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教育经费｜辛店街道志｜临淄区情资料库

清末，书院、儒学和学堂的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学田租金、官款补充、地方捐款和学生缴纳。私塾学校靠学生缴纳。民国时期，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地丁、附捐、学田租金和基金利息。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的学校经费实行公办民助，教师的生活费和补贴由抗日民主政府支付。其他费用由乡、村自筹。新中国成立后，1949～1951年国拨教育粮，从1952年起拨款。1954年起，根据政务院指示，实行国家拨款和地方筹措两条腿走路的办法。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逐年增加对教育事业的投入。1958年后，民办教师数量猛增，辛店辖区的民办教师自1954年至1986年数量一直多于公办教师。辛店公社农中的教师基本上全为民办。1975年全公社教师总数为198人，其中民办教师136人，占教师总数的68.5%，农中和小学的民办教师的工资，由公社和生产大队负担，国家只发给少量补助费（开始每月补助3元）。自1985年，基础教育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新时期中国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财、税、费、产、社、基”六条渠道，即以财政拨款为主，辅之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对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收取学费和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收取杂费，发展校办产业和勤工俭学，支持集资办学和捐资助学，建立教育基金的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新思路。国拨教育经费即财政拨款。 20世纪中期按每班每月3元的办公费拨给学校，作为公用经费，国家负担公办教师工资。后国家规定区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的增长应高于经常性收入的增长。自1988年起，财政拨付的教育事业费以平均每年 18.7%的速度递增。（后附“辛店1956～2004年国拨教育经费情况统计表”）辛店公社1971年国拨为3.29万元，2004年增长至692万元。2004年是1971年的210倍。征收教育费附加从1986年起，先后开征农村教育费附加和城市教育费附加。城市教育费附加按“三税”的2%～3%，由税务部门征收；农村教育费附加乡镇按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征收，1990年以前基本是由乡镇政府定指标，由教育部门自己到单位收取，其征收数额得不到落实。为保证农村教育费附加的足额征收，区政府每年下发关于征管工作文件，向乡镇下达当年征收任务，实行乡征乡管，每年进行一次检查并设立教育费附加执法员，保证了教育费附加的按时足额征收，专款专用，成为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辛店镇（街道）自1991年正式由镇财政拨入中心校，当年拨入17.23万元，1998年为最高年份，拨给镇教委的数额为 67.19万元，至2002年已不再收取教育费附加，1990～2001年共拨给镇教委教育费附加492.87万元。为保证渠道畅通，区政府成立了区教育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对征收的教育费全部按时上缴区财政，单设帐户，由区教育发展基金办公室统一管理使用，全部用于发展教育事业。学杂费从1953年开始，向学生收取一定数额的学杂费，各校留10%自用，其余上交区（县）教育局统一管理使用。“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收取。文化大革命后各校收取学杂费全部留校自用。1981年，山东省统一规定每学期每生按城市、县城、乡村之不同，高中分别缴3元、2.5元、2元，初中分别缴2.5元、2元、 1.5 元，小学分别缴2元、1.5元、1元。1986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规定，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不收取学费，只收少量杂费。勤工俭学与校办产业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注重学校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如：学生收拣废品，夏季拾麦子，秋季拔草，校外打工，种植养殖等，以增加学校收入，减轻学生经济负担。在70年代，农村学生的勤工俭学收入解决了学生的学杂费和书费，学生上学不花钱。勤工俭学收入成为学校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各校办起了“小工厂”“小农场”，校校有生产园地和劳技教育基地。区政府制定了发展校办产业和勤工俭学的优惠政策，鼓励其发展， 1992年发展到高潮。辛店中心校利用政府对教育的优惠政策，与企业联办了临淄塑化厂、临淄特种润滑油门市部、辛店化工贸易公司、宏盛机械密封件厂、辛西塑料厂、临淄塑编厂、宏盛实业公司等。辛店中心小学在校内办了针织厂、肉联厂及校外沿街商品房出租，安乐店小学办了辛东润滑油供应站，王朱小学、仉行小学都办了商品门市部。增加了经济收入，改善了办学条件，对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社会集资、捐款在义务教育实施之前，农村村镇每年从公益金中提取部分资金，主要用于民办教师工资和校舍修建。1980～1985年靠社会集资改变了学校的 “黑屋子” “土台子” ，更换为符合标准的课桌凳，实现了校校无危房。 1980年实施义务教育以来，辛店街道（镇）社会集资、捐款累计达586.39万元。乡镇政府组织的大型捐款活动，辛店（含大武）共组织6次，其中有3次在大武中学和辛店中心小学分别立了集资、捐款“功在千秋”“万古流芳”纪念碑，记载了集资、捐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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