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自青年时代便对志怪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至不惑之年时已将所作结
集，并写了《聊斋自志》，申明创作志怪小说的宗旨。此后始终保持着创作的热情，
直到去世前数年才停笔。《聊斋志异》倾注了蒲松龄的大半生心血。
蒲松龄的青年时代是志怪小说创作的准备期和初创期。蒲松龄青年得志，19岁
便以“县、府、道三第一”的优异成绩受知于著名诗人、山东学政施闰章，“补博
士弟子员”，且“文名藉藉诸生间”。在读书应考的同时，他对志怪小说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蒲松龄的好友张笃庆于康熙三年（1664年）在《答蒲留仙来韵》诗中说
“君自神仙客，吾岂帝者师? ”这一年蒲松龄25岁，张笃庆却称他为“神仙客”。
并不是说蒲松龄要求仙访道，或隐逸遁世，只是以此形容蒲松龄好谈神仙怪异之事，
如他后来在《聊斋自志》中所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
同年，张笃庆又有《和留仙韵》七律二首。其二云：
司空博物本风流，涪水神刀不可求。
(自注：张华，官至司空，著《博物志》，多记神怪事。)
君向黄初闻正始，我从邺下识应侯。
一时结客白莲社，终夜悲歌碧海头。
九点寒烟回首处，不知清梦落齐州。首联说晋张华作《博物志》，多记神怪事，
但这毕竟是虚幻不实之事。因此在第二联中便说明了两人文学志趣的不同。蒲松龄
以黄初、正始为宗，爱记述奇闻异事、喜创作狐鬼小说；张笃庆则要师法建安七子，
以诗歌为自己的千秋之业。这就表明，蒲松龄从20多岁就开始了志怪小说的创作。
蒲松龄的同邑前辈唐梦赉是为《聊斋志异》作序的第二人，在序中说道：留仙
蒲子，幼而颖异，长而特达，下笔风起云涌，能为载记之言。于制艺举业之暇，凡
所闻见，辄为笔记，大要多鬼狐怪异之事。向得其一卷，辄为同人取去；今再得其
一卷，阅之，凡为余所习知者，十之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见，而与夏虫语冰
也。唐梦赉与蒲松龄初交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前后，他之所以赏识蒲松龄，在很
大程度上是因为蒲松龄“能为载记之言”，志“鬼狐怪异之事”。在交往中，他曾
先后阅读了蒲松龄创作的两卷志怪小说。可见蒲松龄在30多岁时，其志怪小说的创
作已颇有点影响了。这其中当然包括蒲松龄南游做幕一年时的作品。
在南游途中，蒲松龄写了《途中》诗，中有“途中寂寞姑言鬼，舟上招摇意欲
仙”的句子。“言鬼”即谈论鬼狐怪异之事，可理解为蒲松龄在搜集、构思、初步
创作某些志怪小说。在《十九日得家书感赋，即呈孙树百、刘孔集》诗中，有“新
闻总入狐鬼史”一句。“入”就意味着记入、写进，“狐鬼史”则指志怪小说。这
说明他在南游期间的确继续着《聊斋志异》的创作，虽然难以确指此时写了多少篇，
但少数篇章可以确定为此时所作。如《莲香》篇末作者自云：
余庚戌南游至沂，阻雨，休于旅舍。有刘生子敬，其中表亲出同社王子章所撰
《桑生传》，约万余言，得卒读。此其崖略耳。 (本篇所引《聊斋志异》原文，皆
据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齐鲁书社，1981年9月版。)《巧娘》篇末作者自云：
高邮翁紫霞，客于广而闻之。地名遗脱，亦未知所终矣。这里明确提到了“南
游”，“高邮”，可知两篇故事得之于南游期间，也作于南游期间。
这次远游，还使蒲松龄领略到了苏北水乡的风光，了解了淮扬一带地方的风土
人情，熟悉了地方官场的许多内情，开阔了眼界，增长了阅历，体察到了许多困居
家乡所体察不到的东西，这对《聊斋志异》的创作非常重要。《王桂庵》篇描绘江
村景物如画，《晚霞》篇写江南龙舟之戏，《白秋练》、《庚娘》以江上为故事背
景，恐怕都与他这一段生活有关。
当然，蒲松龄的小说创作并非毫无阻力，包括好友张笃庆在内的许多友人都认
为写这种狐鬼之文没有什么价值和益处。张笃庆在康熙三年(1664年)曾有“涪水神
刀不可求”的诗句；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他在为《聊斋志异》所题的三首诗中，
又说“君自闲人堪说鬼，季龙鸥鸟日相依”；康熙二十六年，他在《寄留仙、希梅
诸人》中，更明白地说“此后还期俱努力，聊斋且莫竞谈空! ”到了康熙三十二年
(1693年)，他在《寄蒲留仙》二首中再次说“谈空谈鬼计尚违”。可见张笃庆对蒲
松龄作志怪小说始终是不以为然的。这不能不使蒲松龄感到有些惆怅，所以当他的
小说创作意外地受到王士祯这位大人物的奖誉时，他情不自禁地说道：“一字褒疑
华衮赐，千秋业付后人猜。此生所恨无知己，纵不成名未足哀!”(《偶感》)
早在王士祯之前，淄川的两位前辈文人高珩、唐梦赉已为《聊斋志异》写了序
言。高序作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三月，唐序作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仲秋。其
时，蒲松龄还只是写了部分篇什，进行初步结集。两位前辈能够执笔为《聊斋志异》
作序，这本身就是对蒲松龄的支持和鼓励。两人的序言重在破除俗儒拘墟之见，阐
明《聊斋志异》虽曰志异，“大要多为鬼狐怪异之事”，然而却又是“以天常民彝
为则”，“皆本于赏善罚淫与安义命之旨”，“足辅功令教化之所不及”，“亦可
与六经同功”。这种论调虽然还有些封建道学气味，不尽完全符合《聊斋志异》的
实际。但是，高、唐二序毕竟都是大破“子不语”之论，驳斥了对《聊斋志异》持
怀疑、否定态度者的种种口实。高、唐二人的支持，减轻了蒲松龄思想上所受的压
力，使他鼓足勇气继续创作。
《聊斋志异》的大部分篇章，是在西铺毕家坐馆时写成的，毕家的良好环境为
他的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馆东毕际有是位自命风雅的人，家中藏书非常丰富，蒲
松龄在这里读到了已往没有读到过的书籍。毕际有去世后，其仲子毕盛钜与蒲松龄
更有兄弟般的情谊。蒲松龄在毕家30年里，平时住在绰然堂中，冬日有炉火取暖；
夏日炎热便移居东园的效樊堂，或石隐园里的霞绮轩。就是在这种幽雅的环境中，
蒲松龄创作出了许多瑰玮奇丽的狐鬼花妖故事。毕际有及毕家众多子弟都对蒲松龄
的志怪有着浓厚的兴趣。 《聊斋志异》中的《鸲鹆》、《五 大夫》两篇就是在毕
际有初稿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杨千总》篇则是毕际有提供的材料。毕际有的从侄
毕怡庵读了《青凤》后心向往之，从而又有了《狐梦》一篇。《马介甫》篇末云：
“此事余不知其究竟，后数行，乃毕公权撰成之。”毕公权是毕自肃的曾孙，自幼
聪明过人，有神童之誉。他对《聊斋志异》也很感兴趣，并动笔助成此篇。这些情
况说明，蒲松龄的小说创作引起了毕家不少人的兴趣，一度以奇闻异事为谈资，从
而不仅为他提供了一些创作的素材，也为他继续进行创作创造了一个适宜的环境。
在《聊斋志异》创作的后期，蒲松龄为使某些作品更加贴近百姓和现实，充分
发挥其伦理道德教化作用，开始着手将部分作品改编成百姓喜闻乐见的俚曲。在现
存的15篇《聊斋俚曲》中，有七篇是改自《聊斋志异》的，即：《翻魇殃》演《仇
大娘》 的故事， 《慈悲曲》演《张诚》的故事，《姑妇曲》演《珊瑚》的故事，
《寒森曲》 演《商三官》 和《席方平》的故事，《禳妒咒》演《江城》的故事，
《富贵神仙》和《磨难曲》演《张鸿渐》的故事。这些俚曲扩大了《聊斋志异》的
社会影响。