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六年春，蒲松龄开始到离家50余里的城西王村(今属周村区)设馆教书。后
来，随着女儿及次子篪的降生，家庭负担越来越重，加之灾年庄稼歉收，为了全家
五口的生计，也为了开阔眼界，他应同邑进士、江苏宝应县令孙蕙(树百)聘请，于
康熙九年(1671年)秋南下宝应县署做幕宾，帮办文牍。
蒲松龄离家上路，骑马南行，经颜神镇(今属博山区)西南青石关，入莱芜县境，
过岩庄，至沂州阻雨，休于旅社。得读刘子敬之中表亲所出同社王子章撰《桑生传》，
以此为素材， 写成《莲香》 篇，收入其《聊斋志异》中。继而进入苏北，渡黄河
(清初黄河由苏北入海)，最后到达宝应。
宝应县隶属扬州府辖，由于地处淮河下游并临大运河，当水陆之冲，因而迎送
境官员驿站供应繁重；且遇连年水灾，土地村舍俱淹，百姓号寒啼饥，流离失所。
孙蕙于康熙八年来到这“冲疲灾邑”任职，“送往来之上官，则贱如声伎”，“受
隶卒之呵叱， 则辱同奴仆” 。而面对灾民，“一出则遮道呼号，万难名状” (见
《蒲松龄集·文集·寄胡伯平(代孙蕙)》。)，“且参揭之票，积案如山”。(同上
《答李乐陵(代孙蕙) 》。)又加初到此处，人地两生，亟盼身边能有贴心的有识之
士帮助处理公私事务。蒲松龄的应聘，确实给困境中的孙蕙解了燃眉之急。
在宝应县署，蒲松龄为孙蕙起草的书启文稿，大都被收入《鹤轩笔札》 (“鹤
轩”为孙蕙任职宝应官署中斋名。) 第一、二册中。其中最早一题是康熙九年十月
《初二日贺布政司慕》 (见邹宗良：《蒲松龄的〈鹤轩笔札〉手稿及其佚篇》，载
《蒲松龄研究集刊》第四辑。) ，而实际上另有一题不在此册的《代孙树百迎扬州
府贴堂同知束启》尚更早于前。(见《蒲松龄集·文集·书启》。)以此可知，蒲松
龄系九月到达宝应。
次年春，孙蕙被调兼署高邮州事，蒲松龄亦随之赴高邮州署。其间代拟文稿，
大都收入《鹤轩笔札》第二册中。其末篇实止于《五月十二日上钞关周》。 (《鹤
轩笔札》第二册末篇为《高邮驿站》，然其题下注为“四月拟”，而《上钞关周》
为五月十二日，显然最晚。)
蒲松龄在宝应、高邮官署中代孙蕙共拟书启、文告等稿90篇。 (《鹤轩笔札》
现存80篇，另10篇载《蒲松龄集·文集》。)其中绝大多数是写给省、府上司与州、
县官员及故旧的书札，内容涉及公务，如河工、赈灾、征粮、驿马，以及喜迎、庆
贺与私交请托方方面面；还有少量为宝应县署与高邮州署发布的谕文、呈文，内容
涉及救灾劝谕、安民守法、以清盗源、劝民息讼、警励士风、严肃赈纪以及请补赈
粮、请补驿站等。作品或长或短，大都用语委婉文雅。蒲松龄以孙蕙的名义，说出
了下层州县官吏的艰辛、难以强项的处境与灾区的惨状、百姓的困苦充分体现了他
的学识、文采及妙笔，为孙蕙赢得了一定的政声。
蒲松龄不仅是州县官署帮办文牍的幕宾，更是孙蕙的知己、诗友。孙蕙之所以
要请蒲松龄来做幕宾，一是两人都曾受知于山东学使施闰章，有同学之谊；二是看
中了他的学识、文笔；三是认为蒲松龄重情义且有共同的诗趣。而蒲松龄确实没使
孙蕙失望。他的《感愤》诗句“尚有孙阳怜瘦骨”，即把孙蕙比作伯乐，视为知己。
他同情、理解孙蕙强项难的“牛马吏”处境，在代拟的书启、文告中，大声疾呼，
为孙蕙呼难叫苦，以求得上司、同僚的体谅和帮助。从他此时的诗作《闻孙树百以
河工忤大僚》、《呈孙树百》、《三月三日呈孙树百，时得大计邸钞》所云“故人
憔悴折腰苦，世路风波强项难。吾辈只应焚笔砚，莫将此骨葬江干! ”“念我不才
皆欲杀，怜吾病已成疏。于今世事难回首，龟策何须更卜居?”“但馀白发无公道，
只恐东风亦世情。我自蹉跎君偃蹇，两人踪迹可怜生! ”“时危未许眠高枕，天定
何劳避畏途? 按剑相逢君莫笑，阳春属和古来孤。”亦可看出他对孙蕙仕途艰难的
同情以及鼓励与期望。孙蕙爱诗，作有诗集《笠山诗选》，因而蒲松龄引为同好。
他除了经常以诗与孙蕙交流思想外，还在忙完公私事务之馀暇，以及二人外出行旅
途中，时相唱和。甚至以诗直写孙蕙家事及其所好，如《听青霞吟诗》 (青霞即顾
青霞，乃孙蕙姬妾。) 、《又长句》、《舟过柳园，同孙树百赋》、《为友人写梦
八十韵》 、 《与树百论南州山水》、《元宵后与树百赴扬州》、《寿赵夫人》、
《树百宴歌妓善琵琶，戏赠》、《戏酬孙树百》、《孙树百先生寿日，观梨园歌舞》、
《牧羊辞，呈树百》等诗中，都真实形象地描绘了这方面的内容。以此可见他们两
人之间的友好密切关系。
南游期间沿途登眺，苏北水乡秀丽景色，激发了蒲松龄的小说、诗歌创作热情。
近一年间，他就写诗一百数十首。在这次一生中时间最长的远游中，他也亲眼目睹
了仕途险恶及社会的黑暗，既看到州县官吏遭受上官的凌辱而不能强项的委屈，又
看到了他们花天酒地、铺张奢侈的另一面，更看到了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灾民的惨状。
这无疑为他日后的《聊斋志异》某些篇章的创作提供了主题和生活素材。
南游期间，蒲松龄的思乡情绪日甚一日，他的《早春》、《登高》、《射阳湖》、
《对月寄般阳诸朋旧》、《旅思》、《河堤远眺》、《客署作》、《客斋》、《夜
坐有怀郢社诸游好》、《堤上作》等诗，都流露出他的怀乡思归情绪。
这期间，他除了想念家乡的亲人、故旧外，更难忘的是实现自己朝思暮盼的科
举梦。而这种代人歌哭的幕宾生活，既远离家乡不能与亲人团聚，又于自己的举业
无补，徒增无尽的惆怅。他在诗中写道：“浪迹十年湖海梦，频教杨柳绾离愁。”
(《舟过柳园，同孙树百赋》)“隔年恨别看春树，往事伤心挂晚钟。世事于今如塞
马，黄粱何必问遭逢! ”(《夜发维扬》)“十年尘土梦，百事与心违。”“可叹金
城柳，参差已十围!”(《旅思》)“独上长堤望翠微，十年心事计全非。”(《堤上
作》)“登高回首浩无涯，又向风尘置岁华。“(《泰山远眺》)(此处泰山，指高邮
泰山墩。) “湖海气豪常迕世，黄昏梦醒自知非。年年踪迹如萍梗，回首相看心事
违。”(《漫兴》)可见他入泮十几年仍未中举的苦闷心情。眼看下一年又逢乡试，
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机会，他决意辞幕北归。而孙蕙也完全理解蒲松龄的心思和处
境，尽管不愿他走，也未加阻拦，还为他应试写了荐书，以图帮他一把。
这年初秋，蒲松龄骑马沿原路北返，乘扁舟渡过黄河，临近家乡，日暮驰奔青
石关，然投宿未果，只得冒着雷雨，夜闯瓮口道。此时雷电交加，山雨倾盆，水没
马膝，而山道崎驱，人马同饥，几致倾堕。至三更时分才到土门庄住下 (见《蒲松
龄集·诗集·瓮口道夜行遇雨》。) 。他从西笠山孙蕙家出门时又电闪雷鸣，大雨
倾泻，天近黄昏，山路难行，迷窜于榛野。等夜里到家时，家人已睡熟，他急打柴
门，孩子们高兴地迎出来，系马树上，烫酒热菜。他换下被雨水淋湿的衣服，与家
人团聚，重享天伦之乐。
第二辑 南游做幕
康熙六年春，蒲松龄开始到离家50余里的城西王村(今属周村区)设馆教书。后
来，随着女儿及次子篪的降生，家庭负担越来越重，加之灾年庄稼歉收，为了全家
五口的生计，也为了开阔眼界，他应同邑进士、江苏宝应县令孙蕙(树百)聘请，于
康熙九年(1671年)秋南下宝应县署做幕宾，帮办文牍。
蒲松龄离家上路，骑马南行，经颜神镇(今属博山区)西南青石关，入莱芜县境，
过岩庄，至沂州阻雨，休于旅社。得读刘子敬之中表亲所出同社王子章撰《桑生传》，
以此为素材， 写成《莲香》 篇，收入其《聊斋志异》中。继而进入苏北，渡黄河
(清初黄河由苏北入海)，最后到达宝应。
宝应县隶属扬州府辖，由于地处淮河下游并临大运河，当水陆之冲，因而迎送
境官员驿站供应繁重；且遇连年水灾，土地村舍俱淹，百姓号寒啼饥，流离失所。
孙蕙于康熙八年来到这“冲疲灾邑”任职，“送往来之上官，则贱如声伎”，“受
隶卒之呵叱， 则辱同奴仆” 。而面对灾民，“一出则遮道呼号，万难名状” (见
《蒲松龄集·文集·寄胡伯平(代孙蕙)》。)，“且参揭之票，积案如山”。(同上
《答李乐陵(代孙蕙) 》。)又加初到此处，人地两生，亟盼身边能有贴心的有识之
士帮助处理公私事务。蒲松龄的应聘，确实给困境中的孙蕙解了燃眉之急。
在宝应县署，蒲松龄为孙蕙起草的书启文稿，大都被收入《鹤轩笔札》 (“鹤
轩”为孙蕙任职宝应官署中斋名。) 第一、二册中。其中最早一题是康熙九年十月
《初二日贺布政司慕》 (见邹宗良：《蒲松龄的〈鹤轩笔札〉手稿及其佚篇》，载
《蒲松龄研究集刊》第四辑。) ，而实际上另有一题不在此册的《代孙树百迎扬州
府贴堂同知束启》尚更早于前。(见《蒲松龄集·文集·书启》。)以此可知，蒲松
龄系九月到达宝应。
次年春，孙蕙被调兼署高邮州事，蒲松龄亦随之赴高邮州署。其间代拟文稿，
大都收入《鹤轩笔札》第二册中。其末篇实止于《五月十二日上钞关周》。 (《鹤
轩笔札》第二册末篇为《高邮驿站》，然其题下注为“四月拟”，而《上钞关周》
为五月十二日，显然最晚。)
蒲松龄在宝应、高邮官署中代孙蕙共拟书启、文告等稿90篇。 (《鹤轩笔札》
现存80篇，另10篇载《蒲松龄集·文集》。)其中绝大多数是写给省、府上司与州、
县官员及故旧的书札，内容涉及公务，如河工、赈灾、征粮、驿马，以及喜迎、庆
贺与私交请托方方面面；还有少量为宝应县署与高邮州署发布的谕文、呈文，内容
涉及救灾劝谕、安民守法、以清盗源、劝民息讼、警励士风、严肃赈纪以及请补赈
粮、请补驿站等。作品或长或短，大都用语委婉文雅。蒲松龄以孙蕙的名义，说出
了下层州县官吏的艰辛、难以强项的处境与灾区的惨状、百姓的困苦充分体现了他
的学识、文采及妙笔，为孙蕙赢得了一定的政声。
蒲松龄不仅是州县官署帮办文牍的幕宾，更是孙蕙的知己、诗友。孙蕙之所以
要请蒲松龄来做幕宾，一是两人都曾受知于山东学使施闰章，有同学之谊；二是看
中了他的学识、文笔；三是认为蒲松龄重情义且有共同的诗趣。而蒲松龄确实没使
孙蕙失望。他的《感愤》诗句“尚有孙阳怜瘦骨”，即把孙蕙比作伯乐，视为知己。
他同情、理解孙蕙强项难的“牛马吏”处境，在代拟的书启、文告中，大声疾呼，
为孙蕙呼难叫苦，以求得上司、同僚的体谅和帮助。从他此时的诗作《闻孙树百以
河工忤大僚》、《呈孙树百》、《三月三日呈孙树百，时得大计邸钞》所云“故人
憔悴折腰苦，世路风波强项难。吾辈只应焚笔砚，莫将此骨葬江干! ”“念我不才
皆欲杀，怜吾病已成疏。于今世事难回首，龟策何须更卜居?”“但馀白发无公道，
只恐东风亦世情。我自蹉跎君偃蹇，两人踪迹可怜生! ”“时危未许眠高枕，天定
何劳避畏途? 按剑相逢君莫笑，阳春属和古来孤。”亦可看出他对孙蕙仕途艰难的
同情以及鼓励与期望。孙蕙爱诗，作有诗集《笠山诗选》，因而蒲松龄引为同好。
他除了经常以诗与孙蕙交流思想外，还在忙完公私事务之馀暇，以及二人外出行旅
途中，时相唱和。甚至以诗直写孙蕙家事及其所好，如《听青霞吟诗》 (青霞即顾
青霞，乃孙蕙姬妾。) 、《又长句》、《舟过柳园，同孙树百赋》、《为友人写梦
八十韵》 、 《与树百论南州山水》、《元宵后与树百赴扬州》、《寿赵夫人》、
《树百宴歌妓善琵琶，戏赠》、《戏酬孙树百》、《孙树百先生寿日，观梨园歌舞》、
《牧羊辞，呈树百》等诗中，都真实形象地描绘了这方面的内容。以此可见他们两
人之间的友好密切关系。
南游期间沿途登眺，苏北水乡秀丽景色，激发了蒲松龄的小说、诗歌创作热情。
近一年间，他就写诗一百数十首。在这次一生中时间最长的远游中，他也亲眼目睹
了仕途险恶及社会的黑暗，既看到州县官吏遭受上官的凌辱而不能强项的委屈，又
看到了他们花天酒地、铺张奢侈的另一面，更看到了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灾民的惨状。
这无疑为他日后的《聊斋志异》某些篇章的创作提供了主题和生活素材。
南游期间，蒲松龄的思乡情绪日甚一日，他的《早春》、《登高》、《射阳湖》、
《对月寄般阳诸朋旧》、《旅思》、《河堤远眺》、《客署作》、《客斋》、《夜
坐有怀郢社诸游好》、《堤上作》等诗，都流露出他的怀乡思归情绪。
这期间，他除了想念家乡的亲人、故旧外，更难忘的是实现自己朝思暮盼的科
举梦。而这种代人歌哭的幕宾生活，既远离家乡不能与亲人团聚，又于自己的举业
无补，徒增无尽的惆怅。他在诗中写道：“浪迹十年湖海梦，频教杨柳绾离愁。”
(《舟过柳园，同孙树百赋》)“隔年恨别看春树，往事伤心挂晚钟。世事于今如塞
马，黄粱何必问遭逢! ”(《夜发维扬》)“十年尘土梦，百事与心违。”“可叹金
城柳，参差已十围!”(《旅思》)“独上长堤望翠微，十年心事计全非。”(《堤上
作》)“登高回首浩无涯，又向风尘置岁华。“(《泰山远眺》)(此处泰山，指高邮
泰山墩。) “湖海气豪常迕世，黄昏梦醒自知非。年年踪迹如萍梗，回首相看心事
违。”(《漫兴》)可见他入泮十几年仍未中举的苦闷心情。眼看下一年又逢乡试，
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机会，他决意辞幕北归。而孙蕙也完全理解蒲松龄的心思和处
境，尽管不愿他走，也未加阻拦，还为他应试写了荐书，以图帮他一把。
这年初秋，蒲松龄骑马沿原路北返，乘扁舟渡过黄河，临近家乡，日暮驰奔青
石关，然投宿未果，只得冒着雷雨，夜闯瓮口道。此时雷电交加，山雨倾盆，水没
马膝，而山道崎驱，人马同饥，几致倾堕。至三更时分才到土门庄住下 (见《蒲松
龄集·诗集·瓮口道夜行遇雨》。) 。他从西笠山孙蕙家出门时又电闪雷鸣，大雨
倾泻，天近黄昏，山路难行，迷窜于榛野。等夜里到家时，家人已睡熟，他急打柴
门，孩子们高兴地迎出来，系马树上，烫酒热菜。他换下被雨水淋湿的衣服，与家
人团聚，重享天伦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