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 在剿匪斗争中,捕获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1951
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后,开展了以清查土匪、特务、
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为重点的镇压反革命运动,1953年基本结
束。除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外,对大部分罪行较轻、认罪态度较好的给
予出路,予以管制和监督劳动。从而安定了社会秩序,保证了抗美援朝、土地改
革的顺利进行。
1955年,社会主义改造逐渐深入,残余的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又有抬头。
8~11月, 全县连续组织了3次搜捕行动,并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在党的政策感
召下, 146名有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认罪服法。遵照中共中央“可
捕可不捕的不捕,可判可不判的不判,可杀可不杀的不杀”的规定,分别作了处
理。 1956年2月,在机关、学校、厂矿企业单位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
通过个人交代,群众揭发,内查外调,清查出一批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
子。根据其罪恶和认罪态度,分别给予定案处理。至1957年10月结束。
1961年11月, 破获了活动在临淄、博山等6县(区)的反革命集团“中国国
民党军政指挥部”,自称“军政指挥部部长兼苏、鲁、豫、皖地下派遣军司令”
的刘子云(又名刘思君) 及其委任的“省保安司令” “参谋长”“警察厅长”
“救济总署主任”“专区办事处主任”“县长”“特派员”等24名“官员”全部
落入法网。 1966年5月,从北高阳大队挖出了以韩登科为首,披着宗教外衣进行
反革命活动的“三帝会”反革命集团。同年,以店子大队徐三增为首的一部分人,
先后在临淄、广饶、益都等3县网罗刑满释放分子,组织“中兴救国革命委员会”
反革命集团,并筹划武装暴动。1970年被公安机关一网打尽,首犯徐三增、崔奉
宗被处决。
第五辑 镇压反革命
1948年3月, 在剿匪斗争中,捕获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1951
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后,开展了以清查土匪、特务、
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为重点的镇压反革命运动,1953年基本结
束。除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外,对大部分罪行较轻、认罪态度较好的给
予出路,予以管制和监督劳动。从而安定了社会秩序,保证了抗美援朝、土地改
革的顺利进行。
1955年,社会主义改造逐渐深入,残余的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又有抬头。
8~11月, 全县连续组织了3次搜捕行动,并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在党的政策感
召下, 146名有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认罪服法。遵照中共中央“可
捕可不捕的不捕,可判可不判的不判,可杀可不杀的不杀”的规定,分别作了处
理。 1956年2月,在机关、学校、厂矿企业单位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
通过个人交代,群众揭发,内查外调,清查出一批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
子。根据其罪恶和认罪态度,分别给予定案处理。至1957年10月结束。
1961年11月, 破获了活动在临淄、博山等6县(区)的反革命集团“中国国
民党军政指挥部”,自称“军政指挥部部长兼苏、鲁、豫、皖地下派遣军司令”
的刘子云(又名刘思君) 及其委任的“省保安司令” “参谋长”“警察厅长”
“救济总署主任”“专区办事处主任”“县长”“特派员”等24名“官员”全部
落入法网。 1966年5月,从北高阳大队挖出了以韩登科为首,披着宗教外衣进行
反革命活动的“三帝会”反革命集团。同年,以店子大队徐三增为首的一部分人,
先后在临淄、广饶、益都等3县网罗刑满释放分子,组织“中兴救国革命委员会”
反革命集团,并筹划武装暴动。1970年被公安机关一网打尽,首犯徐三增、崔奉
宗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