严打”以来，绝大多数的案件审判，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人民陪审员参加陪审已为数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