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 丘 考
张达民
《史记》记载，周武王封齐太公吕尚于营丘，传五世，齐胡公徙都薄姑，其
弟献公又徙都临淄。薄姑城址在今博兴境，临淄城址在今临淄区齐都镇，此二处，
史无异辞。而营丘在哪里?向有两说，迄今尚无定论。解决这一问题，对研究商、
周时期山东地区的历史政治地理很有意义。
传统正说是营丘在临淄。历代地理名家名著如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
及其注释者(臣)瓒和颜师古，还有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唐李吉甫的《元和
郡县志》、李泰的《括地志》、张守义的《史记正义》、宋郑樵的《通志》、元
于钦的《齐乘》、清叶圭绶的《续山东考古录》和明、清两代的《山东通志》、
《青州府志》以及当代史学家郭沫若无一不持此说。
另一说是营丘在昌乐。首倡者是《汉书》的另一注释者东汉应劭。持同说的
有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全祖望的《全校水经注》、赵一清的《水经
注释》以及当代史学家范文澜等。
本文试图综合两说的主要论据及争论的焦点作些探讨、甄辨，以就教于专家
及广大读者。
一、关于“临淄名营丘”
《汉书·地理志》说：“临淄名营丘。故《齐诗》曰：‘子之营兮，遭我乎
(ｎáｏ)之间兮。’”①唐颜师古解释说：“言往适营丘，而相逢于山也。”
《齐诗》中“”是山名，在临淄旧城南，今青州市境内。“营”，或说是山，
或说是丘，营丘因而得名。以山为基准，“营丘纵与临淄为两地，约亦不甚相
远。”(《续山东考古录》语)
说营丘是因山得名的如1979年版《辞海》；“营丘，古邑名，在今山东淄博
市临淄北，以营丘山得名，周武王封吕尚于此，后改名临淄。”
说营丘是因丘得名的如郦著《水经注》：“《尔雅·释丘》：‘水出其左曰
营丘。’……今临淄城中有丘，在小城内，……淄水出其前，经其左，故有营丘
之名，与《尔雅》相符。”《晋书·载记》说：“(慕容)德入②齐城，登营丘。”
晋代的齐城即临淄，可证临淄城确有丘名营丘。晋代郭璞的《尔雅注》和唐代李
吉甫、李泰、张守义等都从此说。
反对临淄名营丘的论据大致有三。一是认为临淄不能一地两名。应劭在《汉
书·地理志》临淄条下注释说：“齐献公自营丘徙此。”既称“徙”，那临淄与
营丘自非一地。但，很明显这是应劭搞错了。齐献公是自薄姑徙临淄，而应劭误
为自营丘徙临淄，自然就出了问题。咸丰《青州府志》对此有一段确论：“盖齐
历代都营丘，及周烹哀公，胡公因乱徙薄姑，才一世耳，其公族必多在营丘，故
献公得率营丘人袭杀胡公而自立，还都故地，如晋武之灭翼而都曲沃也。然献公
实自薄姑而徙临淄，不得云自营丘徙临淄，应说甚疏。”
至于献公迁回故都，为什么不说迁营丘而说迁临淄呢? 很多书上都说是献公
改营丘为临淄(如《辞海》)，地名更改，史不乏例，是讲得通的。
郭璞在《尔雅》的注释中说：“齐之营丘，淄水经其南及东，是也。其外郭
即齐献公所徙临淄城，世亦谓之虏城，齐王伐燕，虏其民，实郭中，因名也。”
唐代孔颖达也说：“营丘临淄水上，故曰临淄。献公之徙，犹晋氏之深翼居绛，
其实一城也。”这就是说临淄与营丘是一地，因所指范围大小不同而异名，这种
说法，也讲得通。总之，一地两名不能成为反对临淄名营丘的理由。
反对临淄名营丘的第二种论据是淄水没有萦绕临淄城东南两面，不符合《尔雅》
关于营丘的定义。赵一清说：“临淄城中虽然有丘，称葵丘。 (笔者按：葵丘在
临淄城西，不在城中，赵说误。) 淄水经南而北，非萦绕之意。”其实，启蒙本
《尔雅·释丘》的原文是：“水出其前，丘；水出其后，沮丘；水出其右，
丘；水出其左，营丘。”这里把前、后、右、左并列，并无“前左”及“萦绕”
之文。淄水在临淄城东“经南而北”，就完全符合《尔雅》的原则。至于《水经
注》引《尔雅》文说：“水出前左为营丘，”可能是引错，也可能另据他本，不
过郭璞说：“齐之营丘，淄水经其南及东。”郦道元也说：“淄水出其 (按：指
临淄)前左，故有营丘之名，与《尔雅》相符。”《齐乘》也说：“淄水萦其(临
淄)东南。”这些话言必有因，淄水的古河道可能就是萦绕古临淄城的东南两面。
郭璞是晋代人，郦道元是南北朝人，去古较近；郦道元又跟随父亲青州刺史郦范
生长在青州，距临淄、昌乐很近，他为了写《水经注》，到处“访渎搜渠”，他
的记载是信而有征的。《齐乘》的作者于钦是益都人，又在益都做过官。写《齐
乘》时“周览原隰，询诸乡老”。梁启超称道《齐乘》说：“援据经史，考证见
闻，较他志之但据舆图凭空言论断者为胜。”章学诚说：“地近则易核，时近则
迹真。”郦、于具有时、地俱近的条件，这恰是批驳郦、于之说的全祖望、赵一
清的短处。全、赵是清代浙江人，时地俱远，无第一手资料，不能不“据舆图凭
空言论断”，其准确程度当远逊于郦、于。
第三种可以顾祖禹为代表，他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班志云：‘临淄名营
丘’，此犹晋迁于新田而仍谓之绛，楚迁于而仍谓之郢，盖因临淄城中有小丘，
而系以旧名，非古营丘也。”他既承认临淄名营丘，但又否认临淄是齐的初都，
但凭臆断，并无实据，可不予理会。当然，他还另有理由，如赞同应劭关于“陵
亦丘也”之说，认定汉营陵即齐都营丘，下文将逐一论及。
二、关于营陵即营丘
昌乐城东南五十里有一废城，春秋时名缘陵，汉名营陵。有人说这里就是齐
都营丘故址。
缘陵，始见于《左传·僖公十四年》：“诸侯城缘陵而迁杞焉。”晋杜预注
释说：“杞邑，辟淮夷，迁都于缘陵。”这明白地记载着缘陵城建于鲁僖公十四
年(公元前646年)成为杞国的都城。周初尚无此城，何以是齐的初都?
如说缘陵即齐都营丘，有若干历史问题不好解释。齐在营丘经营了五世，沦
入他国，丧都之辱，能不耿耿于怀? 《春秋》三传、《齐语》、《齐策》、《管
子》、《晏子》诸书都无一语道及丧都之事，此一不可解。及至春秋，齐成为五
霸之首，东灭莱、纪，西亡谭、遂，偏偏没有灭亡并不强大的杞国，以收复故都。
(据《史记》，杞国是在公元前445年，楚国灭亡的)此二不可解。“诸侯城缘陵”
的鲁僖公十四年，正是齐桓公在位期间，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势力空前强大，
为什么肯把先公的故都让别国去筑城、 建都? 嘉靖《青州府志》 对此议论说：
“顾帷形制中多袭舛，甚者谓营丘遗址为春秋缘陵。夫虞灭下阳，郑弃虎牢，国
虽未拔，具有亡征。桓公身主夏盟，称雄王伯，必不忍挈其故都，畀资邻敌，任
诸侯之城而莫省也。”咸丰《青州府志》也说：“若缘陵即营丘，岂有桓公为君，
管仲为相，先公之故都，宗庙之所在，而以与人者? ”此三不可解。何况，“诸
侯城缘陵”，齐国也参加了。《齐乘》卷四在废昌东城下说：“潍州西五十里古
缘陵春秋淮夷病杞，诸侯城缘陵而迁杞。齐侯与之车百乘，甲一千。”杞既不是
齐的附庸，又非同姓或亲戚之邦，杞要在齐的初都筑城，齐不仅允许而且慷慨相
助，此四不可解。据此，缘陵并非齐都营丘为是。到了汉代，在缘陵城设县，名
营陵。应劭在《汉书·地理志》营陵条下注释说：“师尚父封于营丘，陵亦丘也。”
这就是齐都营丘在昌乐一说的起源。其根据就是陵与丘同义，别无他说。对此，
叶圭绶在《续山东考古录》中批驳说：“丘、陵字义虽同，然以名地，则不容相
混。(平陵不可名平丘，中丘不可名中陵。)”理至浅明，不容置辩。
营陵县至北齐时省去。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 又在此设县，改名营丘。
至唐武德八年(公元625年) 废。在这短短的二十几年中，地名与周初齐都相同。
但这也不能做为即齐都的佐证。古今两地同名，屡见不鲜。如苏轼泛舟的赤壁，
并非曹、孙鏖兵的赤壁；红军长征横渡的乌江，并非西楚霸王自刎的乌江；今日
安徽的亳县，并非商都之亳。我们不能因地名偶同，而误二为一。
因此，如再无他据，仅凭陵、丘同义或周、隋同名，不能肯定齐都营丘在昌
乐。
三、关于“营丘边莱”
《史记·太公世家》载，太公初到齐，“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
后汉服虔和晋代杜预都说，莱国在东莱黄县。有人就据此推论：昌乐较临淄“去
莱差近”，所以古营丘在昌乐。
“营丘边莱”是对的，错是错在“莱在黄县”这个前提判断上。《竹书纪年》
说：“继命姜太公吕望东征……逐莱人，地入于齐。”《管子·轻重》戊篇也说：
“齐，莱夷之国也。”当代考古学者王献唐在《山东古国考》一书中说：“太公
封的营丘，本来就是莱国的地方，周家把它给了太公，所以莱侯与太公争国。”
这些说法是一致的：初建的齐国，原为莱地的一部分。齐并未建在胶东，何必到
黄县去找莱国呢?
古青州莱夷杂处。《尚书·禹贡》说：“海岱惟青州，夷既略，潍淄其道，
莱夷作牧。”③这就是说莱夷本来就生活在古青州的潍河与淄河流域。《春秋》
三传中提到棠和维都是莱邑，棠在今平度，维在今高密，都可算潍河流域。《水
经注》说：“淄水经莱芜谷。旧说齐灵公灭莱，莱民流播此谷。”《续山东考古
录》说：“此地(按：指莱芜谷)本有莱民，非由流播。”据王献唐考证，莱芜就
是因莱族与牟族杂居而得名。莱芜谷与汉、晋的莱芜县都在今博山，正是淄河流
域。据此可以肯定，莱国本不在胶东而在潍淄流域。昌乐、临淄都在潍、淄流域
内，但昌乐在潍、淄两河间，当是处于莱国的腹地，说它“去莱差近”并不确切；
临淄在淄河西畔，地处莱国西陲，却符合“边莱”这个条件。因而把古营丘假定
在临淄，并无不合事理之处。
说昌乐是莱国的腹地，还可找到文证。《左传·襄公二年》：“齐侯使诸姜
宗妇来送葬， 召莱子， 不会，故晏弱城东阳以逼之。”又《左传襄公六年》：
“晏弱城东阳而遂围莱。甲寅，湮之，环城傅于堞。……丁未，入莱。莱共公浮
柔奔棠。……四月，陈无宇献莱宗器于襄宫。晏弱围棠，十一月丙辰而灭之，迁
莱于。”从齐灭莱的这段记载中，可以求得莱都所在。《左传》所说的“逼”
和“围”的对象，很明显并不是泛指莱国，而是莱都，故又说“湮之，环城傅于
堞。”齐将晏弱以临淄出兵去攻打莱都，在东阳筑前进阵地。东阳在临朐城东十
里，莱都当在临朐境东不远，恰恰是今昌乐县境。这就是说，昌乐不是齐的初都
所在，而是齐的敌国莱的都城所在，在齐国空前强大的桓公、灵公时期尚且如此，
而在艰难缔造的太公或丁公时期，更不会深入莱国的腹地昌乐去建都了。
莱灭亡之后，从留下的影子中仍可看出它原在潍淄流域而不在胶东。《左传》
载，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 ，鲁定公与齐景公在夹谷相会，齐侯使莱民扮成
歌舞队携带武器去威胁鲁，幸亏孔子“救了驾”，并发了一通“裔不谋夏，夷不
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的议论。据顾炎武考证，会议地点是在齐鲁边境的
莱芜谷，正是莱民聚居的淄河上游。这批莱民就是就近调用的，不可能是从黄县
调来。《左传》又载，鲁哀公五年(公元前490年) ，齐景公有病，立少子荼为太
子，置群公子于莱。景公卒，太子荼立，未葬而群公子畏诛皆出亡。莱人歌之曰：
“景公死乎不与理，三军之事乎不与谋，师乎师乎!何党之乎?”必须说明，齐景
公时晏子记述齐国疆界是“聊摄以东，姑尤以西。”《齐乘》说，姑即大沽河，
尤即小沽河，在今平度县。所以《续山东考古录》说：“黄县在姑尤之外，非莱
国明矣。”光绪《登州府志》说：“盖太公时之莱，久已亡矣，地属于齐，以之
封支庶，在青、莱之间，自非黄也。”因此，齐景公安置群公子的这个莱邑，在
姑尤以西，青(州府)莱(州府)之间，原是莱的都城；齐灭莱后，地名未改，遗民
尚存，为齐邑之一。上述二例，说明莱亡后莱民尚散居姑尤以西，直至莱芜谷，
可想见在商末周初，齐、鲁未入山东，莱是东夷大国，自不会局促于胶东一隅。
另外，1951年4月，黄县出土了大批有(ｑǐ) 字族徽的铜器。据此，李白
凤在《东夷杂考》一书中认定黄县是商代至周初国的都城。王献唐则在《黄县
器》一文中认为黄县是“从西周累叶相承，通过春秋仍是国的统治者，不致
更动”。无论从哪一说，都排斥了黄县在西周初是莱都的说法。
那么，为什么古书说莱在胶东黄县泥? 这是因为齐灭莱后，把莱共公和部分
莱民迁到了(ｎí)，这个在今黄县。《黄县县志》说，距城十里，其址尚存。
《续山东考古录》说：“莱本在西，齐迁于，遂名东莱。与牟本在今莱芜，齐
迁之于今福山宁海，遂名东牟，正出一例。”这里相当正确的。所以黄县一带的
莱，并不是从西周就都于此的莱，而鲁襄公六年后迁的莱。说周初“营丘边莱”
的莱在黄县是阴差阳错，以这个错误前提，进行逻辑推理，得出营丘在昌乐的结
论，必然也是错误的。
四、关于太公墓
《潍坊市志通讯》1984年第一期刊载的赵守诚同志的一篇文章中说，清代昌
乐文人阎循观在《西涧草堂集》中记载，清雍正十一年水灾，木梁台崩，得古碣
记有“齐姜太公之墓”。木梁台即在昌乐东南缘陵废城，这似乎是个硬证，其实，
正如大青山南麓有十几个昭君墓一样，昌乐的太公墓纯系对家乡偏爱者的附会。
须知，早于清代，就有若干地理名著记载过太公墓。《后汉书·郡国志》在
临淄条下引《皇览》说：“吕尚冢在县南。去县十余里，在齐桓公冢南”《太平
寰宇记》在益都条下引《述征记》说：“太公冢在尧山西。”《齐记补遗》和清
《山东通志》也在临淄古迹项下说：“太公墓在县南十里。太公葬于周，齐人思
其德，葬衣冠于此。”
临淄、益都、昌乐都有太公墓，到底哪个是真的? 应该说都不可信。《礼记
·檀弓》说：“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东汉郑玄也说：“太公
受封，留为太师，死葬于周。”这就是说太公的墓葬本不在山东。另外《礼记》
还说：“古也(按：指春秋以前)墓而不坟。”这就是说，即使太公葬于山东，也
没有象木梁台那样高大的封土。正因为如此，《齐记补遗》才说临淄的太公墓是
衣冠冢。《齐乘·考证》，益都的太公墓是田和墓，因为田和也称齐太公。临淄、
益都的太公墓都不是吕尚的真墓，昌乐的太公墓同样可断为讹传。
五、关于齐国版图的发展史
要考查营丘故址，还不能不考查齐建国时山东的政治形势，不能不考查当时
山东的一些国家如薄姑、莱、纪等国存在的时间与空间，不能不考查齐国版图发
展的历史。
近年史学家认为，西周势力初入山东，并不是所向披靡，而是受到盘据在这
里的东夷各国的抵抗。西周对它们也无力一并剪灭，只能区别对待。对抵抗坚决
的如薄姑，就集中力量打败它，灭国，毁社，迁君，徙民，让齐国占有它的故地；
对奄国是迁君于薄姑，而没有毁社，只分散其遗民让鲁国管辖；对表示投降的如
纪国，就重新封它在原地统治；对一时吃不了又不服“王化”的如莱国，也只好
让它暂时仍旧，它们还不时对西周势力进行反扑。《史记》记载，太公东就国，
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以后又争到七次，就是明证。《费誓》也记述伯禽封到
鲁国，被淮夷、徐夷围困，后来成王派三军援助，才解了围。在这种形势下，齐
国不可能一下子就占有大片土地。孟子说：“太公之封齐也，亦为方百里。”齐
是侯国，方百里符合周爵的规定。
齐初建国在哪里? 《左传》《史记》和《汉书》都有明确记载。《左传·昭
公二十年》晏子在叙述齐地沿革时说：“昔爽鸠氏居此地，季(ｃé)氏因之，
有逄伯陵因之， 薄姑氏因之， 而后太公因之。”晏子时，齐都实居临淄，文中
“此地”当指临淄。“太公因之”，就是说太公在薄姑氏故地建国。 (《史记》
有与《左传》同样的记载。) 《汉书·地理志》说：“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
王灭之，以封师尚父。”薄姑在今博兴，地与临淄毗连。齐的初都营丘就在这临
淄、博兴一带。齐胡公自营丘迁薄姑，齐献公又自薄姑迁临淄，都在这方百里之
内，完全合乎事理。
再者，齐的东邻是纪国。《史记》载：“(齐)哀公时纪侯谮之于周，周烹哀
公。”可见，早在周夷王时，齐与纪就是有利害冲突的邻国。杜预、郦道元、乐
史等都说纪国的都城是在今寿光城南二十里纪台。更有出土文物可证，纪侯钟出
土于纪台下，纪侯也出土于寿光境。王献唐考证，纪侯钟最晚是春秋初年器，
纪侯可能到西周中后期。1983年在寿光旧益都侯城出土了六十四件铜器，内十
九件有己(按：即纪的初文)字铭文。识者认为有己无侯，当属封爵前的纪国之器，
时代还要向上推。王献唐在《山东古国考》中曾说：“由纪可以证，由国本
土之早，也可证纪国本土之早，他们都不是周代的封国，而是从商代沿下来的。”
上述文征物证完全可以否定纪是春秋时期自江苏赣榆迁来的说法。进入春秋时期，
史乘有了比较详细的记载，可知纪国拥有(ｐǐｎｇ，在今临朐) ，(ｗù，
在今安丘) 、(ｚī，在今昌邑)、(ｘì，在今临淄东境)等邑。这些地方横
在今昌乐与博兴之间，使齐不得兼有缘陵与薄姑两地。正如《续山东考古录》所
说：“春秋之初，齐之东境不逾百里。知者其正东十里许，纪邑也；其东稍南
数十里，纪都城也；其东南数十里或百许里，纪之、等邑也。是纪国环列齐
之东境，而今历历可指，汉营陵在诸邑之东又百许里，春秋初齐未灭纪，谓周初
越界而有其以东之地，似无此理。”至于纪国之亡，史有明文。《春秋》及三传
记载：鲁庄公元年(公元前693年) ，“齐师迁纪、、”；三年，“纪季以
入齐”；四年，“纪侯大去其国”。纪被齐灭亡。
既如上述，纪国的历史，远起商代，以迄春秋；纪国的疆域，南自临朐，北
抵寿光。证知，终西周之世，齐只能局促于临淄、博兴一带。齐都营丘也只能在
这范围之内。
齐国大量开拓疆土始自周室衰微、诸侯兼并的春秋时期。鲁庄公四年 (公元
前690年)，齐灭纪，版图才向东有了扩展。《管子·小匡》篇在记述齐桓公早期
疆域时说：“地南至岱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海，东至于纪随，地方三百六十里。”
东界仅至今寿光纪台一带，尚未进入今昌乐境。又过了一百二十多年，齐灵公十
五年(公元前567年)，齐灭莱后，齐疆域再次向东扩展。晏子在鲁昭公二十年(公
元前522年)，说齐国疆界是“聊摄以东，姑尤以西。”东界到达今平度县。虽东
逾昌乐，但还没有占有昌乐东南五十里的缘陵城。因为它一直先后为州、杞、楚
所占据，古籍未载曾入齐国版图。
有人喜欢把齐初建国说成就拥有广大领土，其根据之一是《左传》载，管仲
对楚子说：“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
根据之二是《战国策》记载，苏秦说齐的疆界是“南有泰山，东有琅，西有清
河，北有渤海，所谓四塞之国，地方二千里。”这两段话，前者出于春秋时期，
后者出于战国时期，而且都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夸大了的话， (第一段又似乎
是指的周王授予齐侯“实专征伐”的界限) 都不能看做齐初立国时真实疆界的凭
证。
持营丘在昌乐之说者，把营丘假定在昌乐东南五十里的缘陵，再兼有薄姑的
故地博兴，那么齐一建国就至少拥有东西三百余里的广大土地，这与上述一系列
历史事实牾不合。因而是不可信的。
综上所述，笔者赞同齐都营丘在临淄。确否?敬希指教。
注：①颜师古说：“《毛诗》作‘还’，《齐诗》作‘营’。
②《晋书》作“如”。
③“莱夷作牧”四字本错在“铅松怪石”句下，今据牟庭《同文尚书义说》
校正。
(作者张达民，青州市史志办公室。本文原载《管子学刊》1987年创刊号)
齐都营丘续考
王恩田
营丘是西周齐太公师尚父始建国时的齐国都城。其地理位置自汉代以来即有
临淄、昌乐二说之争。各有从者，迄无定论。笔者曾撰文讨论，认为临淄说是正
确的。并进一步提出其具体位置很可能是在临淄故城大城内东北角的韩信岭一带
①。近年发表的《营丘初探》 (省称《初探》) ②和《齐都古营丘试探》 (省称
《齐都》)③对拙说提出商榷。《初探》提出古营丘应在益都藏台新说。《齐都》
则仍赞同昌乐说。此外还看到古营丘在寿光窝宋台的一家新说④。都从不同角度
对古营丘的地理位置进行了考证。推动了齐国史的研究。拜读后很受启发，但仍
感到有不少可商之处。特草此文，一来就有关对拙说的批评略作申述；二是对上
述诸说试作肤浅分析；三则对临淄说再补充一点文献和考古材料。以就教于同行。
一
《初探》对拙说提出三点批评意见：“第一，《水经注·淄水》引《尔雅》曰：
‘水出其前，左为营丘’。而韩信岭右(西)边无古河道，东面才有淄水流过；第
二，韩信岭地势虽较高，但系平原，无丘无陵；第三，虽有西周早期文物在此一
带出土，但仅以此来确定此即古营丘还是不行的。”就此申述如下。
第一，《水经注》引文系出自《尔雅》的《释丘》篇，今本原文是“水出其
左营丘”。其，代词。意为彼，指丘而言。意思是说水在丘的左边时叫作“营丘”。
《水经注》引文“其”字后面多一“前”字，意思是说水既在丘的前面、又在丘
的左面者叫“营丘” 。 “前”与“左”并列，标点时两者间应加顿号。王国维
《水经注校》标点本⑤在两者间加了逗号，语意难通，是错误的。《初探》可能
是根据了这种错误的标点本把营丘解释成水应在丘的右(西)边，这样就把方向完
全搞拧了。《史记·周本纪》集解：“《尔雅》曰：‘水出其前而左曰营丘’，
郭璞曰：‘今齐之营丘，淄水过其南及东’”(《礼记·檀弓》正义所引《尔雅》
与此同) 前与左之间以连词“而”相连接，表示并列关系，“而”意为与或及。
“左”绝不可连下读，可证《初探》之误。
第二，据笔者在临淄的实地调查，当地群众讲，韩信岭解放前地势比现在要
高得多。从岭这边看不到岭那边的村子。只是由于前些年大规模平整土地、兴修
农田水利的工程以后，才成了现在的地形。此外，“韩信岭”这一地名本身说明
此地原来就是一座土山。《广雅·释丘》：“岭，阪也”。《说文》：“阪，…
…一曰山脊也”。《诗·东门之》疏：“阪，是高阜”。《汉书·严助传》注：
“领，山领也”。《兰亭集序》：“此地有崇山峻岭”，以山与岭并列等可证。
《初探》以现在所见地形证明韩信岭“系平原，无丘无陵”，其说非是。
第三，《初探》指出仅以韩信出土西周早期遗物来确定古营丘的位置是不行
的，这是非常正确的，也是笔者所完全赞同的。但实际上拙稿的论点是建立在文
献记载、地形地貌、考古发现三者结合的基础之上的，并非仅靠出土西周遗物的
单打一。有拙稿在，读者可参看。
二
益都臧台和寿光窝宋台两种新说都是建立在“新的考古发现”基础之上的。
臧台说的提是由于在益都城北24公里处发现了以臧台、台后为中心的大型遗址群。
窝宋台说则以寿光窝宋台周代遗址群和益都苏埠屯等两项考古发现作为立论的依
据。结论虽有不同，但却存在某些共同的可商之处。
1、 诚如《初探》所说古地考证不能仅据考古发现的遗迹和遗物，还必须结
合文献记载、古文字和其他材料进行综合考察，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而上述两
种新说都没能例举出任何一条可以证成其说的文献记载或其他材料。随着考古普
查工作不断深入，还会有更多新的周代遗址群被发现。如果不结合文献记载和其
他材料，每发现一处就指为古营丘，那将会不胜其扰。
2、 《国语·齐语》：齐桓公“正其封疆地南至于阴，西至于济，北至于
河，东至于纪。”韦昭注：“纪，故纪侯之国。，纪季之邑”。纪都在今寿
光南纪台故城附近(说详下)。，即战国田单封邑安平城，地在今临淄城东15里。
在鲁庄公四年纪“大去其国”以前的“纪”，以及位于临朐的邑、安丘的
邑、昌邑的邑等均属纪国版图，都是见于记载灼然可考的。臧台西距邑25里，
东南距纪台故城35里。窝宋台南距纪台故城15里。这样两个夹在纪、之间的臧
台和位在纪都近郊之内的窝宋台，怎么可能成为齐都营丘呢?
3、台和丘性质有别。人工修筑者为台，自然生成者为丘。《说文》：“台，
观四方而高者，……与室屋同意”。又说：“丘，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窝
宋台遗址群调查时没有发现过大型建筑台基，究竟有没有还不敢说。而臧台和台
后是有大型夯土建筑台基的。把它说成是“非人所为”的“营丘”，并以大型夯
土建筑台基的存在作为论证古营丘的前提条件是不妥当的。
4、 营丘是齐国西周早期的都城。古营丘的确定除文献记载之外，还要求年
代与之相应的遗迹遗物作为依据。而上述两种新说在确定遗迹遗物的年代方面还
存在一些问题。臧台说确定臧台年代的唯一依据是素面半瓦当。如所周知，只有
筒瓦才使用瓦当。考古发现表明筒瓦和半瓦当的出现最早不超过西周晚期。陕西
出土的西周晚期的筒瓦和半瓦当饰有独特的与铜器相近的云雷纹或重环纹。这与
山东境内出土的素面半瓦当及细绳纹筒瓦大异其趣。 曲阜鲁故城H20出土的年代
最早的筒瓦，与细柄实棱豆和斜壁浅盘豆共存，其年代不早于春秋早期。唯一的
一件素面半瓦当，出土于东汉地层内，发掘报告订为战国遗物⑥。目前尚无任何
证据可以证明素面半瓦当的年代能够提前到西周早期。
窝宋台遗址群是1965年笔者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在临淄考古实习的几位同学
对淄、两河流域联合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的。曾清理过一个西周中期的灰坑。
还征集到铜爵等西周早期遗物，没有发现过任何可以确定为属于商代的遗物。但
窝宋台新说为了证明窝宋台一带是蒲姑国的都城并把益都苏埠屯商代墓地说成是
蒲姑国国君的陵寝，于是把窝宋台遗址群的年代提前至商代，同时又把苏埠屯商
墓年代拖后至西周，说两者具有“共同的年代”，这是不妥当的。笔者曾两度主
持苏埠屯商代墓地的发掘。一号大墓年代属殷墟文化三期⑦。二号大墓稍晚，但
不晚于殷墟文化四期。没有发现过任何西周遗物。解放前这里发现的几批铜器也
都是商代的⑧。“共同年代”之说不可信。蒲姑都城一般都认为地在今博兴东南
15里的柳桥一带，近年来北距窝宋台35里的寿光“益都侯城”故址出土了大批己
(纪)族铜器⑨，年代与苏埠屯一号大墓相近，证明寿光窝宋台附近商代时即有纪
国(族) 存在。把这里说成是蒲姑国都毫无根据。益都苏埠屯南距博兴柳桥150余
里，与蒲姑风马牛不相及。苏埠屯出土商代铜器铭文最多的是“亚丑”，郭沫若
释丑为“召”、唐兰释“酗”，此字的形、音、义与蒲姑氏均毫不相干。只是由
于苏埠屯商代大墓规模大、殉人多而被猜想为蒲姑国君的陵寝10，博兴柳桥
没有进行过认真地考古调查，更没有经过科学地考古发掘，怎知将来不会在这一
带发现与苏埠屯商墓相当甚至规模更大、殉人更多的商代大墓?
《青州府志》和《益都县志》中有关于臧文仲重修臧台的记载。按臧文仲曾
因鲁国遭灾，而“告籴于齐”，事见《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不曾在齐定居，
重修臧台说非是。《齐乘》(卷五)臧台条说：“旧有宋碑云是臧武仲之墓”。按
臧武仲从“致防而奔齐”(《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至臧武仲在齐闻鲁季平子
伐莒取，用人于亳社(《左传·昭公十年》)，臧武仲在齐定居至少在18年以上。
如果臧台确系建筑台基，则结合文献记载，此地很可能是臧武仲在齐时的居住遗
址。臧台如果是齐太公始封之地的营丘，则必定建有太公宗庙，即所谓“宗邑”
之地，是不能够随便赠送或交换的(说详下)。由此也可知臧台绝非营丘。
关于窝宋台遗址群，笔者曾提出应即纪国都城所在。《括地志》认为纪都即
西汉川国所都之剧邑，即今之纪台故城。《方舆纪要》引刘说则认为纪都应
在剧县之西。两者并非一地。考古调查表明，纪台故城地面暴露遗物多属战国、
西汉而不见西周遗物。而窝宋台遗址群则多为西周、春秋遗物而少见战国、两汉
遗物。故而提出窝宋台一带实为周代纪国都城而纪台故城实为战国时之剧邑，两
汉之剧县。刘关于纪都与剧县并非一地的意见是正确的，只是纪都应在剧县之
北而不在其西11。
营丘在昌乐营陵说始自东汉应劭。《汉书·地理志》“齐郡·临淄”条注引
其说曰：“齐献公自营丘徙此”，“北海郡·营陵”条注又引其说曰：“师尚父
封于营丘，陵亦丘也”。
按《史记·齐世家》曰献公自薄姑徙临淄，应劭把薄姑误作营丘。孔颖达已
指出其谬。应氏营陵即营丘之说，除“陵亦丘也”四字之外，更无他证。陵固然
可以训为丘，但作为地名陵与丘却不能通借。营陵春秋时又名缘陵。营、缘音近
相通。但缘陵从不称作“缘丘”。汉代也只称营陵，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营陵可以
称作营丘。古代地多重名，漫说陵与丘仅是意义相通，即使与营丘地名完全相同
者，也不一定就是齐都营丘。如位在今辽宁境的古柳城县即有营丘城12。显
然那不可能是齐都营丘。应劭之说不过是文学游戏而已，不足信据。
(清)阎愉《营丘辨》尊奉应氏之说，但未能例举其他证据以证成其说。只是
抓住郦道元“营陵城南无水” 的错误论证大作文章。 以证明营陵的地理环境与
《尔雅》所说的营丘相符13。其实，《尔雅·释丘》“水出其前左曰营丘”
一语，系释师尚父都城营丘的得名来历，不能以此到处套用，把凡是符合上述条
件 的西周遗址都名之为营丘，都指为齐国始建的都城。
昌乐营陵说之所以是错误的，还在于它与其他文献记载相矛盾。例如，上面
已经谈到西起淄河东岸的邑，东至临朐，安邑、昌邑的、、三邑这一广
大地区均属纪国版图，昌乐恰在纪国领土之内，不容有齐都营丘杂厕其中。再如
(清) 王先谦指出：“《春秋·僖十四年)：‘诸侯城缘陵而迁杞’，杜注：‘缘
陵，杞邑’。按：此以缘陵与齐为近，故迁而庇之。若是营丘，则太公开国之地，
岂得以居他国乎? ”。(《汉书补注》)这对于昌乐营陵说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反
驳。春秋缘陵即汉代之营陵。纪国“大去其国”后并入齐国版图。齐桓公时为挽
救被淮夷侵犯的杞国而迁之于此。 古代先君始封之地， 为先君宗庙所在，故称
“宗邑”。宗邑之地为诸侯国君或宗主所世守，绝不允许随便赠予他人或进行交
换。经籍中例证甚多。如《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曲沃，君之宗也”，注：
“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庙所在”。《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崔，宗邑也。
必在宗主。”注：“宗邑，宗庙所在”。《左传·哀公十四年》：宋桓“请以
鞍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注：“宗庙所在”。可以为证。如果
营陵即太公始封之营丘，理应建有太公之庙，应属齐国“宗邑”，怎能随便赠予
杞人修城建都? 事实上太公之庙在临淄而不在昌乐(说详下)。昌乐营陵说之误显
而易见。
《齐都》一文提出“文献资料要特别注意最早的记载”，这当然是正确的。
但所列举的《史记·齐世家》却难以称为“最早的记载”。笔者所列举的《诗经》
和《左传》的两条资料要比它早得多。该文还提出“应重视古地名和地方志的记
载”。这当然也是对的。不过《昌乐县志》主昌乐营陵说，而《临淄县志》则主
临淄说。两者又同属地方志，究竟那种说法更正确些呢?为避县志“偏胜”之嫌，
《齐都》还找来《青州府志》和《山东通志》的记载以为证。其实《青州府志》
沿革表中昌乐、临淄两说并存。《山东通志》说“昌乐县本古营陵地。”没说昌
乐就是营丘。都不能作为营陵即营丘的证据。《齐都》在列举了营陵城一带的村
名：营丘、古城、古城店、城前、城角头等古地名之后，说：“这是临淄及其他
诸说之地区所绝对找不到的”，这也未免“绝对”。《临淄县志》等方志就径称
临淄小城为“营丘城”。称小城内的桓公台为“营丘”。位在大城北墙附近就有
“东古城村”和“西古城村”的村名。《齐都》上述说法显然是作者未曾到过临
淄的缘故。笔者认为对于古地名要作具体分析，并努力搞清其来龙去脉。例如昌
乐的“营丘”村名的出现就是隋开皇六年和唐武德二年两度在昌乐境内设置营丘
县的产物14。在此之前除了应劭“陵亦丘也”的曲解之外，找不到任何可以
证明营陵即营丘的证据。
昌乐说根据《史记·齐世家》太公就国时，莱侯与之争营丘。认为营丘为青
之东隅，与莱接壤，故争之。若临淄则去莱差远，既与《史记》刺谬”。
诚如以上所说营丘如在临淄，则其东邻是纪国，这就与《史记》“营丘边莱”
的说法相矛盾。但如果营丘在昌乐，同样也存在着领土上的纠葛。如上所述昌乐
的东面和南面是纪国的、、三邑。昌乐的西面则是纪国的邑。作为齐国
都城的营丘怎能处于纪国领土的包围之中呢? 此其一。胡公静由营丘徙都薄姑，
献公山“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而自立”，既然献公得到“营丘人”的支
持，如果迁都，埋应再迁回营丘，为什么却“都治临淄”呢? 此其二。献公迁都
临淄以后，如何处理这个太公始封之地的营丘呢，是白白赠送给纪国呢? 还是由
什么人世守呢? 此其三。这些矛盾是昌乐说所难以解释的。而对于临淄说，则上
述矛盾即不存在。但如何解决与“营丘边莱”的矛盾呢? 笔者曾提出纪、莱本是
一个国家。“营丘边莱”实为“营丘边纪”。与太公争营丘者实为纪侯。齐纪世
仇即由此起。 后来齐哀公时“纪侯谮之周” ，周烹哀公。齐襄公时齐又逼迫纪
“大去其国”，迁都于黄县旧城，就是经传中所说的莱国。最后终为齐灭15。
这样临淄说与“营丘边莱”的矛盾亦可迎刃而解。
三
笔者认为唯有临淄即营丘说是正确的，曾列举两条史料为证。其一：
《汉书·地理志》引《齐诗》曰：“子之营兮，遭我之间兮”。师古注：
“之，往也。，山名也。字或作，亦作。音皆乃高反，言往适营丘而相逢
於山也”。王先谦《补注》引钱坫曰：“《说文》作。今山在青州府临淄县
东南十五里”。
秦皇焚书之后，经藉依靠口耳相传才保存下来。《齐诗》是齐人辕固及其再
传弟子后苍的传本。上引诗句出自《齐风·营》。营，《毛诗》作“还”。钱大
昕曰：“古书营与环通。《说文》：‘营，居也’。读如之。还与环音
亦同也”。营即营丘，即，亦即《孟子·告子》中的牛山。地在今临淄县东
南郊。诗意是说：你到营丘去，与我在牛山相遇。营丘与牛山相邻近，只能是临
淄，不可能是其他的什么地方。这是西周或春秋时的齐国人所作的诗，所言营丘
与牛山相邻近的事实，自是最可信据的。
其二：《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婴在追述临淄沿革时说：“昔爽鸠氏始居此
地，季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
大公即齐始封君太公师尚父。“大公因之”一语清楚地说明临淄即齐国始都
之营丘。晏婴系春秋齐人，去古未远，所述本国的历史沿革，也应是最可信据的。
《齐都》批评拙说没有列举“权威材料”。其实，上述两条史料是班固和臣瓒在
论证临淄即营丘时所引用过的。两千年来在临淄说的反对者中，没有任何人对此
提出过有力的反驳。应该说是最具有“权威”性的材料。现在还可以补充几条：
1、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齐庆封好田而耆酒，与庆舍政。……十一
月乙亥，尝于大公之庙，庆舍莅事”。
尝，祭名。释文：“大，音泰”大公即齐太公师尚父。如上所述先君始封地
建有先君宗庙，故称“宗邑”，齐太公始封于营丘，则太公之庙应在宗邑营丘。
今大公之庙在临淄，足证临淄即营丘。
2、 《史记·货殖列传》：“太公望封於营丘，地卤，人民寡。於是太公
勤其女功，极枝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
岱之间袂而往朝焉。”
3、 《汉书·地理志》：“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
尚父，是为太公。《诗·风》齐国是也。临淄名营丘。……古有分土亡分民。太
公以齐地负海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
凑。”
营丘从齐国建国初期的一个地薄人少的都城，由于执行因地制宜发展工商业
的政策，一跃而成为繁荣富庶、人口众多的“海岱之间一都会也”，这个大都会，
除临淄外，谁能当之? 史汉所述的这段临淄城市发展史，不容争辩地证明营丘即
临淄。
4、 《说苑·至公》：“辛栎见鲁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贤也’。穆公
曰：“子何以言之。”“辛栎对曰：‘周公择地而封曲阜，太公择地而封营丘。
爵土等，其地不若营丘之美，人民不如营丘之众。不徒若是，营丘又有天固。’”
鲁穆公(前407前376年)生当战国早中期之交。辛栎这番营丘地美人众的议论，
与《史记》、《汉书》所述太公时期营丘地薄人少的意见相左，应指鲁穆公所处
的战国时期的营丘即临淄的情景。值得重视的是“营丘又有天固”的提法。“天
固”意即天险。《周礼·夏官·序》：“掌固”，郑玄注：“固，国所依阻者也。
国曰固，野曰险”。《战国策·秦策》：“东有肴函之固”，高诱注：“固，牢
坚、难攻易守也。”临淄地处鲁中山地丘陵的北缘，南有牛山，即左思《齐都赋》
所谓“牛岭镇其南”者也。北濒渤海，淄水绕其南及东，形成天然屏障。《晏子
春秋·内篇杂》上在谈到淄河堤岸时说：“民单服然后上”，其陡峭程度可见一
斑。临淄城的这种依山傍海，山河险固的地理形势，显然与号称“天固”的营丘
是非常合拍的。春战之交，山东诸国先后受到吴、越和楚国的征伐骚扰。尤其是
楚国，惠王四十四年(前445年) 灭掉了位在新泰一带的杞国，16“楚东侵广
地至泗上”(《史记·楚世家》) ，简王元年(前431年)又吞并了莒国。山东南半
部已成为楚国天下。穆公时代的鲁国正惶惶不可终日，而齐国则凭借泰沂山脉的
阻隔才得以相安无事。因而鲁国人对齐都营丘这种得天独厚的“天固”形势印象
特别深刻。甚至由此而认为自己的祖宗周公择都“不如太公之贤也”，自然不难
理解。
除文献记载之外，还可以举出两条考古材料为证：
《益都县图志·金石志》上著录潍县郭氏所藏《北齐天统元年房周墓志》
(今藏烟台市博物馆)：“处士房周，字仁师。齐郡益都县都乡营丘里人。……
以大齐河清三年九月十三日卒於营丘里。天统元年十月廿四日窆於鼎足山之阳。”
齐郡，汉置，治临淄，北魏以后移治益都。益都县，北齐置。临淄县于北齐
时撤销，并入益都县，鼎足山位在今临淄县东南二十里。牛山之东，山上有田齐
的“二王冢”。房周家居营丘里，而死葬临淄鼎足山之阳，足证“营丘里”即
临淄。如果营丘在昌乐，则房氏死后要埋到一百四五十里以外的临淄鼎足山，这
是不大可能的。
山东省博物馆于1973年冬在临淄辛店电厂发现了北朝崔氏墓地，并清理了其中的
十四座墓葬
17，出土的“东魏元象元年崔混墓志》说：“启浚源於姜川，肇崇基於大岳”。
姜川即岐水，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相传姜姓始祖炎帝神姜氏长於姜水 (《水经
注·岐水》) 。大岳即太岳。今山西南部的霍泰山，相传也是姜姓的发源地。说
明北朝临淄崔氏和周氏齐国姜姓崔氏系一脉相承。《北齐天统元年崔德墓志》则
说：“自惟周桢干，返葬营丘，因食邑如为氏。”认为齐国崔氏曾是周王朝的支
柱，返葬于营丘，因食邑於崔而命氏。崔氏是齐国望族，其家在临淄城内且近于
公宫，故齐庄公私通于崔杼之妻“骤如崔氏”(《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其封
邑崔在济南东朝阳县西北崔氏城(《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杜预注)，今章丘西北
六十里。墓志说崔氏“返葬营丘”，而墓葬却在临淄境内被发现。“营丘”自然
指临淄而言。上述证据表明一直到北齐以前营丘均指临淄而不是指其他的地方。
一九八六.六.十二初稿
一九八七.六.廿七改定
注释：
①拙稿《关于齐国建国史的几个问题》，《东岳论丛》1981年4期。
②夏名采：《营丘初探》，《东岳论丛》1986年2期。
③赵守诚：《齐都古营丘试探》，《东岳论丛》1986年2期。
④张学海、罗勋章：《营丘地望考略》，中国古都学会编：《中国古都研究》
324337
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⑤《水经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850851页。
⑥《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78页。
⑦山东省博物馆： 《山东益都苏埠屯商代奴隶殉葬墓》，《文物》1972年8
期。
⑧祁延：《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铜器调查记》，《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
⑨寿光县博物馆： 《山东寿光县新发现一批纪国铜器》，《文物》1985年3
期。
10殷之彝：《山东益都苏埠屯墓地和“亚丑”铜器》，《考古学报》1977
年2期。
1115拙稿《纪、、莱为一国说》，《齐鲁学刊》1984年，1期。
12太平御览》卷162引《后汉舆地记》。
13《嘉庆昌乐县志艺文考》
14《太平寰宇记》
16杞有二国，周代分封的杞在河南杞县，齐桓公迁于昌乐缘陵。商代的杞
国在山东新泰一带。为楚所灭。详拙稿：《从考古材料看楚灭杞国》，《江汉考
古》1988年2期，待刊。
17《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2期。
(作者王恩田系山东博物馆研究员。本文原载于《管子学刊》1988年第一期)
田齐六陵考
张学海
在临淄齐国故城的东南方，泰沂山脉鲁山的东北麓，有两组宏伟的土墓，这
就是临淄地区著名的“四王冢”和“二王冢”。我们认为，这是“田齐六陵”。
“四王冢”俗称“四女坟”，位于临淄齐国故城东南约11.5公里，北距胶济
铁路淄河店车站1公里。 牛山、康山、火石山等丘峦从西北到东南成半圆形包围
着“四王冢”。半圆的中部有较矮的无名平顶丘向北伸出，“四王冢”坐落在平
顶丘的北端。 四冢皆就山造墓，方基圆坟，东西并列，总长约700米。因长期雨
水冲刷和种地等原因，各冢方基、圆坟原来的面积和高度已不清楚。尤其是方基
的北面、西起第一冢的西面和第三冢的东面等部位，已经沟壑连绵，坑洼不平。
但各冢方基圆坟的轮廓仍很清晰。西起第一冢方基南北约245米，东西约155米。
圆坟现高约8米。 西起第二冢与第一冢之间相距约42米，方基的南面与第三冢相
连。第二冢方基南面约138米，圆坟比第一冢略显矮小。第三冢方基南面约145米，
圆坟高度同第二冢。第三冢与第四冢(即最东面的一座)相距63米，第四冢方基南
北245米，东西约155米，与第一冢恰好相等。四冢方基的南沿成直线，推测北沿
原来也是相齐的。四冢北面现已辟为梯田。这些梯田是否利用了原来墓基台阶地
形，现在不能确定。
在第一、三、四冢的前面(北面)，各有一小冢，亦皆方基圆坟。西起第一小
冢与大冢之间相距50米， 墓基东西、南北各118米，冢高10米，是三小冢中最大
的。墓基西边与大冢齐；而大小冢的圆坟南北不相对，最东面小冢与大冢相距90
米，方基南北74米，东西89米；大小冢圆坟南北相对。这一小冢与其西面的小冢
相距40米。西面两个小冢的圆坟顶部都已削去。各小冢所处地势比大冢低。
“四王冢”和向北伸出的无名丘岗同西面的牛山、康山之间有宽广的谷地，
在谷地东部和西南方山坡上，另有八冢分布，都是方基圆坟。
“二王冢” 俗称“二女坟”，又称“齐王冢”，位于“四王冢”东北约1公
里的鼎足山上。山因紫荆、牛士、菟头三山呈三足鼎立而得名。紫荆山居西北，
牛士山偏东南，两者实际上是一山两峰，菟头山居东。鼎足山虽称为山，其实只
是高出周围地面约60米的石灰岩丘岗，是南面山地的边沿，山阴即是辽阔无垠的
鲁北平原。“二王冢”坐落在牛士山颠，就山造墓。东冢就东山根修筑，紧靠西
冢。两冢的方基南北约190米，东西总长320米。西冢墓基长约190米，似有三层，
逐层收缩。圆坟高约12米。东冢圆坟较西冢矮。东冢东北约40米处有小冢，呈东
西长方形，但挖土过甚，已失原貌。
在“二王冢” 西北，紫荆山北麓，有一冢，一基两坟。墓基东西150米，南
北110米，有三层。第三层东西105米，南北50米，其上东西并立两方台，相距30
米， 方台之上各有圆坟。东面的方台东西36米，南北38米，其上圆坟高约4米。
西面的方台东西30米， 南北27米，其上圆坟高约4米。此冢在“二王冢”西冢西
北，好似“二王冢”西冢前的小冢。但一基二坟的形制似乎反映出是夫妻并穴葬，
此冢是否与其它大冢前的小冢性质相似，尚待考查。
关于“四王冢”与“二王冢”，志书不乏记载。
《水经注》淄水条载：“淄水又东迳四豪冢北，水南山下，有四冢，方基圆坟，
咸高七尺(按，当是七丈之误)，东西直列，是田氏四王冢也。”《魏书·地形志》、
嘉靖《青州府志》、康熙《临淄县志》等书皆有记载。从“四王冢”的规模、形
制和所处位置考察，说四墓分属田氏四王是可信的。墓依山建造。西面三墓的墓
基南部都筑在山岗顶部；最东一墓的墓基已超出岗顶，处于东北坡上。这说明四
墓是由西向东顺次修建的，从而推知规模最大的西首墓是田氏四王中最早的威王
墓，其余三墓依次为宣王、王、襄王墓。威、、襄三王墓前的小墓可能是王
后墓。宣王墓前无小墓。分布于西部谷地的墓与“四王冢”不知是否有联系。
“二王冢”文献多记载为齐桓公墓和齐景公墓。《水经注》淄水条：“(女)水出
东安平县之菟头山。《从征记》曰：“水西有桓公冢，甚高大，墓方七十余丈，
高四丈，圆坟围二十余丈，高七丈余。一墓方七丈，二坟……冢东山下女水原，
有桓公祠，侍其衡奏魏武王所立，曰：‘近日路次齐郊，瞻望桓公坟垄，在南山
之阿，请为立祀，为块然之主。”郭缘生《述征记》曰：‘齐桓公冢在齐城南二
十里，因山为坟。大冢东有女水，或云齐桓公女冢在其上，故以名水也’。《括
地志》也说：“齐桓公墓在临淄县南二十一里牛山上，山一名鼎足山，一名牛首
。一所二坟。晋永嘉末，人发之，初得版，次得水银池，有气不得入，经数日
乃牵犬入，中得金蚕数十簿，珠襦、玉匣、缯彩、军器不可胜数。又以人殉葬，
骸骨狼籍也。”又《史记·齐太公世家》集解引《皇览》说：“景公冢与桓公冢
同处。”可见三国以来已经有人把这两座墓看成春秋齐桓公墓和齐景公墓。以后
的《太平寰宇记》、《齐乘》、康熙《临淄县志》等书，都因循其说。其实，历
来记载都缺少根据，我们考证“二王冢”并非春秋时期的墓葬。
“二王冢”和战国墓“四王冢”都是方基圆坟，冢前附一小冢。这种墓葬形
式，至少春秋中期齐桓公时还没有。齐桓公的上卿高(敬仲)墓可以为证。高墓
在齐故城以北10公里白兔丘(高封邑在此)“文革”中群众在墓中挖出一些青铜
兵器，其中一件青铜戈短胡二穿，胡上有铭文：“高子戈”。无论器形和铭文字
体都有春秋中期的特点，由此可证此墓是高墓。高墓高大的封土呈馒头形，
不是方基圆坟。所以，方基圆坟的“二王冢”不会是春秋齐桓公的墓。我们认为，
田齐“四王冢”的方基圆坟是战国大墓的形制。“二王冢”也是方基圆坟，应当
是战国墓。“二王冢”与“四王冢”不仅形制一致，规模也相似，依山造坟，十
分雄伟，非临淄地区众多的一般冢子可以比拟。所以“二王冢”同“四王冢”一
样，也应当是战国时期的君主墓。同时，“二王冢”与“四王冢”南北相望，距
离不远，应当是同一陵地的墓葬。春秋末年之后，齐国田氏秉政，姜齐的平公、
宣公和康公在位时间虽然都很长，但平、宣二公实际上成了田氏的傀儡，不一定
有如此大规模的陵墓；康公则被迁于海滨，老死当地。因此，“二王冢”应是田
齐君主的陵墓。
田氏自田和开始列为诸侯，迁齐康公于海滨，实现了“田氏代齐”，至王建
降秦，其间八君。即太公和侯剡桓公午威王因齐宣王辟疆王地襄王法章王建。
其中威、宣、、襄四王墓已如上述。齐王建是田齐最后一位国君。史载公元前
221年，秦兵击齐。俘王建，迁之共(河内共县，今河南省辉县) 松柏间，王建墓
当然不会在临淄。
太公田和墓，据《齐乘》记载，在今益都县府北二十里普通店，和为田齐之
太公，《皇览》作太公吕尚冢 (笔者按《皇览》曰：“吕尚冢在临淄县城南，去
县十里。”《齐乘》所引非是，于钦欠考) 。按《礼记·檀弓》云：“太公封于
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又《七国考》卷十齐丧制条：“《续从征记》曰：
‘太公冢在尧山北五里，平地为坂，高十丈，曾发之得一铜棺，金玉甚多。’尚
父五世葬周， 此实田和冢也。 和迁齐君于海上，而别为诸侯，亦移太公也。”
《七国考》与《齐乘》所指为同一墓，此墓还在，所在地仍然叫普通店。此墓平
地夯筑而成，方基圆坟，规模不亚于“二王冢”、“四王冢”，有可能是田和墓。
“二王冢”应该就是侯剡、桓公午墓。前面所列的志书记载，齐桓公墓在鼎
足山，有的已经指出“二王冢”东首一墓是桓公墓，但是这个桓公被误解为春秋
时期的齐桓公小白。姜齐与田齐都有太公与桓公，田氏代齐未改国号，姜桓公和
田桓公都称齐桓公。司马迁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有时就称田午为齐桓
公。人们称田午的墓为桓公墓或齐桓公墓，这在当时并不会发生误会。后人未加
详察，由于习惯上多称姜桓公为齐桓公，就会误认此墓为春秋齐桓公墓；与桓公
墓毗连而形制相同的大墓也附会为齐景公墓。至于桓公女墓之说，“二女冢”之
称，可能由于墓东山下有女水而传讹。又晋永嘉未曾经挖掘了桓公墓的记述，似
不可信。到目前为止，东周墓内从来没有发现以水银为池的。“玉匣”也不是春
秋的葬制。如果墓内确实挖掘出过“玉匣”，那正好证明这是战国田桓公墓，而
不是春秋姜桓公墓。
根据“四王冢”的排列顺序，西面的墓早于东面的墓。“二王冢”西边的墓
建在牛士山顶部，东边的墓在山坡上，看情况也是西首的墓早建。如果东墓是桓
公墓，西墓应是侯剡墓。
田侯剡《史记》不载，《田敬仲完世家》索隐引《竹书纪年》称：“齐康公
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后十年，齐田午杀其君及孺子喜而为公。”
又引《春秋后传》云：“田午杀田侯及孺子喜而兼齐。是为桓侯。”剡确有其人，
但是《史记》无载，他被田午所杀的说法也无从考察。
我们认为临淄齐国故城东南的牛山以东，淄河店以南的山麓，是田氏取齐以
后田齐陵寝所在。田齐八君除太公田和及王建墓不在此地，其余六君皆葬于此，
所以不妨称之为“田齐六陵”。
(原载《文物》1984年第9期)
稷下学宫遗址考略
李剑 张龙海
“稷下”一名，始见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
……是以稷士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复盛”两字的“复”字，说明前已有
之，非自宣王始也。《史记·集解》引《新序》曰：“齐稷下先生喜议政事。邹
忌既为齐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属七十二人皆轻邹忌……”。邹忌相齐，为宣王
之父威王初期。又据徐干《中论·亡国篇》云：“昔齐桓公立稷下之宫”。桓公
乃田齐午，系宣王祖父，他自公元前三七四年执政，为田齐第二代君主。“学宫”，
若以此始，当属战国初期事，所以“稷下”之设可谓久矣。另据《史记·集解》
引刘向《别录》曰：“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此谓稷下之
由来。
“稷下”与稷门关系甚切，因此，凡探究“稷下”之历代学者，均对稷门座
标进行一番深刻地研究。其成果，大体分为两种不同的见解。
齐城南门说：《史记·索隐》引虞喜曰：“齐有稷山，立馆其下，以待游士”。
稷山处临淄南十多里；《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公元前五二年)“莒子如齐莅
盟，盟于稷门之外”，因莒位于临淄东南，如齐莅盟的稷门，定为南门，似也顺
理成章；《临淄县志·古迹志》(民国九年本)载：“古齐城十三门，西南稷门”；
《临淄齐国故城戡探纪要》①认为古代城门以面向的山、川、台、丘命名的，似
乎是一种惯例；《辞海》(修订本一九八年版)稷门条同其说。以上诸家，均认
为齐城南门或西边南门，因对稷山而名曰：稷门。
齐城西门说：《史记·索隐》引《齐地记》曰：“齐城西门侧，系水左右有讲室，
趾 (址) 往往存焉”盖因侧系水出，故曰“稷下”，古侧稷音相近耳；北宋乐史
《太平寰宇记》卷十八益都条引刘向《别录》云：“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
②
近代学者，对于“稷下”地望，概括起来，不外乎上述两种观点。《辞海》 (修
订本一九八年版) 关于“稷下”条目，持慎重态度，未敢盲从，它既没有因循
旧说，也没有提出新的明确的方位。只是从广义上说：“稷下，即齐国都城临淄
稷下(西边南首门附近地区)”。
齐国故城临淄，是有宫、郭二城两部分组成的，两城墙垣衔接，构成了一个
整体。据史书记载，两城共有十三门。大城(郭城)八门；小城(宫城)五门，其名
称，申、雍、杨、鹿、广、章华、东闾等，除东闾门在《左传》中明确载为东门
(东门只有一座，自无争议)外，其他申、雍两门明文为西门，但西门有数处，也
无法肯定。《临淄故城勘探纪要》中，已探得城门十二座，即北门三座；东门一
座；南门(大、小城各二)共四座；西门(大小城)二座；小城北门一座，东门一座；
皆与大城相通。临淄故城，处于淄河冲积扇面之前缘，地势由南向北，由东向西
微微倾斜，其西部和西北部地势低洼，地下潜水，涌出地表，形成群泉，这样以
来，故城东频淄河；西依系水；北边是沼泽地带，只有南边地势高亢，因此，故
城南门与西门应是对外交通的主要方面。可以设想，当时齐国许多设施也多处故
城的南面和西面，“稷下”之地望，自然要从这两个方面加以研究和探讨了。
“齐有稷山，立馆其下”的观点，是晋代虞喜首先提出的。稷山处齐国故城
南十多里，虽与故城南北遥相对映，但路途崎岖，又有淄河阻隔，这段路程，今
天仍然不是交通便利的平坦大道，试想，二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在交通工具十
分落后的情况下，人们多为徒步而行，既便上层王公贵族士大夫阶级能够乘车骑
马，往返一次，也是很费时间的。《战国策·齐策》有“淳于髡一日见七人于宣
王”的记载，若淳于髡居稷山之下，一日七见宣王是不可能的。
稷下学宫，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机构，它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稷下先生们
的所谓“不治而议论”的争鸣宗旨，则是齐王广开言路，选贤任能的一种策略和
手段，并以此争取社会贤达参与政治实现齐国大治的目的。稷下先生们常为齐王
出谋献策， 有的直接参与国家的政治、 军事等活动。如淳于髡以隐言说齐王，
“为齐使于荆”，“楚大发兵加齐，齐王使淳于髡之赵求援”等，他几乎就是齐
王的近臣，自然不会寓居于离齐都十多里的稷山之下了。因此，“齐有稷山，立
馆其下”的说法，是很难成立的。
“稷下”原于稷门，持此见者甚多，并认为稷门为齐城西边南首门。
《左传·文公十八年》(公元前六九年)载：“夏，五月公(齐懿公)游于申
池”，晋杜预注：“齐南城(按即宫城)西门名申门，齐城无池，唯此门左右有池，
疑此则是”。语气虽不肯定，未便据为典要，但“申池在小城西垣之外，与古系
水相接，此处有泉，即系水源头所在”(《勘探纪要》)。
《左传·襄公十八年》(即公元前五五五年) 记载：“赵武、韩起(按：赵国
将领)……，率诸侯之师，焚申池之竹木(杜预注：申池，齐南城西门，文公十八
年，杀(齐) 懿公，纳诸竹中，其地多竹木。)”。所谓齐南城，即宫城，处齐郭
城之西南隅，由此推知，齐城西门南首门当是申门。
《左传·襄公十八年》记载：“十二月戊戌，赵武、韩起及秦周伐雍门之
(杜注·雍门，齐城门)，范鞅门于雍门，……已亥，焚雍门及西郭、南郭”。又
《左传·哀公十四年》(公元前四八一年)“(田)成子将杀大陆子方，陈逆请而免
之，以公命取车于道，及，众知而东之，出雍门”。如《韩非子·难三》“齐
景公筑雍门为路寝”。《战国策》中雍门凡三见；《汉书·艺文志》、刘向《说
苑》、《内节》、《奉使》等篇均曾提及雍门，《战国策·齐策》、《淮南子·
览冥训》高诱注都说：“雍门齐西门也”。就以上所载，齐宫城西边南之首门，
不是稷门而是雍门。
《左传·昭公十年》(公元前五三二年)记载：“陈(田)桓子，五月庚辰，战
于稷”(杜预注：稷祀后稷之处。稷，地名，六国时，齐有稷下馆)。
《水经注·淄水注》记载：刘向《别录》以稷为齐城门名也，谈说之士，期
会于稷门下，故曰稷下也。郑志曰张逸问赞云：我先师棘下生，何时人，郑玄答
云：齐田氏时，善学者所会处也，齐人号之棘下生，无常人也。余按《左传》昭
公二十二年，莒子如齐，盟于稷门之外，汉以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
《史记正义》曰：欲以继踪齐稷下之风矣，然棘下又是齐城内地名。
《史记·田单列传》附注《正义》引《括地志》云：“戟里城在临淄西北三
十里，春秋时棘邑，又云画邑”。稷、棘、戟三字同音，齐国当时以“稷(棘)”
为名的就有三处之多，即稷山；上述①、②两项可能是一处；另加棘邑。若以地
名定城门，稷、棘、戟地所处，就不止是南门的问题了。
《左传》云：“鲁昭公十年，齐惠栾高氏皆耆(嗜) 酒(杜注：栾高二族，皆
出惠公)，信内多怨(杜注：听妇人之言，故多怨)，强于陈(田)鲍而恶之(恶陈鲍
二族) 。夏，有告陈桓子(无宇)曰：子旗、子良将攻陈、鲍，亦告鲍氏。桓子授
甲而如鲍氏，遭子良醉，而骋，遂见文子(杜注：文子鲍国)，则亦授甲矣。使视
二子(指子旗、子良) ，则皆将饮酒。桓子曰：彼虽不信(杜注：彼传信者。补正
彼谓栾、高，言虽不实有此事，闻我授甲必不能容我也。)闻我授甲，则必逐我，
及其饮酒也，先伐诸，陈、鲍方睦，遂伐栾、高氏。子良曰：先得公(指齐庄公)，
陈鲍焉往。遂伐虎门(杜注：欲入公不听，故伐公门。林(宋，林尧叟) 附注：寝
门画虎故名) ，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门之外(杜注：端委朝服)，……。五月庚辰，
战于稷(杜注：祀后稷之处。稷，地名，六国时，齐有稷下馆)，栾、高败，又败
诸庄(杜注：庄、六轨之道)，国人追之，又败诸鹿门(杜注：鹿门齐城门)，栾施、
高强来奔(去鲁国)。这段史料，虽是春秋时期齐国内部陈、鲍与栾、高两派贵族
间的阋墙斗争， 但在战斗过程中， 涉及到的“虎门”、“婴平仲”、“稷”、
“庄”和“鹿门”等人地关系，当可就此见其一斑了。虎门在林注中谓寝门画虎
故名，这是表示国王的威仪，可以推定是宫城的北门，面对大城市区。据《水经
注·淄水注》：“北门东北二百步，(注：周代以八尺为一步) 有齐相晏婴(即晏
平仲) 冢宅，《左传》晏婴之宅近市，景公与易之，而婴弗更，为诫曰：‘吾生
则近市，死岂易志’，乃葬故宅，后人名之曰清节里”。这里所谓北门，就是宫
城北门，晏婴住处距宫城北门二百步，与《勘探纪要》所探测情况颇相符合。这
是陈、鲍与栾、高两派斗争的序幕。五月庚辰，战于稷，就杜预注解，稷，祀后
稷之处，稷，地名，六国时，齐有稷下馆，这一注解就很清楚了。传说稷，即后
稷，为周族的祖先，教民稼穑，被尊为农神，在我国封建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地
位，他的庙宇往往就是群众聚会的场所，也是滋事斗殴发生最多的地方，陈、鲍
与栾、高两派首次在这里发生争权夺利的斗争，“栾、高败，又败诸庄”，这个
“庄”，应该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说：“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
夫，为开第康庄之衢”的“庄”。《史记·集解》引《尔雅》曰：“四达谓之衢；
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杜注：“庄六轨之道”，即路面的宽度，可以六辆
车并排行驶，过去每轨宽度合今一点六四公尺，这样的道路宽度就接近十公尺了。
据《勘探纪要》资料，在故城内探得有十条主要道路，其中最宽者达二十公尺；
最窄者也在六公尺以上。证明勘探资料与历史情况相符，这是他们战斗的第二个
回合； “国人追之， 又败诸鹿门”，杜注：鹿门，齐城门，未注明何处城门。
“栾施、 高强来奔” ，至此他们的战斗才算偃旗息鼓了。这里涉及的“稷”和
“庄”，是我们研究、探论的重点。就此得知“稷门”之命名，是于由稷地，而
不是稷山； 同时， 也可以看出稷与庄两地相距非远，但也不是近在咫尺。若就
《勘探纪要》发表的勘探结果与历史记述核对加以综合研究，会给我们以省悟，
使我们对“稷下”地望有了新的认识。
《水经注·淄水注》：“系水傍城北流，径阳门西，水次有故封处，所谓齐
之稷下也”。从文物普查的情况看，从大城西部的邵家圈起，沿系水逆流南上，
战国时代的遗址，星罗棋布，一直延伸到小城的西南部，看来这“渑池衿带”风
景优美的地区， 似是当年齐文化的中心区域之一。 “莒子如齐莅盟”取道西门
(稷门)，照样是隆情厚仪，情通理顺，合于逻辑的。据《水经注·淄水注》“系
水又北径临淄城西门北，而西流径梧宫南，昔楚使聘齐 (即公元前三一年屈原
使齐) 齐王飨之梧宫，即是宫矣”。这虽是后话，但以一代文学巨擘来齐居于此
处，也可为之佐证了。在邵家圈村西距古齐城约百公尺处，有一古庙(庙祀何神，
亦无所考) ，庙旁立有石碑一幢，上刻“稷下”二字。据乡里目击者反映；字体
楷书，为双钩勒石，其风格与晏平仲墓碑相似，疑是明代遗物，很可能如“孔子
闻韶处”之例，当时在此有所发现，立石以志。建国后群众曾以碑石搭桥，后不
知下落。 与此同时， 附近曾出土大量陶片并有“树木卷云纹”瓦当，陶文中有
“左邵鄙”、“邵鄙”字样，经考证系战国文物。该村系水环绕，颇符合“水次
有故封处”的条件。再就“开第康庄之衢”，“期会于稷下”来说，据勘探资料
大城内有七条干道，纵横交错，路面宽阔。大城东部南北大道长三千三百余公尺；
城中南北大道长约四千四百余公尺。中间两处拐弯，路宽二十公尺；大城北部东
西干道长三千六百余公尺；大城中部干道长二千五百余公尺，路宽十七公尺；大
城西门向东有大道长约一千公尺，路宽十至二十公尺，这就是当时商业集中人口
稠密的市井所在，这可能也就是淳于髡等七十六人的宅第之处。这样他们既可以
就近主持学宫事务，定期召集会议，安排学术活动；又可以随时出入于齐王左右。
由于当时建筑技术、材料和一般生活条件以及地理环境的限制，稷下学宫只能是
一个聚会的地点，办事的机构，而稷下的先生、学士们，则在“系水左右”，分
散居住，安置在这连亘十数里的广袤地区，他们平日著书立说，分组(8学派) 学
习、研究、讨论，定期参与集会，举行大讨论，互相辩诘，“各引一端，崇其所
善，以此驰说，其言虽殊，相灭亦相生也”(《汉书·艺文志》)，形成了百家争
鸣的盛况。
战国时期，盛极一时的临淄稷下学宫所处地望问题，是稷下学研究、讨论中
一个被人十分关心的问题。长期以来，不少从事史学、文学、考古学等方面的专
家，进行过探讨和研究，并付出过很大的心血。但是，自汉代以后，凡涉及此者，
多遵循稷下原于稷门，稷门原于稷山，稷山处齐城南，因此，稷门便是宫城南门
旧说，虽据文献，言之有据，却不曾提出实际性的考查资料来，因而，聚讼千载
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得出一个符合史实的结论来。
我们感到，对稷下地望问题，重视文献是非常必要的，舍此无据。但是文献
所载多欠具体，仅据此是难以解决问题的，必须在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结合田野
考查，方可提出有关稷下地望的新资料。基于这一思想的指导，近年来，我们对
齐故城及其附近地常进行了广泛而深入普查工作。普查发现，齐故城郭城西北角
外，是战国时期制陶窑厂，曾在这一带发现过“邵鄙”等陶文。窑厂遗址南伸，
今邵家村西南隅，便是一战国时代的建筑遗址，这里瓦砾遍野，规模很大，其发
展趋势，似沿系水(俗称泥河)左(次)岸南伸至宫城西门外。根据文献所载，结合
普查工作，我们认为，宫城南门西边之首门当是“雍门”，西门为“申门”。大
城应有两门自南向北，首门为“杨门”，次为“稷门”，因此，这里也正是稷下
地望之所在。
(作者： 李剑，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副研究员；张龙海，齐国故城遗址博物
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