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颜神镇的发展看宋以后城镇发展的道路｜博山区志｜博山区情资料库

官美谍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宋以后在不少地区出现了主要是由于经济原因而兴起、发展的城镇。它们大都是由原来的定期贸易点发展而来，这些定期贸易点，或称集，或称墟，或称革市，一般每隔五天开市一次，有的是一六、二七、三八，有的则是四九、五十。卖者在清晨就赶到固定的地点，或街巷，或桥头、河滩之类，设摊出售，至晚而退。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频繁，五天一开的集市已不能满足买卖双方的需要，于是城镇应运而生。上述的部分定期市集逐渐发展为每天都进行买卖活动的贸易点，而且一部分商人和手工业者建置了店面、场房，在这里定居了，这就形成了镇，封建政权在这里设了征税机构，但一般不设统治机构。在此基础上再发展下去，就是近代化的都市了。城镇的出现大致有下列几种情况：一种是适应了封建统治据点的需要，出现在据点附近，它的职能主要是供应统治点上的日常生活需要。除此之外，镇的兴起应该说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原因，如地处交通要津，是车马船只客旅商贾必经并需停留、中转之地。以山东为例，自运河改经山东境后沿河两岸就兴起了若干镇，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张秋镇。该镇居东阿、寿张、阳谷三县之问，元朝时名景德，当时“占籍镇中者仅八家为市”。明洪武初改名张秋，弘治六年河决本镇，治而平之，改称安平，明末复称张秋。到清康乾时，张秋镇已是“幅员数里”，几十条街巷的大镇。这里二十七条专业市街，“为行者二三十而有奇”，牙人“二百八十而有奇” ，每年收牙税“为婚者二百金而有奇”，特别是镇之南京店街， “盛时江宁、风阳、徽州诸缎铺，比屋居焉，其地百货亦往往辐辏，及镇之最繁华处。”(《张秋镇志》)也有的是由于经济作物和手工业的发展，商品数量增多，在一定范围内也会在一个对买卖双方均感方便的地点，由本来的定期市集逐渐过渡为每天都进行交易活动的固定点，如山东的周村镇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周村属于长山县，它的东南是临朐、淄川、安邱、诸城等县，是柞蚕、桑蚕的养殖区，北为齐东、高苑、博兴等县是产棉区，这些县所产之蚕丝、棉花以及所织之丝绸、棉布，往往要到周村销售，时间稍长，一些纺线织布、纺丝织绸的工匠们，便就在这里定居了，他们将附近所产的蚕和棉花进行加工，或纺成丝、线，或织成绸、布，久而久之，便成了纺织业，特别是丝绸纺织和销售的中心，加以博山的陶瓷、章丘的铁器也都运到周村出售，这样周村便成了附近各县的商品聚散地。在明崇祯年间始设四九大集的周村，到清康熙时已成为各省商贾往来，“聚天下之货” 的镇了，乾嘉时已被誉为“旱码头”，足以同汉口等水码头媲美，这时周村日产绸缎、湖绉万余匹，除销本省外，还远销河南、山西、河北、四川、东北乃至南洋。镇西之兴隆街最为繁华，街上“琳宫宝刹，圜阅肆厂，咸依绕岸，而服贾牵牛负贩而过者，日不啻千百计。”(嘉庆《长山县志》卷十三)另外，还有一种镇，与以上两者不同，它的形成同当地的地下矿藏大有关系，青州府益都县的颜神镇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本文拟对此作些探讨。一颜神镇即今之博山，周为齐地，汉属莱芜、般阳两县地，南朝宋置贝邱县，隋属淄川，唐宋沿之。之所以叫颜神是因"周末齐国西南郊长城岭下之北鄙，有孝妇颜文姜居岭下，殁而有神，故后世目其地为颜神"(乾隆《博山县志》卷一，以下称乾隆县志) 初，只为村，因地出石炭，土可甄陶，就居者日众，因改村为店，时在金朝，元入益都后称镇，清雍正十二年，割淄川、莱芜两县部分村庄改设新县，名日博山县。(同上) 颜神镇四面环山，地寡土瘠民贫。所谓"人多地少，垦荒造地，石堰层叠，梯山种植，往往岗陵濯濯山洪为害。又地势不平，田多沙瘠，灌田绝少，旱灾易成。”“农业年收不足供食，前食粮每仰给于邻邑。”(《续修博山县志》卷七) 雍正_卜二年置县时，上、中、下、下下四等共地十七万五千三百五十六亩，其中上中二等地仅占17.76%，那时的户数为一万二千三百六十二户，平均每户占上中地二亩半(据《乾隆县志》卷三统计)。又民国初年统计，地仍为十七万五千八百三十亩，人口十八万四千余，平均每人止有地九分零，而且山田居多，平原稀少，粮食产量显然是低的，形成民食相差为数甚巨的局面。人总是要生存的，本业不足，便要开辟其他途径以就食。曾任过清初兵部尚书的颜神镇人孙廷铨评论说：“盖民之为道，本业不足，然后有货殖。货殖非古道也，不耕而食，则长游惰，不织而衣．则生僭侈，皆风俗之蔽，而仁义之毁也。然有异焉，孝乡山多田少，则得粟难，若是而不疾作也，则饥甚，故其民力力焉。凿山煮石，履水蹈火，数犯难，而不息，凡为饥驱也。此虽不耕不织，犹夫自食其力也。顾烧琉璃者多目灾，掘石炭者遭压溺，造石矾者有暗疾，炒丹铅者畏内重，纵谋而获亦孔劳矣。然则孝乡之多艺也，以其民贫也，其无弃货也，以其土瘠也”(《颜山杂记》卷四以下称杂记)颜神镇土田虽少，而矿藏极富，煤、铁、铅、铝、矾、黄丹、红土、粘土、陶土、焦宝石、紫石、马牙石，等等。这些都是田少土瘠，农业品不足的重要补充。颜神镇炭藏极富，且邑煤多分布在地表浅处，得煤较易；颜神镇又富粘土和焦宝石，可谓全邑皆是，此二者是烧造陶瓷的重要原料；颜神镇还大量出产马牙石、紫石、黄丹、矾等，这些都是玻璃、琉璃的原料。于是，石炭、陶瓷、琉璃很早就发展了，成了远近驰名的颜神镇的三大工业。颜神镇的西河、黑山、万山、安上、山头、石炭坞、八陡、福山，煤藏都很丰富。很多得不到土地或者土地很少的劳动者都赖此为生。这里采煤勿需复杂的机械，也不需集中大量劳力，以简单的工具和全家人之力便可得煤，得煤后又可肩挑手推至十几里乃至数十里的邻邑出售，换取生活所需的食粮、布帛。这种个体劳动者的开采是最原始的。后来，则出现了“份子井”，需八至十个劳力，是口径二、三米的竖井，凿至十米左右可横凿，凿成高一米宽一米的坑道，采掘者便可爬行采煤。凿这样的井用八个劳力一般一个月可成，所需材料很简单：辘轳一个，粗绳数条，条筐若干，鹤咀镐三把，照明灯五盏即可。早期份子井上的生产关系是平等互助的关系，他们是自愿组合的。后来井的规模就越来越大了。列宁说：“没有煤炭工业，任何现代工业和任何工厂都是不可设想的。煤炭是工业的真正粮食”。 (《1920年在全俄矿工第一次代表大会——矿工工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全集卷30) 颜神也是这样，采出之煤除供用生活之用外，还大量供应工业之用。这种情况是从宋代开始的。陶瓷应算作颜神的第二大工业，当地人称为窑业。窑业的发展同炭业的发展相互联系着。一方面靠近煤层的粘土是制造陶瓷器坯胎的重要原料。另一方面，煤炭又是烧造陶瓷器的燃料。两业关系极密，而又互促互进。颜神烧造陶瓷的历史相当悠久，最迟也应始于宋朝。前几年在博山大街，发现了宋代的瓷窑遗址，是为证一；另一证是宋代的颜神已建有窑神庙，这是从目前尚存于北岭的道光年间的窑神庙残碑上得知的；证三是《宋会要辑稿》的一段文字，文为“瓷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给用。” (食货五二之三七) 文中的青州应指颜神而言。虽然实际上当时的颜神还属淄川县，因青州无其他陶瓷产地。颜神镇窑业甚伙，除大街外，还有五龙、北岭、山头、窑广、石炭坞、福山等。经过考古发掘已确知在北宋末和金朝，烧窑已经用煤了。石炭用于烧造陶瓷后，陶瓷器发生了质的飞跃，在瓷质、色泽、光度等方面都呈现了大幅度的提高。颜神瓷的特点为：(1) 品种齐全，缸、罐、瓮、盆、碟、碗、瓶、杯、壶、枕、凳，以及勺、匙、盅、衣钩等碎货，可谓日常生活所需应有尽有；(2) 质坚，颜山瓷虽然不算十分精致，特别同一些名窑如景德镇相比，显得粗笨，但质地坚硬，耐磨耐摔。所谓“黑瓷粗重，可行数百里而不损”；(3) 价格低廉。警斋先生于民国六年(1917年)赴博山考察，发现“一枚铜子可购三枚之大黑碗耳，土人用之最称便利”。以上三点决定了颜神瓷的销路甚广，不仅本省广大农村普遍使用颜神瓷，而且远销于关外者甚伙，其次为黄河流域。琉璃，琉璃器也称料货，业此者称炉匠，应是颜神镇的第三大行业。康熙《益都县志》曰：“其器用，淄砚、琉璃、瓷器，颜神镇居民独擅其能，镇土瘠确，而民无冻馁者以此。”(卷二)琉璃的主要原料为马牙石、紫石等，镇藏甚富。岱庄蟠龙山产者有紫、黑、白三色，岳家庄东南山东南产五色，东石马南山产所有红、白、蓝、紫各色，岳阳山麓产白石夹青石中，色光洁黑，黑山顶产砂土，皆琉璃、玻璃原料。颜神的琉璃工业，亦称炉业，大致始于元末明初。据明末任清吏部主事、兵部尚书的孙廷铨说：“炉座者，余家自洪武垛籍，所领内官监青世业也。”(康熙《益都县志》卷十一) 乾隆《博山县志》)孙延寿传说：“家自洪武时隶籍内廷班匠事，故世执琉璃青帘。”(卷七下)既然孙家在洪武初已为内廷琉璃班匠，可见，琉璃业在颜神镇的兴起最迟不应晚于元末。琉璃属于装饰品，所以执此业者要比执陶瓷者为少。业琉璃者多在西冶街，产品名目繁多，有珠帘、屏风、棋子、簪玑、帐钩、枕顶、灯罩、灯盖、灯壶、珠子、烟咀、瓶子、鼻烟壶、珠及玩具，零星器物等。产品晶莹可爱，运销各省县市。此三项外尚有冶铁。据乾隆《博山县志》载：“考石可作铁，其始乡之人不知也。康熙二年孙文定公召山右人至此，乃得融铸之法。”(卷四) 二煤炭、陶瓷、琉璃、冶铁，还有其他工矿业的兴起和发展，必然带来或者说促进交换的较大发展。因为工矿业与农业不同，封建社会的农业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农民是为满足自己的消费而进行的生产，消费之余才用于交换。工矿业则不然，它们无法自给自足，煤、陶瓷、琉璃、铁器等等，都是既不能吃，也不能穿的，工矿业的生产者都不是为满足自己的消费而进行的，而是为市场、为交换而进行的，工人们是用这些去换取与生命关系最密切的粮食、布帛及其他生活必须品。所以，工矿业的兴起和发展必然促进交换的发展。人类社会的交换就是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而引起的和推进的。颜神镇的煤炭、陶瓷、琉璃、冶铁等工矿业的发展，理所当然的推进了这里交换的发展、商业的发达和繁荣。封建统治者在颜神这块荒瘠的弹丸之地设立了税课司，可见其商业的发展程度了。据明嘉靖《青州府志》和清乾隆《博山县志》记载：金元时期封建政权已在这里设了税课司。税课司所在街巷也因之命名为税务司街，可以推之税课司的规模和业务范围都具备了一定规模，否则怎能以它来命名街巷呢? 有资料说：“天启七年丁卯，孝妇河溢，范河尤甚，税务街居民漂没无算。”(乾隆县志卷四下)税务街上不仅有课税机关，而且成了店铺肆列和摊贩聚散的重要场所。《颜神镇志》 (以下称镇志)记：“河滩之西，起于叠道，北至沙沟为税务司街，其民多贩瓷器。” (卷一)至今此街仍存，从现今观点看街道不算宽广，但各种小型商店和摊贩仍然林立，商品品种齐全，在大商场买不到的土特小杂品，在这里往往意外觅见。颜神镇既在宋金元时由于矿业、手工业的繁荣而导致了商业已具相当规模，反过来商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工矿业的发展。到明清时期，国家安定统一，在全国范围内工业和商业均得以长足的进步，颜神镇自不例外，而且居全国之前列，甚至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关系。首先，矿业中的煤炭开采规模越来越大。那种八个劳动力可操作日产1.5吨到3吨的份子井已远远落后。一批大煤井发展起来。清康熙八年出版的《颜神镇志》反映出："煤则凿石为井，有至二三百尺深者，炼而为焦，以供诸冶之用。” (卷二下)这段记载与；1943年日本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关于博山群小炭矿调查结果十分吻合，该调查报告说：按博山地区煤层分布特点看，二十米以下者为份子井的规模，四十米左右为小煤窑井的规模，百米以上是大煤窑井的规模。而四十米以上至百米者，尚属中等煤窑的规模。二三百尺正是中等煤窑的规模。据日浅田龟吉在《山东省矿业资料》中计算，百米以上的大煤井的矿工平均在百人左右，日产四十吨。以此推算颜神深达二、三百尺的煤窑，所需矿工当在八、九十人左右。孙廷铨在《颜山杂记》一书中也对煤井的规模有所记述：“凡攻炭必有井干焉，虽涤百尺而不挠，已得炭然后旁行，其隧视其炭之行，高者倍人，薄者及身，又薄及肩，又薄及尻。”(卷四)既然出现拥有近百矿工的煤井，这里的经济结构，生产关系也就颇值得探索了。乾隆县志谓：“按博山地寡民贫，多凿井穿洞，以资其利，盖自昔然矣。迄于今，凿者愈众，得者常艰，生涯亦小促焉，抑又闻，里中武断规取山场，纠众敛钱攻采。主其事者必日井头，率徒下攻者日洞头，收发钱财者日帐房，此三人者权莫大。输钱出分者，谓之攻主。煤已见矣绐以难攻采无算矣，仍以繁费为辞，彼攻主犹怀欲取姑与之心，任其苛派销算。而井洞头则一文不费，公私十倍坐获。及日久见疑，从而察之，帐房以意为舛错。遂使攻主倾家入井，而山场主办赋无从矣。于是或作奸偷采，或攘臂明争，甚至放水淹人，因而兴讼，往愚夫愚妇轻生者有之，事闻于官，与此三人若风马牛不相及也。井为之弊如此，长民者知之。”(卷四)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这段文字反映出开凿煤井的四种人：(1)山场主，是土地所有者，山场主要"办赋"即向国家纳赋； (2) 攻主，他们是输钱出分者，他们虽无实权，但是股东，其成分应是资产者； (3) 井头、洞头、帐房此三者掌实权的，凿井、采掘、指派和监督矿工，财务等大权，均归他们掌管。不过对此三者也不能同等看待，井头应为经理、资方代理人，他本人也可能拥有股份，也可能并无股份仅仅代表资方经管矿井。洞头和帐房的身份地位似应区别于井头，洞头是率领矿工下井采掘者，虽然他可能并不亲自参加劳动而对矿工又十分凶恶，为矿工们所切齿，但究其身份恐怕只能属于雇员中之爪牙流。帐房权虽也很大，也只能是雇员身份。资料反映出井头、洞头、帐房掌实权的人同无实权、不亲自经管的攻主(股东)的矛盾。这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这时的资本拥有者往往缺少才干和经管实践；(4) 徒，上百字的记述虽然只有一个徒字，这个字却最关重要，徒就是矿工，实际的煤炭采掘人，煤炭生产的真正主人，财富创造者。资料撰写人无只字述及井头等对矿工的压榨，其偏见不言而喻。煤井上的矿工多雇自当地农村，绝大部分是短工。当时的煤井在一年之中只有半年可采煤，一般是从农历十月到第二年四月，五月以后雨季来临，井下不断出水，没有抽水的水泵，煤井无法采掘，五月至九月正是农作物收获的黄金季节，矿工们正好回到家乡去经管自己的一小块土地，或者受雇于地富之家充短工，忙工等。1882年(清光绪八年)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描述了颜神镇煤炭的生产情景，“博山县是我直到现在所遇到的工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一切在工作着、动着。这个城市有着一个烟厂区的烟火熏燎的面貌，浓深的烟云表示各个工厂的地点。因为这里优良的矿坑所产出色的煤，很早就已经促使各种工业的产生，而这些工业通过若干世纪发展下来。” (《中国近代手工业资料》卷二 P132)从宋朝开始经过了几个世纪到清末，出售煤炭的炭店已发展为七八十家了。陶瓷和琉璃在明清两代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明朝人冯琦记载说：“颜神…… 宜陶，陶者以千数。”(镇志卷五)民初出版林修竹编《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亦云：“城关一一带窑(制造陶瓷)炉(制造料器)两业，均极发达，约用工人四千余名，故无取业者绝少，男女均能自给。”《中国实业志(山东)》说：山东陶瓷业，起源于宋朝……自博山煤矿开采之后，发现陶瓷新原料，于是，博山遂成为山东陶瓷业之中心。至清朝，此业颇为盛兴，其时陶瓷出品远销于关外者甚伙，其次，为黄河流域。以其所制物品价格低廉，适合于一般人民的需要，是为畅销之原因。 (八编四章)又说：“博山制造陶瓷器，向无大规模工厂组织，多属家庭工业。” 正因为博山各窑厂均系小作坊，所以本身不兼作营业，在这里窑厂和窑货行是分开的。作坊主将所有出窑产品统售于窑货行，再由窑货行向外发售，或批发、或另售。贩卖者有小掮客和贩商两种：小掮商资本少，系零星贩卖，推销范围不广；贩商则资本较大，一般向外埠运销。窑货行(货栈)对窑户，有的先行付款后交货，也有的现款现货，还有的向窑户赊货。前者售价较低，中者售价与市相合，后者价稍高，还参时间长短而抬高之。《中国实业志(山东)》载：博山小窑户当其鼎盛时代，有二百家之多，总产量为一百四十五万九千余件。总产值二十一万三千八百五十元，约占全省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五。到明末清初，陶瓷琉璃两业中的生产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孙廷铨在为其曾祖父孙延寿作传时写道：晨起捡料毕，即还视炉座工人。”(康熙《益都县志》卷十一)廷铨生于崇祯年间，其曾祖父暮年之时大体应是万历前后，这是说明末在琉璃业中出现了雇佣工人，陶瓷业的情况也大体相当，笔者曾在颜神镇最大最集中的窑业点山头、北岭等处作过调查，据老陶瓷工匠们回忆、推算，认为最迟在清初已出现了使用雇佣工人的大窑主，在窑业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窑炉，或称窑座，它是窑主们的最大投资，是固定资产。其他象瓷土、釉子、燃料等价值都很低，所以，一般窑户大都没有窑座，而需租用或代烧。大窑户指的是能自己独立筑窑、成型、烧成、出售的窑户，在颜神镇为数不多，估计最晚在清初已出现，他们的雇工一般在十人左右。雇工的劳动时间很长，一个工作日往往超过十二小时，分配方式也很原始，雇工所得往往是实物，所谓分条子，将出窑的产品按品种、质地平均的分成若干条，工人得若干条，窑主得若干条，各自出卖。由于煤炭、陶瓷、琉璃、铁冶等的长足发展，颜神镇的商业也迅速发展着。康熙初年出版的《颜神镇志》和乾隆《博山县志》都真实反映此之前的商业活动。 “……大街、长三、四里，居民稠密，商货来往，多由于此。北出大街渡河而西，民多业琉璃，为西冶街……范河门外倚滩者为北关街，中途东转者为北岭街，民多业瓷窑。河滩西起于叠道，北至沙沟为税务司街，其民多贩瓷器。” (乾隆县志卷二)颜神同周围各邻境产生了密切的交换关系，成了方圆数百里的贸易中心。所谓“四方商贩咸聚于此”。镇之发展不仅促进了邻近各邑手工业的商品化，而且推动了以粮食为中心的农产品的商品化，所谓“四远之外，载粟以易械器，而镇之陶冶亦得以其械器易粟。”(镇志卷二)当时的颜神镇所需粮食已几乎全靠外援了，“镇虽有陶冶而无稼穑餮飨所资皆取于邻境”还十分担心“一遇荒年闭籴焦、煤、铅、银、琉璃、丹矾其可炊而腹果乎? ”(同上)可见清前期的颜神镇已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商业城镇了。此之后持续发展着，民国三年出版的《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对这里的居民结构作过这样的估计，“境内富有煤矿，每矿需用工人百名，至数百名不等，统计职工约有七千三百余名。城关一带窑炉两业，均极发达，约用工人四千余名。故无职业者绝少，男女均能自给。”又说：“银号十家，酒家六十家，杂货行五家，药材行四家，炭行三十余家，窑业行四十余家，他若饭馆及零星售卖为数甚多。”调查录既出版于民国三年，所反映的显然是晚清之实际，嘉道以来也不会相差很远。地处万山丛中的小小颜神镇的经济发展，甚至引起了舆地学家、文人学士们的注意。顾祖禹在《读史方舆记要》中说：“颜神镇，府西南百八十里……地宜陶，又产铅及煤，居民稠密，商旅幅至，设巡司及税课局于此。”(卷三十五)顾炎武说：“颜神镇老师山铅矿洞一处，在南庄社。鹿角山铅矿洞一处，在马陵社。石胡同铅矿一处，在邀兔社。黄沙陆铅矿洞一处，黄狐羊铅矿一处，俱在柏树社。大金岭铅矿洞一处，在三泉社。以上矿洞七处，俱封塞完固各有义民一名带领近洞枪手牌甲日轮十五名巡逻看守。”(《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六)又说：“城西南一百八十里为颜神镇——去县冶迁远，山林萦密，盗贼藏匿为患，以府佐官员弹压董治，嘉靖中兵宪王公世祯札成之，盖称重镇云。”(同上卷四十二)王士祯(桓台人)也说：“青州府益都县去郡二百余里，地名颜神镇，土多煤矿，利兼窟冶，四方商贩，群聚于此。”(《香祖笔记》卷二)明万历时礼部尚书颜神人冯琦云：“颜神镇……青以西，淄莱新益之间斯一都会也。而于山近，故亡命时有，陶故鼓铸，四方贸易辐辏。”(镇志卷五)叶先登也说：“颜神镇四面环山带水，实济青二郡之要害也。”(同上卷三)李攀龙又说颜神镇“是淄莱新益之间一都会哉。”(同上卷四) 三颜神镇的发展很快引起了明政权的注意，并加干预。我国自古把山川之利、广泽之畜视为天地之藏，其所有权在最高统治者，禁止民人利用，不过也不能排斥就近的民人赖此为生。在明以前虽有禁止之令，但执行并不严格。入明以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对矿业的要求量迅速增长，民间开矿者日多。特别，明中期土地高度集中，流民问题突出起来，相当批量失去土地无以为生的农民流向深山老林，或开荒种田，或开凿矿藏以为生计。为此明朝廷下令封山，屡颁禁私自入山开矿冶炼之令，违犯者处以极刑。这样一些原来就以采炼为生和新流入矿区的人，为了生计只好组织武装，坚持采炼。“矿盗”、 “盗矿”等诬称在统治者的奏章、诏令中屡屡提及。正统十三年(1447)浙江庆元人叶宗留为对付追捕的官军，领导矿工武装起义，很快控制了福建、江西的交通要道，歼灭官军二千五百余人，坚持四年之久。这次起义为全国矿工反对封建统治争取开采权的斗争树立了典范，推动了全国各地的矿工的武装反抗。山东颜神镇的情况同闽、浙、赣十分相似。正统年间山东流民也已相当可观，仅青州一带就形成了万户以上的流民群。颜神镇南临莱芜、沂源、新泰、蒙阴，北接淄川，地势险要，地下矿藏极富，于是成了流民的重要流向。这里矿藏虽富，矿洞很多，却被封固，并由地方政权派枪手看守，严禁采掘。这就激起了本地矿工和流民们的强烈反抗，早在天顺年间，矿工“冀景周聚众为乱。”(镇志卷二) 正统十二年(1517)，“矿徒李大可作乱。”(乾隆县志卷四)嘉靖元年(1522)矿工王堂率矿徒数十人“起颜神镇”，当地手工业者、商贩等加入斗争行列，同时邻近的莱芜、新泰、淄川等县贫苦农民也纷纷响应。这支起义军在王堂领导下转战莱芜、新泰、临城、东昌、兖州，屡败官军，所谓“流劫东兖转入莱芜、新泰、临城之间，势张甚。”明都指挥杨纪和杨浩在泰安东昌一带与起义军交锋，大败，杨浩被杀，“纪兵望见惊溃，浩死之，纪中搠。仅以身免。”起义军乘胜攻下鱼台、金乡、曹县。继之转入河南、南直隶等地。嘉靖元年十二月，明统治者总结此次起义谓：“山东青州府矿贼流入东、兖二府及河南两直隶地方。所过焚劫横行，官吏莫能支。”(明世宗嘉靖实录卷二十一)成了仅次于叶宗留的另一支规模大的矿工起义，给了明王朝沉重打击。嘉靖二十四年(1545)“姚世清聚矿徒百人作乱。”(县志卷四）总之，“百数十年来，冀氏，姚氏九为倡乱，以毒我百姓，荡我庐舍。”(镇志卷一)成了明统治者的心腹大患，甚感难于对付。曾在嘉靖年间任过南京兵部尚书的王廷相惊呼“嗟呼! 今山东之所患者，其势凶志谬，未有大于矿徒者也，聚之则千百成群，不敢逼捕；散之则一夕邂逅，莫可踪迹。” (嘉靖《青州府志》卷十一治矿盗议)于是，一向被视为荒山瘠土的小小颜神镇，忽然重要起来，一次再次的被提到了统治者的议事日程，叠次派兵驻扎弹压，且屡屡升级。弘治八年(1495)“山东抚按以颜神镇为地方要害，建立行台一所，常川巡行驻节。”正统五年(1510)，“兵科刘琦奏准添设青州兵备事一员往来驻扎，每岁在镇八个月。”正统十二年(1517)巡抚黄瓒疏奏部覆，“颜神镇……地势险要，山川环抱，军民杂处，多有以强欺弱，以众暴寡，又兼备县挟分土分民之私，以致群盗借出此入彼之险，题奉钦依添设青州捕盗通判一员在镇专管防御兼辖新、淄、长、莱等县，地方有警即调遣兵马听其约束。”嘉靖三十六年(1557)。“本镇举人赵敬简同乡耆等议，本镇虽有捕盗通判一员，出入无僚佐可属，进退无城池可守。诚可谓独坐穷山放虎自卫者也。请建石城保安地方，先是添设通判建立府馆，而矿徒犹未靖也，故魏怡筑层楼以自卫，有楼矣，仍不足以恃，故士民请建石城。”(均见乾隆县志卷十)同年九月，“青州兵备道副使王公呈请两院题准建立石城”“岁拨新泰、莱芜、淄川、高苑、寿光、蒙阴六县民壮一百五十名、快手六名，操练镇守。) ”(《天下郡国和病书》卷36)到雍正十二年(1734)又以颜神“离城一百八十里，我世宗宪皇帝俯念乡民输纳维艰”为由(乾隆县志序)，以益都西南境孝妇、怀德二乡三十六庄为基础，割淄川南境二十庄，莱芜东北境七庄置县，以境内山多故名博山县，在颜神镇置县治，隶属青州府。从弘治设行台到雍正置县治，都表明了颜神镇的经济发展，它成了“重镇”，成了“都会”，引起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封建政权乃至文人士子的注意，他们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纷纷呼吁，于是有行台之建，捕盗通判之设，石城之筑，县治之置，从政治上严加控制约束。在经济上则早在金元就设了税课司，进行掠财，到万历二十五年 (1597)又派陈增为山东矿监，陈在山东搜刮勒索达十年之久，其间曾逮捕益都知县吴宗尧。①吴的被逮显然同颜神镇矿业不无关系。那末，石城之筑，县治之置，税课司之设和矿监之派，对颜神镇的发展又怎样呢？首先，封建统治者视开矿者为“盗矿”、“矿盗”严加镇压，不管是土著还是流民，这样显然扼杀了矿业的开发，明中期以来的百多年间，颜神的开矿者九次遭镇压，这些武力行动对开矿事业的破坏是不言而喻的；其次，陶瓷、琉璃、冶铁均以煤炭为燃料，开矿业的被摧残，理所当然的影响了陶瓷等工业以及商业的发展；再次，石城之筑，县治之置虽然可使居住城内者避免某些刀枪炮火所带来的伤亡和财富的损失，但居于城内者毕竟是少数，且多系官吏和地主。至于对广大人民，推动社会发展的人们却无利可言，雍正年问设县时的唯一理由是“世宗宪皇帝俯念乡民输纳维艰”，似是为输纳者着想，体谅纳税者的困难，此不无道理，省去一百八十里的路途奔波，可谓方便，但如把主谓对调可能更为确切，即应该说对收税更方便，方便于控制，方便于搜刮。总之，不管是石城，还是县治，对工矿业、对城镇的自由发展，所起作用绝非促进。通过对颜神镇的具体分析，笔者自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地理环境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是指地理环境与社会制度而言，是指地理环境与在这块土地上所组成的社会的性质，所建成的政权的性质。绝不是说地理环境同社会经济的发展没有关系，相反，关系很密切，有时是举足轻重的。特别，在同一政权之下，地区间的差异对经济的发展往往有着决定作用。我国民间的一些谚语，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通俗的表述了这方面的道理。一定地区的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在过去就是自发的就地取食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是这样顺乎自然的生活着、发展着，并呈现了地区间的差异和不平衡。颜神镇之所以从一个山间小村发展为“重镇”、“都会”，就是地理环境所致，因为它拥有丰富的地下矿藏。居住在那里的人们从自发到自觉的利用地下蕴藏，来生产和生活，来发展家乡经济。他们挖煤、冶铁、烧窑、……，他们辛勤劳动着，使这里从一个地瘠民贫的山, 村落发展为四方辐辏，经济繁荣的重镇。如果颜神镇的居民不是顺乎自然的掘煤，烧窑，而是去凿山造田，种植五谷，那就会是另一种结局了。虽然民众也可温饱，但绝不能发展为工商重镇。颜神镇的发展启示了因地制宜的重要性。第二、颜神镇的经济发展，一方面固然是人稠地寡，蕴藏丰富，农业不足，以工补之，于是工矿业发展了，商业发展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距离县治一百八十里，处在万山包围中，是封建统治所不及的地方，在明弘治以前颜神镇没有任何统治机构之设，应该说是封建统治链条中的薄弱环节，新的因素比较容易从这里突破。易于在这里发展。正是因为颜神镇的封建统治比较松弛，历来被禁止开凿的矿藏才得以为当地民人开采，民营矿业才能发展，手工业才能发展，商品交换和商业才能发展，乃至出现新的经济因素。假如这里的封建统治比较严密，是封建统治的重点，那末这里矿业就不能被民人较大规模的开采，就绝不是民营、私营，而一定是官营。若系官营就不能成为繁荣的工商重镇，更不可能萌发新的经济因素。列宁发展了马恩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确认无产阶级可以冲破帝国主义统治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在一个国家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发展，对我们研究社会经济发展吏颇多启示。既在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上能首先暴发无产阶级革命，并取得胜利，在一国之内封建统治的薄弱环节上为什么不能发展成工商重镇，并萌发新的经济关系呢? 第三、封建的上层建筑，特别是它的核心政权，是要为自己的基础服务的，对于新的生产关系的萌发，它总是负有干预，阻挠乃至扼杀的使命。这是因为这点微弱的萌芽一定会发展、壮大，并取而代之。颜神在金元之前几乎是一片荒山，这里既无政权机构，又无驻军，几乎是没人过问的。但是，由于煤炭、陶瓷等业在宋代已相当发展，统治政权的手也就随之伸向这里，加以干预。先是设局征税，继之又是行台、石城县治，一步步加强对这块弹丸之地的统治，扼制它的非份发展，力图以上层建筑的力量限制它，拉回到封建的轨道。鸦片战后，清政府主权，领土屡屡丧失，外资纷纷拥向博山，官府和官僚们也至此投资，一时间煤炭公司、玻璃公司、窑业公司、招牌林立。资源劫掠殆尽，国计民生补益甚微。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工业才得到较快发展，但却是昙花一一现，继之内战蜂起，兵荒马乱，拉夫派差，工矿纷纷倒闭，百姓苦不堪言。直到解放后才真正是工矿业，城镇发展的鼎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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