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刑事案件由县知事或承审员审理。1928年建立桓台县地方法院，由高级法院委派承审
员，配司法、警察数人，1932年并入县政府。1937年刑事案件仍归县长审理，刑庭设县衙后堂，庭置
木棍、皮鞭、手铐、脚镣等刑具。1946年5月，国民党桓台县司法处建立，设主任审判官1人、主任书
记官1人、书记官2人、检验员1人、录事4人、执达员2人、法警1人、庭丁2人，对其统治区行使刑事
审判权。1948年解体。
1940年，桓台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刑事案件由县公安机关审理，对罪大恶极的汉奸、匪特头
子， 经查证捕获， 就地正法。1946年1月，县人民政府设司法科。1950年受理刑事案件325起，审结
202起，审结率为62％。判决人犯231人，其中判处死刑的占2.6％，缓期执行，有期徒刑、监外执行、
拘役共占28％，教育释放、罚款处理者占66％，宣布无罪的占3.4％。同年12月，为适应镇压反革命、
土地改革运动，建立桓台县人民法庭（军事法庭），各区设分庭，由县长、区长分别兼任庭长，审理
反革命案件及其他刑事案件。1952年11月，建立桓台县人民法院，审理一般刑事案件。属反革命案件
由县公安机关审理。自1955年起，各类刑事案件均由县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并实行人民陪审、合议
及开庭公判等制度。 是年， 受理的刑事案件中，反革命案件占42.15％，其他刑事案件占57.85％。
1961年，受理刑事案件60起，审结59起，审结率为98.3％。1965年，受理刑事案件85起，其中反动道
会门案件占45％，破坏军婚占20％，奸污幼女、强奸妇女占14％，其他案件占21％。
“文化大革命”初期，审判机构被改组，审判程序废止，案件审结率下降。1967～1973年（军管
时期），共审结刑事案件280起，判决人犯287人。由审判组承办，军管组定刑。1974年恢复县人民法
院，至1976年共审结各类刑事案件107起，判决人犯88人。
1980年1月，实施《刑法》、《刑事诉讼法》，恢复人民陪审、合议、辩护和公开审理等制度，
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依法有权上诉。是年，全年受理刑事案件22起，审结19起，审结率为86.4％。公
开审判的刑事案件占审结数的90％，其中杀人案件占25％，强奸案件占40％，盗窃案件占15％，其他
案件占20％。1985年，全年受理各类刑事案件33起，审结31起，审结率为93.9％。1987年，全年受理
刑事案件64件，审结61件，结案率为95.31％。被告人不服判决上诉的7件，10人。经淄博市中级人民
法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的6件，9人；改判刑期的1件，1人，准确率为98.4％。是年，召开公判大会9
次，宣判案件29件，占判决人犯的59％。
附案例一：吕锡涵反革命杀人案
被告吕锡涵，男，1911年生，桓台县六区大寨乡大寨村人。该犯于1939年参加伪24旅军医处，次
年在桓城担任与日军联络、办理山东保安24旅投敌事宜。先后任伪24旅营长、中队长及国民党挺进第
35纵队3营营长。1947年随敌逃至南京，1951年被捕。
该犯1944年占据卫固镇时，抓去村干部刘、邢2人用刀刺死。同年12月，又制定剿共计划，一次
率部捕去军属70余人，关押在警察所严刑酷打，强迫自首，以送日军“三角部队”一起杀掉相威逼。
1945年5月，将齐兴泉之父捕去，用棍打死投入井内。把敲诈勒索财物先后买地10余亩，盖砖瓦房一
处。还经常强伐群众茔林卖给日军。
1951年5月12日，桓台县人民政府司法科判决，认定吕犯为反革命首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惩治反革命条例》第7条规定，判处吕犯死刑。报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淄博专员公署核准，于1951年5月
21日将该犯验明正身，执行枪决。
案例二：张建忠抢劫杀人案
被告张建忠，男，1958年生，桓台县索镇公社后毕庄人。该犯于1979年9月20日夜，挖洞进入后
毕大队代销店行窃，被值班代销员张×发觉，该犯为逃罪责，随起杀人灭口之心，乘张不备，用木棍
击中张的头部，张因受伤，在两人搏斗中晕倒，该犯趁机又用棍对张头部、胸部连击后，随用匕首将
张颈部、胸腹部及生殖器部位刺伤17处。被害人因颅、脑、心脏严重损伤，当即死亡。该犯杀人后，
盗去现金37.68元，衣物18件，山东省布票640尺，粮票2 5.3斤及死者手表、票夹等物潜逃。1979年9
月22日查获归案，查明核实上述事实和证据。
县人民法院受理后，由1名助理审判员，2名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于1980年6月15日进行公开
审理，认定张犯为盗窃杀人犯，做出一审判决：判处张犯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该犯不服一审判决，以坦白认罪为由，要求不杀，提起上诉。经山东省惠民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再
审，确认其犯罪事实，并对原审按盗窃杀人定性不当，作出终审判决：变更原判犯罪性质，改判为抢
劫杀人罪。对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则维持原判。于1980年9月29日在桓台影院广场公判，将该犯
验明正身，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