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考查地名沿革和建村年代时，有些人说：“博山区历史悠久，建村年
代大部分都在千年以上。”为数众多的人却反对说：朱洪武大袭山东三次，把人
都杀光了。现在的村庄，都是明初从山西、枣强迁来人新建或派生出来的。这两
种说法，似乎都有点根据，但却都又显得太绝对化了。为了弄清历史事实，我们
只好求助于史籍，并进一步向社会做调查了。
大部分村庄均有上千年的历史吗?
所谓“朱洪武大袭山东三次，把人杀光”，系自清代以来广泛流行于鲁中一
带的民间讹传。因为朱元璋自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起事至建元前夕(1367年)，
大都转战于苏、皖、湘、鄂、赣等地，并没有北进“袭”过山东。到了创立大明
帝国后的洪武元年(1368年)，才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帅师
二十五万，由淮入河，北取中原”，攻下山东各州县 (《明史·太祖纪》一) 。
“毋焚掠、毋杀戮”，军队纪律严明，受到人民的欢迎和拥护。朱元璋只在山东
“袭”了这样一次，又怎能把人杀光了呢？
然而，从我市张店区朱庄找到的一部《朱氏家谱》里，却似乎又证实了“杀
光”的说法。在他的谱序中说，明将常遇春对在反复中顺从元朝的人“剪草除根”，
并“施严令者百余次”，“纵兵燹者十二年”，到处是“村庄尽为荒郊，牛羊讫
从不见，鸡犬之声莫闻，寥寥然俱成空区”，云云。显然，这里许有多谬误之处。
徐、常二将于洪武元年(1368年)春，经淮北，攻下山东各州县，接着回师南下，
收复河南，西克潼关，旋又集中主力，从汴梁(开封)北进，经今河北中南部，直
捣元都。是年闰七月，元顺帝北走，徐达等攻占北京。在这仅仅半年多的时间里，
徐、常二将军率军转战南北达千里之遥，又怎能在山东“纵兵燹十二年”，“施
严令者百余次”呢？至于“剪草除根”之说，更是荒唐。这次对盘据在山东“反
侧”的王宣所部，也没有那样去做，更何况对待“顺从元朝”的老百姓呢？这个
谱序写于清成丰十年(1860年)，距明初已有四百九十三年，并不是第一手资料，
很可能是来自民间的讹传，或在印谱时故意骂骂朱明王朝，以对付清王朝的文字
狱吧？因为清王朝对“朱姓者”是很戒备的。不过谱序中所说的当时山东“屡遭
兵燹”、“烽烟四起”和所描绘的城乡荒凉景象，却是真实的。
这种“道路榛塞，人烟断绝”的荒凉景象，除了由于蒙元统治所给予中国社
会经济的破坏和残破的北中国在十年战争中受到一次蒙汉地主武装的摧残外，还
因为人们受到了严重的天灾之害。仅在元顺帝即位的第二年(1334年)，据《元史
·顺帝纪》有关灾荒的记载便有二十余条。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淄川县志》
载：“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般阳大饥，四月大风雨雹。三年(1310年)四月蝗，
七月大水。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春，般阳饥。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年)六月，
蝗。顺帝至正六年(1346年)大饥，地震七日始止。七年(1347年)三月，复震，有
声如雷。十年(1350年)冬十二月，大饥，遣尚书武鼎来赈。二十九年(1369年)二
月，不雨。六月般阳蝗生”。这便造成了“贫家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
(《续通志·田赋考》) 的局面。(现在博山区北部的大部分村、镇，当时均属淄
川县辖。般阳，即淄川县的古称) 。再具体到博山区全境，则“元末之时，数遭
兵燹，烽烟四起，疫疠流行，人民死亡流离，遂致地旷人稀”(鹿氏宗谱·卷一》)。
朱元璋针对这种社会状况，建元后便立即采取了解放劳动力，恢复和发展农
业生产，扶植工商业等若干进步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措施，就是招诱流亡和
移徙农民去屯田垦荒。他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如初飞之乌，不
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便于洪武三年、四年、
九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连续五次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徒苏、松、嘉、湖、
杭、泽、潞、淮以及真定等地无业游民和豪民(地主)，去垦临濠、凤阳、大河南
北田地。他特别鼓励农民到山东、大河南北最荒芜的地区，尽量开荒，作为己业，
“永不起科”(即永不纳田税。事实上过了四、五十年后，也都陆续纳税了)。
据初步调查，在这个时期陆续迁徙到博山区的，共有六十二个姓氏，大约在
二百户左右。他们分布在博山区全境的各个角落，开荒创业，安家立户。其中有
一百五十五个居民点逐渐发展成村庄。一直到了明朝末年，全区还远远不到二百
个自然村。由此看来，“博山区的大部分村庄，均有上千年的历史”的说法，是
很不确切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元末鲁中地区在强烈地震和瘟疫严重流行
后所造成的墙倒屋塌，横尸里闾的惨景，这些明初的新建村，大多数已经远远离
开了古代的某些旧村址，属于新的居民点了。
明代之前真的荒无人烟吗?
与“全是明代建村”相呼应的另一种说法是：博山区多穷山恶水，土地瘠薄，
在古代除颜神店之外，全境荒无人烟。北部丘岭地区，即便有少数人定居，也在
“胡元之季罹兵堇之乱，户口之流离散亡殆尽” (《嘉靖淄川县志·卷之二·户
口》)。历史事实真是这样吗?
博山区是龙山文化的蔓延地区，确实有悠久的历史。始建于周显王元年 (公
元前368年) ，横贯博山区境的齐长城和北周建、唐天宝六年(公元747年)重建的
颜文姜祠等古老建筑暂且不说，单从博山手工业的发展历史上就足以证明了这一
点。
陶瓷是博山的传统工业，远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生产。大汶口文化时期至
商、周，便由红陶、灰陶，进而生产彩陶和白釉陶器。到了宋代，民间小窑林立，
已遍布于现在的大街、李家窑、北岭、南万山等地。
博山的美术琉璃，历史也很悠久。《通鉴·唐代宗初诛广》载：“……嗣恭
初平岭南献琉璃，盘径九寸，朕以为至宝。”博山的琉璃生产，于唐宋之际，已
具有一定的规模了。
再就是煤炭生产。据《博山县志》和有关志书均载：“邑煤采自元代，多在
春秋两季，土人挖作燃料。”
以上资料，来自考古工作者根据史料和出土文物所作出的考证结论，想无讹
传。由此可见，博山远在唐、宋之前，不但已有人烟，而且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
居民点。到了元代初期，在接近颜神的一些地方，已形成了不少农、工混居的居
民区了。
那么，在穷山恶水的深山老峪之中，古代却真的断绝人烟吗? 据考查，这里
不但有“深山藏古寺，峭壁镌谱文”，还挖掘出不少古村址、古墓葬、古石器、
古货币、古兵刃、古石碣等。这些出土文物，有不少被考古工作者认定为周代前
后的。很难设想，既然是人迹罕到的“不毛之地”，又怎能有这样多的出土文物
呢?
有的说：人们都是先在土地肥沃的地方建村，然后才向土地脊薄的地方发展。
这话是很．有道理的。不过，这比较适用于平原或丘岭地区，特别适用于明初大
移民时期对建村先后的考查。但在山区，特别是在大移民之前，却不尽然。查一
部《二十四史》，中国各朝代的“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盛世”或“中兴”
之年，固然不少；但在全国范围内“烽烟四起，黎民数遭兵燹”的“乱世之秋”
又何其多也! 为避兵乱、避暴政、避灾祸而步入深山，或为隐士，或为僧道，或
为垦荒难民的，各个朝代都是为数不鲜的。即便到了时局稳定的时候，人们也怕
那个“苛政猛于虎”的现实，便在官府少到的深山里安家创业了。这大概就是在
深山老峪中有不少古村的历史原因吧。
查清明前古地名沿革和建村年代的症结在哪里?
一切古建筑、古遗址、古文物，只能说明某个历史时期曾有人在那里定居，
作为考查工作的旁证材料，却难以证实地名沿革和建村年代。我们又翻查了大批
的资料，史书自不必说，就连各种地方志，也只有明、清两代的村名记载，仍然
收效甚微。最后我们不惜花大力气，搜集了一百四十多部各个姓氏的族谱，查看
了六百五十多幢碑碣，才搞清了自明代以来的地名沿革和建村年代。
不过，在这些族谱、碑谱的“序言”里，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写着：始祖某某，
于明洪武某年，奉旨自某地徙居某地，等等，但却提供不出明代以前的任何资料。
后来，我们发现在这些谱序里，大都有“徙居某某村”的字样。于是，我们
便把建村年代写成“明初已有此村”。谁知这样以来，问题反到更严重了。因为
明初已建的将要多达一百八十多个。在总面积只有六百八十二平方公里的山区，
已有了如此众多的村镇和居民，那么明政府怎么会向这里迁徙那样多的移民? 事
实上，这些谱书创立的时间，多在清代和民国初年。为了更明确地记载始祖徙居
的地点，总习惯于用立谱时早已形成了的地名。如民国二十六年《般阳孙氏长支
家谱》载：“淄城以南三十五里，有庄名日孙家庄。盖自明初我孙氏以章邱徙居
兹土。斩荆棘，薤草莱，因家焉。”从多方面考证，孙氏是明初在这里的立村者。
类似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
还有一部分谱书，记载虽然与上例略同，但从多方面考证 (包括古墓林、古
遗址、出土古文物、古槐和口碑资料等) ，确实是元代以前建村的，我们才作出
“明初已有此村”的结论。不过，这类的村庄到底于明前哪个朝代建树，地名沿
革如何?却又是一笔糊涂账。这时，对明前古地名的沿革和建村年代的考查工作，
几乎进入了绝境。
有一次我们在翻阅一部族谱时，发现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始祖于明洪武四
年徙居兹地，屡受土著某姓欺凌。后代如有与某姓通姻亲者，“全族共讨之；生
不入宗籍，死不入祖坟”，云云。在另一些家谱里，也谈到明初徙居后与当地土
著的关系问题，把土著尊称为“士大夫” (目前农村仍习惯于把土著的后代称为
“士大夫”) 。不久，我们又在深山老峪中发现了一些古老的山洞，据说是“士
大夫”元末避乱藏身之处，故名“薛家洞”、“张家洞”等等。为此，我们决定
查访“士大夫”，广泛搜集足以反映元代之前地名沿革和建村年代的文字和口碑
资料。
“士大夫”后裔今何在?
查访“士大夫”，谈何容易! 我们每到一个村庄，把该村各主要姓氏的“地
灵”们请来，调查他们祖辈的来历。但得到的回答，却总是“明初”。这使我们
困惑难解：“客籍”者为什么比比皆是? “土著”者又何以踪迹难寻? 经过一段
深八地考查，才找到了其中的“毛窍”。
首先，在后代的繁衍方面，两者有着特别大的差异。所谓“客籍”的氏族，
有相当大一部姓氏，于明、清两代人口有着惊人的发展。如白塔镇大庄孙姓，至
民国二十六年，竟发展到“丁口三万有奇”，分布于全区数十个村、镇和近邻区、
县。而所谓“土著”呢? 情况则完全相反。人口几代单传，甚至近十代单传的现
象，在不少姓氏中是常见的。他们的分布面尽管也很广，但户数和人口数总是少
的可怜。造成这一差异的历史、社会原因还无从考查、但有一点却是值得注意的：
由于自明初以来土著与客籍之间的氏族矛盾和在婚姻问题上的门庭观念，土著之
间世代联姻的现象特别普遍。在有的谱系图里，我们发现两姓氏之间连续联姻达
十一世。由于血缘过近，当然要影响后代的体质和人口繁衍。
在封建社会里，宗族观念是十分严重的。强族与弱族、旺族与衰族的地位，
在农村是很不平等的。有些“士大夫”的后裔，为了摆脱受岐视、受欺凌的处境，
不愿再承认自己是“土著”，有的干脆加了同姓氏的“客籍”族。据我们在白塔、
蕉庄、岭西、池上等四个乡、镇的调查，就有十二个姓氏的“士大夫”后裔，加
入了同姓氏“客籍”族。当然，这是远在清代的事情了。
正由于上述情况，加大了我们考查工作的难度。第一，因为这个姓氏的户数
少，甚至是单门独户，我们在一个多达数百户，甚至上千户的村、镇里搞调查，
往往被忽略，查不到正根子上去。第二，解放后，氏族之间的岐视虽然已基本上
不复存在，但宗族观念的残余却并没有一扫而光。 “士大夫”们对祖辈的由来，
仍习惯于持回避态度： “多少辈子以前的事了，咱咋能知道”。第三，加入同
姓氏“客籍”族的，认为祖辈人不长志气，给下辈人丢了脸，不愿提及这种有伤
自尊心的事情，更不会向我们提供任何情况和资料。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进行了
一番艰苦的宣传动员和深入地调查研究工作。
“打开了一把紧闭的锁”
通过查访“士大夫”，搜集到一批反映明代以前地名沿革和建村年代的文字、
口碑资料，终于打开了这把紧闭的锁。
白塔镇白塔村，已有梁、孙、马三姓的族谱证实，系明洪武二年建村。但为
什么取“白塔”这个村名呢?有人说因建村前有姓白的曾在此开店故名。但“塔”
字却又让人费解。于是我们便四下查访元代曾在此开过店的白姓后裔。最后，终
于在域城镇的簸箕掌村找到了。经过反复地说服动员，提高了对地名考证的认识，
才把长期保藏的《白氏世谱》 残本和明万历四十三年 (1615年) 、 明崇祯元年
(1628年)、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的白氏墓碑抄录文摘交给了我们。这些资料证
实，元泰定四年(1327年)白姓就在此定居，地名为“白家店”，后因店房倒塌，
被行人传为“白塌店”。到了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谐“塌”音演变为“白
塔店”，到了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简化为“白塔”至今。这便把白塔的建
村年代及其沿革搞清楚了。
岭西乡阎家峪，曾出土过古石器和古村遗址，被认为是一个古老的山村。同
时，在一部《崔氏族谱》里，有李姓于唐代在这一带定居的记载。但我们邀请该
村李姓的几位老人座谈时，均说他们的始祖是于明初从枣强迁来的。其中只有一
位老人一言不发。会后村干部们告诉我们：“他是石大夫李 (农村对“士大夫”
的谐音) ，随这一族的。”后来，在这位老人的帮助下，找到了一块明万历三十
七年(1609年)的李氏墓碑，证实该村初建于元代之前。
通过查访，我们从所谓“士大夫”们手里搜集到崔、薛、白、孟、苏、郑、
郭、栾等诸姓氏的族谱，并在他们的指引下又进一步发现了一些古碑碣和古文物，
为我们考查元代之前地名沿革和建村年代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如，在一部《崔氏
族谱》的序言里写道： “先世祖居莱芜城北石马庄……故唐之大姓有五，以吾
族冠卢、李、郑、王之首。”这证实了我区石马乡石马村始建于唐代。再如：在
元大德六年(1302年)山头镇《薛氏祖碑》(现碑已毁，碑文却载于《薛氏世谱》)
里有这样一段记述：“始祖讳德祥，字云堂，居于蕉岭庄，陶于八陡，捐员外郎，
故于宋仁宗六年(1028年)，卜葬于山头庄西为茔。”再加上《薛氏世谱》中的谱
系记载，便证实了蛟龙(即蕉岭庄)、八陡、山头几个村、镇先后都建立于北宋年
问。
由于进行了上述多方面的考查工作，我区的地名沿革和建村年代基本上有了
眉目。全区二百六十九个村、镇的建立年代是：周朝二个，唐代三个，宋代七个，
元代二十个，明代一百五十九个、清代七十四个，建国后四个。这个数字，已初
步接近于历史的真实了。
但是，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博山区来说，这样的考查结果还是很难令人满意。
元代及其之前所建立的村庄，我们只查出三十二个，恐怕远不止此。更多古老的
村庄，可能要建立于唐代之前，甚至还要在周代前后。这就为我们在编纂地名志
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更加艰巨的考查任务，以便让志二降能够真实地反映我区的
历史面貌。我们将进一步努力，决不有负于历史所赋予我们的光荣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